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为什么这么好笑

　　-  余华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2000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2003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凌晨。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人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后，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的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分寸的把握。美国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代表作，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在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我们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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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高远 实习生：余梦妮“网络写作，是一个写作空间的问题。金宇澄写《繁花》的方式是很好的，但并非是每个作家都能实施的。”上周末，著名作家余华受邀参加由南方都市报和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联合主办的“大家讲堂”活动，并带来题为“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讲座。讲座前，余华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
　　余华就当下时兴的网络写作、不少文艺作品取材自新闻事件等话题作出回应。他说，新闻肯定是新闻，文学肯定是文学，但在把新闻转化成文学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文学的转换，就看你这个文学的转换，转化得怎么样，这个很重要。

网络与写作
　　“我是很愿意边写边有人提出他们的看法，这样也能让我考虑得更加充分。”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去年引发热议的长篇小说《繁花》是一部在网络互动下完成的小说，作者金宇澄曾说，“他们（网友）的意见直接影响了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你怎么看待？
　　余华：金宇澄《繁花》的写作，是一段一段在网上发的。我记得他之前也说，假如没有网友反馈的那些信息，他恐怕也可能写不完，毕竟他还要做编辑工作。甚至对于作品中一些人物、故事、情节，网友们也会有不同意见，用金宇澄的话说，对他都是有帮助的。
　　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方式，因为作家写小说基本是封闭性的。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喜欢搞聚会，写完的片段喜欢给朋友们朗诵，听取朋友们的意见。像《老人与海》，现在看来应该是经典作品，当时这也只是他某长篇小说中一个部分。当时他给朋友朗诵，朋友听完建议他单独拿出来，后来他同意了，这也算是一种互动。
　　这个又跟过去19世纪外国不少作家他们写作在报纸上连载（相似），也能收到周边朋友的反馈意见。其实这种尝试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无非互联网更加直接，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声音，而且有些时候还能听到一些更加尖锐的批评人士的声音。要是报纸连载的话仅仅是朋友会给你提建议，不会那么尖锐。
　　我觉得开放式的写作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首先一点，作家要排除干扰，因为很多网友的意见和你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他的意见就是不对的，而是有时从他的角度出发是对的，而从你的角度来说，则不一定合适。如何处和理读者的关系，尤其是作品一边写，还要和网友讨论，这个事情我现在还没有尝试过。我想不能有一个太大规模的网络，就是要群里只是几十个人，来提意见是挺好的，但如果是几万个人都来提意见，那你可能就写不下去了。而且也不排除有的人是专门来捣乱的，诸如此类。
　　所以我想还是一个写作空间的问题。金宇澄的方式是很好的，但并非是每个作家都能实施的。
　　南都：这种草稿公开化的“热写作”方式，是许多传统文学作家目前所不习惯的？
　　余华：有点难习惯。因为中国的网络并不是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干净。我比较好奇的一个事，当然也还需要时间来看。即金宇澄写《繁花》在一个相对安静空间里，就是一些喜爱这本书的人在那里提建议。但如果他下一本书还这么写，恐怕就不会那么安静了，因为捣乱的人也会来了。
　　其实在网上，我是很愿意边写边有人提出他们的看法，这样也能让我考虑得更加充分。这个工作现在基本就是我太太在承担，我儿子也会承担一部分，其他人基本在我写完之前连书名都不知道。
　　这其实就是出名前、出名后的区别。出名前没有问题，因为真正来看你写下的东西的都是欣赏你的，他们来提意见也是建设性的意见；当你出名后，一百个人中有两个整天捣乱，甚至说一些很粗暴的话，就让你无法往下写。你也可以在一个很个别的网络区域里，你知道大家都是抱着善意来的，当然这样的空间也很难寻找。
　　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开放式的写作会是什么样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常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倒是有兴趣，但现在还不敢尝试。我可以设置成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但又担心小圈子会把我写的东西往外发，等于是没写完，受到的干扰太多。

新闻与写作
　　“强拆在中国已经存在20多年了，已经不能够纯粹说是新闻，而是我们的生活。”
　　南都：《第七天》取材很多新闻事件，近年许多文艺作品都有这个特点，比如贾樟柯《天注定》也是如此。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写作与现实的关系该是怎样的？
　　余华：新闻肯定是新闻，文学肯定是文学。在把新闻转化成文学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文学的转换，文学的功能也是转化的功能。就看你这个文学的转换，转化得怎么样，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你写下的任何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生活的故事，它可能都是有某些来源，只不过是你知道不知道而已。你是去选择众所周知的呢，还是选择那些鲜为人知的，这是一个作家自己的选择。
　　其实新闻报道的也是生活中的事件，也是我们的生活。像《第七天》有很多内容，它已经不是新闻了，就是我们的生活了。里面所涉及到的，比如强拆，在中国已经存在20多年了，这个已经很难说它再构成什么新闻了。20多年后的现在仍然有，虽然也一再制止这样的行为，但是仍然在发生，所以已经构成我们生活的基础了，所以他已经不能够纯粹说是新闻，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这么来理解。到了《第七天》，我所追求的就是想把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些事件在一部作品中解读掉。
　　再比如说苏格兰独立的公投，这算新闻。但是苏格兰人反对独立和支持独立的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不是新闻，这可能是文学所要表达的。假如作家的作品涉及强拆的事件，假如20年前就没有了现在再说，就不是我们的生活了。20多年以后的现在仍然有，虽然也一再制止这样的行为，所以也还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基础了，所以它已经不能够纯粹说是新闻，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
　　南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外馆藏：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2014版）报告》发布。报告中说，《第七天》成为2013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图书，因为全球共有99家图书馆收藏了《第七天》。
　　余华：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可能因为这本书在中国争议很大、声音很响，所以国外订书的人就知道这本书，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含义。
　　其实还是可能国内另外有些很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他们的声音可能不是很响，人家不一定知道，毕竟是国外的图书馆。如果是国内的图书馆就不一样，国内就比较了解。
　　南都：最近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想写的东西？
　　余华：现在还没有。今年开始一直在瞎忙、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所以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没有思考下一部作品应该怎么写。
　　因为我不是一个每天都有写作欲望的作家。所以，需要过一段时间。因为很多东西都吸引你去写，但你要权衡一下，哪一个更吸引你，可能今天这个吸引你，明天那个又吸引你，所以还需要更多的寻找。
　　南都：看不看一些新人作品？
　　余华：基本上不看。我读文学作品基本还停留在读经典作品，有些重读有些是第一次读；还有一些是，大家都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的，去读一读。
　　到了现在，我真的感觉到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书了。你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你一生中的时间多了去了，可以充分地去用，然后自己去寻找一些好书，但你可能读了10本只有一两本不错。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耗费那么多的时间了。
　　南都：有人说你现在处于一个低谷期，你自己怎么看？
　　余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们就说我在低谷，所以我就一直在低谷。先锋文学之后，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从《活着》发表之后，他们就说我进入创作的低谷，失去了精神家园。所以我一直处于低谷之中已经20年了，我倒觉得低谷挺好，起码还可以往上面看（笑）。

