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来深开讲：“无人区”创新需要敢冒风险的企业家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

原文标题：樊纲：2020年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中国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风云激荡的2019年已经结束，202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形势？
　　1月5日，在深圳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表了一场题为《“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演讲。
　　樊纲认为，2020年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但同时有几个积极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他同时指出，一些化工行业因为环保及安全方面的因素，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的做法是直接关停。但追求100%的零污染和零风险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千方百计谋发展”。

ee0c-imrkkfy1937003.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20-1-6 11:38

文件大小: 45.2 KB

下载次数: 10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中国从“比较优势”走向了“后发优势”
　　樊纲表示，2000年以后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迅速提升，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这个时期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全球化”（Super Globalization）。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
　　樊纲说，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应该更加强调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没有好的资本、好的技术、好的教育，禀赋就是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好禀赋搞一些能够搞的产业。
　　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就永远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永远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出在这儿，廉价劳动力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
　　“怎么才能改善禀赋的结构，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得靠后发优势，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思想。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开放。中国做对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樊纲表示。
　　而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包括投资下滑、外贸下降以及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放缓等。同时，樊纲也指出，贸易摩擦仅能解释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主要原因仍然在国内，包括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这些是结构性、长期性的因素，此外，当前中国还面临着周期性的因素，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

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
　　在上述这些形势之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变化？
　　樊纲表示，“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我认为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希望比2019年好一点，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但是有几个积极的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第一个积极因素是中美之间将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会形成确定的预期和环境；第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大；第三是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的调整，以及城市群的发展，会拉动增长。
　　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更长期的趋势和特点，樊纲将其总结为5个方面：
　　一是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进一步发展国际市场的多元化；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有待开发；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
　　四是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
　　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关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樊纲表示，“我们的短板不光在高新科技领域，很多制造业都有问题，进口依存度高，受制于人。精细化工材料领域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多数在中低端，高端的我们做不了。”
　　他继而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还能继续发展的话就不成问题，如果不增长、停滞、倒退甚至负增长了就是问题了，特别是在精细化工领域，因为是化工，现在面对两种监管、督察，一是环境，二是安全，很多地方的简单做法是（把企业）关掉。
　　“这就成问题了，一关了之是没风险了，但产业就发展不了了。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而不是让它们不发展，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同时又要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樊纲说。

源自：新京报

---

原文标题：樊纲：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

　　樊纲表示，只有过剩产能出清了，中国经济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

7b9c-iknhexi8007877.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9-12-11 08:36

文件大小: 913 KB

下载次数: 8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民营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者根本措施。
　　部分企业退出市场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
　　新京报：如何看待近年民企投资的表现？
　　樊纲：民企投资下滑应该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看未来收益，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无法计算收益和成本，自然导致企业投资的低迷。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历了两轮的经济过热。在欧美国家，它们用经济危机的办法，通过大规模的倒闭、系统的崩盘来剔除过剩产能。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主要采取软着陆的办法出清过剩产能，但大量的过剩产能迟迟没有被出清。从2011年左右开始，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收缩，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明确“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自此，市场才真正开始了出清的过程──2016年去产能、2017年去杠杆、2018年和2019年出清进入尾声。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民企在内的一批企业退出市场。但要看到这种退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在经济过热时设立的企业不可能全部存活下去。历史上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周期中经过一轮一轮的淘汰、一轮一轮的兼并重组、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的企业要被退出、注销，最终在一个产业中的企业从几千上万家出清到只剩下两三家。现在看，这一轮过剩产能还没有完全被出清但到了接近尾声的阶段。
　　民间投资不旺盛还有一些体制性的原因，比如保护民企的产权制度尚不健全。从金融环境看，国内贷款利率高于国外的贷款利率，企业在国外贷款相对容易，一些企业并不是没有投资而是选择到了国外去投资。
　　要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来看待民间投资不是很旺盛这一现象，民企只是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政府和国企多投资一点，来弥补需求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在过去几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新京报：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
　　樊纲：讨论中国经济形势，要分析清楚形势背后的各种因素。只有清楚了原因之后，我们才能客观看待形势的变化和经济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民营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短期结构调整上，我们不能打断市场出清的过程，只有过剩产能出清了，中国经济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结构调整上，中国依靠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也需要针对现在不同的经济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经济的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包括了我们要使经济保持平稳的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只有持续增长10年、20年后，有些人看到遏制不住中国的发展了，才会开始认真和你坐到谈判桌上谈判。
　　总之，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者根本措施。
　　计算潜在增长率要看到各种因素的新变化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一个潜力，最近经济学界也在讨论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你如何看这一问题？
　　樊纲：对于潜在增长率的计算，经济学界有些争议。我其实不太想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时要看到各种因素的新的变化。
　　比如，如果用劳动力来计算潜在增长率，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在计算时不能用劳动力的人数来计算，必须考虑到教育的因素，必须计算人力资本，用人力资本作为增长的要素分析、计算潜在增长率。怎么理解？现在我们的劳动力确实在减少，但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却比以前大大提高了。现在劳动力大军中，高中水平以上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么大的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转化为人力资本，如果把这一新变化考虑进去计算，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据马上提高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资本结构与过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资本含有的技术水平也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争议不断。90年代时，中国经济要保“8”没有保住，当时中国经济也是出现了周期的波动，面临和现在一样的问题──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高企等。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往下掉，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有高增长了。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后来又有了一轮的增长。
　　当然，我们确实也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90年代有了不同──90年代时，农村人口千军万马般进入城市，现在劳动成本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外部环境看，当时中国加入了WTO，而现在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WTO在解体。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只有4亿人可以说成了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才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发展的动力也仍然强大。

