徐立凡：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市场飓风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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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在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的同时，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也需要尽早给出回答。让消费者能够明确缴税种类和额度，能够掌握新增税收用于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的具体去处，是起码要求。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11月29日起调整成品油等部分产品消费税。其中，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提高0.12元/升，柴油消费税提高0.14元/升。这是自2009年成品油税费改革后首度调整成品油消费税，也意味着国内成品油价的“九连跌”落空。
　　选择国际油价连续震荡下行时调整成品油消费税，避免因调税导致成品油价上升的意图明显。此次消费税上调税额与成品油应降额度相等，因此油价不涨不跌。与此同时，还实施了“四取消一停收”：取消小排量摩托车、汽车轮胎、酒精消费税；取消车含铅汽油消费税，统一按无铅汽油税率征收消费税；停止征收成品油价格调节基金。有升有降，进一步抵消了上调消费税可能带来的冲击。
　　谨慎适度，并注重减轻主要依赖摩托车等工具的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体现了此次调税的综合考量，但同时，另外一些问题也凸显出来。
　　其一，是调节力度够不够的问题。消费税具有最显著的调节功能，此次汽柴油消费税上调一角多，同时带动增值税和附加税费相应提高约每升2分钱，尽管进一步体现了调节功能，并会对相关产业产生不小影响，但对个体而言，增加的成本很少，未必能真正触动其用油行为的调整。
　　其二，是税收用到哪里的问题。据统计，2013年我国汽油消费量为9419万吨，相当于1290亿升，柴油消费量为1.7亿吨，相当于2000亿升。依此测算，此次调税后全年汽柴油消费税增加400多亿元。财政部负责人表示，新增资金将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但此前曾有过因炼油企业亏损，将消费税返还企业的先例，如果今后国际原油价格反弹，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这一幕会不会重演？新增税收用于公共环境治理，相信没有人反对，用于企业，则有违调税初衷。
　　其三，是谁来征收缴纳的问题。关于成品油消费税是否继续由企业先行缴纳、是否应改价内征收为价外征收的争论已很热络，此次调税没有对此作出回答，延续了原有模式。也就是说，过去存在的增加生产批发企业成本、税费重复计征的问题犹存。此外，由于消费税属于中央税，在生产批发企业缴税负担加重以后，地方企业是否会降低油品供应质量以对冲成本，也令人担忧。
　　其实，别说成品油消费税的效果如何，许多普通消费者连油费中包含哪些税费也不清楚。这与通过税收调节达到更合理使用成品油等资源类产品、促进绿色发展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在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的同时，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也需要尽早给出回答。让消费者能够明确缴税种类和额度，能够掌握新增税收用于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的具体去处，是起码要求。有了这个基础，成品油价格机制的全面优化，才能找到更清晰路径。就此而言，成品油消费税调整还没有完成。

原文标题：成品油消费税调整还没完成）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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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顺差

▲　观察家
　　丢掉“第一大贸易顺差国”的位置未必不是幸事，关键在于获得贸易顺差的方式是否合理，而不是看贸易顺差的增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德国已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家。此前德国媒体就已统计，2013年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600亿美元，而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950亿美元。
　　过去的35年，有20多年的时间中国占据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国的位置。把中国推到这一位置，是多种因素合成的结果。比如，加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全球市场的空间；中国拥有全球最基数庞大且工资水平较低的产业工人队伍，人口红利得到了最大发挥等等。
　　很大程度上，贸易顺差既反映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也反映着中国的制造能力。但是，贸易顺差也是一柄双刃剑。与中国连年成为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并行，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的增多，还导致人民币汇率遭遇长期升值压力。尽管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30%以上，但是仍被一些贸易伙伴认为估值不合理。
　　贸易顺差过大不仅会带来对外交往的麻烦，对内部的经济治理也会造成麻烦。贸易顺差越大，流入的外汇越多，外汇结售汇制度决定了央行需发放人民币购买外汇，由此增加了人民币的被动投放，加大了通胀压力。流动性过剩还导致社会闲散资金集中炒作某一类产品，致使价格泡沫此消彼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通过低端产品的出口而获得，因此并非中国制造技术与全球计价货币的交换，而是中国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与全球计价货币的交换。长远看，这种交换并不对等而且不安全。长期沾沾自喜于贸易顺差，还会妨碍经济结构向内生型方向转变。
　　综合利弊来看，丢掉“第一大贸易顺差国”的位置未必不是幸事，这是一顶无需卫冕的王冠。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适量的贸易顺差。适量的贸易顺差仍是中国积累财富的主要实现手段。而且，在消费内需还没有得到有效提振、固定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出口仍是经济增长和保持就业率最可靠的支柱。
　　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获得贸易顺差的方式是否合理，而不是看贸易顺差的增减。贸易顺差带来的负效应，是竭泽而渔式的出口形态导致的结果。就此而言，必须通过增加服务贸易的方式保持出口的稳定，而不是过分依赖粗放商品贸易。当下，“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以及人民币项目资产在全球的推广，正提供了改变贸易顺差获得方式新的契机。