　　“希望让他们理解中国时有一点稍稍的变化”
　　作家余华是中国的，而其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可能要变成韩国“出品”。韩国NEW公司近日宣布，将把《许三观卖血记》搬上大银幕，电影已于6月3日开机。
　　原著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许三观为生计所迫，通过一次次卖血来养活妻子孩子，最终大病不起，当他决定为自己卖一次血换一顿猪肝吃时，却发现已经卖不出去了。小说曾入选“20世纪90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还被韩国《中央日报》列入100部必读书。
　　韩国版的《许三观卖血记》把背景移植到了韩国近现代。故事从1910年开始，出生于平壤的许三观靠卖血度过了朝鲜、日据、南北分裂等一个个时代。电影中，许三观、许玉兰夫妇将由河正宇和河智苑出演，前者也是该电影的导演。曾在韩剧《宫》中出演女主角的尹恩惠，这次将饰演林芬芳。她在小说中是许三观的暗恋对象，许三观在一次探病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强奸了她，后来以卖血钱换来的10斤肉骨头和5斤黄豆作为补偿。
　　《许三观卖血记》中李血头这个人物，在余华童年记忆中是有原型的。“这个在医院里负责收购农民血液的人，也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现在称“草根”，靠买卖血液成了一方之霸。
　　余华对这部电影期望满满。他说：“有很多国家提出要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出于对韩国版权方的信赖，最终决定在韩国首次搬上大银幕。我把河正宇主演的作品都看了一遍，对他的表演非常满意。”据悉，河正宇是韩国影坛实力派男演员，从影十余年所有电影均实现盈利，这在韩国十分罕见。
　　余华的小说总是不露声色地描绘人性丑陋或者社会阴暗，这样的基调增加了其转型为大众电影的难度。《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的作品第二次被改编成电影。第一次是1994年上映，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主演的《活着》，在当时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时隔20年，许三观“卖血”卖到了韩国，不知会表现如何。
　　余华近年来将视角转向中国的社会问题。在广为流传的《差距》一文中，他写道：“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每天都在讲差距，这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
　　余华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次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则是一次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今天的中国人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和无所畏惧的草根精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近期刚刚落幕的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余华凭借《第七天》获得了2013年度杰出作家大奖。余华透露，自己目前在《纽约时报》开有专栏，为美国读者写中国。“希望让他们理解中国时有一点稍稍的变化”。

原文标题：大奖给了最低谷的余华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周末举行颁奖礼，余华以《第七天》当选“年度杰出作家”。考虑到《第七天》在去年引起巨大争议，这一评选结果难免让人意外。但余华在颁奖礼上一句“我们确实老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觉得生活比写作重要，写作比获奖重要”，反倒让人生出些许唏嘘之意。所谓争议，在作家如此退守内心的表态之后，似乎也变得没有意义了。
　　余华是增补进入候选名单的。他面对的竞争对手是黄永玉、阎连科、洛夫、西川和韩少功。终审评委苏童说得很直接：“在作品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顶峰的时候，选人很重要……余华就是可以选择的人。”
　　从终审评委的表态，再联系决选名单里面那些熟悉又略带一点苍老的名字，或许我们可以说，余华获选年度杰出作家，既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本身在弥补十多年来的一个遗憾，也折射出2013年传统作家与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乏力──“作品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顶峰”。“我们确实老了”，余华感慨的不仅仅是自己，或许也包括那整整一代作家。
　　虽然已举办12届，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人年轻锐利的感觉。相对于带有“终身成就”意味的年度杰出作家奖项，该奖项对文学新人的奖掖其实更值得重视。这不仅仅指单独设立“年度新人”奖，在其他各分类奖项中，也有一些大众读者感到陌生的名字胜出，如今年获得年度小说奖项的田耳《天体悬浮》。
　　同样是70后作家，田耳比竞争对手路内少了许多公共知名度，但文学奖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让陌生变得熟悉，虽然有时候这并不容易做到──《天体悬浮》只怕很难成为畅销作品。甚至，在余华获得大奖的背景之下，陌生的田耳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话题，更别说“年度新人”赵志明了。
　　如果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因为认可新人和历史学者（“年度散文家”李辉），展现了该奖项的开放性和活力。但因为选择了余华，今年评奖的所有这些活力元素大概都会被视而不见。若干年后，人们只会记得，201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了可能是最低谷时期的余华。

⊙涂涂（书评人）

余华
　　1960年4月3日生，在浙江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随笔集5部，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美、英、法、德、意、西班牙、俄罗斯、保加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等30个国家出版。

授奖辞
　　余华的写作，勇敢而不偏狭，幽默而不乏庄重。他的小说，不仅揭示现实，也创造一种现实，并通过不断重释小说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续写今日的文学中国。他出版于二零一三年度的《第七天》，借死者的眼光看活人的世界，那些不幸、伤痛以及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戚，那些温暖与冷漠、良善与邪恶、真实与荒诞、实有与虚无交织的生活，是关于中国经验的粗砺感知，也是余华向世界讲述中国的一种方式。他已无意探索内心的深渊，却以简单、直接的写作现象学，使我们对内心、现实甚至小说本身都有了毁灭性的认识。余华用荒诞的方式，证明了荒诞依然是这个世界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

获奖感言
　　我已经写了三十年的小说。三十年来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物来到我面前，我指出他们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自私和无私，他们的善良和狠毒，他们的笑容和哭泣……他们不再是我笔下的人物，他们成为了我的朋友。
　　我看到另外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开始了如指掌地对我评头论足，说我是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心理，说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说我既善良又狠毒，既胆大又胆小……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是在说另外一个人。
　　然后我感受到了因果报应：三十年来我一直在虚构别人，现在轮到别人来虚构我了。

