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4名儿童疑似农药中毒死亡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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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现场为一栋三层小楼，有两层在地上，一层在地下，房屋四周贴满了磁砖，正大门装着铝合金门窗和不锈钢防盗网。本报记者 白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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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现场，4兄妹焚烧了自己的作业本和学习文具。本报记者 白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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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现场，一只运动鞋下压着没有燃尽的作业纸。本报记者？白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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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兄妹住所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三个破旧的仿皮沙发。本报记者 白皓摄

⊙记者：白皓 通讯员：裴江文《中国青年报》

　　6月9日晚11时，听到“咚”的一声闷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村民张启付打着手电筒，沿着声响的方向走去。在距离自家新房30米远的一幢三层小楼前，他看到一个男孩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张启付和同村人都知道，这栋楼里住着4兄妹，年纪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分别为9岁、8岁和5岁，这4个孩子无人照料，相依为命。
　　大约20分钟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哥哥已经生命垂危，在三楼房间里发现的3个妹妹随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是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这起6月9日深夜发生的悲剧迅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走进事发现场，展开调查。

事发现场目击
　　在事发现场，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这栋三层楼有两层在地上，一层在地下，房屋四面贴满了瓷砖，装着铝合金门窗和不锈钢防盗网。
　　走进小楼，二层的客厅里摆放着1台电视机和3个破旧的仿皮沙发。沿着狭窄的楼道走上三楼，便是事发时兄妹4人所在的房间，记者可以闻到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房间里散落着床垫、被褥、儿童衣物和鞋，房间正中有一堆焚烧物。记者翻动这些焚烧物发现，一个粉红色的笔袋还没有烧尽，几支自来水笔还残留着外壳，燃烧了一半的英语教材上写着“You call your mother‘mom’?”。焚烧物旁边，两根一头烧焦的木棍像是曾经有人用它们翻动火堆，以便让书本和文具尽可能完全烧光。
　　床垫上残留着一堆呕吐物，散发出强烈的农药气味。不远处的簸箕里，盛着黑豆和紫皮大蒜。角落里的一只墨绿色运动鞋下，压着没有烧尽的方格作业纸。
　　距离屋内一步之遥的露台上，摆放着一个木桶、一个炒锅和一个不锈钢盆，木桶里装着玉米饭，炒锅里装着酸菜汤。一份饭、一份菜、一个汤，应该是兄妹4人最后的晚餐。
　　现场没有发现遗书，也没有发现农药包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兄妹4人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据张启付回忆，事发当晚他走到现场时，曾经看见排行老二的女孩儿趴在窗台上用手电筒照着向下张望。
　　“是你把你哥哥推下来的？”张启付大声问。“没有。”二妹回答的声音很微弱。
　　在事发现场的被褥中，记者发现了1只红色的手电筒。张启付一度认为，是兄妹几人打架，把哥哥推下了三楼，看到二妹趴在窗口迷离的眼神，他瞬间感觉到出了大事，并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4兄妹家境并非特别贫穷
　　有媒体报道称，出事的4名儿童家庭特别贫穷，仅靠吃玉米度日，4名儿童的死可能与生活难以为继有关。采访中，当地村民否认了这种猜测。
　　“弟弟每个月会给孩子寄大概700元生活费。”4兄妹的姑姑张芳友说，“这里一大背篓米只卖100元，一般家里都有腊肉，房子后面还有菜，生活肯定够用。”
　　记者在兄妹4人居住的小楼里发现，两个编织袋里装着熏制好的腊肉，墙角里还散放着几块腊肉，腊肉旁边的菜刀和菜板上还沾着油迹。另一间屋子的一半空间堆满了编织袋，口袋里装着玉米粒，把玉米粒加工成玉米面的机器立在墙角，一堆玉米棒四散在地上。
　　当地村民回忆，今年春节，父亲张方其带着4兄妹杀了两头猪，过了一个“油水很大”的新年。在距离住所5米远的猪圈至今还养着两头猪。
　　记者了解到，2012年起，田坎乡将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季度保障金额为425元，2013年调整为440元，2014年再次调整为531元。与此同时，警方在现场搜索到的银行卡显示余额为3500余元。

