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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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7次三人摘奖，46岁迪弗洛刷新年龄纪录

　　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迪芙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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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日（10月14日）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其中，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并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出现夫妻双双获奖。此前曾有夫妻二人分别获得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 Myrdal获得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 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至2019年共计颁奖51次，已经有84人获得经济学奖。
　　诺奖夫妻档：共建贫困行动实验室，5年前曾因此获奖
　　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现年58岁，美国国籍，现任经济学教授。根据MIT官网介绍，其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哈佛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最著名的作品是《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
　　2014年，因为在抗击贫困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领先研究成果，巴纳吉获得世界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
　　迪弗洛于1972年出生于法国，现年46岁。其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取得经济和历史学学位，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迪弗洛的研究领域同样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另外，2017年她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2016年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成员。
　　巴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MIT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因此实验室及其在贫困方面的研究成果，二人还于2014年双双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SSRC）颁发的“赫希曼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像赫希曼一样，一直致力于生产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拓展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尝试解决深层的实践与伦理问题。”
　　SSRC称，就研究的严谨性和由此产生的知识对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潜在影响而言，很少有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J-PAL那样的成就。J-PAL不仅提供开创性研究技术、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还努力开展严格的研究，采用团队方法来评估反贫困举措，堪称典范。很少有这样的组织能达到J-PAL几乎遍布全球的影响力。
　　刷新纪录，迪弗洛成最年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46岁的迪弗洛打破了此前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纪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设年龄限制，但是不发给已去世的人。截至2018年，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1972年获奖时51岁，其已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长的得主是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年获奖时已达90岁高龄。
　　此外，迪弗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2009年获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自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自1969年才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最多可以选出三名获奖者，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留下的财产约3100万瑞典克朗（今天约合17.02亿瑞典克朗），被转换成基金并投资于安全性较高的证券，投资收益作为诺贝尔奖的奖金发放。2019年，每个完整奖项的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SEK）。
　　哈佛大学今年两度摘得诺贝尔奖项
　　克雷默于1964年出生，现年55岁，现任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这是哈佛大学今年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项。10月7日，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小威廉凯林（William G.Kaelin Jr.）。
　　克雷默同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此前获奖颇多，包括总统教授学者奖和麦克阿瑟奖，后者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曾因其在卫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在疫苗研究和在发展中国家分发疾病疫苗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企业部主任。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评语称，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这种方法将贫困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
　　克雷默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

⊙记者：顾志娟　编辑：王进雨校对郭利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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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他们提高了消除贫困的能力

　　三位诺奖得主以一种随机试验的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这样的实验更能模拟外界的各种干预因素，帮助经济学家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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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位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分享。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分享了这一奖项。
　　有意思的是，这次获奖的三位学者中，前两位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最后一位来自哈佛，由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都位于波士顿，因此有人戏称这个诺奖可以算是给波士顿的区域奖。巴纳吉和迪弗洛目前是夫妇，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是师生。迪弗洛今年才47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同时也是第二位女性得主。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并且是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得该奖的。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门学科涉及的内容很广，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到外贸如何开放，再到计划和市场的协调，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这门学科曾一度被很多国家追捧，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不过，在蓬勃发展的背后，发展经济学却面临着不小的尴尬。在很多时候，发展经济学家们虽然能在讲台上谈笑风生、指点江山，但是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各种政策究竟是否能奏效，所需要的成本和收益究竟有多大，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只看理论推导，而需要看，在实践中这些机制究竟是怎么运作的。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做的工作却很少。
　　至少从经济学进入新古典时代开始，就一直以“科学”或“科学化”为目标。我们知道，科学有两个特征，一是理论，二是实验。在理论方面，经济学的“科学化”步伐是比较快的，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奋斗，这门学科在形式上已经和物理等学科十分类似。但在实验方面，经济学的进展却相对缓慢。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这样的重大问题，则更是难以用实验来加以探究。
　　面对这一情况，以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探究一种用随机试验来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和传统的课堂实验和实验室实验不同，这些实验是针对真实世界的，是在真实世界中直接选择被试组和对照组，然后对他们进行政策干预，然后观察其成效。可以想象，这样的实验其实更能模拟外界的各种干预因素，也更能够帮助经济学家们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通过实验，经济学家得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发现在不少时候，只要通过一点点小小的激励，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巨大的发展成本。例如，疟疾是困扰非洲很多国家的一种疾病，每年为了应对这种疾病，很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但成效却不明显。针对这个问题，班纳吉和迪弗洛通过一个实验显示，只要通过发放蚊帐，就可以有效阻断疟疾的传播，从而大幅度节约防治疟疾的成本。类似这样的发现，都不禁让人感叹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实验的方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了异议。例如，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就认为，受研究成本所限，实验的方法只能去探讨一些小问题，而对于类似产业政策、贸易开放这种大的政策问题却无能为力。从这个角度看，发展经济学本身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编辑：王言虎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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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潘向东：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可帮助中国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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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科学。尽管全球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低收入国家以及受冲突和政治动荡影响的国家，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消除全球贫困仍是人类的重要挑战。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把焦点投向了发展经济学，为了表彰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Michael Kremer在消除全球贫困方面的贡献，给他们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不同于可以做实验的自然科学，存在着很大的因果判断困难，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John List、Sendhil Mullainathan等一起提出了实地实验，这是进行经济学因果推断的重要方法。Banerjee和Duflo是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的共同创始人，该研究机构是贫困行动创新研究的分支机构，也是金融系统与贫困联盟的成员，他们利用实验室进行了大量自然实验。近年来，实地实验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的重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领域，同样在实地实验具有重大影响力，今年没有获奖的John List等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ichael Kremer，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轻的全球领袖。Kremer的研究领域在于发展中国家教育、卫生、水和农业，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疫苗方面研究和疫苗销售方面的私人投资。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利用实地实验等方法，对一些减贫政策进行了科学评估，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价值，对中国减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措施很多都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学术成果一致。比如，注重教育，致力于改善农村卫生、饮用水安全等。我国政府明确提出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继续帮助中国科学地精准扶贫。

