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中国网信整体技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源自：人民日报

---

　　自主可控方得网络安全（大家手笔）
　　人民日报 倪光南
　　为了保障网络安全，必须实现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的自主可控，需要在质量测评、安全测评的基础上增加自主可控测评。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民生安全的重要保障。网络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其内涵比传统安全的内涵更加广泛。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把网络安全审查分成“安全性”审查和“可控性”审查，其中的安全性审查与传统安全的要求相类似，而可控性审查在传统安全中强调得比较少，但同样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
　　何为可控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人买了一辆传统汽车，他就拥有了对汽车的控制权，一般不需要再考虑可控性，只需要考虑安全性就行了。但是，如果他买的是自动驾驶汽车，这辆汽车是一件网信产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变得复杂了。即使汽车本身的安全性没有问题，但它可能被黑客劫持，这时汽车的控制权就落到黑客手里，黑客可以遥控汽车，使其不受用户控制，甚至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这就是可控性出了问题。由此可见，对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网络安全而言，可控性与安全性缺一不可。
　　当前，我国网信领域要求采用自主可控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这里的“自主可控”强调的就是可控性。自主可控是实现网络安全的前提，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采用自主可控的技术不等于实现了网络安全，但没有采用自主可控的技术一定不安全。因此，为了实现网络安全，首先要实现自主可控，再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最终再结合其他各种安全措施，达到保障网络安全的目标。
　　针对网络安全，现在普遍实行两种测评：一是质量测评，即对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功能、性能方面的各种指标进行测评；二是安全测评，即支撑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测评，这种测评已有相应的准则、方法、制度，还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测评。实际上，还应在这两种测评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测评维度，即自主可控测评，对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自主可控程度进行测评。在实践中，由于自主可控是一个新要求，过去并没有相应的标准、制度加以保证，所以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提供者往往都会说自己能够满足自主可控的要求，导致用户无所适从。这就需要加强和规范自主可控测评。自主可控测评旨在客观、科学地评估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自主可控程度，涉及技术内涵、知识产权、技术能力、供应链、供应者资质等多方面因素，是一项比较复杂的测评。在事关网络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自主可控测评应该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
　　还应看到，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去实施，人们的认识水平对于实现自主可控至关重要。对企业而言，应提高对自主可控的认识，在规划产品时对技术掌握程度、知识产权合法性、供应链安全等都要有周密的调查和部署，甚至要考虑到在别人切断供应时有没有备份系统顶上去。对用户而言，支持和选用国产软硬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自主可控作贡献。广大用户应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积极选用国产软硬件，并及时反馈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帮助国产软硬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更好保障我国网络安全。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论改革先锋为啥也会落后

奕含  （摘自《观察者网》）

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前总工程师倪光南出席并演讲。倪光南称，联想与华为这30年犹如“龟兔赛跑”。联想估值曾一度是华为的5倍，而现在华为估值已是联想的50倍。外部环境一样，联想和华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归结为联想“路线不对”、“知识产权0股份”，而华为做得都很好。对于华为的成功，倪光南说，有很多原因，“但是在前十年，联想未股改前，我们相信，科技的股权是会体现的，但是股改后并没有体现，很多人都不敢来，大量人员都离开了。”但与之相对，这方面华为就做得比较好。

倪光南还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以及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个人股权进行对比。他称，作为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乔布斯最初拥有苹果公司股权为45%，最后变为0.45%；投入资产的任正非最初在华为公司的股权为80%，目前变为1.4%；而没有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的柳传志一开始没有联想股权，在股改后，其股权不断增加，目前为15.9%。

“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倪光南认为，今后应该尽可能加强科技人员的保护，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造。对于股改之后的联想，倪光南称，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2月，柳传志在接受央视财经《你从哪里来》专访时对网络上有关联想控股的持股传闻作出回应，当时他主动提及对联想集团的控股说：“大概拥有联想集团的股份不到1%，”倪光南说：从创新能力来考察。我们知道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发展知识产权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这些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比重比较小，而发达国家，我们看美国，相应的贡献就大很多，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30%以上，所以知识产权经济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发达国家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大家看到我们PCT专利申请数量在不断的增长，现在日本和中国本差不多。但是由于我们基础差，虽然这几年增加比较快，总的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很大，进口费大大超过出口费。目前来看，1/4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进口的。

我们看到美国高校有一个趋势，目前比较多的是从专利授权转向创业孵化。比如说加州的创业公司，5%来自斯坦福大学，可见美国高校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兴衰表明，能否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是一个关键。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关村依托高校和研究院所，涌现了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正像大家说的，中关村有北大、清华，中科院等等，就像美国硅谷有斯坦福、加州大学一样。我们中国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联想、方正。为什么是这三个？因为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它们是从科技成果转化起家的，从创新产品起家的。为什么降低了，以联想作为例子。

以联想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一部分。当时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不是简单的创办，而是把一个实体分离出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带着工资、场地、设备，还有计算所的商誉和贷款担保能力等等，计算所公司是依托这样一个强大创新实体发展起来的，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

接下来是联想公司股权的变迁问题。最关键是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这是以管理人员为主，通过“职工持股会”持股35%。原来有一个协议，按这个协议，联想公司股权分配，科学院是20%，计算机是45%，员工35%。通过这个股改，科学院变成65%，计算所变成0。这个股改采取“职工持股会”的方式，买国家资产，这缺乏法规依据。据称，“职工持股会” 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元购得，但在股改前联想公司的利润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能用国有资产买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另外，当时1.5亿元根本买不到公司35%的股份。更成问题的是，计算所的股权归零，说是计算所的股权归到科学院了，但是计算所股权中包括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而归到科学院的股权，就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显然，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联想股改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

我们看联想股改前后的情况，股改之后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股权为零，没有话语权了，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联想公司利润过去是靠创新产品，但是现在靠什么？现在它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是融科智地房地产，而它是靠获取计算所6万多平米科研用地起家的。