事发前一个月4兄妹行为异常
　　今年5月之前，3个妹妹除了偶尔旷课一天，并没有长期不到校上课的记录，哥哥除了在2014年有过旷课一周的经历外，也没有长期不上课的情况，兄妹的学习成绩均属中等。
　　今年5月8日起，4兄妹的行为开始发生异常。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4兄妹都没有到学校上课。她立马拨通了张方其的电话，电话显示无法接通。
　　杨小琴有种不好的预感，平常哥哥也会旷课，但都会让妹妹们向老师请假，但这一次4兄妹集体旷课，非常反常。杨小琴找到了离4兄妹家最近的村民杨昌秀，让她告诉孩子们5月11日星期一一定要到学校上课。5月11日，4兄妹仍然没有到学校上课，中午12点，田坎中心小学教务主任张华明和4兄妹的班主任杨小琴、张敏、陈玲等开车赶到4兄妹家门口敲门并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应答。
　　随后，老师们找到了4兄妹的远房亲戚。远房亲戚在院坝内呼喊他们4兄妹的小名，也没有听到任何应答，最后老师们找到村民组长张仕伟帮忙一起寻找孩子。
　　5月12日，杨小琴、张敏、陈玲三位班主任将家访的情况以书面材料的方式提交给了校长曾兴玉。曾兴玉说，自己随即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向乡里作了汇报，并开始一同寻找。
　　5月13日，最小的妹妹在幼儿园的班主任吴涵丹敲开了4兄妹的家门。吴涵丹在院坝中大喊：“我来邀请你参加六一儿童节表演。”
　　最小的妹妹随后把紧锁着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你怎么不开门？”吴涵丹说。“哥哥不让开。”对方回答。
　　从那以后，几位班主任老师去4兄妹家家访了4次，校长曾兴玉家访了一次，算上乡政府和包村干部的家访，总的家访次数为11次，均遭遇了“闭门羹”。
　　家长联系不上，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情况？有的村民说，孩子们就是在家不开门。最终，6月9日，悲剧发生。

父爱母爱严重缺失
　　对于4兄妹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是孩子们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
　　在村里人眼中，4兄妹都是相对内向、孤僻的性格，不爱跟人多交流，走在路上遇到长辈会打声招呼，但并不会有更多的交谈。
　　4兄妹的姨奶奶潘玲一口咬定，这跟孩子们的自卑心理有关，“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回家碰到一起就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潘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孩子们的父亲张方其大约10年前开始出门打工，母亲渐渐有了外遇，双方的感情最终在2013年彻底破裂。孩子的母亲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4个孩子生活。
　　4兄妹中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回忆，每逢3月和9月开学时节，张方其都会带着孩子来交费，从不拖欠，之后便出门打工，留下4个孩子独自在家。
　　潘玲回忆说，张方其最近一次回家是今年春节前几天，在家住了半个多月后，再次出门打工。孩子们的妈妈在去年曾经来看过孩子，但除了和邻居亲戚争吵、说说自己的新生活，什么都没有留下。
　　4个孩子中，二妹和三妹最勤快，承担起了做饭的重任，在外人眼里，哥哥好像4人中的家长，曾经有村民看见，哥哥因为妹妹没有做饭而抽打妹妹的手掌。
　　“这些娃娃的心里话都跟哪个说呢？”潘玲说着泪水奔涌而出，“那么多话还没说，那么小，就走了，都走了……”
　　事发至今，孩子们的父母依旧音讯全无。
　　本报毕节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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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毕节4兄妹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缺位了

原文标题：贵州毕节4名儿童死亡事件调查）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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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进户籍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对处于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起国家临时监护机制？能否积极行动起来，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关护网络？
　　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兄妹4人在家中服农药中毒，齐齐殒命。直到昨晚，这4兄妹在外打工的父亲和不知所往的母亲仍处于失联状态。
　　没有人确切知道孩子的父母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去世前真实的心理状态。有报道说，孩子们因贫困而辍学，三餐仅食玉米面。官方却表示，孩子们并非因贫困自杀：孩子们居住的楼房建于2011年，估价超过20万元，家中尚有粮食（主要是玉米）1000多斤，腊肉几十斤，银行卡中还有3500多元存款……
　　也许，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数据又能证明什么呢？对这些逝去的幼小生命而言，他们所惧怕的，恰恰是生活只剩下了这些冰冷的数字。父母很遥远、爱很遥远，贫穷很近、孤独很近，没有什么能够照亮他们所在的幽暗社会底层，没有什么能够照亮他们内心的绝望。
　　近年来，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案例数不胜数。贫困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仔细分析这些案例，压垮他们幼小心灵的却往往是非常细小的生活变故。去年1月，安徽望江县9岁留守少年小闯在屋外厕所房梁上自缢，仅仅因为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前年，13岁苏北留守少年小宇因害怕父母离婚，选择自杀，所幸获救。物质和情感上的极度缺失，使这些孩子感觉自己完全被生活所抛弃，面对无力冲破的孤苦与黑暗，他们选择了死亡的解脱。
　　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处于这样极度不安全感当中？有报道说，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他们是“事实性孤儿”，是中国长期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化进程中急功近利问题、乡村空心化问题等城市转型期各种问题的折射。任何基于一般社会救助一类的措施，都不能拯救这些“事实性孤儿”。
　　制度的问题需要用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方式去解决，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是最终解决途径。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束手无策，在推进户籍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对处于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起国家临时监护机制？能否积极行动起来，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关护网络？一些地方虽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却总是担心这些留守儿童会成为巨大的负担，担心民间组织的力量，不愿主动作为。
　　留守儿童问题绝不仅仅涉及6000万儿童个体的命运，也不只是少数家庭的悲剧。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歌，它用极端的方式提醒着这个社会的缺陷，拯救这些孩子，就是拯救我们社会、拯救我们自己。
　　相关报道见A14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芗

