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扬忠先生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份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此乃不刊之论。

清人李调元在乾嘉诗坛是个无名之辈，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中，没有李调元之名位。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将张船山（问陶）点为第十八位的青面兽杨志，（赞）：殿前制使，将门子弟，可惜宝刀，用杀牛二。说明船山乃诗坛冲锋陷阵的大将，可惜大材小用。

　　张问陶流传下来的诗歌有三千余首，主要汇集在《船山诗草》和《船山诗草补遗》两书中，相较于当时的诸名家数量也算不得多。但平心而论，这三千余首诗都是经过后人删选后的精品，绝大多数都是佳作，就如同有人形容张炎的《山中白云词》“无一不工”一样，张问陶的诗也是珍品荟萃；读来击节之余，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一、张船山的诗多为七言、七律近体诗，这是他最为擅长的诗体，估计占其诗歌创作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尽管他的诗中用典不多，语言平实，但却极为工整，处处显露大家风范。后人评其近体诗“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入，亦能清超，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 也有人说他的近体诗酷似李义山，古体似李太白； 还有人称其诗“多近袁、赵体”。 然而，当我们抛开陈见来品读张问陶的诗时，我们不难得出张问陶诗歌风格独特的结论。我们既可以品出儒雅质朴、工整大方、用典贴切的古韵，也可以呼吸到气势磅礴、自由奔放、伸展自如的新味。张问陶的诗不是仿古模今能得来的，而是作者自己的感受和天赋凝炼所致。正如他自己所言：“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唐规宋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也应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诗人乃天成的。尽管从风格上讲，张问陶的诗与袁枚为首的“性灵”派最为接近，但他的落足点是“性情”二字。我们可以把张问陶归为十八世纪清诗解放潮流中的一员，甚至也可归为与“性灵”派接近的一员；但要将其完全划入“性灵”派之内，则又抹杀了其独特的“风骨”。这是什么样的“风骨”呢？正如钱仲联先生评价的“刚劲之骨”。 这“刚劲之骨”就体现了“性情”与“性灵”在深层意义上的不同。就是袁子才在自己的论著与诗文中也常将“性情”与“性灵”混为一谈，“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指的是“性情”；“灵犀一点是吾师” 指的则是“性灵”。当然，这两者中也难免瓜葛。但有心者不难觉出，强调“性情”与强调“性灵”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存在的。我们细品张问陶与袁枚的诗歌就不难印证这种看法。张问陶的诗歌来得更质朴、流畅、胸中蒂芥滚滚涌出，感人的是肺腑；而袁枚的诗歌近于细腻、刻画精巧、比喻灵妙，出彩之处多在灵机一动。因而，再通览二人诗集，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以时段和经历分卷，前后连贯，情景交融，如观一部史诗或传记；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则灵光闪现，奇思妙想不断，触景生情，如同看一段段精美的镜头剪辑。在联想到两人的胸怀与情致以及各自经历，“性情”与“性灵”的差别就跃然而现了。对于诗风、文风的差异，无论今人还是古人，往往都是难以言喻的，只能观其行，想其言，点点领悟。
　　二、张问陶的诗是面时代与人生的镜子，纵然绝大多数的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都要抒发自己的情感，但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无论是壮年羁旅，还是暮年流离；无论在桑梓故地，还是在燕山楚水；无论时值金榜题名，还是郁郁弃官；所有的经历，作者都用最质朴而又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呈现给我们。当然，他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他二十多年宦游的途中，时代的变迁，国事的沧桑都浮现在眼前，与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催生出他那些惊世骇俗的文字。张问陶那毁誉交加的《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便是凭证。“石磴萦纡战马粗，入山符叠辟兵符。杀人敢恕民非盗，报国真愁将不儒。豺虎纵横随地有，貂蝉恩宠愧心无。荒寒驿路匆匆过，焦土连营万骨枯”。“轻装休问办装钱，短堠长亭望悄然，磷火飞残新战垒，骷髅吹断旧人烟。此中托命唯奔马，何处招魂不杜鹃。大帅连兵甘纵贼，生灵涂炭已三年。”这就是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的张问陶处在嘉庆年间川陕鄂白莲教大起义时的立场。难怪当时就有人斥这组诗“绝无诗品”。 