⊙徐立凡（媒体人）
原文标题：丢掉“最大顺差国”未必是件坏事）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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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国际登山节，一名穿着印有旭日旗图案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字样T恤衫的内地男子被现场群众包围。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身着军国主义标志T恤刺激公众感情，容易获得统一评判标准，这似乎给了在场公众扯烂该青年T恤的正当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不能自相授予。进一步的执法则应由法律完成。
　　9月6日晚，网曝当天在泰山举行的第二十八届泰山国际登山节上，一名穿着印有旭日旗图案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字样T恤衫的内地男子，被现场群众包围，并在推搡间将其T恤扯掉。此事在网络传播后，形成三种意见：许多网友拍手称快；一些网友认为着装属于个人自由不应横加干涉；还有意见认为，尽管穿旭日旗T恤行为过激，但以侵犯人身权利的方式加以纠正值得警惕。
　　众说纷纭，不仅折射出了看待此事的关注点差异，也折射出了不知如何处理类似事情的普遍陌生感。就事情本身而言，应当不存在什么争议。“大日本帝国海军”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标志。自二战以后，日本既无权以大日本帝国自居，也无海军建制，而只有海上自卫队。该男子的着装确实不当。特别是，近年来日本不乏为军国主义招魂之举，再度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穿着有军国主义标志的T恤招摇过市而不自知，自然会引发众怒。
　　诚然，着装属个人自由是常识，但个人着装并非完全自由的选择。不能违反公序良俗是常识，不能挑战政治和宗教禁忌是常识，除非极端行为艺术，常人所穿衣服总是脱离不开社会人文环境、审美倾向的制约，同样也是常识。遵守这些常识，既是个人教养的应有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熟社会公民应有的认知。以着装是个人自由为由主张不应干涉，告诉我们在培育整个社会遵守常识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
　　在此事产生的舆论场中，最关键的争议还不是公众是否有权表达不满，而在于我们该如何表达不满。客观看，将该青年的T恤撕下，确实有侵犯人身权利之虞。公众可以对其不当行为表达意见，但是不宜充当事实上的规制者。身着军国主义标志T恤刺激公众感情，容易获得统一评判标准，这似乎给了在场公众扯烂该青年T恤的正当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不能自相授予。危险性还在于，社会生活中许多事情，并不容易形成统一认识。由公众依据自己的判断实施某种执法权，有可能陷入“多数人的暴政”中。这种倾向不是没有出现过。
　　那么，谁该充当对类似不当行为的规制者？道德批判是一种规制，现场民众和多数网友的意见起的就是这种作用。进一步的执法则应由法律完成。遗憾的是，对于身着军国主义标志这种事，目前缺乏法律规制。不知道现场民众代为“执法”，是否与此有关。
　　中国作为二战最大的受害国之一，理应立法禁止军国主义标志的传播。德国有反法西斯法，法国有盖索法，奥地利有制服禁止法、徽章禁止法，俄罗斯也有专门立法。通过立法使其成为一种政治禁忌，不仅能保证法律而非现场民众担当执法者，还可为依法查处这些军国主义标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依据。这是面对类似事件，一个成熟社会应当作出的反应。
　　在一家媒体做的“中国该不该立法禁止军国主义标志”调查中，近6000名参与调查者中95%赞成立法禁止。这也表明，立法规制军国主义标志符合民意。

原文标题：旭日旗T恤风波凸显立法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