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毛泽东那个时候很受列宁这些思想的影响，受当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我给各位朋友念一段话，列宁1919年有一次在《全俄苏维埃教师和文化工作者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模仿列宁到什么程度，列宁演讲说，“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这是列宁的原话。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是这么谈话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这个影响之大不是现在我们能够想象的。走苏联道路，成苏联模式成了重要的动力。在1949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刘少奇到莫斯科秘密访问，他访问40多天，和斯大林我们能查到的会谈有7次，最多8次，包括私人会谈，7次满打满算8天，剩下时间刘少奇就去访问各个部门，了解苏联政府怎么回事，回来的火车上装着8个苏联顾问，就是教我们怎么建立政府架构，它的体制到现在也没有变，还是苏联式的。
　　我们对国家、政权、警察、司法的理解就是这么学过来的，所以刘少奇的访问，我们做历史研究，都说这为中苏结盟奠定了战略基础，这个战略基础的核心是双方建了一个一样的国，所以它的接轨特别容易。我有时候和各位最形象地说，苏联一个工厂、车间、党小组到中国来都能找到对口的单位和人，因为我们的工厂车间里也有党小组、党小组长。我们和美国接轨就很难，比方说美国有个负责宗教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到我们这儿和谁谈呢？我们宗教事务是民政部管的，外交部就设了一个部长助理，处理所有外交部都不管的事儿，其他国家外交部的人来了就管这个事儿。接轨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它对不上口，来了找不到对口的人跟他谈，但和苏联的接轨非常彻底，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在在建国有一段时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俄化”，如果苏联也算西方，就是“西化”最彻底的时期，从未有过如此严丝合缝地复制一个国家，在中国复制一个，毛主席后来还认为我们会比他干得更好。
　　第三个动力就是支援东亚革命，中国要作为东亚革命的中心，这在中国领导人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的。因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有一个天下情怀，这个天下从古至今都是东亚这一大片，可以往西亚再扩远一点就是再往西边走一点，在天下之内，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普世性的。我看在座有和我一样年龄的，我们都听过“洪湖水浪打浪”，里面有一首咏叹调，歌名就叫“让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没有说让全国人民都解放，而是天下解放。这样一种潜在的传统意识被斯大林给诱发出来，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讲，被忽悠出来一个东亚革命中心的观念。后来毛主席就更激动了，不仅要当东亚地区的革命中心，还要当全世界的革命中心。在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招贴画都是毛主席站在中间，后面光芒四射，下面是五颜六色的各国人民，围着他周围，毛主席就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和冷战有很大的关系，冷战在1947年进入到尖锐对抗阶段以后，苏联觉得和西方没有办法，过去的合作已经彻底破裂了，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了，苏联就开始在东方寻找他的代理人，当时的话讲“要在东亚地区寻找一个革命领袖”。他们那个体制里，工青妇下面都有国际部（对外联络部），在东亚到处活动，找作为东亚革命的领导。根据现在国际上面研究的结果，当时找过印度，因为各个部门都在找，有推荐过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国家其实还是挺大国的，对这些国家的历史、革命运动演化到现在都不太了解。印尼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也算是如火如荼。
　　最后找到了中国，就是本来斯大林认为中国这个事儿是办不成的，但首先在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有利的局面。1948年东北解放军全线反攻，斯大林派了一个小组组长到中国来说，如果中国能和我们站在一边的话，将会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东北地区的援助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还要逐步了解有没有可能推动中国共产党将来和苏联走到一条战线上，“走到一条战线上”这是斯大林的的原话。毛泽东也在1948年的春天提出要到苏联访问，他第一次说我想去三个月，看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怎么搞的，中国好学习。斯大林说你来这么长时间，你们那革命怎么搞？你离开前线不行。
　　其实是斯大林不想接待，一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局势最后是什么样，他和美国之间是有协议的，中国应该是中华民国是合法政府，接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会和美国引起冲突，二是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可能和苏共搞在一起，他就推。毛泽东老想去，他就老说你别来，最后找了一个借口，毛泽东想的是坐火车从华北走到中苏边界，到那儿再坐飞机。斯大林说看这个路程太长，他回电报说正好你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央领导人都下乡收玉米，收土豆，参加全民秋收活动，根本没有人在莫斯科接待你。其实这么大的事儿，毛主席去，你在那边收土豆，这说不过去，明显是借口。苏联在毛主席身边有个联络员，给毛泽东念电报，斯大林同志说他们要去秋收，这个时间接待你不方便。那个电报都要把特详细的反应汇报回去，因为斯大林从1948年5月以后，中国的事儿是斯大林亲自管的，连表情都要有。那个电报上说“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毛泽东身边长期有一个苏联医生，毛泽东身边有很多保健人员，三天以后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据我多年之经验，每当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难以琢磨的，可能已经是盛怒了，就是你不能光看着他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好好就以为同意了。这个医生1949年初对毛泽东整个健康状况对苏共中央是有电报的，我们把这类分作战略情报，就是一个重要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我那时候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死了以后，是契尔年科接任，中国这边就想正常化要不要推动，要不要改善，就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葬礼，通过葬礼搞外交，因为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比较好，他死了三年以后，契尔年科接任，说要不要推动下去？就派个代表团参加葬礼，直接和契尔年科交往，看看这是什么人。那个代表团里有一个中医在家看电视，他的任务就是看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所有国家搞外交都要研究这个。我看那个外交官回忆里讲，那中医回来说这人估计也就是（活）一年。所以，中苏关系就停顿了，他真的当了一年的总书记就死了。他的健康状况极不好，所以和他搞什么呢？后来和戈尔巴乔夫可以搞，年富力强，到现在还活着。