⊙记者：侯润芳　编辑：李薇佳　校对：付春愔

源自：财经栏目

---

f68b-ikhvemy3648701.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9-12-6 13:08

文件大小: 31.98 KB

下载次数: 12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
　　12月6日，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共同举办的“协同创新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研讨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与和谐发展。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出席并发表演讲。
　　樊纲表示，从粤港澳大湾区、到长三角一体化，近几年关于区域发展规划的背后，是城市化中城市群概念将迎来大发展的趋势。城市群发展，首先需要解决连通问题。
　　他认为，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的互补，实现区域内人员的充分流动，人们的生活、就业和消费将在一个新的空间中打破界限、实现互补，使得这个区域率先实现融合发展有更大可能性。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现实意义表现在，面对大城市里高昂的房价，在这里打拼的年轻人可以到周边小城市去买房、租房、置业、生活。
　　他在现场透露，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有专门团队正在研究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方面的政策建议，探讨如何实现城市的土地市场和住房市场能够和农村土地打通。
　　他强调，城乡融合发展不是首先把农村建好，而是首先把城市化建好，让城市化带动更多的人进入公共服务，让城市化的进程来带动城乡融合的发展。如果研究的重点总是在农村的话，可能很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而城市化之后农村的很多人出来了，城市的人也进了城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在发展和升级，发展和升级的过程当中实现更多的人进入现代化的生活，进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因此，现在城市化到了新的阶段，也带领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源自：新浪科技综合

---

　　原标题 樊纲谈科技鸿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张钟尹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创新要素在全球流动，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开放与合作创新，当前全球合作遇到了哪些挑战？理想的全球合作体系应当包括哪些方面？
　　9月6日~7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以“全球创新合作：挑战与对策”的论坛上表示，理想的全球合作创新体系是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发达程度，不同的企业有各自特殊的技术、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然后大家相互合作与竞争。
　　全世界仍存在巨大科技鸿沟
　　什么是全球创新合作体系？樊纲认为，理想的全球合作创新体系有两个特点：
　　一是各国有特殊技术、特殊竞争力与创新能力，但同时相互合作、竞争、购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互相合作的良好形态。
　　二是科技体系与标准不垄断，有多家不同系统共同发展。樊纲表示，能相互竞争是件好事，关键在于不同体系能互相兼容，能够共赢互利发展，要既有GPS（全球定位系统），也有伽利略，同时有北斗。
　　樊纲指出，当我们讨论合作创新的时候，全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科技鸿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他强调，我们需要思考国际合作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更多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求，能够促使科技鸿沟逐步地缩小，促使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发展，特别是在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科研体系方方面面能够缩短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政府企业等应推动国际合作
　　当前全球合作体系面临着贸易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但与会专家认为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杰夫·里特纳表示，技术创新的宽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怎么样能够使数据更好地流动、更快地流动？如何非常高效地保存这些信息和数据？他认为，为了实现这种对数据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我们需要合作才可能达到未来的共赢结果。
　　杰夫·里特纳介绍，他所在半导体行业，对于满足未来人们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全球的价值链也有利于产业之间的合作，帮助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成功地利用这些新的技术。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也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他举例称，美国科技公司的营业模式中，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比如去年7月份，谷哥、脸书、微软、推特联合发布了数据传输计划的合作项目，这样不同的平台数据可以转换，从一个平台到另外一个平台，总是有竞争和合作的方面。
　　樊纲也认为，政府、企业、民间等各方面都应该推动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人类在星球各个角落的互相合作。充分认识到我们这些大的问题，包括贫困、鸿沟等不通过合作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国独大对于全球可能是个灾难，我们充分努力达到共识，共同努力。
　　他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上，要思考如果进一步发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话，就要使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加入这个创新合作的体系，能够得益于这种创新合作，能够得益于全球化为全人类所带来的各种红利。