原文标题：拿什么拯救留守儿童）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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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截图
　　中新网6月12日消息，据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网站消息，6月9日23时32分左右，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服食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勘验和尸体检验，均系口服敌敌畏中毒死亡，排除他人所为。目前，死者母亲已联系上。
　　通报称，市、区迅速组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对四名儿童中毒情况、服食农药的来源、抢救过程、死亡原因、家庭状况、入学情况等展开走访和调查，派出3个小组分赴广东佛山、揭阳、贵阳等地寻找死者父母，并在当地查找其亲属。目前，死者母亲已联系上，已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已获悉其父亲所在地，由于手机联系不上，派出的工作组已前往寻找。
　　四名儿童的父亲张方其今年3月外出打工，母亲任希芬离家出走多年。四个孩子（张启刚，男，13岁，田坎小学六年级学生；张启秀，女，9岁，田坎小学二年级学生；张启玉，女，7岁，田坎小学一年级学生；张启味，女，5岁，田坎乡中心幼儿园儿童）居住在2011年修建的砖混结构、2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家中，平时孩子食宿自理。因缺乏基本的家庭关爱和亲情温暖，四个孩子性格孤僻，常有早退和旷课现象。乡政府、学校及教管中心将四名儿童列为“留守儿童”并建立档案，进行多次家访督促返学。
　　2012年起，田坎乡将张方其和张启刚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人每季度保障金额为531元。调查人员在其家中发现低保存折尚有余款3568元，还有粮食、腊肉等生活物资。
　　七星关区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举一反三，对辖区范围内的流浪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残疾学生、经济困难学生、辍学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进行彻底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深入实施“教育惠民行动、社会关爱行动、家庭温情行动”三项行动，认真解决好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强化控辍保学，完善辍学学生管理台账和档案，做到“一人一档”，建立完善辍学通报制度、辍学学生报告制度和动员复学制度等工作制度；加强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

原文标题：毕节4名儿童系服毒死亡：其母已联系上 将派人接回）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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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晚，毕节市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这座楼房中自杀身亡。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4名死亡留守儿童生前居住的房屋内景。

　　四兄妹的家属，在事发的房子前痛哭，右边两位是四兄妹的亲姑姑。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摄
　　田坎中心小学的幼儿园小班班主任吴涵丹记得，6月9日下午第一节休息课，张家四兄妹中最小的妹妹小微，还开心地在操场上玩呼啦圈，没有任何异常。
　　然而，从5月8日开始，张家兄妹中的大哥小刚，和两个妹妹小玉、小秀已有32天没出现在课堂了。小微曾对哥哥姐姐的班主任解释，“哥哥姐姐在家里睡觉、做事情。”
　　5月11日，三位班主任曾到张家家访，多次敲门也没得到回应。
　　住在四兄妹家西边80米处的二爷爷张仕贵回忆，事发当天6月9日晚约10点，曾有政府工作人员来敲他的门，“有十来个人，和我说，他们已经去孩子家中做过工作，让他们去上学，孩子也答应了。”
　　张仕贵当时也没来得及问工作人员是怎么和孩子说的。他们离开后大约半小时，躺下的张仕贵再次被敲门声惊醒，邻居张启付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孩子出事了。”

茨竹村的孤岛
　　一到夜晚，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便被山里的雾气笼罩，静得能听到蚊虫扑扇翅膀的声音。以往每到晚上，那栋公路边白色小楼顶楼的两扇窗户就会亮起昏黄的灯光，那是四兄妹们睡觉的房间。
　　但对临近的村民来说，那楼是一座“孤岛”，没人能进入四兄妹的“岛”。一道玻璃推拉门，再加外面两扇不锈钢推拉门，四兄妹把自己锁在这两道门内的世界里。
　　村民们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四兄妹对外界一直充满戒备。
　　有时，有村民会听到顶楼传来说话声，当走近敲门时，顶楼的灯会立即熄灭，楼内变得悄无声息。
　　村民不记得四兄妹邀请小伙伴到家玩，甚至怀疑根本没有小伙伴，似乎兄妹四人就是最好的玩伴。
　　住在四兄妹斜对门的杨昌秀介绍，四兄妹在世的最后几个月，只在晚上7点多才出来在门口玩一会儿，但一看到有人过来，就马上转身跑回屋子。
　　今年4月5日，村民张启付回到茨竹村，在四兄妹家东边的空地上开始建房子。虽然常路过四兄妹家，但张启付却很少看到他们。5月左右，他看到四兄妹在院子里接了一盆水，抓了只蛐蛐按在水里。张启付走过去问“好玩吗？”孩子们抬头看了看他，没说话，迅速倒掉盆里的水，跑回屋子里插上了门。
　　另一次，张启付看到四兄妹在小楼的露台上，哥哥似乎拿了一根水管，在往妹妹们身上喷水。
　　露台是四兄妹经常玩耍的地方。事发的6月9日，晚上大约六七点钟，天刚见黑，一位在山上施肥的村民从远处看到，四兄妹在露台上玩耍，嬉笑声传得很远。

