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来深开讲：“无人区”创新需要敢冒风险的企业家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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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12-11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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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发表演讲
　　原文编者按：近日，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开讲啦》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我们说起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增长，研究GDP，其实就是研究钱，研究各种价值、各种价格等等。它是跟很多变量或价格有关系，但是经济学深层次的变量，是在它研究背后的基本的东西──幸福和痛苦，这是人类的感受，绝不仅仅限于金钱。
　　那么钱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个票子本身，不是一张纸、也不是一个硬币，它是衡量其他产品价值的中介物，可以用它来换各种东西。不管你追求多大的幸福，起码的一点，你必须生存，你必须活着，你必须有饭吃，你必须有房子住，你必须有衣服穿，这就回到了人的基本需求。
　　不要小看赚钱这件事情，我们的GDP从三十多年前的150美元，到现在的8000美元，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我们大家努力赚钱的结果。没有这么多企业家，没有这么多农民工，没有我们每个人去斤斤计较、去利用每一个市场机会，我们不会走到今天。所以不要批判赚钱，不要把赚钱当作一个下九流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讲，赚了钱不一定就很幸福。我就讲一个经济学比较矛盾的事情，人类的进步、幸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不断增加。而之所以会这样，在于生产力提高以后，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赚那些基本的钱，就可以享受同样的幸福。闲暇是不包含在GDP里边的，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你赚的钱是同样的，但是你花了更少的时间去赚的钱，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幸福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努力奋斗，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享受我们自己，享受拿钱买不来的一些东西。
　　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幸福是一件社会的事情。基本的道理就是关于差距的问题、关于攀比的问题。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事情，还不在于你贫穷；最让人不幸福的，是你贫穷，而你看着别人很富有，这种差距使你更不幸福。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特殊的术语，或者叫一个特殊的分析方法，叫做别人的幸福和你的幸福负相关。这时候就是衡量差距，差距越大，幸福感越小。
　　贫富差距使得我们感到失落，这种失落使人们更不幸福。好多年前，一个出租车司机一边走一边看着边上那些小区、豪宅，就跟我发牢骚，他说我现在不幸福，我现在觉得不如以前好，以前我拉着人进了那个小区，大家都一样的，我也住那小区，他也住那小区，大家都一样的。现在就有人住豪宅，我那个小区还破破烂烂，他觉得很不幸福。现在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很多人在怀念我们贫穷的过去，平等的贫穷，反倒没有那么多压力。现在大家都说压力这个词儿，其实压力不是来自你自己，也不见得来自你家人、同学或认识的其他人。人家更加富有了，差距拉大了，是这种不幸福。
　　我们现在讲中等收入，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贫富差距可能是最大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特殊的不幸福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所感到的不幸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较”。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不要过多地攀比，大家也不要过多地拿别人的东西来当自己的目标，专注于怎么走自己的路，寻找给你更多幸福的这种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躲不开的问题，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回到平等的贫穷，来解决不幸福的问题？还是我们努力去提升相对贫穷的人，提升到富裕阶层？哪个方法更好，哪个方法更行得通？我说你先不要去评判哪个更好，哪个更行得通，你应该想一想，哪个最终能够解决问题，哪个最终解决不了问题。你说的那些道理我也知道，我也不去天天攀比，我努力使自己更加幸福，但是我怎么能够赚到钱，我怎么能够有一个好的人生规划。
　　怎么赚钱？怎么能够发展自己？那么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的问题。经济学最终被理解为一种叫做选择的科学，摆在面前的很多选择，我们怎么去选择？这时候你就会考虑哪个更幸福？我最幸福的时候是恢复大学以后我上了大学，而且那时候我知道，这是唯一通向幸福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你必须上好学，一条道走到黑，你也不要东张西望，你不要去这个比那个比，你就把这个学上好。真正的问题是上学完之后，当进行职业选择的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你的爱好，还是你的能力的时候，经济学强调的是选你有能力的事情去做。很多人都说，我很幸福，我做的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是，如果是你最喜欢的东西，又是你最能干的东西，那当然最好。但是很多情况下，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你能干的。这时候你要考虑的是你能干什么，你能力在什么地方，而不在于你兴趣在什么地方。
　　上大学的时候让我填志愿，当时我在做县里面文化馆的文学创作，而且自己非常感兴趣，做文学青年，写小说。但是我仔细分析自己，大概做不了，我这方面能力比较差，因为我不会讲故事。刚才编导们给我递了好几次牌子，让我讲故事，我就是不会讲故事。一件事别人观察了，做文学创作的那些，观察回来之后，他把一件小事可以讲成一个大故事，我把一个大事，整理几个结论，完了。然后我自己对理论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一想起理论的那些，我很激动。到最后我想想，根据我的能力来讲，我大概逻辑思维比较好一点，理性思维比较差一点。今天就充分说明我不会讲故事。
　　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人人都想给市场提供东西，谁能提供最好的东西？在职业面前、在工作面前，你是供给者，你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这时候不要想你要什么，想你能给什么。你要有一种专业化的精神，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也是专业化竞争。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深挖下去、千锤百炼，磨练出一些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出来。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它要不断深化、不断发展，你能够一辈子做得很深，能够引领潮流，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我最羡慕的就是年轻人，可以有一段时间，因为年轻还可以换、试错，但是要尽快地、尽早地能够开始专业化的发展，你才能比你同龄人走得更深、有更大的发展。（文/樊纲）
　　文章来自新华网思客。