所有伟大作家都是唯一的
　　南都：上周马尔克斯去世，又把对他的回忆拉向了上世纪80年代。马尔克斯这一批拉美作家之于中国作家的意义，或许很大层面上在于，那是一场第三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逆袭。对于他，你有什么想谈的吗？
　　余华：我一直觉得马尔克斯是活着的作家中最伟大的，没有之一，现在不是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是那个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很难设想其他同时代的作家谁有他的这种影响力。他已经成为经典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的声音，当然他后来那本讲幼妓和老人的小说（《苦妓追忆录》）受到很多批评，我碰到一个德国批评家就特别严厉地批评他，觉得他晚节不保。我想，写这个也没有什么。不管怎么样，《百年孤独》那是公认的，从这个角度很难找到一个替代者。
　　上世纪80年代，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还有他们的前辈鲁尔福、博尔赫斯在中国有过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个是文学风格上的，也就是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这些作家各不相同，用魔幻现实主义来概括他们不准确，但是他们的写作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个对当时的中国作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第二个，当时的中国文学骨子里还是有些自卑，对于欧美文学，可以说是崇洋媚外，拉美文学的兴起让中国的作家看到了榜样—这个世界的文学不只是欧美的。
　　南都：马尔克斯去世，网上纷纷慨叹，一个时代结束了，但认真回溯，似乎马尔克斯的迥异在于，他自身的生命力、影响力和二十世纪的很多作家是有差异的，十九世纪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文学英雄，二十世纪更多的是卡夫卡那样“所有的障碍都能摧毁我”的作家，但马尔克斯身上似乎还有这种文学巨匠的遗风，你怎么看？
　　余华：早一个礼拜前谈马尔克斯的话，你会发现在活着的作家中，能达到如此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的，也就是他了，别人达不到他的影响力。他的《百年孤独》上世纪60年代最早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卖5000册。因为我的小说英文版跟他在同一个出版社的同一个部门，2003年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出版社的人告诉我，马尔克斯的平装本每年20万册，仅仅是北美地区。新经典三年前出中文版，接近300万册，假如从作家的影响力来说，他去世以后确实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去过托尔斯泰的庄园，他就葬在自己的庄园里。他那个庄园离莫斯科不算近，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车去的，交通很方便，走了两三个小时，托尔斯泰去世时莫斯科有三千多人坐了马车去送葬，当时坐马车可能要坐一天的时间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彼得堡，他去世的时候彼得堡的人口是八十多万，有八万多人去悼念他，这是那一代作家能得到的荣耀。在马尔克斯身上可能也还有，但马尔克斯之后我估计也很难有了。一个作家生前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又让大家一致地喜欢他，这样的作家不多，也许未来也会有。
　　处于创作的旺盛期而且影响力大的作家，当代也有，比如村上春树，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很大，问题是他有争议，还没有成为经典作家，喜欢他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很讨厌。其他的别说有马尔克斯的影响力，即使村上的影响力也还没有，包括后来获诺奖的作家。略萨和马尔克斯几乎是同时在那个时代起来的，但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马尔克斯还是不能比。
　　马尔克斯的名字早就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他们刻在一起了，无论过去多久，他的名字一直会在那里。马尔克斯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有接近的地方，他们都是动荡时代的见证人，卡夫卡也见证了他的动荡时代，只是见证方式有些不同，我觉得卡夫卡更热衷于描写被时代抛弃的那些人，通过被抛弃者的角度来见证时代。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都是动荡时代的参与者，当然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托尔斯泰从容不迫地深入人心的叙述无人可及，巴尔扎克描述人物时的丝丝入扣和活生生也是世上无双，马尔克斯的冠军项目是他对时间的处理，他把故事、人物和情感等等在时间的跳跃和流逝里完美地呈现出来，常常让读者感到一天就是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伟大作家都是唯一的。
　　南都：你会被什么样的故事吸引？你会怎么琢磨哪些故事？
　　余华：所有类型的故事都会吸引我，关键不是故事是否曲折或者是否独特，而是是否唤醒了我，这个最重要，当我感到自己被某个故事里的某个情节或者细节唤醒的时候，我知道可以写这部小说了。其实题材本身不重要，关键就是题材能不能让人感兴趣，每个作家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
　　另外有的题材适合这个作家写，有的适合那个作家写。《百年孤独》就适合马尔克斯写，换成另外一个人都不合适，都会把这本书写砸了。你要用略萨的方式写，可能写一百万字都不止。马尔克斯二十多万字就写完了—我说的是翻译成中文的字数。每个作家不一样，写作方式不一样，他们感兴趣的题材不一样，还有处理题材的能力和擅长也不一样。一般作家会对很多题材都感兴趣，但是关键就是有没有找到处理这个题材好的方法。如果找到这个方法的话就可以动手了。如果我没找到“死无葬身之地”这个点、可以把很多家喻户晓的事件连起来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写《第七天》了。

关于《第七天》
　　南都：《第七天》中，你是怎么有“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想法的？酝酿的过程是怎样的？
　　余华：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一个故事，把中国这些年来发生比较突出的事件集中在一个小说中完成，这个时候角度就很重要，假如没有“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角度的话就无法写这样一个作品，没有写的意义。
　　这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首先我想找到一个死者，能不能用死者的角度、死亡的角度看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会很有意思，就开始动手了，这开始只是一个设想。但写完第一段，我知道后面可以用“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来写了，就是这样引出来的。这里捋顺了后面就写得比较快了。小说也不长，我写小说不是写写停停嘛，前面写得不顺，因为我朝三暮四的，一会儿想把过去写的小说写完，再回来写写这个，同时写的东西太多，最后都不顺。总觉得过去的小说你再不写的话以后就没有兴趣写了，就是这样一种内心的暗示，它又会影响你新的小说的写作，但是毕竟一切都在变化，作者的感受、想法都在变。写旧的东西的时候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很容易被诱惑过去，我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第七天》最后又写得很快，后面半年时间就完成了。
　　南都：《第七天》刚出来的时候，来自读者的反馈很多，也伴随各种争议，到今天拉开一点时间距离，你会怎么看那些争议？
　　余华：我已经习惯争议，只要我出版新书就会有争议，这个很正常。有关我新书争议的声音有两种，一种是读过书的，另一种是没有读过书的，前一种我会认真对待，后一种我不会理会。我在国外时说到中国有不少人没有读书就开始评书，外国人很惊讶，这个在中国很普遍。
　　南都：有读者在《第七天》之后尖锐地提出对你的语言的失望，特别是会拿你早些时候的小说语言来进行比较，但细读小说，我能感觉到你语言上其实是有精心考虑的，语言层面上你追求什么样的效果？
　　余华：我注意到对《第七天》叙述语言的批评，有人说《第七天》的语言是新闻体。说实话，对于这样的批评，我只能一笑了之。我觉得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不会说这样的话。
　　30年来我对叙述语言的追求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这个准确不是单一或者固定的，应该是灵活的，根据不同的叙述对象会有不同的句式和节奏。
　　南都：我记得你在《第七天》研讨会最后有一个表述，《2666》中波拉尼奥写罪行，把发生在拉美一个小城市的一百多起奸杀案全部罗列出来，你说你是从“死无葬身之地”来写现实世界，你说这是你认为的文学的意义所在。这个还能再展开谈谈吗？
　　余华：《第七天》涉及到的一些事件读者应该是熟悉的，所以我用“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一个陌生的角度去讲述。很多真相不是在生者的世界里，而是在死者的世界里。虽然人人认为死无对证，我还是要让这部小说死有对证。
　　如果没有“死无葬身之地”，我没有办法去写这部小说。那地方比现实世界要温暖得多，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这么感受着，但是我反复告诫自己，那里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世外桃源，我颠覆原有词义后重新定义这个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一方面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批判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对世界的美好憧憬。
　　南都：如何写现实，似乎是摆在所有作家面前的巨大试金石，它对你的压力大吗？
　　余华：没有什么压力，写小说不是破案，小说里一般不会抓错人，就是抓错了，也不涉及到现实中的人命关天问题。一个作家即使把自己写进小说，而且写死了，第二天照样吃饭喝酒。至于文学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描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现实，这个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回答，那时候就会知道有什么作品做到了。前面提到的四位作家，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卡夫卡和马尔克斯已经证明了文学表达时代和现实的能力。
　　南都：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家，他们新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好像跟大家的期待和想象都有差距，你怎么看？
　　余华：一方面读者对自己欣赏的作家总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甚至对其新作有了想象，认为应该写些什么，应该怎么写，结果读到的不是这样。另一方面作家可能没有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读者的失望也就油然而生。