有其父有其子
　　但在离世前，四兄妹的状态并未引起村民们特别的注意。他们认为，四兄妹或许是遗传了其父张方其的个性。
　　在村民们的口碑里，张方其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没见他和哪个村民发生过口角。他很少和人主动搭话，别人问什么，他就回一句，也非常简短。
　　去年6月，张启付曾到张方其家串门，张方其给他倒了杯白酒。张启付试探着问起他老婆的事，张方其只有两个字“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张方其嘿嘿一笑，没了话。
　　当时四兄妹在家里跑来跑去，身上的衣服很脏，味道很大。张启付劝张方其给孩子做些好吃的，穿新衣服，张方其应付道“有的，有的”。
　　脏兮兮，这也是其他村民对四兄妹的印象。据村民介绍，3个大孩子都会做饭了，但没有大人在身边照顾，孩子们经常衣衫破烂，浑身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小刚的班主任杨小琴称，张方其从来没参加过孩子的家长会，电话也几乎打不通。
　　杨小琴和这位父亲仅有的两次接触是去年9月份。小刚旷课一周，杨小琴打电话给张方其，才知道小刚离家出走。当时这位父亲对儿子的去向，和离家出走的原因一无所知，在老师的反复询问和督促下才报警，最后他还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他不读了，我让他退学。”杨小琴说，学校让张方其签了一份告知书，表示已告知并督促家长报警，孩子在外面如果出事，和学校无关。
　　三天后，张方其带着小刚回到学校。老师问小刚他去了哪，他不回答。张方其保持着沉默，也始终没有说明孩子究竟去了哪。
　　人们都不清楚父子俩的感情如何，多久通一次电话。村民介绍，小刚曾有一部手机，但一个月前坏了。村民们谁也没见孩子们找谁借过手机，于是猜测这一个月里，他们都与父亲处于失联状态。
　　张方其的堂弟张方旭说，堂哥性格内向，很少主动和家人联系，即便在外打工，也很少给家人打电话。孩子去世后，家人也一度无法联系到张方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直到昨天上午，据报道，其父亲通过微信回复媒体说：“已经知道家里的事情，明天回家。”

家庭支离破碎
　　昨日下午，四兄妹的大姑赶到茨竹村后坐在地上大哭，她责怪弟妹的离开，认为父母感情破裂，母亲离开是压垮侄子、侄女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兄妹的姑姑张方必介绍，老大是在老家出生，其余3个女孩都是张方其夫妇在海南打工时出生。2011年建房子花了十多万，几乎用光了张方其在海南打工七八年攒下的积蓄。
　　张方其夫妇把孩子们带回了家。茨竹村村干部说，当时张方其到村里主动交了9900块的超生费。
　　房子建好后，家里经济有些紧张，张方其再次外出打工，并留下妻子在家带孩子。
　　村民们说，张方其夫妇的感情在2013年彻底破裂。孩子母亲任希芬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四兄妹生活。如今虽未离婚，但任希芬已组建新的家庭。
　　部分村民就此评价，孩子的母亲没什么文化，估计是受了哄骗。村民说，去年3月的一天晚上，任希芬曾回到家中收拾衣服要走，张方其上前试图制止，结果致妻子头摔在墙上住院，张方其还每天都背着小女儿去看她。几天后，任希芬悄悄离开，再也没有出现。
　　据多名村民介绍，任希芬的新家也在茨竹村，离四兄妹的家仅一公里，村民说，“孩子们以前有时去那边玩。”
　　张方必介绍，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已去世多年，家里亲戚几乎都外出打工。而感情破裂后，任希芬几乎不和孩子们联系，孩子和外公外婆也断了来往。任希芬离开后，张方其曾回到家中照顾孩子，但4个孩子的抚养压力，让张方其在去年8月收完玉米后再次外出打工，四兄妹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张方必说，四兄妹出事后，他们曾给孩子的姨妈打电话，让其转告任希芬，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昨日上午，七星关区政府发通报称，死者母亲已联系上，已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

