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等，也有少数藏族杂居。当时濮道、南安等地，处于中原各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汇区，是各族人民文化交流之地。 汉武帝的抑濮政策与对百粤的抑制政策是一致的。一方面，朝廷与外域既要沟通，又要有这些世居边围的少数民族作为一道缓冲的屏蔽，另一方面又要防备少数民族中的某些强悍力量坐大，威胁到他的统治根基。古今中外的独裁统治者，莫不是大好武功权欲狂，把扩张兴图作为自己巍巍功德的目标。即使是在已经臣服的地方，稍违“圣意”便要引来血劫之灾。当然，汉武帝也不是只顾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在策略上也施展了“大棒加胡萝卜”的又打又拉政策。如元鼎五年平定南越后回师击杀了夜郎王，置牂牁郡又另封了牂牁王，赐给王印。又如在公无前一百年（元封二年）汉武帝“以兵临滇”，强迫滇王“举国降”，却又赐给金银珠宝，新授王印，给以亲善。但这些举措并未买得人心，以至牂牁濮民骚乱，拥众“阻城”。而滇族则在汉武帝重新封王授予印后，举族悄然离去，脱离了汉朝的统治。牂牁与滇，都是百濮族系统的民族重成员。昆明族虽非濮族系统，但自古同滇族往来，在汉武帝为通南商道的用兵过程中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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