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角色难以为继

⊙记者：刘兰

　　官员从行政机关走向国有企业，实际上并没有离开体制，只是对权力的延展，这种亦官亦商的角色错位更易滋生国企高管的独断专行、腐败横行。
　　有专家建议，唯有褪去国有企业的行政化色彩，才是治本之策。

官员从商，孰优孰劣？
　　8月底，云南锡业集团原董事长雷毅受贿案的更多细节被披露，其受贿金额被确定为2910余万元。而检举揭发他的，多是曾与他合作过的人。
　　翻开雷毅的履历便知，亦官亦商是他职业生涯的标签。从云南锡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到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再到云南锡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经历了商、官、商身份的转变。
　　像雷毅这样游弋于政商两界，最后“翻船”的人不在少数。记者梳理了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近50名国企高管，发现至少有9人曾有过党政机关的工作经历。
　　国企似乎是前官员的聚集地，据相关机构对近1600名前官员的统计，其中有1100余名前官员到国企任职，占七成左右。其实，丰富的从政经历对投身国企的官员而言，有一定优势。
　　一名长期在国企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企业而言，处理与政府关系的花费可能是一项庞大的经营成本。官员到国企任职，无疑是国企降低成本的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之一。因为他们毕竟和政府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能够减少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
　　近日，已退休3年的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兰花集团）前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贺贵元传闻被带走调查。观其履历发现，军人出身的贺贵元曾当过山西晋城市体改委主任，而就在其任主任期间，他还出任了合并重组的兰花集团董事长。官商一体的身份给贺贵元带来诸多便利，他带领兰花集团迅速扩张规模，改变了企业曾经弱、小、散的状况。
　　不过，进入国企的官员们的劣势更为人诟病，这种劣势往往体现在其专业水平不够，被国企内部人士称为“瞎指挥”。
　　原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宋文代有个绰号叫“黄金大盗”。在他执掌这家国企之前，该公司的金银品牌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知名度，拥有同行业中雄厚的资源，但在他入主后，这样一家优秀的企业被他拖入绝境，资不抵债。
　　究其缘由，除了他本身的贪婪外，还与其专业水平不足有关。宋文代在进国企之前，是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和乾坤公司的金银主业八竿子打不着。在公司出现问题后，他的解决之道是转身投资房地产，一步步搞垮企业。
　　还有些官员因为和国企的专业不符，干脆“挂职不干活”，白领工资。有的国企职工怨声载道，也有的觉得庆幸，“瞎指挥”不如“不指挥”。
　　如何让这些官员成功跨界到国有企业，专业对口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前官员们要从行政思维跨越到经济思维，从机关模式调整为企业模式，同时还要有企业家的视野和追求。

身份难辨，亦官亦商
　　“行政内解决级别问题，国企内解决待遇问题”成为不少人完美的“职业规划”，因为到国企任职的中高级官员通常会保留行政级别。例如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到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后，仍保留了副厅的行政级别。甚至有时，一些升迁无望的党政干部会主动去国企。
　　原江西省国资委主任李天鸥就认为，国企有行政级别跟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对国企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国企到底是企业还是行政单位，国企高管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模糊不清。这种角色错位极易形成国企“一把手”的“一言堂”，加上国企的垄断地位，导致国企高管贪腐多发。
　　除了“由仕入商”，也有人选择“由商入仕”。西北某煤化工企业的干部告诉记者，在他所接触的国企干部中，很多人会想尽办法到政府部门去工作。这里面有可能出现“买官”行为。
　　西部地区一名国企负责人坦言：“现行制度下，做国企亏了有国家买单，赔了有财政兜底。一些人为了从‘高管’变成‘高官’，绞尽脑汁搞政绩，恨不得把后几任的资源提前花掉，也就不惜通过超发福利向职工买‘选票’。”
　　“要避免这种弊端，就要让国企去行政化，打破双向流通的用人机制，按照职业经理人的要求选拔国企高管，取消国企干部的行政级别，让国企从政府的‘附属物’中解放出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
　　在这方面，广州已做出积极探索。8月26日，广州市国资委主任黄伟林表示，广州市属国有企业未来全部要取消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竞争充分的行业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还将探索实施国企员工持股。