⊙潘向东（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新京报记者 张姝欣 陈鹏

　　编辑：陈莉　校对：郭利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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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聚焦全球贫困：将问题分解

　　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百万儿童死于5岁前。
　　新京报快讯（记者：谢莲）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法国经济学家Esther Duflo、美国经济学家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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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推特截图。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百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案以应对全球贫困问题，那就是将这一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更易解决的小问题，如提升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
　　他们提出的方案在过去20余年间取得了较好成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转化为可行的措施。目前，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中受益。

⊙记者：谢莲

　　编辑：李国君　校对：卢茜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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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聚焦解决全球贫困问题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Michael Kremer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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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Michael Kremer。
　　新京报快讯（记者：谢莲）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
　　自1969年以来，已颁发了50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共有81人获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记者：谢莲

　　编辑：刘梦婕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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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经济学家，表彰缓解全球贫困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1895年11月27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 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签署了他最后的遗嘱，将财产中的最大一份给了一系列奖项，即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初始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奖项。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捐出大额资金给诺贝尔基金，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俗称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诺贝尔所成立基金的利息或投资收益。随着诺贝尔基金的收益变化，诺贝尔奖的奖金有所浮动。
　　2001年至2011年的单项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2012年至2016年因基金收益下降，奖金下调为800万瑞典克朗。2017年，基金财务状况好转，奖金改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54万元人民币）。

近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18年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获奖，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2017年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奖。泰勒把心理学的现实假设融入经济学的决定分析。他研究和探索有限的理性、社会偏好及缺乏控制力的后果，并展示出这些人类特质是如何影响个人决定，以致影响市场效果。
　　2016年
　　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罗姆因对契约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经济学家对最优契约安排的分析完善了很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
　　2015年
　　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更加有效地制定反贫困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2014年
　　法国“天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梯若尔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源自：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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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晚揭晓！这些“潜规则”告诉你谁最有可能获奖