源自：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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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渝分析经济形势　　房地产暴利已过去 散户不要自己炒股

▲　樊纲分析经济形势
　　经济何时走出低迷？投资房地产要注意啥？散户炒股胜算几何？昨日下午，受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重庆作了题为“聆听不樊 洞见未来”的主题演讲，对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

谈经济
能够实现软着陆
　　“当前7%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属于回归正常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于低迷问题。”在樊纲看来，目前仍然处于继续消化过去10年内两次经济过热后遗症的阶段，一些过热产业的存货及过剩产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清理。
　　“软着陆能实现。”谈到此轮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时，樊纲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宏观政策一直在抑制泡沫；另一方面，2010年我国全球最早“退出”刺激政策，泡沫没有无限扩大。
　　樊纲认为，各种产业中的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生产力向效率更高的企业集中，会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打下好的基础，汽车、机械工业、一般消费品等已经走出产能过剩阴影，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谈楼市
暴利时代已过去
　　至于楼市情况，樊纲认为，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都不大，多数城市收入与房价比例已归于正常区间。
　　“房地产暴利时代已经过去。”樊纲认为，居民收入与当地房价比例回归正常区间以后，房地产业也进入正常的投资回报。“可能今后你无论是从事房地产业，还是从事金融业，回报其实都差不多。”
　　虽然当前楼市泡沫可能不大，但是也要注意风险。樊纲提醒，如果说当前房地产有什么风险，那么就是商业地产。“前几年没有对商业地产进行调控，商业地产也没有遇到限购，于是一个又一个综合体建了起来……”

谈炒股
散户别自己操刀
　　“我自己不炒股。”樊纲说，建议个人也别自己炒股，可以交给机构帮忙投资。
　　为何如此建议？樊纲解释，一方面，个人炒股很多时候是打听小道消息，而小道消息对股民来说是非常害人的；另一方面，股市波动非常大。“个人炒股有两大弱势，一是获取信息处于弱势，二是资金量处于弱势。”
　　“发达国家个人炒股的也不多。”樊纲说，以美国为例，炒股的个人多是新移民，这部分人想早点融入当地社会，想通过炒股实现捷径。
　　樊纲笑称，他之所以不炒股，主要是知道炒股是一件专业的事情。