建不起的沟通
　　茨竹村有村民2480余人，有130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仅四兄妹就读的田坎中心小学就有158名留守儿童。
　　在兄妹们的班主任的印象里，9岁和8岁的妹妹一直乖巧，只是13岁的小刚调皮些，偶尔不写作业，偶尔逃课，但最后都还会来。
　　而且孩子们数学、语文能考六七十分。在当地农村的学校，考到80分，就算优等生了。
　　然而，5月8日是周五，四兄妹全都没有出现在学校。
　　班主任杨小琴辗转找到邻居杨昌秀的电话，让她帮忙看看孩子们是否在家。杨去村子东头找来在别家吃宴席的二爷爷张仕贵，“孩子的二爷爷有没有去找孩子，我不知道。”杨昌秀说。
　　5月11日，周一，下午3点，田坎中心小学的老师杨小琴、张敏、陈玲和学校教务处主任张华明、办公室主任潘汶一起去家访，可不管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应答。
　　杨小琴说，她认为孩子们是故意不开门，于是还曾让两名同班同学回家路过时去喊四兄妹一声。俩学生后来回复老师，“他们都在家。”
　　杨小琴一行人便去找四兄妹的二爷爷张仕贵，可张仕贵也表示无能为力，“没法和他们家沟通。”

自杀计划已久？
　　6月9日晚上约11点，给新房子铺房板的张启付刚躺在工地的石堆上准备打盹，便听到西边不远处一声闷响，随后传来微弱的哼哼声。他怕野猪践踏庄稼，赶紧翻身起来，循着声音走过去。
　　张启付的手电筒光扫到小刚，他侧躺在楼前空地上，赤着脚，头朝南，脸向东，凌乱的头发遮住了额头。他穿着常穿的脏兮兮黑色长T恤，裤腿都已开线。他紧闭着眼，嘴边吐着液体，沾湿了头发，呕吐物里没有饭菜，没有血。
　　“没敢走近，也没闻到什么气味。”张启付说，小刚拳着手，手脚微微抽搐，没几分钟，就一动不动了。“救护车赶到时，都已没气了。”
　　张启付抬头看到，顶楼的两扇小窗依旧亮着昏黄的灯光。东边的窗口，一个女孩双手搭在窗台，头已抬不起来。“你把哥哥抽（推）下来的？”张启付问，“不是”，女孩哼哼着回答。约一分钟，女孩就从窗台上滑了下去。
　　张启付拨打了110和120。
　　那两道门还是紧紧地锁着。张启付说，警察和医护人员费了大劲拉开里外两道推拉门，将3个女孩抬上救护车。
　　昨晚，据贵州警方披露，小刚留有一份遗书，大意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后边内容大概意思是：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记者：范春旭 贵州毕节报道
原文标题：敲不开的门）

源自：山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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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4名留守儿童生前居住的房屋（6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王石川
　　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得知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
　　四兄妹究竟为何自杀？有人说是贫穷，也有人说绝望，还有人猜测其他原因。其实，何须将原因归纳为某一种？有句哲语：“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正如压垮骆驼的，看似是最后一根稻草，实则是累积的稻草，它们共同压垮了骆驼。四兄妹之所以走上不归路，同样是多种原因造成，而非单纯的某一因素。
　　从当地官方披露的信息看，这家有低保，有存款，也有存粮，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水平，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赤贫。当地还称，这家的夫妻两人曾打骂孩子，两人关系也不好，女方被打后于2013年2月离家出走，随后男方外出打工，家庭日常事务主要由长子承担，包括照顾三个妹妹、饲养生猪等。在父母先后离家后，4个子女性情发生变化。
　　家长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完全将责任踢给家长就是不负责任。犹记得2012年的留守儿童取暖身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表示，将立即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具体措施包括逐一排查、建立台账、建立档案，实行各级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双线包保”责任制和县（区）长、教育局长、乡镇长、校长、村长（村委会主任）“五长”负责制，以及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等等。
　　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益处，但从这次服毒事件可看出，相关措施并未完全发挥效力，存在较明显的粗疏之处。也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强调“把工作做实、做细”“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不做实、做细，就必然有漏洞；对不作为、假落实严厉问责，地方官员才能更有责任心。
　　李克强总理专门提到了临时救助制度。多年前，我国就大力推进建立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去年10月，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明确称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填补社会救助体系空白，补“短板”、扫“盲区”，编实织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很显然，各地政府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必须全力以赴，不让他们成为最孤独的群体，最边缘的群体，自生自灭，“野蛮”生长。
　　国务院的通知还要求各地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资源丰富、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鼓励、支持其参与临时救助。调动社会力量，可更好地补短板、扫盲区。
　　我国目前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有学者称，留守儿童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确实如此，多年来，留守儿童遭遇的各类悲剧不胜枚举，令人不忍卒闻。留守儿童的存在，有客观原因。比如我们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农民进城打工参与了城市建设，也改善了生活水平。但同时，由于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常常无法让孩子在城市里接受基本教育，不得不将孩子留在老家。多年前，就有人称农村存在“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现象。而现在恐怕只有“六一九九部队”了，即只有孩子和老人。农村的空心化，城市对农村缺乏反哺，农民工如何体面在城市生活，乃至于如何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等等，都必须引起更多层面的重视。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一谈到孩子，我们就会想起这句老套的话，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留守儿童。我们亏欠他们太多，他们是受害者。纳尔逊·曼德拉说，“在如何对待儿童这方面，最能展示出一个社会的灵魂。”四兄妹自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关爱留守儿童，这种关爱不是同情，也不只是金钱的帮助，而应该是情感上的倾入。最应该的是通过制度革新，使他们能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体体面面地生活，健健康康地长大。于此而言，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意味着此事将倒逼机制健全，通过制度安排不让悲剧重演。对留守儿童现状的改善，需要整个国家花大力气，需要各级政府真正放在重要位置。