　　斯大林了解这个情况以后，说我们派个高级代表团和你们谈，你工作那么紧张，不要离开你的指挥岗位，所以米高扬就来了，米高扬来了以后见了面，毛泽东跟他说“我是斯大林的学生，中国的革命是靠着斯大林的指导”，毛泽东的思想里特别是涉及到对外政策，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清除这种影响对我们这种环境下，是个长期性的历史性任务。米高扬就说“毛泽东同志你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这当然不对。”然后就问毛主席，说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能不能联合起来行动，后来毛主席说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现在还不能，联系太少，还谈不上，还是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是苏联第一次──用我们现在大众话讲就是“忽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你们来当亚洲革命运动的中心。
　　这次影响其实已经在中共党内引起了这样的思考，把内心深处的情怀变成了公开的议论。在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上非常明确地讲，中国革命是世界二十世纪三大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第一个最伟大事件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第二次最伟大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第三次最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王明就说中国思想很伟大，大家知道王明，延安整风很多人就整服了，但环境不好受他还是跑到苏联去了。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很伟大，毛泽东的思想是在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这个事儿还是先放一放吧，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以外的影响还是先放一放，这样一说斯大林可能就会有想法，好像斯大林就管欧洲，东方就归我们管了，这样说不好，说斯大林同志是都管的。第二，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很伟大，要是那些国家不听，他们非要找苏联当领袖怎么办，所以还得人家承认以后再说为好。我们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他们自然会来学，但逻辑上没有否认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运动中的普世价值，这个影响是很直接的。就是在七中二中全会中就已经议论在这个事情。
　　关键事件是刘少奇去莫斯科访问，斯大林亲自向刘少奇讲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规律，斯大林那么高的威信，他认为出现一个重大的历史潮流，这对刘少奇的影响很大。刘少奇在酒会上正式谈完了，斯大林跟他说我们是不是妨碍你们了？（刘少奇说）有什么妨碍啊？（斯大林说）可能我们的指挥是错的，你们那么年轻就革命成功了，非常了不起。刘少奇说你们是大哥哥，我们是小弟弟，大哥怎么会妨碍小弟呢？有错还是我们理解不好，以后我们有事儿我们要听你们的。斯大林说我们错了你们就批评没关系，然后他说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革命中心在不断地从西方向东方移动，最初马克思主义是诞生在德国，以法国、德国的历史作为主要的历史依据，没有搞成，巴黎公社失败了，然后就从德国移到了俄国，俄国搞了个十月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移到中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还在继续向东移。按照列宁的说法现在应该移到印度了。斯大林说这是个历史趋势，一点点移。但现在回头看这个历史趋势有点问题，它越来越向落后的国家移，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就有问题了，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相悖的。所以他说现在的革命中心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有很高的地位，责任更大。结果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之前，给斯大林写了一个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题目就是“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写这个报告的意思是，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了，我开始认真考虑整个东亚革命怎么搞，给斯大林写了个策略，大致内容是根据中国的经验，现在东亚主要还是城市的隐蔽斗争，各国共产党集聚力量，最后再爆发，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写了个不太长的报告。有兴趣的可以看《刘少奇文选》（1949年版），这已经公布了。
　　等刘少奇回来，因为他在党内分工管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党务工作。在建国以后的一个半月，也就是45天召开一个亚洲、澳洲工会理事会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宣布了这样一套观点，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里面就暗含着后来介入朝鲜战争的逻辑。他说“中国人民胜利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第二，中国革命胜利就意味着中国承担的责任大大地加重，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就是说中国的革命经验是普世的；中国要承担国际主义义务。