源自：财经栏目

---

052851ae0avtaiovt6eita.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21-3-20 22:04

文件大小: 20.55 KB

下载次数: 7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9月6日至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发达国家的很多知识能够外溢到发展中国家来，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
　　樊纲表示，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是科技体系、科技标准，也可以有多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系统共同发展。多几个体系可能是件好事，关键在于不同的体系能够互相兼容，想兼容的时候能够兼容，大家可以共赢发展、互利发展。他说，“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以前我很难用华为的手机，因为华为的手机和我电脑上的outlook很长时间不能兼容，后来华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能够兼容了，我现在用华为的手机了。”
　　樊纲表示，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确实得益于开放和学习，确实得益于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文化、企业之间的交流，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学上说落后国家的科技发展进步的过程，首先是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
　　他解释称，后发优势指的就是说作为后来者，可以用比较小的成本、比较快的时间获得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这种知识如果是专利保护的话，理论上应该是购买，中国也购买，中国现在好像一年3400多亿美元购买各种专利。
　　更重要的是学习模仿，学习模仿获得的知识讲的是非专利保护的知识，或者是已经过了专利期的知识，人类历史上积攒起来大量的知识，属于这一类知识，没有偷谁的，没有抢谁的，就是学习、模仿的过程。这个过程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很多知识能够外溢到发展中国家来，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
　　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上，要思考如果进一步发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话，就要使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加入这个创新合作的体系，能够得益于这种创新合作，能够得益于全球化为全人类所带来的各种红利。
　　（△财经栏目 刘洋）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

　　“六个钱包买房论”后，这位经济学家再评楼市：中国人爱炒房，因为存的钱太多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人为什么爱炒房？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炒房？
　　面对高房价，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惑着人们。
　　今天（8月7日），曾以“六个钱包买房论”出名经济学家樊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人爱炒房，是因为中国人的财富量巨大。
“中国人爱炒房因储蓄率太高”
　　8月7日，2019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演讲中这样说到：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炒房需求？这就是我们储蓄率太高的问题，我们曾经有几年是50%的储蓄率，我们过去20年（储蓄率）在40%以上，这就使我们国家成了一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但是财富量巨大的国家。
　　储蓄了就得有点回报，就得做点投资，股市表现又不好，到境外投资又受控制，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了。
　　不过，樊纲认为，并不是所有房地产投资都是炒房。
　　但是投资需求也要做点分析，不能都说是炒房需求。如果我买了房子我租出去，也有人住，这个房子最后也是住的，真正的炒房需求就是那些买了房，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买下来，我把它放在那里，我也不租出去，就等着升值，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投机性的炒房需求。
　　的确，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与历史峰值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并持续位于世界前列，总体增速也并未出现断崖式下跌。
　　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我国存款增速仍然较高，2019年一季度，居民部门新增存款规模创下近几年来新高：住户存款余额为77.6654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3.1%。
　　据《经济日报》报道，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从2000年的35.6%飙升至2008年的51.8%，增加了16.2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28.2%上升到2008年的37.3%，增加了9.1个百分点。
　　即使储蓄率有所下降，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储蓄率为47%，远高于26.5%的世界平均储蓄率，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美国居民储蓄率为7.6%。近十几年，美国居民储蓄率都在3%至9%区间内徘徊，2005年一度触及最低点3.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居民储蓄率缓慢上升，2012年到达最高点8.90%。
　　储蓄率上升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高储蓄率阶段。受到文化影响，亚洲国家国民储蓄率较高的现象更为普遍。

“限什么都可以，千万别限价”
　　公开信息显示，樊纲1953年生于北京，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曾经两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a8ff-iaxiufn5866721.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9-8-8 10:28