谈收入
仍处低收入阶段
　　我们的收入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樊纲认为，可以通过一个指数来衡量──追赶指数CUI。
　　什么是CUI呢？樊纲解释，CUI=某国人均GDP/美国人均GDP。
　　樊纲说，CUI高于55%，通常被认为是真正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西欧国家这个指数一般在70%左右），如果CUI低于30%这个门坎，则被认为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可能已经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按现价计算，中国追赶指数＝6700/50000＝13.4%。”樊纲说，所以说中国仍是低收入国家。

谈汇率
人民币“入篮”好处多
　　在樊纲看来，最近汇率市场的表现，主要是对过去人民币被过度高估的一个调整。
　　樊纲认为，人民币“入篮”以后，对投资理财有好处。货币被别人用得多了，服务业、金融业的机会就比较多。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今后在国际市场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机会可能较多；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民币理财产品可以选择，比如，海外的人民币债券、基金，可能会打包成为一款理财产品，通过第三方理财机构进入到国内市场。

　　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5年11月13-14日在深圳举办。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出席并演讲。
　　樊纲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其强调，当前的经济困境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经济过热造成。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樊纲持积极态度，“紧急情况下，动用一些行政手段也是必要的。经济过冷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气壮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过热的时候及时退出抑制行为。过冷的时候，当其他经济主体都不投资的时候，政府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觉得自己投资就不好”。
　　樊纲称，政府不作为也是当下的一个问题，“自己的项目都不投了，政府的储蓄大幅度增长。2012～2014年，政府新增储蓄相当于GDP的3%～4%，这些要都花出去，0.3%、0.4%的GDP增长总应该是有的吧”。
　　对于结构调整，樊纲称，要是认识到积极作用。在其看来，“调整”促进了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得企业家更加重视提高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而且注重专业化和创新。
　　“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再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正常的高增长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保有充分的信心”，樊纲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樊纲：非常荣幸参加“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这次的主题是“新常态和制度创新”，我想我们需要正确、积极的理解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指我们要更加注重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更加注重效率、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我们不能把现在的通货紧缩当做常态，如果说新常态再比起旧常态，我们不能把过去14%的过热增长、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作为老常态。因此，我们要用一种多方面的视角来看待现在的经济状况。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我们连续4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是为负的，上一次90年代的时候是31个月。还有债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周期过程当中低迷时期的情况。低迷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前面发生了过热。还有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怎么样吸取教训，这是第一，第二怎么看待现在低迷时期的调整过程。
　　第一，我们现在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1.谨防过热，现在的问题都是前几年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04年～07年是一次，后来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刺激一下经济，然后09年～2010年又一轮过热，两次过热叠加在一起，程度比90年代初还严重。90年代初一次过热之后我们进行了调整，也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企业倒闭。
　　90年代8年的时间，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调整，一直到2002年都有通货紧缩。这些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永远以为我们是处于10%以上的高增长上。14%的那种高增长一定会产生经济过热，然后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
　　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的那点事，防的是现在这点事，那时候大家都不理会，那时候日子过得好，高兴啊。大家都反对宏观调控抑制过热。第一个问题充分认识经济过热的恶果，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不是应该有的正常增长的结果，不是正常状态，是过去那个10%以上的过热增长导致的后遗症，中国的正常的增长潜在的增长率从来不在10%，世界上各种研究小组算来算去我们中国的正常的增长是7～9%，有一个十年是8～9%，有一个十年是7～8%，我们现在是7%左右。我们可不能把过去的高增长当做常态，说现在不到14%了，比14%低了因此叫中低增长了，不是那回事。
　　2.宏观政策是有时效性的。宏观政策基本的作用是逆周期调解。经济过热的时候我要采取抑制的政策，经济冷的时候我要采取稳定的政策、托住的政策。但是经济波动的情况是不断变化，你要随着这个变化的情况及时地调整政策。