写作与生活
　　南都：你说过一个作家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野心越大，可能风险也越大。你的野心是什么？风险又来自哪里？
　　余华：我所说的野心和风险是在叙述过程中出现的，就是当作家写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技巧越来越熟练之后，他什么都敢写了，他的叙述也就充满了风险。我觉得这是好事，作家应该勇于尝试，写作应该是一次冒险，冒险常常能够带来惊喜。
　　南都：在你的写作生涯中，兴趣是如何改变的？
　　余华：不断在改变，时代在变化，生活在变化，兴趣也会变化，1986年我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2013年我写出的是《第七天》。
　　南都：有没有很久以前写的东西，让你觉得和现在比毫不逊色，甚至你再也写不出那样的东西的感觉？
　　余华：很多年来这种再也写不出来的感觉如影随形。我在写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感到自己再也写不出此前的中短篇小说了；写完《兄弟》和《第七天》之后，感到自己再也写不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会感到自己再也写不出《兄弟》和《第七天》了。
　　南都：那写《第七天》的时候，《兄弟》会构成障碍吗？
　　余华：没有，完全没有，《兄弟》是多么铺张啊，写得那么众声喧哗，但是《第七天》是特别安静的。
　　南都：哪些东西始终是你想要表达的、不写不快的？
　　余华：生活和命运，同情和怜悯，这些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但要说不写不快的话，往往是写短篇小说才可能出现，长篇小说很少这样的感受。因为一个长篇整个写上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写不快的情绪很难维持那么长时间的，你构思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动笔写可能仍然还有，但一个礼拜之后可能就没有了。
　　南都：你的写作持续了有三十年时间了，这中间有没有瓶颈，是怎么突破的？
　　余华：其实可能跟我写得少有关系，因为如果一个作家不断在写，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可能会顺着轨道往前走，像我写得少，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脱离那个轨道，当你离开那个轨道比较远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愿走过去，你会想要找一个近一点的轨道。基本上可能和一种写作方式还有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
　　南都：你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
　　余华：我的生活态度一点都不认真啊，首先不勤奋，第二不认真。我跟我前后出来的作家比还是作品少的，不过跟一些外国作家比不算少了。（笑）比如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我们那天算了一下，不算《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些按照中国标准定义的中篇小说，他正儿八经构成长篇小说篇幅的也就五六部，马尔克斯的很多单行本都是只有3万到6万字的，按照我们的中国标准都是中篇小说的标准。他写得也不是很多，他没有略萨多。略萨的大部头很多。我没有天天写的欲望，天天写那不变成机器了嘛，我一般没有固定的写作，状态好的时候就写了。
　　南都：你有自己的写作纪律吗？
　　余华：没有，在写作时我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我没有时间表，我时常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南都：对未来的写作你有明确的计划吗？
　　余华：把我那些搁置多年的小说先完成一部。
　　南都：搁置的小说多吗？
　　余华：好几个呢！有的写了开头，有的写了一半，有的写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也希望把它们救出来，要不的话，我估计过了10年我可能永远不会去写了，前面写下的情绪已经越来越远了。有的现在已经感觉有点远了，但是当你读完的时候，又有了写下去的兴趣，但再过几年可能读完也没有兴趣去写了。
　　南都：很多人对你多年前写的阅读笔记印象深刻，我的理解中那些解读有点像武林高手揣摩其他高手的武功秘笈。你近几年阅读多吗？有让你密切关注的同行作家吗？
　　余华：阅读越来越少了，我指的是阅读文学作品。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瓜分时间的兴趣也很多。不过在我看来作家抱怨读者不读书是个比较滑稽的问题，因为你自己都有可能不读人家的作品，或者读文学以外的作品远远多于文学的作品。
　　南都：现在有很多作家在高校授课，你会吗？如果要向年轻人讲授如何写作，你会教他们什么？
　　余华：不会去高校讲课，我的知识是一盘散沙，不系统，聊天可以，讲课不行。如果要向年轻人说些什么，我建议他们别相信前辈作家说的那些关于如何写作的话，一方面是每个人不一样，对别人有用的对你可能没用；另一方面是作家的创作谈和他们的小说差不多，基本上是虚构的。
　　南都：前阵子看到一篇访谈，菲利普·罗斯在封笔之后开始重读自己的所有小说，你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余华：菲利普·罗斯做了一个作家正确的事。我很想去读自己过去写下的小说，但是我不让自己去读，因为我有过这样的教训，阅读自己过去的小说会影响现在的写作，过去的小说会控制我的叙述，我在写一部新小说的时候需要出现脱胎换骨的感觉。当你刚写完一部小说去写下一部的时候，最好把前一部作品忘掉，因为一个作家很容易习惯性地写作，照你习惯的方式写会写得很顺手，这是一个问题。假如不忘记前面写的东西，可能下面会不断重复，你写下了20本书，但可能只写了两本书，很多人物也好、故事也好，基本上是重复。只有在你把过去的作品忘记以后—这是一个前提，但不是决定性的前提，然后你关心新的东西的时候，你才可能不被自己的过去左右。我觉得当我封笔之后，我会重读自己的小说，这是回顾自己一生的好方法。

