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1)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2)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

最大的殷鉴(1)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柏杨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最大的殷鉴(2)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把羞愧当荣耀(1)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把羞愧当荣耀(2)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炫耀小脚

　
　　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时期，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夸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然后，……，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脚的立即装上义肢。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臭鞋大阵
　　其他地方所没有，惟独台湾特有的，就是“臭鞋大阵”。不管去谁家，都要攻破臭鞋大阵，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楼梯之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都堆满了臭鞋。我说臭鞋，只是观感上的，既不能──拿起来放到鼻子上，当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说每一只都臭而不可闻也。但如果说它奇香，也应该查无佐证。
　　每家门口都堆臭鞋，实在是二十世纪十大奇观之一，有新鞋焉，有旧鞋焉，有男鞋焉，有女鞋焉，有大人的鞋焉，有儿童的鞋焉，有高跟的鞋焉，有低跟的鞋焉，有不高不低跟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后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漏孔的鞋焉，有类似柏杨先生穿的一百元一双的贱鞋焉，有类似“台湾省议员”陈义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双的阔鞋焉（陈义秋先生还有价值四百五十元的阔头，那属另一可敬范围，心里有数，不必细表）。群鞋毕集，蔚为奇观。
　　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阵，跟契丹帝国萧天佐先生在三关口布下的天门大阵一样，暗伏奇门遁甲，诡秘莫测。于是有的鞋仰面朝天，有的鞋匍匐在地，有的鞋花开并蒂，有的鞋各奔东西，有的鞋张眉怒目，有的鞋委屈万状，有的鞋鞋相迭，有的则把守在楼梯之口，形成现代化的绊马桩。主人之出也，先伸出脚丫，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样，在臭鞋大阵中左翻右踢，前挑后钩，直到头汗与脚汗齐下，才算找到对象。客人之入也，比较简单，但如果遇到像柏老这类朋友，袜子上经常有几个伟大的洞的，就得有相当勇气，才能开脱。而有些朋友则鞋上是有带子的，你就得耐心的观光他们撅起的屁股，如果属于千娇百媚，当然百看不厌，如果是属于老汉或讨债精之类，就无法不倒尽胃口，尤其有幸或不幸的人，客人如果太多，一连串把屁股撅起，就更显示臭鞋大阵的威力。
　　然而，臭鞋大阵的最大威力，还不在使人伸脚丫或撅屁股。伸伸脚丫，撅撅屁股，等于活动活动筋骨，也是有益于健康之举。问题是从臭鞋中所宣传出来的那股异味，实在是一种灾难。从前南方蛮荒地带，有一种瘴气，谁都弄不清瘴气是啥，有人说是毒蛇猛兽口中吐出来的，有人说是妖魔鬼怪布下的天罗地网。我想那分明是一种空气污染，人们冒冒失失闯了进去，轻则头昏脑涨，重则一命归阴。而中国公寓中家家户户的臭鞋大阵，使得整个楼梯，从根到梢，无处不熏人欲呕，可称之为公寓式的瘴气，一个人如果从二楼走上十楼，他至少要冲过十八个臭鞋大阵。而每一个大阵的臭味都是具有辐射性的，透过气喘如牛的尊鼻，侵入咽喉和肺部，积少成多，累瘴成癌，恐怕现在砍杀尔大量增加，医院门庭若市的场面，即与此有关。
　　得砍杀尔也不严重，顶多死翘翘。严重的是为啥外国都没有这种景致，而中国独有？沿梯而上，一堆臭鞋连一堆臭鞋，即令不得砍杀尔，也会得鼻腔癌。纵是现代化大厦，走出漂亮的电梯，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鞋，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室内装潢得跟凡尔赛宫一样，金碧辉煌，却狠心在门外堆起一堆臭鞋。这似乎包含着一个严肃的课题──绝对的自私兼绝对的自卑。自私的是，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意，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心乱如麻。把自己嗅了就会中毒的奇异怪味，推到大门之外，教别人去中毒。
　　──一切一切，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没想到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家里一尘不染，不管公众场所如何脏乱；只要自己舒服，别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阵之中，气绝身亡，他也毫不动心。