中关村寸土寸金，计算所科研用地被人拿走，影响了计算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和华为比，我觉得华为是很成功的。华为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华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问题就做的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华为是坚持研发，再加上给科技人员持股做得好，所以华为的创新能力很强。

源自：澎湃新闻

---

⊙记者：卢梦君

　　“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兴衰表明，能否保护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关键。”

　　12月23日，以“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为主题的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发表主题演讲《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他以联想等企业为例，认为中国早期的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在后期有所降低，原因在于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

　　对比联想与华为的发展经历，倪光南说：华为和联想这30年来犹如龟兔赛跑，在1988-1995年第一阶段，联想的“技工贸”胜过了华为的“贸工技”，在1995年，联想销售额67亿元，是华为的4.5倍。而从1996到现在的第二阶段，华为的“技工贸”胜过了联想的“贸工技”。2001年，华为销售额超过联想，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联想市值81亿美元，而华为估值已超4000亿美元，二者差距接近50倍。

　　1984年，中国科学院以20万人民币做资本投资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是联想的前身。倪光南曾是联想集团总工程师，是联想的创业元老之一，一直主张联想走“技工贸”路线，1999年被联想集团解聘。

　　联想在2000年后的股改后，“职工持股会”占股35%，中科院占股65%，计算所占股变成零。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在35%的员工持股中，创业核心人物占35%的全部，在原始创业者中，有200名成员占20%，其余45%留给后来加盟的员工。

　　倪光南认为，当时计算所的股权归到了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但其中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他总结道，“股改的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

　　倪光南认为，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股权体系制度，目前科研人员进入孵化企业或投身创业时，缺乏制度保证。“希望加强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股权保护，国家有关知识产权股权体系的鼓励政策应该更加明确，促进创新更快增长。”

以下为部分演讲原文
　　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兴衰表明，能否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是一个关键。

　　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关村依托高校和研究院所，涌现了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正像大家说的，中关村有北大、清华，中科院等，就像美国硅谷有斯坦福、加州大学一样。我们中国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联想、方正。为什么是这三个？因为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它们是从科技成果转化起家的，从创新产品起家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后来为什么降低了。

　　下面以联想作为例子。

　　以联想来说，官方的说法是，它是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一部分。

　　当时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不是简单地创办，而是把一个实体分离出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带着工资、场地、设备，还有计算所的商誉和贷款担保能力等。计算所公司是依托这样一个强大创新实体发展起来的，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这个要讲清楚，联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接下来讲联想公司股权的变迁问题。最关键是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以管理人员为主，通过“职工持股会”持股35%。原来有过一个协议，按这个协议，联想公司股权由科学院占20%，计算机所占45%，员工占35%。通过股改，科学院变成65%，计算所变成零。

　　股改采取“职工持股会”的“MBO”（Management Buy-Outs）方式，买国家资产，这缺乏法规依据。据称，“职工持股会”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元购得，但在股改前联想公司的利润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能用国有资产买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另外，当时1.5亿元根本买不到公司35%的股份。

　　更成问题的是，计算所的股权归零，说是计算所的股权归到科学院了，但是计算所股权中包括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而归到科学院的股权，也就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显然，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联想股改的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

　　我们看一下中外高技术企业的股权变化。苹果的股权分配，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乔布斯占45%，最后他是0.45%。华为的股权分配，最初是投入资产的任正非占80%，现在是1.4%。计算所公司最初投入知识产权的科技人员的股权包含在计算所的股权中，但股改后，随着计算所股权的归零，也被归零了。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占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我们看联想股改前后的情况，股改之后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股权为零，没有了话语权，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了“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联想公司过去的利润是靠创新产品，现在靠什么？现在它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是融科智地房地产，而它是靠获取计算所6万多平米科研用地起家的。如果房地产能带动一些地方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影响科技发展。融科拿了计算所科研用地之后，使计算所发展受到影响，中关村寸土寸金，计算所科研用地被人拿走，影响了计算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华为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华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问题就做得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华为坚持研发，再加上给科技人员持股做得好，所以华为的创新能力很强。所以我认为联想股改后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路线，一个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我们今后吸取教训，应该尽可能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希望在知识产权体现方面，政策能更加明确，保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快地增长。

源自：财经栏目

---

6_pV-hqqzpku542842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2-24 07:43

文件大小: 24.64 KB

下载次数: 21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8年12月23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华为联想这30年来犹如龟兔赛跑，在1988-1995第一阶段，联想的“技工贸”胜过了华为的“贸工技”，在1995年，联想销售额67亿元，是华为的4.5倍。
　　从1996-现在第二阶段，华为的“技工贸”胜过了联想的“贸工技”，2001年，华为销售额超过联想，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联想市值81亿美元，据估值华为价值已超4000亿美元，二者差距接近50倍。

6n9a-hqqzpku5568759.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2-24 07:43

文件大小: 37.74 KB

下载次数: 23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倪光南称，华为成功很多原因，“但是在前十年，联想未股改前，我们相信，科技的股权是会体现的，但是股改后并没有体现，很多人都不敢来，大量人员都离开了。”但与之相对，这方面华为就做得比较好。
　　外部环境基本一样，联想和华为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认为是路线问题。一方面，华为始终坚持研发投入，此外，华为股权对科技人员产生了激励。“联想现在做得不好，一是因为路线不对，而是知识产权0股权对公司发展没有好处。”
　　倪光南认为，今后应该尽可能加强科技人员的保护，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造。