关于海外
　　南都：你的作品在海外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你觉得你的风格能被翻译出来吗？
　　余华：应该可以翻译出来，我在国外和读者交流的时候，常常觉得和在国内与读者交流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差异。整体上涉及文本的时候，国外的读者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对小说中某个人物，读了之后什么感受，这个好像没有差异，有所不同的是涉及文本之外的问题。比如说你对就业怎么看啊，怎么看言论自由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之类的，尤其是言论自由。他们会问你在中国写作有没有足够的自由度。我告诉他们写作肯定是自由的，但出版的过程中会有审查。
　　南都：给《纽约时报》等外媒写专栏给你增加了什么样的经验？
　　余华：我只在《纽约时报》有专栏，其他报纸没有专栏，只是给他们写过文章。最开始零星地写，后来从去年2月份开始每月一篇。他们的专栏作家请假半年写新书，他们就找了我和智利的一个作家来填补。6篇完了之后又签了协议写一年。我写中国，智利作家写拉丁美洲，这都是他们这些年特别关注的地方。
　　这是很有意思的经验，每次文章发表前一天，我通过邮件和纽约的编辑、加州的翻译一起工作，进行最后的定稿，通常是编辑提出来，说《纽约时报》的读者对于某个地方可能不明白，需要更加清晰的表述，几乎每一篇都会有改动。这样的工作让我意识到中西方的差异，而且是十分具体的差异。比如去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雾霾，我的编辑写信希望我能把PM 2.5解释清楚，我很惊讶，我以为PM 2.5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后来编辑告诉我《纽约时报》的国内版、国际版读者都不知道，我才意识到美国、欧洲读者都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雾霾。
　　我是想让他们理解中国有一点稍稍的变化吧！以前写专栏文章都是命题作文，比如辛亥革命一百年，他们让我谈一谈，写一组的文章，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我写什么不管。
　　不过这个专栏现在让我感到有点累了，刚开始的时候很轻松，可写多了发现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它耗费的精力让我感觉这个专栏在我生活中的比重有点过大了。虽然一个月只是一篇，但总还觉得有个事情要做似的。
　　南都：你现在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国外的作家接触，你觉得文学读者的减少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吗？
　　余华：差不多，比如在中国，经常会听到出版社编辑、评论家们、作家们批评中国读者不爱读书、对文学的热情减退了。这样的抱怨在法国、美国、几乎所有国家都能听到。哪怕阅读文学的人群增加一倍，可能还是会有人抱怨。文学本来就不是一个热门的东西，本来就不会有很多人阅读的，一年能读个一两本已经算很好了。读文学最多的可能是学生时代、刚刚参加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欧美还有一个情况是不上班的全职主妇阅读文学作品人数不少。