文件大小: 22.29 KB

下载次数: 8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樊纲（每经记者 张建 摄）

除了“中国人爱炒房因储蓄率太高”，今天，樊纲还对房地产调控作出了评价。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
　　现在一个危险的情况是，把限购当成正常制度，这在经济学来讲是不正常的，目前采取的应属于临时的、短期的、紧急情况下救火的措施，大多是行政手段，很多不是经济手段。

房地产调控思路应回到经济学基本常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
　　对于房价调控，可以通过包括增加公租房、建设共有产权房、推动集体土地入市等增加供给来改善供求关系。
　　但限价就成了一种消灭市场机制的行为，所以限什么都可以，千万别限价。
　　近期，有报道称，全国已有274家房地产企业宣告破产清算，市场也开始关注中小房企未来的生存发展。但樊纲认为
　　房地产市场曾有一段过热盲目扩张的时期，但目前整个行业都已谨慎，同时政府不用地产来刺激经济的思路已经很明确，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房地产企业的兼并重组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好现象。

“六个钱包买房论”
　　最近几年，樊纲多次公开发表对楼市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真知灼见，也有人认为是“雷言雷语”。其中，最饱受争议的当属“六个钱包买房论”。

“六个钱包买房论”
　　2018年4月，樊纲走进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做了题为“房地产市场，未来什么样？”的演讲，有位观众现场向樊纲提问：“对于年轻人来讲，到底是应该买房还是租房？”
　　樊纲回答说，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很多因素，比如说年轻人如果工作还不是很稳定，还在变化、迁移过程当中，就不如租一个小房子住。但是如果说要结婚了，并且小夫妻俩上面的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父母算一个钱包，爷爷奶奶一个钱包，姥姥姥爷一个钱包，爱人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父母，这六个钱包凑在一块儿能够帮着支付首付的话，还是买房好。
　　买房子每个月要交一笔钱还房贷，但是交够20年或者30年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怨地价太高？还不是你拍出来的”
　　去年5月，樊纲在“新华网思客”刊文称：房地产商抱怨地价太高了，所以房价就高。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第一，那个地价不是你举牌拍出来的吗？政府说的价格高，你也可以让它流拍啊。
　　你为什么最后你当地王了，你拍出来了，拍出来了是因为你相信未来这个房价还会比现在更高，你才敢用更高的地价去拍那块地。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那个地价涨了，是在于为什么你能期望房价会继续涨。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

原文标题：“六个钱包买房论”后，这位经济学家再评楼市：中国人爱炒房，因为存的钱太多了

　　中国人为什么爱炒房？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炒房？
　　面对高房价，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惑着人们。
　　今天（8月7日），曾以“六个钱包买房论”出名经济学家樊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人爱炒房，是因为中国人的财富量巨大。

“中国人爱炒房因储蓄率太高”
　　8月7日，2019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演讲中这样说到：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炒房需求？这就是我们储蓄率太高的问题，我们曾经有几年是50%的储蓄率，我们过去20年（储蓄率）在40%以上，这就使我们国家成了一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但是财富量巨大的国家。储蓄了就得有点回报，就得做点投资，股市表现又不好，到境外投资又受控制，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了。
　　不过，樊纲认为，并不是所有房地产投资都是炒房。
　　但是投资需求也要做点分析，不能都说是炒房需求。如果我买了房子我租出去，也有人住，这个房子最后也是住的，真正的炒房需求就是那些买了房，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买下来，我把它放在那里，我也不租出去，就等着升值，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投机性的炒房需求。
　　的确，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与历史峰值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并持续位于世界前列，总体增速也并未出现断崖式下跌。
　　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我国存款增速仍然较高，2019年一季度，居民部门新增存款规模创下近几年来新高：住户存款余额为77.6654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3.1%。
　　据《经济日报》报道，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从2000年的35.6%飙升至2008年的51.8%，增加了16.2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28.2%上升到2008年的37.3%，增加了9.1个百分点。
　　即使储蓄率有所下降，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储蓄率为47%，远高于26.5%的世界平均储蓄率，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美国居民储蓄率为7.6%。近十几年，美国居民储蓄率都在3%至9%区间内徘徊，2005年一度触及最低点3.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居民储蓄率缓慢上升，2012年到达最高点8.90%。
　　储蓄率上升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高储蓄率阶段。受到文化影响，亚洲国家国民储蓄率较高的现象更为普遍。