　　自卑的是，对解决不了的事情，“眼不见，心不烦”，乃“锯箭杆学”的传统干法，只要俺家像个神仙洞府就好啦。从前之人，还扫一扫门前雪，现在不但连门前雪不扫，还把自己家里的雪堆到那里。古诗不云乎：“双手推出门外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现在则是：“一脚踢出臭鞋阵，推给别人胃溃疡。”六十年前的事啦，那时柏杨先生年纪方轻，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他慷慨大方，举世无匹，当下就买了四两排骨请客，预备教柏老过过馋瘾，他太太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不小心，把那块伟大的排骨掉到茅坑里。该朋友不动声色，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捞了出来，洗了一下，照样下锅。一直等到酒醉饭饱，他才宣布真相，那时的柏老已经十分聪明，念过洋学堂的卫生之学，立刻就要往外呕吐，他跳起来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吼曰：“咽下去，咽下去，眼不见为净，这都不懂，还上洋学堂哩。”
　　那一次我可真是咽下去，一则舍不得吐，一则被他掐得奇紧，吐不出也。这事早已忘光，最近碰见大批的现代化的臭鞋大阵，家家户户，都在眼不见为净，才觉得胃肠有点不舒服。

　　为别人想一想
　　在中国，只拼命想到自己，视别人如无物的现象，多如驴毛。对方如果竟然胆敢证明他也存在，而且有独立的人格，麻烦可就大啦，小者吵嘴，大者打架，再大则一顶帽子罩下来，不是说你小题大做，就是说你惹是生非，不是说你不知道安分守己，就是说你不知道温柔敦厚，乱发牢骚乱骂人。而乱发牢骚乱骂人者，──都在卷宗里，后果堪哀。
　　柏杨先生安居汽车间中，将近十月，头顶之上，都是富贵之家，而就在二楼阳台的栏杆外边，屋主支起铁架，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盆景赏心悦目，当然妙不可言。但该屋主每天都要浇水两次，而且每次都浇得淋漓尽致。有一次，酷日当空，柏老在门前买了一碗豆花，蹲在那里正吃得起劲，忽然大雨倾盆，倾了我一头一脸，刚吃了半碗的豆花，也荡荡乎变成满碗，心里诧曰：“这是何方神圣，赐下这种宋江式的及时之雨。”抬头一看，原来能源出在浇花上，而屋主老爷已经龟缩在案，不见踪影。我本来要大声开骂的，怕骂了要挨揍，就没有骂。又想上楼找该家伙理论，心里一想，我这个三无牌恐怕不是对手，只好作罢。于是不久我就练就一种三级跳的奇功，只要他阁下手提喷壶，抛头露面，我就一跃而入，或一跃而出，身上滴水不沾。
　　这种栏杆上列盆景的奇观，在公寓式的楼房之上，几乎触目皆是，有些更前后夹攻，在屋屁股的阳台上也罗列一排，则下面晒的衣服就要遭殃。而且日久天长，铁架生锈，忽然有一天塌啦，下面的朋友岂不要脑袋开花。即令不塌，铁架孔洞奇大，万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块石头，尊头同样受不了。实在想不通，住在上面的家伙，为啥不为下面的人想一想。
　　和这同属奇观的是悬挂高楼的一些冷气机。呜呼，巍巍大厦，七层焉，八层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层焉，高矗天际，美仑美奂，俨然小型皇宫，却每个窗口都突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棺材。既大小不同，也式样不一，每个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输尿管，晃晃当当，迎风招展。好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生了一身脓疮，把全部美感都破坏无遗。然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美感，而是万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样，由老而锈，由锈而断，忽地扑通，翻滚而下，砸到路人的尊头之上，据我了解，那效果可比倾盆大雨厉害。我们再一次地想不通，有钱的大爷，为啥不为路人想一想。
　　公寓的威胁不仅是后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也有先天的胎里毒。柏杨先生为了谋生，每天要经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两次之多，每逢驾临到一个名“国泰宝通大楼”的庞然大物，就怦然心动。心动不是想搬进去住，我可是从没有这种想法，犹如我从没有想搬进吾友伊丽莎白二世的白金汉宫去住一样。我之所以怦然心动，是它的窗子。盖别的大楼，窗子都是左右拉的，只有“国泰宝通大楼”的窗子，却是向前开的焉。
　　夫窗子向前开，空气的流通量，当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两倍，屋主老爷住在其中，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向前开的现象是，每个窗户都跟衙门一样──作八字形，金属的窗轴是惟一的支柱，这支柱再粗也粗不过放盆景或冷气机的铁架。即令是钢的吧，钢也有腐烂之日。好吧，俺的窗轴是钻石做的，那就算钻石做的。可是窗架窗框总不能也是钻石做的吧，窗轴如不先坏，窗架窗框也会先坏。一旦坏啦，恐怕倒霉的仍是行路的朋友。如果它不垂直而下，来个天女散花，散到马路之上，坐汽车的朋友，也难逃此劫。
　　最主要的是，风力的强度，随着高度而比例增加。比例的数字，柏杨先生一时想不起来（这非关记忆不好，如果你阁下欠我银子，看我记得清楚），只仿佛记得，纽约的帝国大厦，如果地面是一级风，屋顶就是八级风，而八级风足可以把一个人像稻草一样卷起来抛到半空，以致游客们不得不像幼儿园一样，“大家小手牵小手”，或战战兢兢，紧抓栏杆，胆小鬼还得用一条绳索绑住纤腰。