⊙记者：李昶伟 CFP供图

　　编者语：
　　在30年的创作道路上，他能够持续引领读者、批评界乃至同行的目光；他的每一部作品总能引起巨大的讨论乃至争议──他是余华，中国当代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独具魅力的作家。
　　日前，余华入驻北师大仪式暨“先锋的道路：余华创作三十年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十几位著名文学批评家齐聚一堂为余华号脉。同时，我们也得到余华的授权，得以首次发表他的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中国的先锋文学与先锋作家的“出头”与一本文学杂志《收获》最具渊源，余华作为亲历者，也撰文回忆了先锋文学在中国的第一步……
　　文学的真实
　　作家不仅要见到众人所见，更要见到众人所不见
　　作家世界观最直接方式，便是他对于真实的理解，他眼中的真实是什么？
　　简单的说法，那就是作家为何而写作？一位真正的作家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这里所说的“内心的需要”与“精神的真实”有所不同，“内心的需要”是强调一位作家应该具备的忠诚，即对真实的忠诚。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首先让他真实地去了解自己，然后再真实地去了解世界。
　　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品质不仅包含了忠诚，同时也包含了智慧与警觉。他看到了什么？他的目光所及之处事物是否闪闪发光？他不仅要见到众人所见，更要见到众人所不见。因为作家眼中的现实已经不是客观意义上的现实了，已经转化成立场和角度了。
　　作家必须关注现实，关注人群的命运，这也是在关注他自己，因为他孕育在人群之中，置身于现实之间，所有发生的，都与他休戚相关。
　　长期以来，我的创作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在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能够明确感受到这种类似分裂的状态，我无法使自己变得单一，我曾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童话作家，要不然就是一些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许会得到缓和，可是这样一来，我的作品中的力量也会因此而削弱。
　　作家应该去寻找真理，我所说的真理不是观点和看法，是事实，永恒的事实，连接着过去和将来，又穿越了现在的事实。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才能听到高尚的声音，这高尚不是指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以同情的目光去注视世界。
　　真正的作家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不会为坚持某一理论或者某一流派风格而写作。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
　　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无知的，实际上也是如此。任何知识说穿了都只是强调，只是某一立场和某一角度的强调。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而真实却永远都是一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是自鸣得意的手淫。
　　对创作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事实。比如艺术家和匠人的区别，匠人是为利益和大众的需求而创作，艺术家是为了虚无而创作。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无知者，他们唯一可以真实感受的是来自精神的力量，就像是来自夜空和死亡的力量。
　　先锋小说
　　先锋文学重视到了叙述领域里的所有技巧，唯一疏忽了抓住读者的技巧
　　今天，对于所有开始写作和还在写作的人来说，小说早已不是首创的形式，它作为一种传统为我们所继承。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写作的意义何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
　　我自己的回答只能是这样：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
　　我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先锋文学的一员，我只是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种小说叙述方式，我感到它们的笨拙，并且单一，在表达时总是给我种种束缚。尤其是语言，当时我认为被文学广泛表达的语言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或者说是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
　　我那时反对语言大众化，我认为世界并不是像一把椅子那样明白易懂。那时我感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面对事物的纷繁复杂，语言时常显得力不从心，无力做出终极判断。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
　　应该说先锋文学在叙述上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从而彻底清除了遗留其中的非文学因素。正因为有了先锋文学，今天的文学才如此丰富和充满朝气。先锋文学重视到了叙述领域里的所有技巧，唯一疏忽了抓住读者的技巧。
　　就我个人创作来说，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呼喊与细雨》（《在细雨中呼喊》原名）《活着》与我过去的作品不同之处，那就是人物来到了我的作品中。
　　一直以来，我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等等。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因此我更关心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我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河流以流动的方式展示欲望，房屋则在静默中显露欲望的存在。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互相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的存在。
　　先锋文学能持久吗？
　　后现代主义里看到的只是聪明，标新立异，听不到大师的声音
　　欧仁·尤奈斯库说，“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经超过了它。”
　　在三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是先锋派在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里最为积极的时代。在他们那里，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思想准则，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反对所处的时代，反对现有的文学规则，制定自己的文学规则。这时候他们不再是现有体制的破坏和反对者，而成为了现有体制的保护神。所以说，先锋派在人和时代，任何领域里都只能是一个过程，一次行动。先锋派不是主义，也不是最后的目标。先锋派是冲锋，或者像词典里所说的，是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大部队进入行动作准备。
　　中国的先锋派和西方的先锋派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先锋派是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而中国先锋派是在文学断裂之后开始的。并且是世界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先锋派的时候出现了，它的出现不是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和世界文学走到了一起？
　　我想今天的文学和世界文学趋向了和谐。文学今后该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已经明确，今后的文学不会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已经成为了权威，成为了制度，成为了必须被反对的现行体制，否则文学就不会前进。
　　虽然有后现代主义出现，可是我们在后现代主义的成果里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聪明，只是标新立异，看不到标志一个全新时代到来的日出景象，也听不到大师的声音。后现代主义说穿了只是现代主义的残余，正是它的出现，我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本文节选自余华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感谢童庆炳教授提供资料）
　　附：在本次研讨会上，余华再次重申了对真理的追求──
　　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该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了。罗素曾在接受采访时，对一千年后的人们说一句话，他的回答是，“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把个人的嗜好和经验当做真理了，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童庆炳（北师大资深教授）
　　今天见到余华，我不再用在鲁院教室里讲课时的眼光看他。余华已经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我为他感到骄傲、自豪。余华在参加了北师大和鲁院合办的作家班之后，又在北师大继续研读了两三年时间。他在1993年9月到10月之间写了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
　　余华创作的成功是多方面促成的，包括他的天赋、努力、坚持不懈，以及他对生活的了解、观察等等。但是今天我又读了一遍他的硕士论文，我觉得，现在人们经常说余华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先锋派阶段，后来他开始写《活着》等作品，似乎转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但是重读他的硕士论文，这种感觉淡了。我认为余华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论，对于文学真实的理解，是一贯的。
　　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文学观念没有变。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文学现实。论文的摘要部分，余华写到，“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的不断改变；认为生活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文学的真实应该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而不是一个环境，一种性格。”
　　正是余华坚持这种理念，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辽阔的，所以他能够写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让我们觉得有点荒谬，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余华是找到了文学钥匙的大作家，所以他打开了文学这座宝库，把宝库里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又常常跟我们日常的现实纠结联系在一起，有时候拥抱，有时候又要战斗，这样他的作品就变得深刻了。
　　我不想讲它的作品，就用他自己硕士论文中的一句话，文学现实和真实的概念，使他回忆起他当年怎么想的，实际上他现在仍然是这样想的，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很多批判、悲剧、荒谬、幽默，都不足为怪的，这些都建立在他的文学的观念之上。
　　1987年秋天我收到第5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这一期突然向读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他们作品的叙述风格也让读者感到陌生。
　　这个时节是文学杂志征订下一年度发行量的关键时刻，其他杂志都是推出名家新作来招揽发行量，《收获》却在这个节骨眼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这一期的《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其他文学杂志的编辑私底下说《收获》是在胡闹，这个胡闹的意思既指叙述形式也指政治风险。《收获》继续胡闹，1987年的第6期再次推出先锋文学专号，1988年的第5期和第6期还是先锋文学专号。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占据了先锋文学专号的版面，我也在其中。
　　当时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们这些人带着手稿来到上海时，《收获》就将我们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苏童可能是在那里住过次数最多的两个。
　　白天的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和肖元敏是女士，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她们不方便和我们混在一起，程永新还是单身汉，他带着我们吃遍《收获》编辑部附近所有的小餐馆。当时王晓明有事来《收获》，几次碰巧遇上格非、苏童和我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他对别人说：这三个人整天在《收获》，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
　　晚上的时候，程永新和我们一起返回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在我们的房间里彻夜长谈。深夜饥饿来袭，我们起身出去找吃的。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晚上十一点就大门紧锁，我们爬上摇晃的铁栅栏门翻越出去，吃饱后再翻越回来。刚开始翻越的动作很笨拙，后来越来越轻盈。
　　由于《收获》在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只要在《收获》发表小说，就会引起广泛关注，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不同的是《纽约客》的小说作者都是文学的宠儿，《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是当时文学的弃儿。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发表在《收获》上？我说这是因为其他文学杂志拒我于门外，《收获》收留了我。
　　其他文学杂志拒绝我的理由是我写下的不是小说，当然苏童和格非他们写下的也不是小说。
　　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学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里走出来不久，作家们的勇敢主要是在题材上表现出来，很少在叙述形式上表现出来。我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不满当时小说叙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寻找叙述前进时应该出现的多种可能性。结果当时很多文学杂志首先认为我们没有听党的话，政治上不正确，其次认为我们不是在写小说，是在玩弄文学。
　　当时《收获》感到叙述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大张旗鼓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钟山》、《花城》和《北京文学》等少数文学杂志也感受到了这个变化，可是他们没有像《收获》那样大张旗鼓，只是隔三差五发表一些先锋小说。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刚刚宽松起来的文学环境三度进入紧张状态。有些文学杂志因为发表先锋小说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他们委屈地说，为什么《收获》可以发表这样的小说，我们却不可以？
　　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巴金。巴金德高望重，巴金的长寿，可以让《收获》长期以来独树一帜，可以让我们这些《收获》作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1988年再次推出两期先锋文学专号后，有关方面决定改组《收获》编辑部。从1988年底折腾到1989年3月，最终不了了之，李小林继续控制《收获》。李小林转危为安，《收获》和先锋文学也转危为安。先锋文学转危为安还有另外的因素，当时文学界盛行这样一个观念：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不妨让这些作家自生自灭。
　　这个盛行一时的“不是小说”的观念让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笑，什么是小说？我们认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我们对于什么是小说的认识应该感谢我们的阅读。在经历了没有书籍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后，我们突然面对蜂拥而来的文学作品，中国的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西方十九世纪小说和二十世纪小说同时来到，我们在眼花缭乱里开始自己的阅读经历。我们这些先锋小说作者身处各地，此前并不相识，却是不约而同选择了阅读西方小说，这是因为比起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来，西方小说数量上更多，叙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同时阅读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他们，也就同时在阅读形形色色的小说了。我们的阅读里没有文学史，我们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些作家的年龄和写作背景，我们只是阅读作品，什么叙述形式的作品都读。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也就知道什么叙述形式的小说都可以去写。
　　当时主流的文学观念很难接受我们小说中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持有这样观念的作家和批评家认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这些十九世纪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才是我们的文学传统。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还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诞派等都是外国的。我们感到奇怪，难道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他们不是外国的？
　　当时的文学观念很像华东师范大学深夜紧锁的铁栅栏门，我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饥肠辘辘的时候不会因为铁栅栏门关闭而放弃出去寻找食物，翻越铁栅栏门是不讲规矩的行为，就像我们的写作不讲当时的文学规矩一样。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不会在夜深时紧锁大门，可以二十四小时进出。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一样，现在也成了我们的文学传统。

▲　余华

原文标题：作家余华：你们不要对我期望很高 我已经很累了

　　昨天下午，北师大驻校作家余华入校仪式暨“先锋的道路：余华创作三十年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出席仪式并发言，欢迎余华成为中心驻校作家，这是继贾平凹之后，第二位入驻北师大的中国作家。对于众人对余华的期望，余华直言，“你们不要对我期望很高，我已经很累了。”余华说，现在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当做真理，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我知道莫言所有的毛病，他也知道我的，但是我们都不说。”
　　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童庆炳曾是莫言和余华的老师，余华曾经是北师大的校友，还完成了硕士论文《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童老师说：“很多人认为余华30年的创作道路是从先锋派到写《活着》时的现实主义，但是我今天重新读完他的硕士论文之后，我这种感觉淡了，余华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论，对文学真实的理解，是一贯的，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文学观念没有变。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文学现实。”
　　余华先自曝自己上学的时候曾模仿过莫言的签名，又说自己是顶替苏童来的（因为本来余华准备9月入校，3月是苏童）。在余华的记忆里，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那天，正好是他毕业，他在2年半的时间里成为童老师的学生，有着很多难忘的故事。“我和莫言住在同一个宿舍，我知道他所有的毛病，他也知道我的，但是我们都不说。”至于自己驻校以后的具体工作，余华说还不清楚，但肯定会涉及到和学生的交流。