　　接下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去，真的开始和斯大林讨论东亚革命问题，毛泽东不希望朝鲜发生战争，但他愿意支援印度支那越南的革命，就是第二场战争起源的源头，因为援越抗法就开始有援助，又发展矛盾，持续了30年，最后打了一场战争。当时毛泽东在莫斯科，说越南共产党要援助，一开口就要一大堆，刘少奇说你们派个负责的人来，说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忽然就在1月中旬接到林彪在武汉中南局发来的电报，说来了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就是胡志明。胡志明自己就来了，刘少奇就很吃惊，说你们要好好招待，秘密地把他保护起来，然后电报毛泽东，说这人来了怎么办。毛泽东正在和斯大林谈东亚革命，说热情接待，赶紧让他到北京来。1月30日他到北京和刘少奇谈怎么支援印度支那革命，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一个秘密电报，说我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你。东亚革命就是和中苏同盟关系就这么紧密。
　　毛泽东接到电报说赶紧让他到北京来，然后要公开接待，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火车站公开接待，刘少奇最后还是派杨尚昆把他秘密接进了中南海。因为中国1月18日宣布和越南建交，来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接待的是一个国家主席，这个仪式怎么搞？谈完了，当天晚上刘少奇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来了，要6000万美元的援助，要飞机，连汽车都不会开，要战斗机。问他怎么来的，说这个人真是有革命精神，光着脚走了17天到中国境内，跟他们形容，此人很瘦，看着还算健康，谈的还不错，革命意志坚强。毛泽东说让他到莫斯科来，结果毛泽东说服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接待他，他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印度支那的事儿主要是中国管，所以中国后来就有了援越抗法。毛泽东3月5日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文件，中国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所以，后来5月15日金日成说他要完成他的革命，中国因为已经走上了这个逻辑，怎么去阻止他？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结盟带来的后果，这个结盟的动力里就包含着错失战略机会的逻辑。
　　当然，毛泽东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但从这个结盟过程中，中国承担了这样的地位，导致当出现一个突发重大事件时，看到自己的利益不去坚持，这是后来中国外交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有没有值得认真思考的地方，什么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状态，那就要坚决地坚持。什么是国家利益是可以讨论的，历史上给我们提供这次结盟的经验。

　　金日成还派了代表，又向毛泽东、斯大林发了电报，表达积极支持建立一个东亚共产党情报局，因为1947年建立一个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他为什么要建一个东亚共产党情报局？这样就给北朝鲜参与东亚事务能够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他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个设想最早是苏联提出来的，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是这个革命成功了怎么办？要不要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的设想是东亚和欧洲分开搞，因为情况太复杂，苏联在欧洲的利益大大高于他在亚洲地区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两个地区的事务搅到一起，影响他处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因为亚洲国家很多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如果支持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在欧洲和法国、英国的关系就难以处理。
　　所以金日成提出这样的建议，毛泽东没有接受，说我们国内革命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个事情要往后放。1949年9、10月这个交涉一直在持续。我讲这段的意思是，毛泽东和苏联结盟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是有明确看法的，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挑起这场战争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安排的，所以毛泽东是不赞成的。
　　如果我们把中苏同盟整个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完整地看谈判，毛泽东说我们要长时间地和平，就包括朝鲜半岛不能有战争。为什么？就是担心美国的军事干涉，会打乱整个地区已经形成的当时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局面。我今天讲历史经验教训，为什么要重新解释，为什么有紧迫性，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的确是面临战争爆发以后，是个被动的选择。问题是在哪儿呢？在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于这个地区没有战争，但当出现这个局面，为什么不去制止？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机会制止？
　　美国有一位学者，他的中文名字叫柯庆生，当过负责东亚事务，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助理，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在美国影响很大，这本书的核心研究的是冷战时期大盟国和小盟友之间的关系，当然他是在为美国的结盟政策在做解读，帮助他们寻找经验，提出的观点是在冷战时期出现的很多情况是尾巴摇狗，就是小盟国怎么通过玩弄手段把大的主要国家拖入冲突里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我们最普通的常识是大国在支配小国，但他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包括中越同盟、中苏同盟、中朝同盟，美国和台湾的同盟关系，大量的案例证明都是大国被小国操纵，因为大国有很广泛的利益，在一个局部地区反而因为失去关注，研究不够，被小同盟操纵，卷入到和自己利益并不符合的冲突中。这个研究我认为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在明确知道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战争，中国有没有机会制止这场战争？