原文标题：新华网评：不能让临时救助制度流于形式）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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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毕节6月13日消息，题：迟到的痛：“不希望悲剧再发生！”

⊙记者：张伟

　　6月13日凌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茨竹村4名服食农药留守儿童的母亲任希芬仍未休息，身形消瘦且神色憔悴的她已变得麻木，似乎孩子的悲剧已让这个32岁的女子彻底心碎。
　　“我不希望悲剧再发生。”数度哽咽的任希芬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会拼命回来，要让孩子安定下来。”
　　茨竹村座落在云贵大山深处，处于贵州和四川两省交界处，同时也是四川省古蔺县和贵州毕节市金沙县和七星关区三个县区的交界处。
　　受山势所限道路蜿蜒，从市区到茨竹村10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要走2个多小时。如果不是6月9日的一场悲剧，这个山村或许不会世人熟知。
　　6月9日23时32分左右，茨竹村4名儿童服食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勘验和相关尸体检验，确定均系口服敌敌畏中毒死亡，排除他人所为。
　　事发时，四兄妹大的只有13岁，小的才5岁；而孩子的父母张方其、任希芬均在外打工，四兄妹身边并未有直系亲属照料。
　　“我以为张方其会照顾孩子。”任希芬或许没有想到，2014年3月她和4个孩子的见面会是最后一次，而那一次甚至没有说上几句话。
　　回忆当时，任希芬是在3月17日的晚上回到了家中，彼时孩子早已睡下。许久不见孩子的她忍不住将孩子叫起来，但只喊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再无它言。
　　仅仅在家呆了几个小时，任希芬说，她便因为张方其的暴打而去了医院，一呆就是三天。三天后，她便悄悄离去，去了广东揭阳打工。
　　任希芬在揭阳打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有的时候要工作10多个小时，每个月大致有不足3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每当累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任希芬都会想到自己的孩子，有时甚至流泪不止。
　　然而，这位有点“狠心”的母亲为何不回家看看孩子？“不敢回家！”任希芬反复多次提及这个原有。精神颇为恍惚的任希芬说，“不放心，但没有办法，不敢回家，怕被打。”
　　自2001年两人结婚起，任希芬说，自己多次被打，也曾对外反映过，但并未起到什么效果。“很恐惧，眼前经常出现打我的场景。”
　　虽有牵挂，但“不敢回家”的任希芬也曾通过电话联系过张方其和孩子。任希芬曾问询过大儿子，爸爸有没有打过你，也曾嘱托过三个小女儿要乖乖的。
　　任希芬曾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没有文化过的很辛苦，受欺负。”为鼓励孩子用功读书，任希芬对孩子们提出过：考试考得越好，奖励越多，考一百分会奖励的比其他人多。
　　任希芬在任希芬的眼中，孩子们和自己更亲近一点；大儿子不太懂事，不爱读书，性格和他的父亲很相似。
　　在家中，任希芬和丈夫并未和孩子们有过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谈及孩子的遗书，任希芬懊悔地说，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当任希芬从网上知道这场悲剧时，她亦已崩溃。政府工作人员在广西接到她时，发现她已失魂落魄。
　　“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不希望悲剧再发生。”如果重头再来，任希芬会选择，“哪怕被打，也要留在孩子身边好好照顾、开导他们，应该就不会出这些事。”
　　处于悲伤状态的任希芬，对于未来显得茫然。 ●