“我们非常愉快地对余华号脉”
　　在简单的仪式之后，批评家张清华、张新颖、张柠、白烨、诗人欧阳江河等对余华30年创作道路进行了研讨。莫言也鼓励大家自由发言，“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对余华号脉，虽然他身体非常健康，但不论再杰出的作家，创作30年还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辉煌的成就，大家也可以说。”
　　余华的自由和任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在座的很多和余华接触过的批评家都能讲出一段与此有关的小故事。他和陈晓明拍过桌子，因为对文学观念的争论，但转眼就没事了。张新颖是第一个写余华小说评论的批评家，他说和一个作家一起成长30年的经历非常奇特。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对《兄弟》的下半部和《第七天》有很大的争议，张新颖说，“很多人认为，余华从大道走到了岔道上，但我觉得挺好，岔道就岔道吧。不怕污泥浊水，到了文学里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诗人欧阳江河从一个诗人的角度认为，“余华一直保持先锋的姿态，他堪称典范。余华一直在坚持，坚持文学的先锋性，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有一些作品大家有不同看法，但是总体而言，堪称伟大，随着时间的消失，这个地位会更明显。”70后批评家则用文学“男神”“偶像”来形容余华今天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余华的吸引力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断带动中国读者、批评者继续思考的领跑者。”

“不要对我期望很高，我已经很累了”
　　对于很多批评家对他提出的更高的期望，余华说，“不要对我期望很高，我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该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了。”余华说，去年，他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和他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他才21岁，他说自己不喜欢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拿妓女的生命去换学生的生命，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在欧美失败的原因。
　　后来，儿子话题一转，和余华说，罗素曾在接受采访时对1000年以后的人类说了一句话，罗素的意思是，1000年之后的人类也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同时，他看到张艺谋的一个采访，张艺谋说拍到妓女代替学生去死的时候，自己特别感动，儿子警告余华，“张艺谋把个人的嗜好当成真理了，你也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所以，余华一直提醒自己，自己的经验、嗜好不一定是正确的，“虽然这句话说起来有点庸俗，但是，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记者：罗皓菱

　　著名作家余华的新作《第七天》自6月中旬上市以来争议不断，号称“七年磨一剑”的作品遭到了一片恶评，而余华也通过出版方新经典文化对种种质疑做出了回应。昨日，余华再度回答了通过网络征集的部分读者提问，除了再次谈到了与《第七天》有关的内容，也谈到了他自己的写作状态和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本栏稿件由重庆晚报记者 周裕昶 实习生：王彬倩 采写

《第七天》用不长的篇幅写现实的荒诞
　　《第七天》讲述的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主人公杨飞已经死亡，但他的灵魂从殡仪馆飘出来，去拾起自己对生前生活的记忆，而记忆中呈现出了现实的残酷。余华说，如果让他自己评价《第七天》，他只需要一个成语──借尸还魂。
　　余华表示，他在《兄弟》之前就有欲望“将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还打算自我挑战将这些故事集中到不长的篇幅里。“然后我找到了这个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余华强调，他写下的就是大家的生活，发生在身边和新闻中的事情不需要收集就会跑到跟前，而这些现实比小说更荒诞。

写作状态：才华不会枯竭但生命会枯竭
　　在余华看来，他写作时最好的感觉是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写作，“完全置身于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个虚构的人物那里灵魂附体，感觉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但余华表示，这样的写作状态需要体力和记忆力，年纪越大就越难。“才华不会枯竭，但是生命会枯竭。人老了，虽然才华依旧，可是体力衰退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余华说。
　　余华还表示，他的写作方式是断断续续的，总是有很多事情去打断他的写作。“我的缺点是很不勤奋，我兴趣太多，总是被别的什么吸引过去。作为一个作家，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点已经无可救药。”余华说，他羡慕莫言的写作方式──长时间构思成熟后，就背包回老家一气呵成写出来。在余华看来，莫言是短痛，他是长痛，而长痛不如短痛。“这次《第七天》出版后，有人质疑我只用七个月就写完了，其实我希望七个星期就写完，问题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余华自曝五六部小说现在同时写
　　昨日，余华也透露了他未来的写作计划：他正同时写着五六部小说，其中还不包括在脑子里转了十年以上的构思。余华说：“下一部出版的小说关注什么，我现在不能说明，不知道它们（指同时写的几部小说）中间谁先跑过终点。”
　　余华还告诉读者，虽然他的小说读起来是悲观的，但他本人一直以来是乐观的，相信现实世界会越来越好。“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老话，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文和人不一样。满怀希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绝望之书，满怀绝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希望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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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余华
　　在中国当代文坛，余华总是一个引爆读者和评论界兴奋点的作家。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夺目崛起，到饱经质疑却收获百万稿酬的《兄弟》，人们始终热情地将阅读期待投放在余华身上。沉寂七年后，新小说《第七天》又再一次将余华置于舆论关注中心。
　　1960年，余华出生在浙江海盐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1977年高中毕业后待业。一年之后，余华成了海盐县武愿镇卫生院的一名牙医，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文学写作。尽管才执笔写作，但那时的余华心高气傲，对整个中国文学不屑一顾。
　　1984年，在《北京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星星》后，紧接着1985年，余华又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讲述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初次出门远行的故事，这篇作品也被视为他的成名处女作。随后余华接二连三地写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难逃劫数》、《世事如烟》等，冷漠、残忍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暴力、杀戮、血腥与死亡的世界。对颠覆人们的阅读期待和话语经验，余华乐此不疲，而且对伦理、道德、历史、常识的反动他亦孜孜不倦。这时期余华作品基本上是因情节设人，对人物性格、心理描写接近于无。
　　“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上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我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其力量源自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余华后来剖析道。这种对传统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的颠覆，让余华被视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1991年，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引起评论界广泛的关注。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孙光林作为故事的出发者和回归者，由他推而及上的三代家庭以及由他扩而横之的朋友生活。余华耐心倾听并传达着他们的声音、哭泣和微笑。与之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此时余华笔下的人物逐渐转变成了血肉渐丰的主体。
　　似乎从步入新的写作旅程开始，余华的理念就十分清晰：“我的工作就是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怀着对现实的迷恋，余华开始了他的转型，向青春的个人化书写告别。1992年、1995年他又先后推出了两部长篇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作品，在当时两极化的评价中，将余华推到了当代小说家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虽然书写主题仍是死亡、个体生命，但余华的叙述风格从暴躁变为平静，描写内容从虚拟现实逼向生活真实。面对外界评论的从先锋向现实之转型，余华解释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则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写得越来越实在，应该说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本领，因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
　　而对余华从残酷转向温情、从阴郁转向明朗的这一转变，作家李洱以旁观者的身份给出了个最简单的理由：因为他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余华很久没有再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直到2005年，《兄弟》的诞生。《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产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连接着两个时代的就是兄弟两人，而两兄弟的命运也与两个时代一样起伏沉浮，并最终走向命运的两端，各自自食其果。
　　但文坛期待10年的《兄弟》并未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带来震撼。相反，围绕《兄弟》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小说粗糙、情节失实”、“无意义的重复”……而媒体和网络的推动，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声音。尽管饱受业界质疑，《兄弟》却在一片骂声中创下了销售百万册的骄人成绩，余华也因此从纯文学作家摇身一变成为畅销书作家。此外，与国内学界普遍给的差评不同，《兄弟》在国外学界却广获好评。这让余华有些弄不明白：“事实上，国外大学，尤其那些汉学界人士一直很喜欢我的作品，包括这部《兄弟》。只是没想到，《兄弟》会在国内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兄弟》经过51万字的长途跋涉，诠释了余华心中两个时代的荒诞现实。而在写《兄弟》之前，余华就已在写另一部更贴近现实的小说，即是他新近推出的《第七天》。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这是《第七天》的开篇。随着故事和情节的推进，已死主人公杨飞游荡人间度过的“七天”──交通拥堵、贫富分化、医疗黑市、就业难、野蛮拆迁、行政腐败、警民冲突等等现实一一铺展在读者眼前。
　　对于读者诟病的“新闻串串烧”，余华也承认《第七天》是自己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经历了《兄弟》质疑“围剿”的历练后，这一次，无论是出版方还是余华，面对批评声，都更加从容和淡定：《第七天》首印70万册；书稿付梓时，余华就告诉出版方“等着大家来骂吧”。而近些年常周游世界参加活动的余华，对国际出版的自信更是挡不住：“明年和后年，《第七天》的国外出版高峰就会来到，我又将不断出国去。”
　　2010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余华回答说：“早年我是为了世俗而写作；后来是为了美学而写作；现在的写作，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为‘政治’写作。”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余华也随着自身思考的成长、成熟不断切换着创作角度、关注点。“一个作家的小说越写越大，我想是一种必然，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生命的成熟，还有时代的变迁等等原因，作家把握叙述的能力也会不断加强，小说的结构也会随之扩大。”
　　下一次，余华引爆关注点会在何时，也许十年，也许七年，也许三五年。（文/邱琪）