以下为演讲实录
　　倪光南：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的题目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不是搞知识产权的，但知识产权与中国创新能力很有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创新能力来考察。
　　我们知道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发展知识产权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尤其是“十三五”知识产权规划，有明确的指标，比如说提出了在发明专利拥有量，PCT专利申请量，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等方面达到一些重要的指标。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经济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可以看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这些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比重比较小，而发达国家，我们看美国，相应的贡献就大很多，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30%以上，所以知识产权经济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发达国家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大家看到我们PCT专利申请数量在不断的增长，现在日本和中国本差不多。但是由于我们基础差，虽然这几年增加比较快，总的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很大，进口费大大超过出口费。目前来看，1/4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进口的。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
　　我们要强调一下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高校有一个趋势，目前比较多的是从专利授权转向创业孵化。比如说加州的创业公司，5%来自斯坦福大学，可见美国高校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缺乏总结。
　　下面我讲一下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兴衰表明，能否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是一个关键。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关村依托高校和研究院所，涌现了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正像大家说的，中关村有北大、清华，中科院等等，就像美国硅谷有斯坦福、加州大学一样。我们中国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联想、方正。为什么是这三个？因为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它们是从科技成果转化起家的，从创新产品起家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后来为什么降低了。下面以联想作为例子。
　　以联想来说，官方的说法是，它是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一部分。当时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不是简单的创办，而是把一个实体分离出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带着工资、场地、设备，还有计算所的商誉和贷款担保能力等等，计算所公司是依托这样一个强大创新实体发展起来的，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这个要讲清楚，联想的前身计算所公司就是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接下来是讲联想公司股权的变迁问题。最关键是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这是以管理人员为主，通过“职工持股会”持股35%。原来有一个协议，按这个协议，联想公司股权分配，科学院是20%，计算机是45%，员工35%。通过这个股改，科学院变成65%，计算所变成0。
　　这个股改采取“职工持股会”的“MBO”（Management Buy-Outs）方式，买国家资产，这缺乏法规依据。据称，“职工持股会”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元购得，但在股改前联想公司的利润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能用国有资产买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另外，当时1.5亿元根本买不到公司35%的股份。更成问题的是，计算所的股权归零，说是计算所的股权归到科学院了，但是计算所股权中包括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而归到科学院的股权，就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显然，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
　　联想股改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联想控股2018年的财报显示，现在公司高管占主要的股份。可见将计算所科技人员投入的知识产权归零，这是联想股改的突出问题。
　　我们看一下中外的高技术企业的股权变化。苹果股权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乔布斯为45%，最后他是0.45%。华为股权最初是，投入资产的任正非为80%，现在是1.4%。计算所公司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的科技人员的股权包含在计算所的股权中，但股改后，随着计算所股权的归零，也被归零了。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是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我们看联想股改前后的情况，股改之后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股权为零，没有话语权了，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联想公司利润过去是靠创新产品，但是现在靠什么？现在它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是融科智地房地产，而它是靠获取计算所6万多平米科研用地起家的。如果房地产能带动一些地方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影响科技发展。融科拿了计算所科研用地之后，使计算所发展受到影响，中关村寸土寸金，计算所科研用地被人拿走，影响了计算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和华为比，我觉得华为是很成功的。华为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华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问题就做的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华为是坚持研发，再加上给科技人员持股做得好，所以华为的创新能力很强。所以我认为联想股改后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路线，一个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所以我们今后吸取教训，应该尽可能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希望在知识产权体现方面，政策能更加明确，保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快地增长。
　　谢谢大家。

　　问：谢谢。有请吴先生、谢谢陈玉宇教授。
　　陈玉宇：感谢。您刚才说的问题，一个美好中国，一个现代经济体系里面最核心的就是知识和技术创造。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但是大家总是感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跟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匹配，跟世界的先进经验差距更多，这个问题主要出在那儿？根据您的观察。
　　倪光南：知识产权并不是保护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每个国家知识产权有专门的法规，比如说《专利法》《著作权法》都不一样，我们觉得有的方面可以参考欧盟，欧洲的《专利法》就和美国不一样不太一样，不要完全照搬美国的法规，我觉得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适合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规制度。这个很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当你知识产权量很大的时候，当你在知识产权拥有量、创新能力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难度要小得多。
　　陈玉宇：第二个小问题：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入股，我看到现在数字，世界发达国家的财富占GDP（全球GDP总量）的比重，比如说农业市场的价值只占8%，而知识产权比重确实很大。您今天谈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小问题，知识产权入股了、拥有股权了，科技人员不善于管理公司呀？
　　倪光南：根据目前来看，你可以去看看那些互联网公司搞得比较好的，包括华为等等，我觉得本来这些科技人员只要善于学习都可以都可以变成优秀的管理者。
　　陈玉宇：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来关心、探讨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谢谢倪院士。

源自：新京报

---

原文标题：倪光南：5G时代中国有望“领跑”

jEKW-hmhhnqt021983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1-7 02:08

文件大小: 31.04 KB

下载次数: 17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倪光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中国芯片的设计能力在世界上可以排第二位，但制造能力还比较薄弱。但他相信，只要有决心，可以很快解决目前存在的短板。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你一直主张应该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什么这么坚持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倪光南：可以说，没有核心技术，网络安全没有保障，不可能实现网络强国。
　　很多人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现在世界开放干嘛什么事都自己做，能买到不好？买一些农产品没问题，黄豆、小麦、土豆、玉米不一定自己种，谁的性价比好就买谁的。但核心技术不行，并不是性价比好就可以，人家“卡脖子”怎么办？核心技术，特别是网络安全相关的网信领域核心技术，不能简单用性价比来衡量。
　　另外，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更多人开始认为这些事情中国应该做，也有能力做。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例子，比如高铁，中国下了决心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做得很好。我们也看到，很多原来不是做核心技术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转型做芯片，这是好现象。
　　中国芯片设计能力仅次于美国
　　新京报：目前中国核心技术领域的真实水平是怎样的？
　　倪光南：很多人说中国芯片不行，其实是误解。就设计能力来说，中国比美国差不了多少。这有很多实例，比如中国设计的高性能计算机、手机、服务器等所用的CPU芯片的性价比，和国外的产品比是一样的，中国芯片的设计能力确实不错，可以在世界排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但中国芯片制造能力薄弱，目前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在同类企业中约排名世界第五位，只有不到20%的制造装备能够自给，其他80%的装备都是靠国外进口的，芯片制造所用的原材料也有很多依赖于进口。
　　计算机设计、仿真工具也高度依赖国外提供，例如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设计、仿真软件，都是国外垄断的，在这方面我们和国外有不少差距。
　　不过只要有决心，我相信可以很快解决这些短板。很多人在中兴事件之后比较悲观，认为中国肯定赶不上人家，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5G时代会产生很多新业态
　　新京报：在你看来，5G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新的机遇吗？
　　倪光南：肯定是个新的机遇，5G将会对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会产生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从3G时代开始，中国凭借TD_SCDMA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一定的自主权。到4G时代，中国主导的TDD技术和国外主导的FDD技术水平相差无几，差不多平起平坐。5G时代的到来，中国在某些方面有希望走在前头。
　　实际上，中国在网信领域落后没那么大，国家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也特别重视，例如国务院公布了新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家有大数据战略，很多地方也有了5G的推进试验区，这种形势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中国有希望从“跟跑”发展到“并跑”，再到将来的“领跑”。