原文标题：通讯：迟到的痛：“不希望悲剧再发生！”）

源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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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洋 南都记者了解到，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前的几个小时，当地乡干部曾带着老师到孩子家，走后不久就出了事，这引发了死者亲属的质疑。今日中午，亲历此事的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回应称，当时是到孩子家做家访，关心他们的生活以及劝他们回学校上学。
　　在场村民回忆：“老二说书都被哥哥撕了，老师说也没关系，可以补”胡海峰称，6月9日晚9点多接到田坎乡中心校一位领导的电话，被告知学校领导正带着老师在张家做家访。胡海峰对4个孩子的情况并不陌生，此前已上门过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学校领导告诉胡海峰，在家里发现孩子都穿得很脏，且有两个女孩脸部浮肿，可能是营养不良。胡海峰带上另一位乡干部和乡卫生院的一位医生，大约晚上9点半赶到孩子家。此时，老师跟几个周边的村民正在孩子家的二楼谈话。
　　一位当时在现场的村民回忆，因为孩子此前都不开门，这次是有人先爬上楼才进了门，进门后，孩子都躲了起来，最终在沙发下发现了他们。该村民说，老师很温和地劝孩子回学校读书，没有衣服、鞋子、大米等都可以买。“老二说书都被哥哥撕了，老师说也没关系，可以补。”
　　亲历乡干部：经劝说后，“老大最后答应回学校上学”胡海峰称，当时在现场让医生给两个脸部浮肿的孩子做了检查，确认不是营养不良，而是相互打架形成的伤痕，随后作了简单处理。“我看到这些娃娃的生活环境确实心酸，就跟一起去的干部和学校领导说，回头我们自己凑钱给他们买几套衣服，赶紧回到学校上课，可以吃到营养午餐。”
　　“老大最后答应回学校上学。”这得到胡海峰和在场村民的证实。据悉，除此之外，老大再无多言。其后，胡海峰跟学校的人来到孩子的二爷爷张仕贵家，将孩子同意返学的消息告诉了他，同时让他次日早上叫孩子起床。这也得到张仕贵的证实。胡海峰称，这些情况都已向政府调查组汇报。
　　6月12日下午，七星关通报对在该事件中负有相关责任的责任人进行处理，称“将视情节对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田坎小学校长曾兴玉，田坎乡茨竹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七星关区驻田坎乡茨竹村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组长钱波，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作相应的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此处理，胡海峰称不便回应，听从组织安排。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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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贵阳6月13日电（记者：胡星、骆飞）通过多方努力，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死亡留守儿童的母亲任希芬已经找到，现已回到毕节处理善后事宜。据七星关区警方13日称，经过鉴定现场留下的遗书系4名儿童中的兄长小刚（化名）留下。
　　据七星关区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后，当地积极开展善后处理工作。鉴于儿童父母均无法联系的情况，成立2个工作组分赴广东、贵阳等地寻找。
　　11日，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广西河池将从广东返回贵州的儿童母亲任希芬接到。12日上午，任希芬回到毕节处理善后。12日晚，任希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2014年3月离家外出打工后再没回过家，期间仅给孩子打过一次电话。孩子出事后“心里很难过，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父母如果在身边照顾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针对死亡儿童留有遗书情况，七星关区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刘歆13日告诉记者，事发后警方在事发现场寻找到一张疑似遗书。经过严格的笔迹鉴定等调查工作，确定遗书为4名儿童中的兄长小刚（化名）留下。
　　据毕节市公安局副主任法医师周家庆介绍，警方已全面完成死亡儿童的尸检工作，在死亡儿童5岁的小味（化名）臀部发现的伤口，系死亡前2至3天形成，与死亡无关。尊重儿童母亲任希芬的要求，遗体已于12日火化处理。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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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毕节6月13日电（记者：张伟）记者于13日从贵州省毕节警方处获悉，经过严格鉴定，警方确定遗书是服食农药自杀的男童的原笔迹，并针对网传五岁女童“身体伤痕”进行回应，确定为旧伤非致命；四名儿童遗体已于12日火化。
　　针对死亡儿童留有遗书情况，七星关区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刘歆告诉记者，事发后警方在现场勘验时寻找到一份疑似遗书，通过提取服食农药男童的原笔迹及严格鉴定后，确认是男童的原笔迹。
　　该遗书没有抬头，是死亡男孩在作业本上完成。内容为：“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活不过十五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十四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服食农药自杀的男童的母亲任希芬介绍，死亡男童出生于2001年）
　　经警方判定系旧痕、非致命伤；2015年6月9日23时32分左右，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服食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警方调查勘验和相关尸体检验，确定均系口服农药中毒死亡，排除他人所为。
　　针对网传五岁女童“身体伤痕”一事，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法医师周家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警方尸检时，在五岁女童臀部发现7处皮肤的损伤。
　　“从损伤的修复程度上来看，已经有一定时间。”周家庆告诉记者，“通过判断，应该是在死前二到三天形成，这个损伤和死亡没有关系，也不是致命伤，而且形成时间是之前。”
　　应四名儿童母亲任希芬“想要孩子早点入土为安”的要求，警方在全面完成尸检后于12日23时许，对四名儿童遗体进行火化。

原文标题：警方公布贵州自尽男童遗书 五岁女童身体伤痕系旧痕）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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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兄妹住的三层小楼里，一个房间门口散落着一双运动鞋。白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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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日，在4兄妹住的三层小楼里，一个房间堆满了玉米。白皓/摄