“限什么都可以，千万别限价”
　　公开信息显示，樊纲1953年生于北京，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曾经两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除了“中国人爱炒房因储蓄率太高”，今天，樊纲还对房地产调控作出了评价。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
　　现在一个危险的情况是，把限购当成正常制度，这在经济学来讲是不正常的，目前采取的应属于临时的、短期的、紧急情况下救火的措施，大多是行政手段，很多不是经济手段。
　　房地产调控思路应回到经济学基本常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对于房价调控，可以通过包括增加公租房、建设共有产权房、推动集体土地入市等增加供给来改善供求关系。
　　但限价就成了一种消灭市场机制的行为，所以限什么都可以，千万别限价。
　　近期，有报道称，全国已有274家房地产企业宣告破产清算，市场也开始关注中小房企未来的生存发展。但樊纲认为
　　房地产市场曾有一段过热盲目扩张的时期，但目前整个行业都已谨慎，同时政府不用地产来刺激经济的思路已经很明确，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房地产企业的兼并重组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好现象。
　　“六个钱包买房论”
　　最近几年，樊纲多次公开发表对楼市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真知灼见，也有人认为是“雷言雷语”。其中，最饱受争议的当属“六个钱包买房论”。

“六个钱包买房论”
　　2018年4月，樊纲走进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做了题为“房地产市场，未来什么样？”的演讲，有位观众现场向樊纲提问：“对于年轻人来讲，到底是应该买房还是租房？”
　　樊纲回答说，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很多因素，比如说年轻人如果工作还不是很稳定，还在变化、迁移过程当中，就不如租一个小房子住。但是如果说要结婚了，并且小夫妻俩上面的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父母算一个钱包，爷爷奶奶一个钱包，姥姥姥爷一个钱包，爱人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父母，这六个钱包凑在一块儿能够帮着支付首付的话，还是买房好。买房子每个月要交一笔钱还房贷，但是交够20年或者30年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怨地价太高？还不是你拍出来的”
　　去年5月，樊纲在“新华网思客”刊文称：房地产商抱怨地价太高了，所以房价就高。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第一，那个地价不是你举牌拍出来的吗？政府说的价格高，你也可以让它流拍啊。你为什么最后你当地王了，你拍出来了，拍出来了是因为你相信未来这个房价还会比现在更高，你才敢用更高的地价去拍那块地。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那个地价涨了，是在于为什么你能期望房价会继续涨。
　　对于“中国人爱炒房，因储蓄率太高”，你怎么看？

源自：财经栏目

---

　　8月7日消息，由观点地产机构主办的“2019博鳌房地产论坛”于8月6日～9日在海南举行。主题为“重构与平衡 地产的多维世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樊纲表示，有人说“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没有了”，这其实是当下楼市调控的结果，并不是前提。人们对于住房的旺盛需求还有待释放，主要表现在迁移性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小城市的人口正在流向大城市，三线城市的人想去一二线城市，大学生想留在大城市等等。
　　樊纲认为，限购本身不是市场经济。现在的一些限制购房政策确实起到了限制炒房的作用，改变了需求背后的参数，如离婚等等。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政策已经演化到了限价，这就限制了市场供给本身。人们应当清楚，现在的各种限制都是行政手段，毕竟不是市场机制。现在很多地方把给楼市设置限制当成了正常的处理机制。但是，从市场经济来看，“不让买”是不正常的。
　　当下，一些规模较小、效益不好的房地产公司正在面临兼并重组或倒闭。樊纲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几万家房地产公司不会生下来就永远活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一轮一轮的重组，需要优胜劣汰、需要有退出，兼并重组可以看做是凤凰涅槃，原来投资建的东西在不断地再生，应该是一件受欢迎的事。
　　回顾过去的行业发展，中国的房地产过去处在所谓“黄金时代”，在业界看来它是挣钱容易的时代。他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黄金时代可能是一个泡沫时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它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034319rirrtvojaja3ry2o.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21-3-20 22:01