⊙记者：许雯编辑陈思

▲　同题问答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开五届，过去五年互联网行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倪光南：我觉得是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取得的成绩。中国在互联网基础研究方面还很薄弱，我承认这个事实，但不能小看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成绩，它对互联网发展特别是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力量，也有助于基础研究的提升。
　　展望未来五年，你认为世界互联网行业会有哪些趋势？
　　倪光南：从整个互联网来讲，发达国家总体还是领先。特别是互联网核心技术、核心资源我们还受制于人。不过，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遍，我相信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会投入更多弥补技术方面的不足，有可能更快地发展起来。
　　你对未来一年有什么期望？
　　倪光南：希望能够跟上形势发展，有时候新技术发展太快，跟不上不行。

源自：新京报

---

Xv-Y-hnfikve8502773.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1-3 10:06

文件大小: 21.47 KB

下载次数: 17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倪光南。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源自：寻找中国创客 作者：许雯

　　1799条微信未读信息、以小时为单位划分的行程表、从北京辐射出去的纷乱如麻的飞行航线图，79岁的倪光南太忙了。
　　10月26日，在北京持续发出大风蓝色预警的第二天中午，他走出五道口一处小区的出租房。这个被网友称为“宇宙中心”的地方，位于中国“硅谷”──中关村的核心区，方圆2公里内高校、互联网企业云集。因为单位分的房子没有电梯，倪光南在这里租了一间房。
　　他用手机解锁停靠路边的一辆共享单车，在四五级的北风中艰难骑行5分钟，来到银谷大厦。为了这次采访，他临时借用了位于大厦8层中科红旗公司的会议室。
　　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老牌国产操作系统研发公司曾经名噪一时，但在2014年急转直下，濒临破产清算，有人因此感叹“国产操作系统梦断”。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10分钟，瘦削的倪光南快步走进公司。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和别人见面提前十分钟到达，不会迟到，也不至于太早。
　　“风太大咯。”他用手掌把头发归拢到两边，银白色的短发重新变得服帖。在镜头捕捉到他时，他希望自己是一丝不苟的。
　　在官方资料中，他是著名计算机专家、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科技奖一等奖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但最近20年，他几乎只做一件事：推动网信核心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以国产芯片替代英特尔芯片；以国产操作系统替代垄断市场的Windows、iOS、Android等系统。

“缺芯”之痛
　　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兴公司一纸长达7年的制裁令，让这家依赖从美国进口芯片的老牌中国通讯企业，陷入瘫痪。
　　“禁止美国元器件供应商向中兴通讯出口元器件、软件、设备等技术产品”，这份即时生效的禁售令，彻底扼住了中兴通讯的命门。
　　中国何时才能自己的芯片?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人们对“中国芯”的渴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每当这个时候，人们也总会想起那位多年持续呼吁自主研发国产芯片的院士倪光南。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而且不要指望能买到核心技术。”近十年来，无论公开演讲，抑或接受媒体采访，这样的陈词，几乎伴随倪光南的每次公开亮相。
　　在“中兴事件”甚嚣尘上的那些天，这句话成了颇有远见地预言，人们迫切希望预言家倪光南能再次亲口说出这句话，想要采访的媒体几乎把他的手机打爆。
　　在倪光南看来，“中兴事件”的发生，的确早已埋下伏笔，“我们历来不主张把宝押在人家的新技术上，有些人质疑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中兴事件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倪光南没有一丝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之明，因为中国的“缺芯”之痛，他感同身受。
　　倪光南：网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攻“芯”失败
　　计算机的发展依赖芯片，芯片则依赖集成电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成电路产业革命席卷全球，中国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并未参与其中。这段空白带来的差距，让中国在日后几十年间苦苦追赶。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计算机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曾奋起直追，但始终被悲观气氛笼罩。
　　希望曾经点燃。2001年，“方舟1号”面世，被媒体称为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在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记忆中，这背后少不了倪光南的支持。他无偿帮方舟科技找钱、找政府、找需要的一切资源。
　　但希望又很快熄灭。“方舟1号”推向市场后，因为没有配套软件可用等各种原因，最终溃败如山。
　　几乎同时，“汉芯”事件爆发，那是中国芯片攻关史上的伤疤。国家花费上亿元科研经费研发出来的自主芯片，在掀起短暂的举国振奋后，很快被证明为一场骗局：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陈进从国外购进一批摩托罗拉芯片，让农民工用砂纸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罗拉商标打磨掉，冒充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汉芯一号”。这样的拙劣伎俩，甚至骗过了技术鉴定组的专家。直至企业内部员工匿名举报，这起科研造假事件才东窗事发。
　　公众对国产芯片的信任度迅速降至谷底，倪光南亦声誉受损，甚至被贴上“失败者”标签。
　　梁宁把这些过往写进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有人在文章下面留言：“看到热泪盈眶，唯有希望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在中国能有生存的土壤。”
　　“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对这个称呼，倪光南并不反感，“成功需要很长过程，急功近利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另外，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不一定在乎自己有什么成果，要有这个心胸，超脱一些，不要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
　　倪光南苦苦追寻的，不只有“中国芯”，还有国产操作系统。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用上自己发展出来的终端操作系统，或者说，能打破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使中国自己的终端操作系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这样的“执念”，屡屡将他抛进舆论漩涡，甚至招来嘲讽。最近一次，是半年前。他出席红旗软件新品发布会时说，目前正是用国产操作系统全面替代微软Windows系统的重要契机。
　　这样的表态被人解读为给企业站台，质疑纷至沓来：既然能买到现成的，为什么还要自己研发?
　　倪光南不是第一次因此遭受指摘。他并不在意，“如果他们懂得多一点，知道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做什么，就不会这样想了。”

