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别的文章说:“这一时期有《人声》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右木是“无政府主义”?创办《新四川旬报》时,王右木已参与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重庆组织”不是准备参加议会竞选的党派;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成立,为避免敌人的打击,“重庆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自己的名称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种策略不是“无政府”。 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重庆组织”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一加入“上海组织”后,就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担负起解决“以苏解马”搞“单极化”的误区,把“重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到“上海组织”的方向中──也许这遭到党内外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他1924年遇害的一个外因──“以苏解马”极端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划分左、右两翼,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集体分析”的方法解决──停住“两条路线斗争”说法,是到1979年我们党的11届3中全会才确立的。王右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他写的《<人声>报宣言》中“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来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说:“前苏联经济改革──就是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啥不搞“以苏解马”?也许与李大钊等先于“上海组织”指导张澜等出头成立“重庆组织”时,就引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在革命的延安时期“南泥湾生产大运动”,是其端倪之一。 “以苏解马”在苏俄的革命,上层有“特供制度”;下层是“计划经济”。“重庆组织”虽然存在时间才一年多,但受到它影响的情况──笔者在家乡盐亭县天垣场看到1950年刚解放初的景象,问其原因听说,即使解放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天垣场这个极其贫瘠的离河又远的在山半坡的一块山垭口狭长台地,由于这里有“盘古故里”的传说和“盘母石”及“龟碑”等遗迹,何拔儒等“重庆组织”在盐亭的一些成员,策划要在这里搞“重庆组织”的乡村“工业园”、“经开区”等纲领的实践。1921年8月后“重庆组织”虽然解散;以及1929年7月在天垣场申家沟成立的盐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到1935年3月后盐亭龙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但胸怀马克思主义理想存活下来的成员,在没有政权、没有组织的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鼓动“工业园”、“经开区”的探索。 笔者1950年刚解放虽然很小,才5岁,也还能亲眼看到天垣场这条狭长不到半里,人户不到20家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有董连周的调味品生产厂、董怀德家的染布厂、王永祥家的面粉厂等。在天垣场周围附近乡下农村,有寇家坡的榨油厂,董家河坝的烤酒厂,何家坪的纺纱片区、姚家湾的纺纱与织布片区、文家观的纺纱片区等。这类厂和家庭“工业作坊”,虽然规模、产品,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现在各地县区城镇及周围普遍开好的“科创园”、“工业园”、“经开区”比起来,小和初级,但它是“重庆组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当时贫穷山区农村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实际的产物。解放后受“以苏解马”的冲击,天垣场变成农业户口化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外,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到目前当年那些调味品厂、染布厂、面粉厂、榨油厂、烤酒厂、纺纱织布作坊等,时过境迁已不能再恢复,农民到外面上上大中城镇打工,比在家乡务农收入更丰。 但是当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工业园”、“经开区”探索,对盐亭天垣、玉龙那一带人们及后代还是留下影响。例如,在笔者初中同学和认识的人中,就有天垣的黄辉煜及儿子黄强、黄斌目前,办在绵阳市的劳动保护品有限公司,黄辉煜先生说他们办的口罩厂在川也算大的。玉龙三星的王云白和儿子,21世纪初到南非打拼,到现在他们在南非与在国内江浙联合办厂,生产厨房金属餐用具制品,也干得不错。黄辉煜、王云白等虽然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规模、气度不能相比,但他们跟着新时代的步伐,前进是一样的。而任正非与吴大辉教授、苏晓晖研究员等一批精英学者相比,也不同──任正非显得更懂“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对“以苏解马”的批判。 吴大辉,1967年生,吉林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0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99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2002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俄罗斯外交专业,获博士学位;2005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研究员。曾任总参谋部某部中校团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俄罗斯方向高级顾问等职务职称。苏晓晖,1981年生,北京人。2004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2009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可看未来。 吴大辉教授2017年11月7日在“凤凰国际智库”,发表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讲话中说:“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虽然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我们要以不结盟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适当照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长期性。如果说存在一个反俄、仇俄的阵线,只要中国不加入,这个阵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反西方同盟,中国不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形成反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同盟”。看来吴大辉教授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其实俄国也是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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