　　我们这次的教训是2009、2010年产生了一轮过热，但是2010年美国第一个及时地退出了刺激政策，而我们09年采取了世界上最大的刺激政策，2010年4月份以住房限购为标志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性的政策，这是对的。当时准备金率提到20%、利率提到3%，在全世界利率热的情况下提到3%这是对的。但是四五年过去了我们过热消失了处在相对过冷的通货紧缩情况下，继续实行这些政策就过时了。应该及时退出紧缩的政策，现在的教训是退出慢了一点，导致我们现在的经济过冷。按照正常的情况40几个月的通货紧缩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
　　3.政府政策是要起作用，是要有宏观政策的。在过热的时候，中国总的来讲政府还是抑制的，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的概念在许多企业家的心目中就是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政策怎么执行，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需要思考，靠市场的杠杆还是靠行政的手段是值得思考的。
　　但是紧急情况下，动用一些行政的手段也是必要的。经济过冷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气壮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过热的时候及时退出抑制行为。过冷的时候，当其他经济主体都不投资的时候，政府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觉得自己投资就不好。那时候我们这么大的储蓄，企业不投资，房地产商也不投资，这时候政府的投资就应该多一点，来补充不足的需求。
　　我们现在的问题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大家都在批评，说政府不该投资，应该换一种需求，都在说这些话。但是另一方面最近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自己的钱都不花了，自己的项目都不投了，政府的储蓄大幅度增长。2012～2014年，政府新增储蓄相当于GDP的3%～4%，这些要都花出去，0.3%、0.4%的GDP增长总应该是有的吧。连社会项目都不做了，该做的一些事情都不做了，这里面就反映出我们现在存在的各种的问题，这些是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这是历史的教训。
　　我们90年代经历了一次波动，我们04年开始到现在十年当中又经历了一轮波动，我们应该汲取一点教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调整，过热之后我们现在属于萧条期、低迷时期，正在进行调整。现在大家都在抱怨，现在的情况不好、经济不好，但是我在这儿是想讲充分认识调整时期的积极作用。
　　第一个作用，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经济过热的时候没人被淘汰，谁都有碗饭吃，现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过剩企业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到了现在开始真正的各个产业都在整合了，过去的一些效率比较低下的这些企业淘汰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机制，有些机制抵制这种淘汰是现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地方的企业，地方政府为了GDP等等，支撑了一些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给补贴等等。抵制这种淘汰过程，我们应该积极促进这种淘汰。政府这时候的作用是托底，社会政策托底，使产业优化的进程能够尽快发生。
　　第二个作用，在低迷时期大家终于对提高效率、提升自己的能力，提升产品的质量等，有更加、更多的重视，经济过热的时候鱼目混杂、泥沙俱下，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因为价格下降了，因为企业不景气，我们要更加关注成本、更加关注效率。
　　前面两个加起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而且会有很积极的成果，我记得01、02年的时候，上一轮这个调整到了尾声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通货还在紧缩，价格还在下降，但是企业的利润开始增长，因为利润增长企业的投资开始增长。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有效降价》，那个降价是因为成本下降，不等于利润不增长，不等于你效率不提高，不等于你投资会下降，这就是调整的结果，我们要积极促进这种调整、促进这种效率的提高。
　　第三个作用，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专业化的作用，以前过热的时候听到的声音都是“多元化”，干这个干那个什么都能挣钱。现在要提高效率了，要提高质量了，大家发现还得走专业化的道路。一个产业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现在正处在兼并别人的地位上，而那些东张西望的企业，多元化那些企业，现在正处在被别人兼并的位置上。这个过程使大家认识到，我们做企业还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我们才能跟世界竞争，我们才能有世界的品牌等等。
　　第四个作用，就是结构真正在调整，14%增长时候的结构，后来2010年的时候10%以上的结构，那一定是投资过多，房地产泡沫。而现在那些东西正在逐步弱化，一些新的产业在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加上我们的收入水平也到了一定的程度。今年第一次服务业超过GDP的50%，消费品现在增长仍然比较正常，对消费相关的各种产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一点。
　　应该说他有长期的历史性的结构调整，也有周期性，在周期过去以后、过热过去以后结构的调整。老有人说现在不可能有过去那么多需求了，是不可能有了，那是不可能有支撑14%的需求了，我们现在支撑7%～8%的需求还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今后几年仍然有保证的这些需求。
　　最后一点跟我们的主题相关，到了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创新意识反倒比较强，过去的老路走不通了，大家更多想创新了，加上体制改革。我今天没有讲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的创新热潮一大部分也是改革，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册制、自贸区等等，使得我们现在企业、个人等等都更多地想创新了。想靠一个大国企生存的过热期间的那种情况，现在大家逐步看到市场是波动的不是都有保障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用创新的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