　　当地时间14日，2019年度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后一项，诺奖经济学奖即将于瑞典揭晓。
　　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共计有81名经济学家得到嘉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按照诺奖官方的规定，任何提名和提名相关任何信息都必须保密50年，也就是说，第一届经济学奖的提名细节将在今年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奖项，获奖者必须是已经受到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获得过接近诺奖级别荣誉的经济学家。同时，已经获得过表彰的领域短期内不会再得奖。此外，科睿唯安网站（Clarivate Analytics）每年评选的‘引文桂冠奖’有重要参考价值。”
　　李黎力主要研究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流派，他说近些年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是受到认同的、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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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风向标”
　　对于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的猜想，李仁贵称，正面预测是很难的，更精准的分析方式是反向排除。
　　“获奖者必然是达到一定高度的、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得奖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得奖的人必然是‘圈子’里的、得到主流认可的经济学家，没有进到‘圈子’里是得不到奖的。”他强调，“至少经济学奖是从没有爆过冷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大数据量化分析的“引文桂冠奖”能被冠以“诺奖风向标”就很好理解了。该奖项的评选是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上的论文和引文数据，遴选从1970年以来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2000次（仅占比0.01%）的作者。而这些获得极高被引次数的作者无疑都对科学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或做出过革命性的贡献，其身份也大都是国家科学院成员，在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担任高级职务，或者在自身研究领域荣获国际殊荣。
　　李仁贵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从2013年到2018年，经济学奖有10个获奖者，这十位获奖经济学家全部是都出现在当年的‘引文桂冠’名单上，连续六年没有一个例外。”
　　此外，李仁贵认为另一个规律是，短期内曾得到表彰的领域难以很快再次获奖。他解释称：“2018年授予了增长理论，因此近期在增长理论或者说宏观经济学上很难再给机会，也就是说目前评奖对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不是非常有利。2017年的行为经济学也是如此。”
　　观察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获奖者的研究领域确实较为分散。从2010年至今，获奖经济学家的领域分别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计量学、博弈论、金融经济学、规制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司治理、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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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黎力对第一财经记者补充道，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在2002年的诺奖评选上收获认可后，直到2017年的理查德·泰勒才再获殊荣。他认为，这个例子也同时印证了诺奖的另一个趋势，即对那些挑战、反思和补充传统经济学设定的研究进行表彰。
　　“2017年诺奖表彰的是行为经济学的领域，这一开始是不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因为它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李黎力举例解释称，“但主流经济学也在反思，慢慢越来越承认以前是有缺陷的，对于新生理论愿意纳入进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学研究是合理的、值得认同的话，评奖人就愿意考虑给你颁奖、承认你的价值。”
　　今年会是女性经济学家获奖吗？
　　如上所述，2019年在经济领域获得“引文桂冠奖”的得主也就成为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他们分别是：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索伦·约翰森（Sren Johansen）和卡塔里娜·朱赛利斯（Katarina Juselius）、以及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
　　其中，复杂经济学的奠基人莱恩·阿瑟，正是李黎力眼中的大热门。他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复杂经济学就是拓展了经济学的范围，它认为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太为简单了，现实生活中实际是更复杂的，因此就引入了一些更为现实的假设条件。这不仅仅是承认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是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除此之外，2009年出现了至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当时是经济学奖40周年，十年后的50周年会出现另一位女获奖者吗？
　　李仁贵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除诺奖外，还有另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奖项叫克拉克奖，自1947年以来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2007年克拉克奖60周年的时候授予了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苏珊·艾希，两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40周年也给了一位女性。对照来看，今年继续奖给一位女经济学家也是有可能的。”
　　李仁贵认为，在女性经济学家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及美国劳动经济学家弗朗辛·布劳都有可能位列其中。
　　李黎力则对第一财经记者预测道：“研究寻租理论的安妮·克鲁格每一年呼声都很高。另一位比较有趣的女性经济学家是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批判计量经济学中的显著性，此外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等领域都有贡献。因为组委会强调经济学奖颁奖的多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洛斯基也是有可能的。”

源自：新浪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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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4日消息，每年的这个时候，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都会颁发给具有非凡影响力和声望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是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当经济学家们屏息以待10月14日宣布的下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墨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布劳尔（James Broughel）却认为，也许他们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个奖不应该存在的几个理由。
　　尽管整合了哲学、统计学甚至社会学的各个方面，但是经济学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领域，强有力的想法可以转化为公共政策工具。有时候，一些错误的经济学概念也可能变得危险，布劳尔表示。
　　布劳尔还指出，将经济学家提升到诺贝尔奖所能提供的声望和影响力的水平，存在一种内在的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种谨慎观点联系最紧密的经济学家恰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 Hayek）。
　　哈耶克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警告说，将经济学与诺贝尔奖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等相提并论是错误的。
　　哈耶克曾经说道，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他表示，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一些外行人士：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经济学家往往是在建立了一种能够捕捉到一些重要洞见的经济模型后才获得诺贝尔奖。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去年因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而获奖。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有趣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应该对任何一个模型抱有太多的信心。
　　布劳尔认为，就像指南针不能指向正北一样，所有的经济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错的；遵循不精确或不正确的模式会使社会误入歧途。
　　布劳尔还引用了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一句话，即权威“落到一个愚蠢和傲慢自大的人手中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诺贝尔奖更增添了这种愚蠢的感觉。
　　在诺贝尔奖众多奖项中，经济学奖是一个例外──这是唯一为社会运转理论提供的奖项，也是唯一不在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的奖项。这位100多年前的发明家甚至曾在一封信中说自己“满心憎恨商业”。
　　所以布劳尔调侃道，今年或许瑞典皇家学会应该帮世界一个忙：待在家里。（焱燚）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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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揭晓：哪些研究揭秘人类“心理账户”？