1b-f-hnfikve850301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1-3 10:06

文件大小: 29.5 KB

下载次数: 15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1992年，倪光南在联想微机生产基地。受访者供图

追光者
　　通往光明的道路总是艰难，但光明总在前方。
　　国家层面对科技自主可控重要性的一再表态、科研资金的源源注入、接踵而来的国家扶持政策，倪光南相信，这是中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迈向自主研发、安全可控的转折点。
　　这种转变肉眼可见。过去，一些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急功近利和短视让他感到痛心，什么来钱快，就去做什么。最近十年里，他欣喜地看到许多本不做核心技术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芯片研发领域跃跃欲试。

vZCG-hnfikve8503209.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1-3 10:06

文件大小: 24.89 KB

下载次数: 20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倪光南。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北斗导航系统的成功也让他倍感鼓舞。他相信，比芯片研发难得多的“北斗”都有了，“中国芯”也就不远了。
　　“中兴事件”后，唱衰“中国芯”的论调一度成为主流声音，这让温和谦逊的倪光南愤愤不平，“很多人说中国芯片不行，其实是误解。”
　　他认为，就芯片设计能力来说，中国仅次于美国，而且差距不大。中国的短板是芯片制造。但他相信，随着国家层面的大力投入，会有越来越多科研力量投身其中，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互联网应用发展神速，而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将对互联网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量，中国在新一轮信息革命中，有可能更快地发展起来。
　　与时间为伍的这些年，时间也教会了他很多。他意识到，发展技术的同时要敬畏市场，“再好的技术，不努力进入市场，也没用。这一切需要生态的支持，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才能在市场上站住。”
　　这个“生态”是良性循环：有人用，用的过程中改进，改进后有更多人用，然后更多人做应用支持促使它改进。
　　他力主，政府要做第一个用的人，国产操作系统要首先走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办公桌。最新的一项进展是，国内某个大型航天集团几万台电脑，实现了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的替代，尽管这耗费了倪光南四五年的时间去推进、运作。

iBH7-hnfikve8503383.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11-3 10:06

文件大小: 34.63 KB

下载次数: 22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2016年，倪光南与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合影。受访者供图

“帮不上别人了，就停下来”
　　作为联想集团曾经的总工程师，在离开联想30年后，倪光南至今保留着两块长方形的电路板，是先后生产于1990年、1992年的联想“汉卡”。
　　1984年底，倪光南就职的中科院计算所为转化科技成果，创办了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前身），他出任总工程师。进入公司一年后，他成功研发联想“汉卡”。它的出现，让只能识别拉丁文字的计算机实现汉化，微型计算机开始迅速走进中国的普通家庭和企业。
　　但他并不打算沉湎在过去的功勋册里。
　　他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和风起云涌的中国互联网保持同频跳动。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扑面而来。他担心自己被丢下，每天要浏览大量互联网前沿信息。
　　不过，这并不是他最忧心的事。
　　耄耋之年的倪光南，仍日夜兼程，为发展自主创新、安全可控的网络核心技术奔走呼号，早已离开科研一线的他，支持年轻的科技人员去攻关、去突破。
　　他常常被紧迫感包裹。
　　“在一些方面，我们和国外还有不少差距。”他语速急切地丢出一组数据：去年，中国芯片进口超过2000多亿美元。目前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在同类企业中约排名世界第五位，只有不到20%的制造装备能够自给，其他80%的装备都靠国外进口，芯片制造所用的原材料也有很多依赖进口。
　　眼下，他的行程表被研讨会、公开演讲、媒体采访和内部评审会塞满，几无缝隙。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秘书长曹冬帮倪光南规划行程时，习惯留有富余，但也时常被突发状况打得措手不及。
　　就在今年10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在徐州结束一场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研讨会的倪光南，因为临时增加了行程，要紧急赶回北京，参加一次政府部门的内部评审会。坐票早已卖空，曹冬帮他买了站票，挤上高铁，在餐车坐了3个小时。
　　倪光南几乎从不休假。只有一个例外，是每年圣诞节，因为子女回国探望，他会推掉所有工作，短暂休息几天。除此之外的300多个日夜他要自己度过，包括春节。但他太忙了，连孤独的时间都没有。
　　当被问及新一年对自己的期待，倪光南的愿望朴素：身体健康，这样就能继续工作了。
　　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当发现自己帮不上别人忙的时候。”短暂的沉默后，他说。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倪光南
　　过去一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兴事件给我们看到，有些你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从来不认为核心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但是过去一年更加明确感到关键核心技术，除了自己努力以外，没有第二条路，没有捷径，更加加强了这个观念。我们历来不主张把宝押在人家的新技术上，有些人质疑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中兴事件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新京报：这十五年，你经历最美好的事情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倪光南
　　我想不出来。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倪光南
　　对自己的期待就一句话，要健康，才能够继续工作，要是没健康就什么都没了。到我这个年纪慢慢就悟出了，没健康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不会开车，就有机会多走路，对我们这种没有规律锻炼的人是好的。还有呢要控制自己，虽然宴会很多，要注意不要吃多了，其实很普通，但是要做到也不太容易。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倪光南
　　我觉得中国应该非常有希望，现在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要抓住机遇，中国坚持自主创新，要不了太长，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总而言之，一个现代化强国。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