　　现在低迷时期反倒可能是创新增长的过程，而这种创新加上体制改革，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下一轮不发生过热了，下一轮的经济打下新的基础。包括前面说的优胜劣汰、提高效率、专业化、创新，为下一轮的经济打下好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把这些潜力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再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正常的高增长，现在是7%左右，以后是6%，再往后是5%，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保有充分的信心。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源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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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经济低迷，股市波动的情况下，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智库报告厅解读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智库报告厅”是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的高端、前沿、开放、公益性论坛，定期邀请各个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在改革创新领域有丰富经验的相关部门人士开讲。
　　樊纲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确实处于低迷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还在清理过去十年内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并且紧缩性政策执行时间过长，迟迟没有“回归中性”。他分析，中国的泡沫还是有“节制”的，能够实现软着陆。樊纲指出，低迷时期各种产业中的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生产力向更高的企业集中，为下一轮的发展打下好的基础，但软着陆的特点是低迷时期或调整时期会相对比较长。
　　他认为，政府在当前扮演了一个特殊的消极因素，当时为应对过热而采取的紧缩性政策许多还没有退出，在应对与化解当前面临的经济与金融风险问题时，措施也不够积极。
　　对于近期股市波动的情况，樊纲指出，这恰恰说明中国股市是“政策市”这一说法的破产，市场是有规律的，政府决定不了。他认为，此次股市带来的教训是，政府千万不能在上行阶段再推波助澜，“真正政府该做的事是牛市形成的时候就开始警告，采取一点措施抑制过热，当时挨骂，当时股民不开心，但长远来讲对经济有好处，最后大家会承认、会高兴，不会输得那么惨”。
　　樊纲还建议，个人应该退出炒股。“炒股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专业的，没有4个电脑屏放在那儿你都没资格炒股，你得看这个指数、那个指数。”樊纲说，“为什么要让机构来做？因为机构除了专业，还是一个资金池，可以做资产组合规避风险。”他认为，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初级阶段的不成熟市场。

⊙记者：郭锐川

一：研究领域
　　樊纲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二：主要成就
　　1. 主要著作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晋升副研以来发表各类成果近200万字。《灰市场理论》一书获1991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2. 主要荣誉
　　1991年和2005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1992年，被破格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2015年10月26日，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以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为主要贡献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3. 学术活动
　　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所引用。

三：社会兼职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汇名家网特约讲师。

　　谈及自己的家庭，樊纲总是轻描谈写地说他出身于“右派”家庭，父亲是右派，但对他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他离过婚，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提到女儿，他倒很有兴味地说了一句话，“我就喜欢女孩，女儿是为自己养的，而儿子是为别人养的。”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点“经济学”的味道。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
　　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
　　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又继续考取博士研究生，6年间从师朱绍文教授，学习西方经济学专业；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85～1987年期间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系统地学习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专业课程。
　　1988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2年，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2年～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1994年～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5年至今，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及法人代表；
　　2006年～2010年，樊纲任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12年，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院长；
　　2015年6月，再次入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