　　当地时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在瑞典揭晓。回首半世纪，共有81位经济学大咖获此殊荣。他们是如何“过关斩将”拿下了大奖？其研究成果又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有哪些研究能解释你“买买买”的冲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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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8诺贝尔奖晚宴举行，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王室成员与众多名流出席。
　　奖项年轻选拔却“老道”：考察期有时长达数十年
　　不能保证所有评选结果都绝对正确，但愿每一次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
　　与物理学奖、文学奖等“元老”级诺奖相比，经济学奖足足晚了半个世纪“诞生”，该奖项成立于1968年，次年首次颁奖。虽然奖项年纪不大，但对于提名人选的考察并不简单。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评定，评委会包括5名到8名成员。评委会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的提名有200个到300个，评选流程包括资格确认、初选和复选。
　　评委会怕“看走眼”，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也正因如此，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7岁。
　　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在20世纪90年代，因“机制设计理论”相关研究倍受赞誉。然而直到2007年，时年90岁的他才获诺奖“青睐”。他为此调侃，“对于诺贝尔奖来说，我已经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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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
　　经济学大咖玩跨界：身怀数技 重视交叉研究
　　我们将经济学广泛定义为，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任何事都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即便是其他学科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前任秘书彼得·恩隆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不少大咖都身怀数技，重视交叉学科研究。
　　2014年的获奖者让·梯若尔曾表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产业组织，但我喜欢研究不同的领域……”他认为，各个领域的贡献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不断提高的。
　　2012年的获奖者埃尔文·罗斯擅于利用数学工具，来解决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他在博弈论、市场设计与实验经济学等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2009年的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既是一名经济学家，还是一名政治学家。她对制度分析理论、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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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展示其签名的椅子。
　　研究有“温度”：关注人类“心理账户”
　　尽管评委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都有一种倾向性，那就是希望获奖者既有理论论述，又能提供实操工具。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
　　经济学似乎是一种“飘浮”在空中的理论研究，很难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而评委会在2018年的选择，让不少人感叹，诺贝尔经济学奖真的不再“落伍”了。
　　2018年的大奖花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分析称，二人的研究关注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两大议题。前者首创的综合评估模型，被广泛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后者的理论则被用于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繁荣的法规和政策。
　　2017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研究，被指“让经济学分析更加符合人性”。塞勒通过行为经济学，探究人类“心理账户”。
　　他指出，受多种心理作用影响，人们会变得非理性，难以管好钱包。比如，同样是价值1000元的鞋子，消费者在购买普通款时会犹豫不决，但面对名牌打折款时可能会冲动消费。
　　2015年的获奖者安格斯·迪顿发现，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高收入带来的是生活满意度，而非幸福本身。
　　他还专注研究个人消费行为，并提醒人们遭遇经济窘境等负面影响后会节约花钱，但从长期看，“剁手党”们很可能还是会继续“买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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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出席广州论坛讨论。索有为 摄
　　获奖者的中国故事：期待手机付款的生活体验
　　每次来中国都会期待出门只需带手机就能付款的生活体验，关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使用，我已经是行家。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
　　据统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81人中，有20多位与中国颇有渊源。
　　唯一女性得主奥斯特罗姆曾多次访华。1997年，她和丈夫文森以及他的中国博士生一起进行项目研究，“我们去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杭州。我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兴趣从那时就开始了。”
　　1978年的获奖者赫伯特·西蒙，与中国多个学术领域的教授长期深度合作。与西蒙有过接触的一名中国教授回忆说，西蒙到访中国的时候还很想见一见钱学森，因为二人在美国总是错过。
　　2012年的得主罗伊德·沙普利与中国的缘分更久。1943年，他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作为中士被派往成都，还在服役期间参与了抗日战争。
　　1991年的获奖者罗纳德·科斯虽从未踏足中国，但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深远。他一直关注中国实际问题，与中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交往颇深。2008年，年近百岁的科斯还自掏腰包举办了一场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议，并在闭幕致辞中由衷祝福中国。
　　（原题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揭晓：哪些研究揭秘人类“心理账户”？》）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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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将被谁摘得？悬念明日揭晓
⊙记者：顾志娟　编辑：任婉晴　校对：刘军