文件大小: 30.23 KB

下载次数: 5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以下为文字实录
　　樊纲：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观点的博鳌房地产论坛，到今年已经举办了19届，我每一届都参加了，希望你们以后每次放视频的时候都放一下2001、2002年的视频，让大家看看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我今天讲讲房地产市场，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一个市场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要把供给和需求分开，你才能真正分析清楚，不然把两个混起来，说供给的时候说需求，说需求的时候说供给，最后就说不清了。
　　另外讲供求关系，最后落到价格，价格的趋势其实后面是供给和需求变化的结果。价格由供求决定，这是市场经济基本的机制，我们要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分析价格的走势，分析市场的走势，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分析方法，我今天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点讨论。
　　先讲讲供给。市场不均衡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有时候就在于需求旺盛、供给跟不上，甚至需求可能是正常的，而供给是受压抑的，不做供给方面的事情，价格不就上涨吗？给定同样的需求，假定需求不变，供给短缺，价格就会上涨。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在犯这样的长期的战略性的错误，这一点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错误就是城镇化的战略，给小城市、小城镇增加土地供给，鼓励他们去建房、增加供给，而严格限制大城市，而人又迁移进了大城市。大城市需求就旺盛，结果又不供给，不给大城市供地，大城市还要严格控制容积率。结果就造成了我们过去的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假定需求是给定的，就这救济短缺这一条，就造成了大城市的价格暴涨、小城市库存积压，形成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分化。
　　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研究人的迁移、人的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他会向什么地方转移。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阶段上是不是主要先发展大城市，小城市的人口正在流出，正大城市转移。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明确我们在这个阶段应该首先发展大城市，土地的供给、住房的供给首先要解决大城市的供给短缺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件事政策上是怎么讨论的，是不是受到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影响，我相信我们讨论没什么用，最后是市场说话。
　　2014、2015年市场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决策者们终于认识到，我们得给大城市供地，我们得解决大城市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于是，这几年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鼓励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城市群的发展。国土资源部在几年前明确宣布要给大城市供地，减少给小城市，特别是那些人口流出的小城市的供地，允许大城市周边的集体土地入市，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改变供给状态的基本做法。
　　然后雄安新区给京津冀加了一块地，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然后又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城市群发展的战略，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城市群就是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使得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大中小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供给能够互补，解决大城市空间有限的问题。来发展我们的市场，改善供给结构，改善住房的供给，缓解大城市价格暴涨的趋势。这是这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大转变，我们称为城市化2.0版本。
　　官方不认为以前是1.0，官方一直认为是一个政策延续。但是从2014、2015年的政策两极分化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对于房地产市场，我相信有深远的影响。
　　集体土地入市盖的廉租房最近陆续要上市了，城市群的交通等等都在改善，交通一旦改善了，原来那个大城市住房暴涨那些地方的人买房就可以到周边的小城市去买房了，甚至现在农村在确权，土地宅基地在确权，确权以后，那个区域成为城市群住房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就可以期待了。
　　总的来说是供给结构在发生改变。这是房地产市场平衡和平稳的关键。平衡就是供求之间的均衡，我相信大的趋势是趋于平衡，因为供给在增加、改善，我们给定需求，所以从大的趋势来讲，我觉得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会相对平稳、相对平衡。
　　再说到近期的金融收紧这件事。房地产金融有两块，一块是需求侧的金融，就是按揭贷款，这是买房人的需求。一块是房地产金融，给房地产公司、开发商提供的金融，多数以房产为抵押的金融。这个收紧我们看到了一些风险，但是要想到一点，金融收紧意味着供给侧收紧，意味着抑制住房的供给，让开发商少盖房子，开发商不能盖房子。
　　我们假定需求是给定的，这是可能导致房价反倒提高的因素。大家说房地产市场景气不景气，贷款成本提高了，可能是一个导致不景气的因素。但是用价格涨了还是跌了看景气程度，收紧可能导致房价提高。这是业界和政策决策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一下，有关决策部门要想一想这样的措施，对于供求平衡的影响是什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过去老是不让盖房子，房价就低了？如果给定需求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需要通盘考虑。在供给侧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发生调整，也是因为成本提高、金融收紧，一些小的、效益不好的房地产公司在面临着兼并重组或者是倒闭。