　　台北“国泰宝通大楼”固然没有纽约帝国大厦那么高，但风力的递增定律，却是天下一样。该大楼现在是新盖的，还没有跟台风老爷碰过面。而且即令撑过一次两次，柏老也不相信那细细的窗轴能长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强风，万一表演炸弹开花，别人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我自问可是誓不敢当。于是又想不通，当初设计的工程师老爷，为啥不为窗外人想一想。
　　写到这里，敝孙女拿了一张表格，教我老人家填写。表是啥表，不必说啦，反正是临表泣涕，不知所云。尤其使人泪落如雨的是，表上留给填表人应填项目的位置，空白奇小。像“住址”栏的“省”、“县”、“市”、“路”、“街”、“巷”，上面的空格，小得简直是在主办视力测验。有些空格倒是比较大方，留的位置较大，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步，想把要填的字挤进去，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笔，外加上一副世界上最精细的显微镜。“阅读书籍”栏，奇窄而且奇短，填三本两个字书名的书，都得冒汗，一个人一生如果读过三十本书，仅填表就能填出近视眼。更想不通，制表人为啥不为填表人想一想。
　　这些都是小事，但从这些小事，可看出心理上的症结。浇花水倾到你身上，冷气机掉到你头上，窗子把你砸得稀烂，填表填不进，那都是你的事，原主钱大力猛，就是这么干啦。不出事时，谁嚷嚷都没用，嚷的嗓门稍大，则招灾进祸。一旦出了事，血肉横飞，官盖云集，开会如仪，号叫着要追查责任，结果查来查去，除了死人有责任外，谁都没责任。呜呼，这症结跟家家户户门口的臭鞋大阵一样，是一目了然的，过度的自私和自卑，使头脑不清兼老眼昏花。

　　不会笑的动物
　　记得若干年前，有人曾对民族舞蹈演员面无笑容感到诧异，主持人答曰：“那一幕是‘宫女怨’，宫女当然愁眉苦脸。”但后来演至《喜相逢》、《万寿无疆》，仍愁眉苦脸如故，不知主持人如何说词。过去我曾想到，可能黄种人天生地不会笑和不喜欢笑。可是到了日本一瞧，他们那些黄种人不但会笑，也喜欢笑，除了车掌小姐会笑外，连开那单调如棺材的电梯小姐也会笑，乃大吃一惊。于是再追究中国人所以笑脸甚少的原因，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再加上整天无米少盐，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中国人的缺少笑容，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柏杨先生为谋生走遍各省，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几乎无一处不“欺生”。
　　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关于这一点，大家呐喊了十余年，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台北医院也很精彩）当局忙于搞红包，无暇改进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变。看情形，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
　　另外，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你问：“还有好的乎？”曰：“更贵。”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不屑曰：“你外语学堂毕业，当个翻译官，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是省点吧。”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吾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上至老板，下至店员，无不怒目而视，口中念念有词，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于是，有人曰：没有关系，他们见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洋大人如过江之鲫，将逐渐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穷，久而久之，劣根性复发，难免终有一天，华洋一视同仁。
　　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应是中国惟一值得大吹之事，但仅此一项，难广招徕。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地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柏杨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包不吃亏。”结果不然，前日往购一皮箱，要价三百，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样不好，乃大声曰：“七十元。”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呜呼，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不仅是观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一样，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前天报上有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