⊙记者：谢孟欢 每经编辑：杨欢

　　今年的“中兴事件”让我国信息产业备受关注，也让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上升为全民话题。
　　如何确保网络安全？9月17日，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在成都启幕。在这场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发表了题为“我国网信领域的若干创新”的演讲。在他看来，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脉”，“实现网络安全，要尽可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避免处于被动地位”。
　　倪光南表示，掌握核心技术，就是要实现对国外软硬件的国产化替代，而这也是当前中国网络信息领域发展面临的瓶颈，“网信领域具有高垄断性，新进入市场的国产软硬件如果不能打破垄断，就没法实现替代”。
　　未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态兴起，网络产业发展的同时，网络安全也愈发重要。倪光南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更多网络空间安全的需求，也是网信产业发展的又一机遇。”

以国产化替代实现“安全可控”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这是国家一直强调网络安全的关键所在。
　　倪光南表示：“实践证明，如果在网络安全空间不能实现自主可控的话，将有很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只要不是自己可以实现完全自主可控，就有随时被“黑”的可能性。
　　如何实现网络安全的自主可控，在倪光南看来，掌握核心技术，就是要实现对国外软硬件的国产化替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逐步替代GPS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一替代得以进行，而且替代得越来越好。”倪光南举例说。
　　而未来，国产化替代也将成为我国网信领域的新常态。
　　在论坛现场，倪光南也介绍了四个正在进行的国产化替代软硬件的运作情况，分别是“国产桌面体系替代Wintel体系”、“高端服务器和数据库替代IOE”、“国产ERP替代SEP ERP”以及“国产工控实时操作体系的替代”。
　　在倪光南看来，当前国内的很多软硬件从技术条件上已经达到了“可用”甚至“好用”的阶段，但实现替代化也并非一日之功，“不是说有技术就可以了，还要有很多宏观与微观的条件，比如在市场的扩张推广方面，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倪光南也表示“比如国产桌面体系的替代，可以先从政府入手，系统化地改变桌面应用，但是在广大网民之中推广，过程就会比较缓慢”。

网安需求提升促进产业发展
　　网络安全的发展也是一场持久战。
　　此前，倪光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安全角度来讲，我们目前为止没有一种措施或一项技术是可以抵御所有可能发生的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工作一直处于不断攻和不断防的阶段当中，意味着我们将会随时面临和应对新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完善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倪光南强调。
　　换个角度来看，网络安全要求提升了，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要求也在提升，对于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以前总是讲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安全也是硬道理，产业的发展意味着更多企业能够进入到产业链高端，对于网络安全产业进步是机遇。而反过来，增加的网络空间安全需求，也是网络产业发展的机遇。”倪光南表示。
　　从数据来看，2017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的整体收入规模是400多亿元，而美国最大安全公司一家收入就达到6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400亿元。这意味着我国网络安全产业的规模还不大，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下一步，企业在科技高端、关键技术高端的提升，也将是网信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倪光南说。
　　具体到城市而言，他建议要把握好优势，“比如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优势、人才高校的优势，成都一定要视为机遇，提升网络安全产业发展”。

源自：新浪科技综合

---

源自：C114通信网

　　北京时间8月31日消息（凡褐）8月31日上午，第十四届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发表了“中国软件业的机遇”的主题演讲。

8-Yc-hinpmnq7212552.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9-1 15:06

文件大小: 20.12 KB

下载次数: 16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谈到，据工信部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的560个亿到去年的55,000亿，中国软件业增长了差不多100倍。2002年政府出台政策，把对软件的税收从17%降至3%，此项政策对促进当时中国软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倪院士认为，未来还需加速相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呼吁政策方加大对此的支持。
　　在全球范围内，信息通信领域名列前茅的企业美国有6家，中国有阿里、腾讯（华为不在内，因其没有上市），韩国1家。倪院士认为中国信息服务业、软件业整体规模较大，中国在此方面比印度更强。他认为中国软件人才的质量，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比印度要好。但是倪院士认为软件业在规范性方面还有待加强。
　　最后倪院士还谈到开源之路的问题。倪院士认为开源是开放的商业模式，适合于中国。这些年来，中国软件界正沿着使用者-赞誉者-贡献者的道路，不断增加其在世界开源软件界的贡献和话语权；把开源视为外国专有，不符合客观实际，事实上已出现由中方主导的某些开源社区。
　　另外，基于开源软件可以作出原始创新，也可以作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倪院士认为基于开源软件只能作二次创新不符合实际。开源软件受知识产权法规的保护，应加强相应教育，切实遵循开源许可证。

Rz8Y-hicsiaw5110767.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8-8-25 14:46

文件大小: 42.84 KB

下载次数: 16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8月24日下午消息，为期三天的智博会在重庆开幕，在24日的智能时代信息安全高端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围绕我国网信领域的创新发表演讲，再次提到技术方面国产自研的重要性，并介绍四项国产化替代方案。
　　今年4月中兴事件以来，长久淡出公众视野的倪光南开始频频发言，强调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需要自主可控。今日论坛上，倪光南表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仅会带来供应链风险，同样会带来安全风险，后者与前者同样严重。
　　倪光南分析，网信领域技术新、发展快、人才作用大，中国具有后发优势。目前，我国网信领域总体技术和产业水平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具体来看，短板明显，也有长板。
　　他指出，我国网信领域的短板主要基础软件和芯片两个方面。其中，基础软件的短板主要在移动OS，芯片的短板主要在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设计工具，材料、装备，以及制造上。
　　互联网和新兴技术为我国网信领域的长板，具体涉及电商、移动支付、社交、人工智能、5G、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
　　关于“国产化替代”，倪光南强调这是网信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并称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国产化替代将成为我国网信领域的新常态。
　　倪光南提到了四方面的国产化替代方案：国产桌面计算机技术体系对Wintel体系的替代。即国产Linux系统加3种国产CPU（申威/飞腾/龙芯）替代Windows系统与Intel架构CPU；
　　高端服务器和数据库替代“IOE”（IBM主机、Oracle数据库、EMC存储设备构成的系统）。如航天超级服务器（含航天昆仑数据库）性价比超过Intel主流服务器；
　　博科ERP对SAP ERP的替代。据倪光南介绍，博科解决方案的实施及维护费用对比SAP ERP有大幅降低；
　　以及国产工控实施操作系统SylixOS对VxWorks的替代。
　　此前，红芯浏览器事件引发争议。倪光南也提及此事。他表示，自己列举的方案不怕骂，经得起时间考验。（李楠）