　　我觉得这件事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的房地产在过去所谓的黄金时代发展的时候，在业界来讲是黄金时代，挣钱容易的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黄金时代如果系是一个泡沫时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它可能导致后面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几万家房地产公司不会生下来就永远活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一轮一轮的重组，都需要优胜劣汰，都需要有退出，而且如果不是破产的话，如果是兼并重组的话，那叫凤凰涅槃，你原来投资建的东西在不断地再生，这是应该欢迎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几万家房地产公司，其他的产业现在大家老是在羡慕，人家说西方发达经济体，就只有那么几家在寡头竞争，那个寡头竞争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不是政府设计，也不是产业中的几个巨头撮合出来的，那是经过一两百年的市场被段地调整，不断地优胜劣汰，一轮一轮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的，我们的市场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情况发生。
　　过去很多企业就是一块地盖那么几栋楼，就成立一个公司，它的效益又不好，又没有规模效应，遇到了金融收紧等等因素，自然会面临困难。面临困难的时候，我说你不要想着让政府再用更多的贷款来救你，用股权换投资，用股权换金融，这不就是直接融资吗，这不就是兼并重组吗？也没什么丢人的，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样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房地产业的效率，反倒使房地产业可以更好地发展，在供给侧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再讲需求侧。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的需求还是不断地在涌现出来，有些经济学家说我们今后增长速度不高了，就是因为很多需求都没了，特别是住房需求都没了。这几年来看不是没有需求，现在我们一年的房地产销售额15万亿，这不是没有需求，应该说需求还在增长，如果没有一些抑制措施，可能还会增长得更快一点。
　　刚才晓华讲了很多的需求，我想强调一点，晓华刚才讲的是新进城的人的需求，我想强调的是，原来也是在城里的人，他在迁移需求。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农民进城，而是小城镇的人想到县城买个房子，县城的人想到地级市买个房子，地级市的人想到省城买个房子，省城的人想到大城市买套房子，总之迁移性需求，这是我们这个阶段需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对这一块的需求基本上是压制的。最重要的限购，首先是外地人不能买房子，改善性住房多少还允许一点，但是外地人不行，外地人必须到这里交了几年的社保、交了几年的税，有一定的积分才能买房子，这一块的需求如果需要逐步释放，应该说我们的需求还是旺盛的，之所以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还在不断地上涨，特别是一二线城市还在不断涨，跟这一块需求密切相关。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过去因为有很多投资性的需求，所以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必要的。我们一会儿要讲长效机制，等着长效机制出来，我们讨论一个房产税讨论了20年，黄花菜都凉了，在没出台之前，你要采取一点措施，抑制住大泡沫，没有大泡沫我们就不会有大崩盘，就不会硬着陆，用行政手段限购，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还是必要的。
　　当然限购主要针对的是炒房的需求，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炒房需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储蓄率太高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储蓄率还有40%以上，我们曾经有几年是50%的储蓄率，我们过去20年在40%以上的储蓄率，这就使我们国家成了一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但是财富量巨大的国家。大家储蓄了就得有点回报，我就得做点投资，股市表现不好，到境外投资又受控制，就更多的炒房子，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投资的对象。
　　但是投资需求也要做点分析，不能都说是炒房需求。如果我买了房子我租出去，也有人住，这个房子最后也是住的，真正的炒房需求就是那些买了房，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买下来，我把它放在那里，我也不租出去，就等着升值，这种你可以说是纯粹的投机性的炒房需求。这种需求当然会使得我们的市场出现大的波动，采取一些限购措施，我觉得也是对的，特别是三四套以后等等，确实要防止这样的需求扰乱我们的市场。
　　出现这些政策，从需求角度来讲，确实起到了抑制总需求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政策，比如说限购、限贷，这些还是合理的。它是改变需求后面的参数。现在最担心的是演化到限价，这就不是改变供求背后的参数，这是取消了市场机制本身。
　　市场机制的本身是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你一限价就乱了，限价之后短缺的事情就都发生了。我们回想一下过去短缺时代走后门、递条子、摇号，这些事情都来了。这就提醒我们，现在限这个、限那个毕竟是一种行政手段，毕竟不是市场机制。
　　现在一个危险的情况是，现在很多人把限购的东西当做一个正常的制度，可是大家想一想，限购这件事在经济学来讲是不正常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对市场经济来讲属于临时的、短期的、紧急情况下救火的措施，而且是行政手段，很多不是经济手段。
　　降降息、降降首付率还属于经济手段，但是限购不让买房子并不是经济手段。因此在需求侧如果想要长期的平衡和稳定发展，需要长效机制。需要一些经济手段作为长效机制，赶紧把这些短期的救火式的行政手段替下来，大家不要忘掉这一点，现在慢慢大家忘掉这一点了，觉得限购几年之后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存在，大家拿它为前提了，很多人说需求没有了，你仔细问问什么时候需求没有了？是在严厉限购的情况下，那个需求减少了，那不是结果吗？你不能把它当做前提来讨论房地产市场。
　　所以从业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长效机制的落地。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问题了，我们讨论20年了，现在真正是落地的时候了，好像中央文件说的也是要落地，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机制。
　　我们房地产市场发展了二三十年，应该还是发展出了一个市场机制，我们不要把这个市场机制毁掉，一方面不要把价格机制毁掉，另一方面不要搞太多的非市场住房供给。
　　那天有一个记者问我，现在的质量问题是不是跟限价有关系。我说具体的案例需要具体分析，但是逻辑上说，我们过去那几十年公房的情况，前苏联俄罗斯都是公房的情况，不说限价了，它都是不要钱的房子，它的房子质量也是越来越差。我们这几十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好，不要放弃市场机制，不要为了短期的目的忘掉长期的平衡、稳定和发展。
　　我今天一方面是针对业界，想到我们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呼吁我们的业界跟政府决策部门更多的互动，使我们这个市场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我就讲这些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源自：中新经纬