平心而论，张问陶的《宝鸡县题壁十八首》的确不是他写得最好的诗，但却是流传得最广的诗之一。这本身不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诗里透出的强烈的时代性和叛逆性，也正象朱则杰先生所言的“骚屑之音”！时代与命运永远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更何况感受者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香雪蒙蒙月影残，抱琴深夜向谁弹？闲中立品无人觉，淡处逢时自古难。到死还能留气韵，有情何忍笑酸寒；天生不合寻常格，莫与春花一例看。”（《船山诗草》卷十）我们从这首吟梅的诗里，仿佛已读到了作者生前生后的命运。实际上，张问陶的才气在他生前也是为人所识的。袁枚自己就说过：“所以老而未死者，未以读君诗耳”。 然而，几百年来他的名字始终在诸名家之下，且不说不能与王渔洋、吴梅村、钱牧斋等人相提并论，就是与同时代的袁枚、赵翼等“江右三大家”相比，名气也远远不及。更有甚者，他写下的好诗佳句竟被后人冠以其他人的名字。他曾写过一首《送王子卿归江南》的诗：“梦绕江南旧酒楼，临歧还为故人留；愿君别后书千纸，只写青山莫写愁！”可是，在近人石三友的《金陵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里，却把这首诗归在了赵补初的名下。何其之悲！当然，张问陶生前倒无须为这些事伤神。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也有理由自负。当有人评其诗学袁枚，似“性灵”时，他坦然反驳道：“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同时代的人里还曾有人打算把他列入“江右三家”之内，的确，所谓的“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蒋士铨的诗长于游历访古，他在干隆十二年（1747）作过一首诗《润州小泊》：“孤城浪打朔风骄，铁瓮阴阴锁丽谯；微雨夜沽京口酒，大江横截广陵潮。船胶涸水帆俱落，人击层冰冻未消；小泊不妨侵晓去，海门寒日射金焦。”而张问陶在六十多年后（1812）所作类似的一首《十六夜雪中渡江》则是这样写道：“故人折简近相招，一舸横江路不摇；醇酒暗消京口雪，大帆平压海门潮；扬州灯火难为月，吴市笙歌剩此萧；那管风涛千万里，妙莲两朵是金焦。”两者相比，境界上的差异就已一目了然。赵翼也擅长写游历以及咏史方面的诗，他的《野行》这样写道：“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而张问陶也有一首体例很接近的出行诗《嘉定舟中》：“平羌江水绿迢遥，梦冷峨眉雪未消；爱看汉嘉山万叠，一山奇处一停挠。”比相之下，两诗且不论优劣，只看各自情趣便已大异。前者文人雕凿气更浓，后者生活气息则更盛。因此，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当然，这种比较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我们在认可其才华之时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张问陶的声名不振呢？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归结于清代文坛的宗派林立，门风森然。的确，张问陶既少与诸名家唱和，又远离门派冲突的中心--江浙地区，这到底也在不小程度上影响了他。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爱读清诗的人都知道，清代诗坛的局面主要由四家诗派支撑，即王士祯的“神韵”派、沈德潜的“格调”派、翁方刚的“肌理”派、袁枚的“性灵”派。这与两宋的江西、江湖诗派之争又有不同。两送诗派有并列的态势，而清诗流派却是前后继起，更可知清诗宗派之争的激烈度。沈和翁两派主要是时代和政治的产物，很快就消亡下去了，而王、袁两派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声势浩大。有清一代，稍有一点名气的诗人都被放进这样一个框架内筛选评比。独来独往的张问陶也不例外，他还有什么途径能证明自己呢？他从本质上看，就不是那种在自己周围能号召起一圈人的人，这注定了他只能任人置于诸名家之下。
　　导致张问陶被忽视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即他的籍贯。张问陶是四川人，即便长期在外旅居，他也坚持以四川为根。当时，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四川都偏离于中心之外，很容易遭人忽视。加之战乱等种种原因，从顺治三年（1646）到道光二十年（1840），四川总共只有425人考中进士 ，比之于状元过半百的江苏等文化中心地区，自然就逊色多了。而且四川的文人、诗人中又很少有人能在朝为高官，其影响和扶持也实在有限。就连张问陶的才名也是靠袁枚、洪亮吉等人的推崇才为人所知的。对此，我们只能垂叹张问陶不仅是因派论诗的受害者，也是因地论诗、因人论诗的受害者。
　　其实，解释一个人的命运，仅仅靠一条条理由是远不够的。我们从他的诗里读过了他的人生，读过了他的时代，最令我们玩味的也许还是他的个性和命运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俗称为造化。或许对于这样一位诗人，我们以一首诗来结束对他的回顾是恰如其分的：
　　  星尘往事向谁翻？江海泛槎人未还；

断梗飘萍零落处，烟波犹识旧船山！
　　 胡传淮荐稿，原载新浪网·新浪论坛精品2002-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