⊙记者：白皓 实习生：杨威《中国青年报》（2015年06月14日01版）

　　任希芬坐在宾馆的床边，额前的刘海散乱，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圈一直红着。在4个留守的儿女喝农药身亡3天后，这个母亲从打工地广东揭阳回到了贵州毕节老家。
　　6月9日，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兄妹喝农药中毒死亡，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6月11日、12日连续报道了此事，6月12日深夜，中国青年报记者对话4兄妹的母亲任希芬。一个小时的采访，她始终十指相扣，交叉放在双膝间，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姿势。

“我没尽到责任”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任希芬说。
　　事发后，任希芬的一个老乡上网看到了这条消息，“我觉得像是我家里的事情。”后来，她听说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和大儿子相同，确定了这是自己家的事。
　　“我就开始坐大巴往回走，在广西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接到了我。”任希芬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尽到责任，现在我要回家去看他们一眼。”
　　事实上，从2014年3月起，任希芬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这4个孩子了。那一次，她从外面回到家里，仅仅住了一天，就瞒着孩子离开了家，“不敢让孩子知道。”任希芬说，自己当时并不放心孩子，走了以后通过丈夫张方其和孩子们联系，“今年4月左右，张方其的电话打不通了，起初是关机，后来就暂停服务了。到了5、6月我都还在打，但是打不通，始终没联系上。”

母亲因家暴而出走
　　任希芬表示，自己2014年离开家的最主要原因是被丈夫张方其殴打。“被打后，在医院住院3天，因为害怕再被张方其打，就悄悄从医院走了。”她说。
　　她对记者说，大儿子出生后一直是自己带着，不是太懂事，也有听话的时候，就是脾气很倔强，实在惹自己生气了也打过他两次。“娃娃们喜欢我多一点，他爸爸很少和他们说话，小的3个女孩子是很乖的。”
　　任希芬回忆，自己曾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被丈夫殴打，全身痛，在床上一直哭，这些情况孩子都看到了。
　　她记得，自己在家的日子里，有时候大儿子会把作业做完了再去玩耍，有时候在家里对她说没有作业，到学校却对老师说家里让他做很多事情，没时间做作业，“我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作业。”
　　在任希芬的印象里，孩子们并不会跟自己倾诉感情，“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说，他想要什么也不跟大人说。”
　　服毒前，这个不会跟母亲“倾诉感情”的孩子留下了遗书。事件发生后，警方在现场勘验中提取了这封遗书，在提取4名儿童在学校的作业本后，鉴定认为这封遗书是年纪最大男孩的原笔迹。
　　据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刘歆介绍，遗书是在作业本纸上写的，与网上流传的有一定出入。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家庆说，因为牵扯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和事件后续的调查，原件内容不便透露，遗书的大致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我活不过15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14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
　　对于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披露遗书，刘歆解释说，因为当时找到这份遗书后，要到小孩的学校提取他们的作业本，并进行送检，才能确认这封遗书的真伪，需要一定的时间。
　　此外，对于孩子身上有伤痕的疑问，周家庆说，尸检时，发现孩子臀部有7处皮肤损伤，经过检查是在死前2～3天形成，伤口边缘整齐，深度比较一致，都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并不是致命伤，“我们分析可能用削水果的刀具划伤的”。

“现在我就是想，我对不起他们”
　　今年春节，任希芬没有回家，她说，自己很想孩子，但是不敢回，“我以前住院的时候他（张方其）都要和我吵几个小时，天黑了我催他孩子在家没人管，他才回去。反正他用很凶的眼神看着我，我看见就怕，不敢回家”。
　　任希芬说，自己知道孩子们肯定过得不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一个月两三千元自己要生活，要租房子，去年看病就花去了一万六七。”她说，“我也想寄（钱），只是找不到寄处，联系不上，又不敢联系哪个熟人。”
　　调查中，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4个孩子至少有一部手机可以用于日常联络。任希芬说，自己走后没有直接给孩子打过电话，村里人也都不知道她的电话，“我以为孩子的爸爸会在家照顾他们”。
　　事实上，孩子的父亲张方其今年春节过后就离家出门打工，留下4个孩子在家。张方其要支付4个孩子的学杂费、生活费，出门打工是最容易想到的挣钱途径。
　　“现在我就是想，我对不起他们。”任希芬说，自己巴不得4个孩子能多学点文化，好好读书，“不像我现在没有文化，日子过得这么辛苦。”
　　在她的记忆中，4个孩子中排行老二的姑娘学习成绩最好，老大的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不太喜欢安心读书。
　　任希芬含泪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就是拼了老命，就是（丈夫）再对我不好，我都不会这样走了，不管是不是离婚，都要让孩子有个安排。”
　　截至6月13日13时，4兄妹的父亲张方其依然没有回家，任希芬说，如果见到张方其，自己想问他：为什么要把孩子这样扔在家里自己出去，几个月都不联系不回来看一眼？
　　12日23时，在征得任希芬同意后，4个孩子的遗体已火化。
　　本报毕节6月13日电

原文标题：“对不起他们，我没尽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