源自：新浪科技综合

---

　　握紧AI芯片“方向盘”新老“车手”驶入自动驾驶赛道

⊙记者：吴雨欣

　　近日，全球最大的FPGA厂商赛灵思宣布收购深鉴科技的消息，引发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热议，这也是首起中国AI芯片公司被收购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收购深鉴科技的赛灵思在2018年下半年重点发展方面是汽车自动驾驶。
　　“缺芯”曾经是中国通信产业普遍面临的难题，PC时代的主导者是英特尔和微软，手机时代的主动者是高通和ARM，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自动驾驶的赛道人人争先，无论车厂还是科技巨头都在规划自己的路线或是打造AI芯片。业界希望用AI芯片在通用芯片无法满足深度学习的计算量时，降低功耗与成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在接受《IT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汽车电子领域被外国跨国公司所垄断，它们的芯片有强大的生态支持，使中国芯片难以进入这一市场。如今，中国的企业要发展自动驾驶芯片，要重视相应的生态支持，不重硬轻软，才可能让我们的芯片在汽车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自动驾驶芯片上虽有巨头，却没有呈现一边倒的格局，切磋才刚刚开始，而拿下自动驾驶应用，对其他应用便是降维打击。

执牛耳者，英伟达与英特尔
　　自动驾驶汽车，又称无人驾驶汽车，是一种通过电脑系统实现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层级的自动驾驶技术，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将自动驾驶从0至5划分为6个等级。目前，已经有不少高端品牌汽车可以实现Level 2（第二等级）部分自动化，但若想实现高度自动化甚至是全自动化，离不开自动驾驶芯片。
　　因为GPU（图形处理器）占据着市场深度学习硬件的主流，英伟达将其最先进的处理器首先面向自动驾驶，分得一波市场红利。2017年至今，英伟达先后推出了Drive PX 2、NVIDIA DRIVE、Jetson TX2、Xavier等产品，特斯拉采用的便是Drive PX 2自动驾驶芯片，这也是英伟达首款专为自动驾驶汽车设计的AI超级计算机，运算能力相当于150台MacBook Pro。此外，AI平台NVIDIA DRIVE则可让汽车制造商、卡车制造商、一级供应商和初创企业快速打造自己的自动驾驶。
　　“从技术角度而言，英伟达的芯片更像通用处理器，它不仅可用于汽车，还可用于服务器及云端的训练，强调可应用于更广泛的机器人领域。”一位从业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英伟达芯片“放之四海皆可”的优势，同时也意味着它兼具通用芯片的弊病，但毋庸置疑的是英伟达自身有很快的迭代速度，GPU功耗方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后期发布的NVIDIA DRIVE已经超过Drive PX 2。
　　英伟达相关人士向《IT时报》记者透露，英伟达在今年CES大会上推出的Xavier自主机器处理器已经启动，它可提供更高的处理能力，运行功率更低，每秒可运行30万亿次计算，功耗却仅为30瓦，能效比上一代架构高出15倍，首批样品会在本季度开始交付客户。
　　在自动驾驶芯片领域，另一家值得关注的公司是英特尔，因为以173亿美元收购以色列公司Mobileye，英特尔在自动驾驶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英特尔在自动驾驶芯片层面主要在传感方面，做视觉信息采集和分析等工作。目前，Mobileye第四代EyeQ芯片已在2017年底实现量产。”英特尔相关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全球首款装载Mobileye EyeQ4自动驾驶芯片的量产车型来自蔚来汽车，蔚来ES8电动SUV的计算能力是奥迪A8所搭载芯片的8倍，而今年将上路的数百万辆汽车都会配备前视摄像头以及Mobileye第四代EyeQ芯片。“Mobileye的处理器能力稍弱，还没有达到高等级自动驾驶的要求，它也正往这方面努力，因此目前Mobileye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在L2级的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市场。”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

创业者押注自动驾驶处理芯片
　　“谁赢得自动驾驶处理器，谁就赢得人工智能时代。”地平线创始人兼CEO余凯说。和深鉴科技一样，地平线是国内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的明星企业。在余凯看来，整个自动驾驶产业链集中度最高的就是处理器芯片，在传统领域，无论是摄像头还是激光雷达都有几十家以上供应商，但处理器芯片领域，真正得到认可的只有英伟达和英特尔，自动驾驶处理器芯片将成为自动驾驶产业的主战场。
　　“国家需要硬实力的突破，如果因为自动驾驶芯片市场有了英特尔和英伟达，我们就不再搞研发，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要仰人鼻息。”地平线自动驾驶市场拓展和战略规划副总裁李星宇告诉《IT时报》记者，这几年，他从不同客户处得到一个共同信息，巨头芯片厂商对客户的支持不够好，尤其中国客户很难在巨头芯片厂商面前排上优先级，以至这些芯片业很难根据中国市场进行优化。“面向中国场景定制中国的处理器，这是我们看到的巨大机会。”李星宇说。
　　2016年成立后，地平线开始自主研发人工智能芯片和算法软件，已经面向智能驾驶领域推出征程1.0人工智能芯片，可用于高性能L2级别ADAS，基于征程2.0架构的地平线Matrix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可以为L4级别的自动驾驶提供高性能的感知系统，并已经向自动驾驶厂商大规模供货。
　　押注处理器芯片意味着大额资金投入，地平线已经很难具象地说在研发上投入多少资金，但从英伟达在研发自动驾驶芯片投入的资金规模上可相互印证。“英伟达的Xavier有超过90亿个晶体管，也是迄今为止打造的最复杂的系统级芯片，研发投入达到20亿美元。”英伟达相关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Xavier是2000多名工程师4年的努力。