---

　　樊纲谈楼市：房企破产倒闭、兼并重组是正常现象
　　中新经纬客户端8月7日电（薛宇飞 张燕征）在6日举行的2019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房企破产倒闭、兼并重组是一个正常现象，是一个好事。而楼市限价政策，是对市场机制的否定，会带来很多问题。

谈房企破产潮：兼并重组是好事儿
　　此前，房企破产倒闭的新闻受到了较多关注，有报道称，全国已有274家房地产企业宣告破产清算，市场也开始关注中小房企未来的生存发展。但樊纲认为，中国有几万家房地产公司，进行适当的调整、兼并重组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都要不断地经历这一过程。
　　“现在总说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有多好，他们一个市场里只有三四家公司在寡头竞争，而我们是几万家企业互相厮杀，相互打价格战。外国的情况怎么来的？它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不是政府设计的，也不是几个商业精英合谋出来的，它是在一次次兼并重组、经济波动、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形成的。”他说。
　　他补充道，有些房企就是只有一块地，规模、效益、专业都没有，它被重组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会让市场变得更加健康。从市场角度看，房地产行业也到了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时候，这是一个好事儿。

谈城市群发展：给房企带来大量商机
　　谈及城市群发展，樊纲称，中国只有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城市群还不够，很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者一个省里面几个重要城市形成的集群正在形成，未来除了几个上亿人级别的城市群，三千万、五千万人的城市群都会出现，它会是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
　　“城市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需求可以互补。通过基础设施、人员流通、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缓解过去主推小城市发展、限制大城市发展而产生的矛盾。”他说，“之前，人口进入了大城市，但这些城市却没有土地供给，小城市有供给，人却走了，城市群就可以解决人口流入流出的问题。”
　　樊纲称，城市群能吸收更多人口，能够把中国的城市化推向新的阶段，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也对房地产行业非常重要，房产界要高度重视，这里面存在着大量商机。

谈楼市调控：千万别限价
　　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深入，中国很多一二线城市已经进入“五限时代”，即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樊纲说：“限购、限贷，甚至限制离婚，还都可以接受，因为限制得都是经济变量后面的参数。但限价就变成了消灭市场机制，是对市场机制的否定。”
　　他说：“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机制下，可以通过限购调整需求，用限售调整供给，在紧急情况下进行适当控制市场变化。而一旦限价，问题就来了，摇号、走后门、递条子，这些过去短缺经济的事情就又回来了。限制什么都可以，就千万别限价。”
　　樊纲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可以有很多方法，包括增加公租房供给，建设共享产权住房、集体土地入市等，通过增加供给来改善供求关系。但令他不解的是，有些地方的楼市调控政策是不让增加供给、限制贷款，“供给不充分的结果就是房价老憋着劲儿要涨！”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

　　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9届年会于7月27日～28日在三亚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表了名为“城市群战略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的演讲。
　　樊纲表示现在面临的困难是早晚都会来的，早来比晚来好。这些挑战的到来给了中国更好的发展机遇。中国可以更专注的把中国市场做大，让世界更多国家在中国设立工厂进行发展，这会让中国的经济有更好更乐观的经济增长。
　　樊纲认为，在没有长效机制的时候不能任其发展。为了避免泡沫形成，以及越变越大，在初期采取一定的措施在没有长效机制形成的时候，采取一定的短期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樊纲强调，幸运的是中国现在并没有大的泡沫，例如90年代的日本和98年前后的香港。
　　樊纲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房价影响不会很大，目前的资金主要靠国内储蓄。其次，人民币的自身变化也不会很大，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虽然目前美元的走势还不清晰，英国脱欧也没有定数，但是我认为即使有变化，也不会特别大。
　　樊纲表示，限购、限贷等都是价格背后的参数，但限价是限制了市场价格机制本身，破坏了市场机制，容易出现“递条子”“走后门”“员工购买倒出去”等现象，而且限价也是掩耳盗铃，解不了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