　　2019年诺贝尔奖正在公布中，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即将于明日（10月14日）揭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由谁摘得？他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新京报带你梳理诺奖热门人选。
　　2019年诺贝尔奖正在公布中，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即将于明日（10月14日）揭晓。作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至2018年，已经颁发50次，共计81人获奖。
　　尽管诺贝尔奖并不公布候选人，但坊间各类机构往往热衷于进行预测，学界也有一些呼声较高的经济学家人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由谁摘得？他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新京报带你梳理诺奖热门人选。

“诺贝尔奖风向标”引文桂冠奖：今年4人获奖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自2002年起开始颁布“引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被称之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科睿唯安也是唯一使用量化方式来分析诺奖得主的机构，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上的论文和引文数据，遴选诺贝尔奖奖项所涉及的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及经济学领域中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迄今为止，已有50位“引文桂冠奖”得主获得诺贝尔奖。
　　今年9月，科睿唯安公布2019年度“引文桂冠奖”，共19位获奖者，其中经济学领域共3组、4人：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圣达菲研究所外聘教授、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W.Brian Arthur，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系荣誉教授Sren Johansen和Katarina Juselius，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Ariel Rubinstein。
　　其中，W.Brian Arthur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对经济系统中收益增加（或网络效应）的后果的探索研究。他描述了小事件和正反馈循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将经济锁定在几个参与者中的某一个主导之下的机制。Arthur还将复杂性研究的新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用于展示当一个经济体的参与者面临不确定性问题和不断变化的系统，无法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行动时，该经济体是如何运作的。
　　Sren Johansen和Katarina Juselius二人为计量经济学和协整分析做出了贡献。他们开发了协整VAR（向量自回归）方法，该方法为研究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有助于经济学家在分析中避免证实偏差。
　　Ariel Rubinstein的贡献则主要在对于形式理论经济模型的发展，特别是对有限理性模型的发展的贡献，包括他的议价模型，在经济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诺贝尔奖对于获奖者的理论提出时间或贡献做出时间并没有限制，因此，当年的“引文桂冠奖”并非对当年诺奖的预测，可能是一段长时间范围内的预测。例如，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Romer）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分别是引文桂冠奖经济学奖2005年和2009年的得主。

“小诺贝尔经济学奖”克拉克奖：得主可能在晚年获诺奖
　　由美国经济协会颁布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克拉克奖于1947年设立，1947-2009年每两年评选一次（1953年未颁发），此后每年评选一次，截至2019年已经有41人获得此奖。克拉克奖得主一般会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注意，过去克拉克奖得主中有不少后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过，克拉克奖仅颁发给美国学者，并且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因此对诺奖的预测有一定局限性，有一些早期获得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在晚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例如，1947年获得首届克拉克奖的保罗萨缪尔森，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1951年获得克拉克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25年后，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57年获得克拉克奖的肯尼思阿罗，于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获诺奖）、詹姆斯托宾（1981年获诺奖）、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诺奖）、加里贝克尔（1992年获诺奖）、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获诺奖）等人，也均是获得克拉克奖二十多年后，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假如按照平均二十年的时间间隔来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克拉克奖得主中诞生。
　　其中，1999年的克拉克奖得主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曾被多次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安德烈施莱弗是行为金融学的杰出代表，奠定了公司金融、金融市场和转型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其在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挑战了有效市场假说，基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和有限套利模型对其进行了解释。
　　2001年的克拉克奖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也曾被认为是诺奖的潜在候选人。其对行为经济学基础理论作出了较大贡献，将人类行为心理学纳入经济模型，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期望效用理论、社会偏好及其相关问题、选择与拖延研究等。
　　另外，潜在诺奖候选人还包括：1989年获得克拉克奖的戴维克雷普斯（David M.Kreps），主要研究博弈论；1997年克拉克奖得主凯文墨菲（Kevin M.Murphy），主要研究收入不平等。

还有哪些常年“陪跑者”？
　　除了常规的机构给出的预测之外，还有一些常年呼声都很高的经济学家。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其最为著名的研究是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以证明财政政策的无效性，引起了大量后续研究。
　　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nash K.Dixit），研究领域为数量经济学。其理论贡献主要是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
　　另一名热门候选人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在其成名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中，赫尔普曼提出了融合完全竞争下的传统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新体系，被认为是新贸易理论的里程碑作品。
　　诺贝尔奖一直较难预测，既有呼声较高的经济学家一直未能获奖的情况，也曾出现过结果出乎公众意料的情况。事实上，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保罗罗默（Paul M.Romer），也被称作是诺奖多年“陪跑者”，还曾于2016年出现乌龙事件，被纽约大学商学院“提前宣布”获奖。罗默提出了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曾多年被列入呼声最高的诺奖候选人，最终在2018年摘下诺奖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