拥有核心技术意味着掌握定价权
　　“自动驾驶要求汽车本身对环境有非常精准可靠的感知，这是基于深度学习对目标物的识别、对环境的感知、建模和定位，要达到这样的准确性，用通用芯片的效能并不高，它需要非常强的GPU，大功耗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成本和散热。装AI芯片，意味着以1%的功耗实现相同的性能，而成本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李星宇告诉《IT时报》记者，虽然公司在芯片研发上投入巨大，但从长远来看，掌握了核心技术就能掌握定价权。现在，地平线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全球四大汽车市场（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同顶级汽车Tierls（一级供应商）、OEMs（主机厂）建立合作关系的智能创业公司。
　　按照业界的预测，自动驾驶要到2025年才产生规模化影响。来自美国交通部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智能驾驶的软硬件销售（不含整车）将达到262亿美元，但其社会效益将放大到1万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了缓解交通拥堵、节省燃料、减少事故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说，每1美元的自动驾驶处理器销售，将带来40美元的社会效益！这就是基础技术的作用，有极强的产业放大效应。”余凯说。
　　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带来的海量训练数据是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上的一大显著优势，CB Insights调研报告现实，2017年中国AI创业公司融资总额全球第一。AI公司在致力于研发AI芯片，寒武纪、地平线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跑在行业的前列，多数创业公司的AI芯片还未量产，甚至不到流片阶段。
　　“我们在研发神经网络视觉芯片，离流片还有半年的时间。”深兰科技创始人兼CEO陈海波告诉《IT时报》记者，深兰科技正致力于让自动驾驶L3级更稳定，并尝试攻克L4级，虽然有些企业宣布自己的无人车已经到L4级，但这样的成功是建立在实验路线上的，换一条路未必可以。
　　国内另外两家创业公司，景驰科技正使用英伟达GPU和英伟达 DRIVE PX 2来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而图森未来则使用英伟达 GPU、英伟达 DRIVE PX 2、Jetson TX2、CUDA、TensorRT和cuDNN 来开发自动驾驶解决方案，这两家公司也陆续获得英伟达的投资。对地平线来说，研发自动驾驶芯片本身就是Hard模式，现在地平线先着眼解决“识别”的问题，让汽车可以正确识别车辆、树木、车道线、红绿灯、260种交通指令牌等不同类型物体，再综合雷达、毫米波等传感器的数据，对汽车进行自动驾驶控制。按照余凯的设想，他希望在到2025年能有3000万辆搭载“中国芯”的无人驾驶汽车。

真正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
　　按照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的等级划分，L5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无需人的介入即可应付各种状况。目前，奥迪A8的Audi AI属于L3级别的自动驾驶，转向、加减速控制、对环境的观察由系统完成，对于激烈驾驶的应付仍需驾驶员完成；特斯拉的增强版Autopilot严格来说属于L2.5，还未达到L3级别；百度的阿波龙虽是L4 级量产自动驾驶巴士，但离商业化还有段距离，即使商业化落地，也只会在一些特定路线使用。
　　“真正实现无人驾驶仍需10至15年。”李星宇说。李星宇的预测是乐观的，谷歌无人驾驶项目技术负责人厄姆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自动驾驶真正出现可能比预测的时间要晚得多，最长可能需要30年。
　　事实证明，汽车面临的工作环境要复杂恶劣的多，汽车级芯片要追求的是零缺陷目标。手机芯片的缺陷率要求一般是几千个PPM（百万分之一）甚至更高，而汽车级芯片的要求是低于10PPM。手机的工作温度一般是0℃-70℃即可，而汽车级芯片要扩展到-40℃-125℃。另外，手机的工作寿命一般要求在3年，而汽车级芯片需要可靠地工作10年以上，并满足对于振动、冲击的测试要求。
　　今年3月，优步发生全球首例无人驾驶汽车撞死行人事件，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问题引发热议。对此，英伟达回应《IT时报》记者，关于Xavier系统级芯片（SoC），他们邀请了全球顶尖的汽车安全和可靠性公司 TV SD进行安全评估，当时负责Xavier的首席评估员说Xavier是他们评估过的最复杂的处理器之一，经过技术评估，表明Xavier达到了汽车行业的功能安全标准 ISO 26262，这也证实了Xavier系统级芯片架构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程序。
　　“自动驾驶芯片设计之初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包括硬件和软件堆栈方方面面都要采用安全技术，为了确保Xavier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公司数千名工程师编写了数百万行代码。”英伟达相关人士向《IT时报》记者介绍。

中国市场：适者生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芯片厂商，谷歌、特斯拉、百度、博世等似乎与芯片不沾边的企业也在做人工智能芯片，而中国企业要如何占得一席之地？
　　倪光南在接受《IT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AI、自动驾驶等对芯片提出了新的需求，因此原先不做芯片的企业也开始做芯片，中国的部分企业有算法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完全有可能做出性价比很好的芯片。当然，它们主要是在芯片设计方面投入，一般不会轻易进入芯片的生产制造领域。中国芯片产业的短板不在设计方面，而在制造工艺、装备、材料、设计工具等等方面，国内AI、自动驾驶这类芯片在设计方面可以与国外巨头竞争。不过，AI这类芯片架构依托的是算法，而在算法方面，我国业界基本上还是跟随者，缺乏原始创新，想在AI这类芯片方面超越外国，应当努力在算法方面进行创新，争取有所突破。
　　“目前国内AI芯片很热，中国市场巨大，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不过，经验表明，每个细分领域的芯片经过市场竞争后，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往往只有少数，所以无论是AI芯片的投资者还是从业者，都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多做市场调研，减少低水平重复。”倪光南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