　　只要你学会一件事，斯科特，你就能和形形色色的人都相处得好很多。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一个人，直到你用他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除非你钻进他的身体，和他一起走路。──《杀死一只知更鸟》
　　现在提出“如果”应该还不晚，毕竟“余华差评”热还没过。所以，“如果”用余华的眼光看待《第七天》，“如果”和余华一起走过“第七天”，可能我们的“差评”只是源于我们内心中对某些价值的期望，而这样的期望也许──过高了。
　　或许余华的回应在“热烈”的“差评”中不值一提──“等《第七天》冷下来，我会认真看读者的批评，那时冷静的批评会多起来。《兄弟》七年换了几个版本，现在买《兄弟》的人对当时的争议不了解，我现在开始关注他们的意见了。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有过很多争议，只是那时仅局限在文学界。”
　　网络、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在热议余华，这些可以统称为“媒体”的宣传手段，似乎都从自己的立场在预设一个余华──能创作出比之前更好作品的余华。
　　结果是一部分人失望，一部分人认为尚可，另一部分人被冠以“脑残”粉莫名的支持。坦白讲，《第七天》引发的效应应该是继去年莫言得诺奖后，文学界又一个“炸锅”性事件。从kindle百万签约《第七天》，到第七天未上市即被出版商陈明俊推至舆论焦点，再到上市后雄踞各大图书排行榜。而这些，似乎都围绕一个词──差评营销。
　　《第七天》就真的有那么差吗？还是媒体预设了一个“想象中”的余华。

对视网络段子
　　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作家能不能写网络上的事？
　　答案是：能。
　　既然能，作家是不是要将生活写在作品里？
　　答案是：是。
　　既然以上二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家是不是可以将这些生活里出现的事物升华后放到其作品里？那么，网络段子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答案依然：是。
　　网上有人评论余华的《第七天》是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很显然，这是从内容上来看的，而对内容上不敢苟同的还有一位酸溜溜的代表：韩寒──“现在觉得好的小说应更加纯粹，描述每一种世界之广大，探寻每一枚人心之复杂，要贴着现实，但不能黏着现实，要控制自己的叙述而不是一味控诉，小说里的人物是你穿透世界的面具，而不是批判制度的道具，更不是承载段子的玩具。不能把大量时事评论和 社会热点放置其中，那些都是杂文新闻和微博论坛要做的事。在写《1988》时开始意识到这些，反思和进化中，没想透之前不会随手将就一本，朋友们就不用催 促新的长篇小说了，后会无期。”
　　于是，借由韩寒的影响力，“余华”被黑了。
　　那么，“余华”仅是因为写了一些网络段子就遭到冷眼与“黑”吗？
　　很显然，也不是。
　　好吧，来对视一下网络段子。
　　网络段子，大多来自现实生活中，属于生活的再一次创作，在整个网络环境中，网络段子都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大家的思维、说话方式、行为方式。当这些不知不觉的影响积淀到一个作家身上的时候，作家就因为要坚持自我，而忽略生活本身带来的影响吗？
　　很显然，更不是。
　　网络段子都是生活的折射，折射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的思想、倒映着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这些折射和行为方式，让作家以艺术化的语言拆分重组后怎么就成了一套网络段子的堆砌呢？怎么就成了一个作家成为读者口诛笔伐的对象呢？
　　于是，余华的话在这里引用再恰当不过了：“假如我要说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我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的作品里面的因素都包含进去了。”
　　事实上，在逻辑结构上，余华故事的逻辑叙述简直就是给了网络段子重生的机会。在短短的七天之中，余华用一种自身的痛苦体验，告知读者或世人，在人生的际遇中，每一个选择都是上一个选择的逻辑衍生，这种衍生而成的逻辑叙述不正是一个理性作家所需要提供给读者的吗？
　　所以，在笔者看来，网络段子最多只是余华在整个逻辑叙述中的一些素材，如果看不惯这些素材的存在，那么可以理解的是──只把这些文字当做消遣吧！至于如何消遣，那便不是余华的事了。
　　不过，可怕的是，如果某些人非要上升到什么高度而自显其理解的通透的话，笔者也只冷笑道：貌似余华根本没想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