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并写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56年4月5日正式发表。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公开表态。文中说：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共八大也曾公开表示反对个人崇拜，并作过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小平还说：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通过的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文件。

毛泽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但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却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反个人崇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结论一下，不只彻底推翻了八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而且给主张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毛泽东何以这时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根源在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
　　接着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了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此后一个时期，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不再提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了他，推翻了他的“多、快、好、省”路线。
　　于是，毛泽东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反击。他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反冒进，“这是政治问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指责国务院是搞“分散主义”，强调权力要集中于“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进一步升级，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氛围下，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人们纷纷发言说：
　　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柯庆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也有明白的说明。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尽管与斯诺的上述谈话是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但同样也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为维护他树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他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高度赞扬充分表露了这个意思。林彪在此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历史的教训何在
　　由上可见，中共党内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方面的重要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作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有鉴于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