　　我认为中国是有机会的。研究抗美援朝的著作很多，从中苏结盟一直到最后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从军事角度、外交角度讲述得非常详细。但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金日成从5月13日到中国访问，双方交涉过程中失去的那次机会，研究得不够。金日成4月份去了莫斯科，斯大林违背了同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共识，就是朝鲜战争要放到中国所有的问题之后去解决，同意说你可以发动这场战争。
　　毛泽东还在莫斯科的时候，1月30日，斯大林就已经向金日成开绿灯了。毛泽东是2月14日签订同盟条约以后待了几天才走，但（斯大林）1月30日就已经向金日成开了绿灯了，他告诉金日成的总顾问说，“你告诉金日成我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记录，金日成当时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的是真的吗？然后说是真的。金日成又追问一句，“那就是我能够去莫斯科了？”大使告诉他就是这样。然后他4月去了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说你要到北京去和毛泽东讲，他5月13日来的北京，就和毛泽东讲斯大林已经同意，美国不会干涉，我可以单独完成这场战争，不需要中国军队的帮助。
　　毛泽东当时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意外，谈话结束他让周恩来驱车去苏联驻华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晚上11点多开车去苏联外交部很不寻常，按照外交正常的状况应该是召见。他自己去，就是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大使汇报以后，第二天斯大林回电，毛泽东看到了斯大林的回电，说“我已经同意金日成同志发动这场攻击，但我告诉他，要听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电报里讲的非常明确，白纸黑字，他说告诉金日成，如果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个问题要重新考虑。因为他和中国之间是有谅解，这个事情他和毛泽东是讨论过的。
　　我个人为什么认为失去这样最后一次机会。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斯大林把对这场战争的否决权交到了毛泽东手里，因为是盟友，中国有可能被拖进这场战争。军事同盟就是这样，相互承担了义务就得尽责任，不能在不和对方协商情况下主动发起一场战争。给对方带来可能的严重后果，就必须要协调，否则还叫什么同盟，后来中苏同盟破裂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维持。
　　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以后没有阻止斯大林，就是同意了。根据有回忆讲，后来毛泽东解释这个事情很难办，在东方是三匹马拉一驾车，那两匹马要跑我们也没有办法，中国、苏联和朝鲜共同在拉东亚革命的马车，那两匹马想往前跑，想打仗，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的。所以，中国是有机会阻止这场战争的，事后证明不管战争怎么英勇，但这场战争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更进一步说毛泽东知道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甚至他和苏联结盟的过程中就在试图阻止这个事态的发展，但当这个事态面临严重的变局，而且美军有可能参战的情况下，结果他没有行使自己的否决权，就是作为盟国拥有的对重大事态的否决权。
　　为什么没能阻止？不能小看金日成这个人，他有自己的算计，他到北京来和毛泽东说，我们不用中国帮助就能完成这场战争。但实际情况上，我个人到现在认为，他在内心深处，一个是他很相信能打赢，但到最后中国会不会帮，他恐怕心里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希望没有中国的介入，但真有困难的时候中国会不会介入，他有自己的盘算。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现在没有发表，是当时第一批入朝的42军军长吴瑞林，有人帮他整理回忆录。
　　中国开始准备介入，根据他的回忆录应该是在6月28日，比现在书里写的大大提前，现在档案没有开放，东北地区的军事准备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回忆录里，6月29日接到高岗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沈阳，有紧急事务。吴瑞林非常敏感，28号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发表了声明，美军海陆空三军全面介入朝鲜半岛的决定是6月27日做出的，25号决定地面部队，到27号决定封锁台湾海峡，海陆空三军全面介入。他当天就赶到沈阳，当时42军驻扎在东北，他说，第一，把一切和当地民间的交往全部解除，带上你们所有的装备，把部队全部收拢，迅速开往丹东，就是最标志性的鸭绿江大桥。第二，军事行动严格保密，任何军事行动的请示不许用通讯员，不许用任何电信，这就是进入战争准备的措施，懂军事的朋友肯定很了解。所有内容全部口头当面汇报。吴瑞林非常迅速，一个月就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开到丹东，他干了一件事儿。他认为入朝作战不可避免，所以就和侦察科的科长和警卫连连长说我们要到北朝鲜看地形（这是7月上旬），到沈阳去请示，高岗说你去吧，他说要从丹东坐火车看到平壤以北，他们三个人就坐着火车从丹东到平壤，然后又往西北走一段。一路走，侦察科长边看地形边画非常详细的地图。
　　这件事情他们是秘密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进去的，1952年11月（朝鲜战争是1953年7月结束）42军回国，后来改为轮战，新部队去，老部队回。要走的时候金日成设家宴招待他，他和金日成的私交非常好，金日成抗日战争从东北回北朝鲜是他送行的，他在丹东这个地方把金日成等三个人送回北朝鲜，所以他们私人之间比较熟悉，金日成要举行宴会送他，送的时候就和他说了一件事儿，就说明了金日成的精明之处。金日成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已经得到情报了，说中国来了三个人，坐在货车上指手划脚，东张西望，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又高又瘦，我就知道是你，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要参战，你一定会来。那就是1950年7月末、8月初。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没有阻止金日成。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金日成对一些情况的了解其实超出了我们当时对情报的掌握，他对中国的动向，心里还是有他自己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