薪改之后，何去何从？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国企高管的平均工资达77.3万元，让很多同级别的行政官员望尘莫及。令更多人不满的是，有时即使国企出现大幅亏损，国企高管的年薪依然能稳步提升。例如，2012年，42家央企出现巨亏，但其高管仍然享受着高薪待遇。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近日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进一步解读薪酬改革，称将首先在72家央企进行，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改革后的央企负责人年薪将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由此看来，降薪之后的好处之一，可能是让更多官员失去到国企的兴趣，也更有利于国企市场化地选人用人。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最近，江苏中部某地级市属国有企业招聘负责人，但主动请缨者很少。有人就说，该企业开出的薪酬比以前低，直接影响了人才招聘。
　　没有了高薪，国企还能吸引精英吗？从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预期来看，因为国企薪酬“降”声过高，国企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也有专家担心，降薪后，会不会打击现任国企高管的积极性，重回以前吃大锅饭的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让国企更具有行政化色彩？
　　在采访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时，他对国企降薪表露出悲观情绪，干事创业的激情降低，甚至想调到公务员系统，即使目前来看公务员的收入不如他现在的收入。
　　另一个问题是，国企高管的薪酬有上限，市场化的薪酬很有可能让下级的薪酬超过上级。如果这种趋势成为常态，国企老总们又该如何应对？
　　此外，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还说：“对于完全竞争性的国企，目前的激励方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对于垄断性质或公益性质的国企，又可能激励过度。”薪改关键是差异化，科学制定有针对性的降薪方案。
　　有专家提出，因考核指标的不同，对公益性央企的负责人，其薪酬可略高于同级别公务员；竞争性央企负责人薪酬则应市场化。
　　可见，薪酬改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国企改革的根本之道，依然是去行政化、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

腐败网络中戴官帽的高管们

⊙记者：龙在宇

　　人们对于官商勾结的戏码已不陌生。比如丁书苗之于刘志军、刘汉之于周氏父子，徐明之于薄熙来……一方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一方是手握重权的高官，狼狈为奸，上下其手。
　　然而近期的一系列案件，却让人们关注起贪腐网络中的另一类角色──那是真正的红顶商人，先在仕途当官，后来加入国企。游走政商两界，既有官帽子，又有钱袋子。更关键的是，在政商两界的深厚人脉，让他们的影响力远超常人。
　　这类落马的企业家，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曾担任天津开发区地税局长，后任北方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的霍津义；曾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后任上海申能集团副总经理的王维工；曾担任成都青白江区委书记，后任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的戴晓明；曾担任山西忻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后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的白培中……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拥有政府与企业双重历练的国企负责人，一旦陷入腐败大网，往往还会成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大案要案的突破口
　　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后，许多媒体撰文分析，“四面埋伏打老虎”的第一枪，正是指向原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
　　最高行政职位为区委书记的戴晓明，或许与“最大的老虎”并无多少直接联系。但戴晓明的落马，却成为周永康“爱将”李春城被“两规”的前奏。而自李春城之后，多名周永康曾经的部下遭到调查。
　　戴官帽的商人落马，成为大案要案的突破口，戴晓明绝非特例。
　　曾担任天津开发区地税局长的霍津义，是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的得力干将。在皮黔生的提携之下，霍津义出任北方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
　　2005年12月，霍津义被中央纪委“两规”。此后，便是持续一年多的津门官场地震──霍津义交代了时任天津检察长李宝金及其情妇王小毛的犯罪线索；与李搭档多年的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受此牵连，在自杀后仍被开除党籍；进而则是皮黔生的落马。
　　另据媒体报道，如今持续震荡的山西官场，也与数年前引起舆论哗然的白培中案不无关系。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是今年落马的第一名山西副省级官员。在金道铭之后，山西官场半年内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有媒体报道指出，原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当年正是在金道铭的包庇下躲过一劫，这也是金道铭被“两规”的一条重要线索。在金道铭落马后，白培中案也被重新调查。
　　去年，云南锡业集团董事长雷毅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今年7月，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被开除党籍。后据媒体报道，在一座大型矿山的交易过程中，雷毅与张田欣之间拥有极深的交集。在张田欣被开除党籍两个月后，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这些有官场背景的企业家，为何屡屡成为大案要案的突破口？一名曾在某地级市担任处级领导，后赴国企任职的人士向记者分析说，如今很多商人想接触领导，领导还是有顾虑的，担心走得太近，影响不好。但像自己这种身份，和领导接触却容易得多。况且过去在政府任职，许多领导本来就是老上级、老熟人，自然有些交情。另一方面，经营企业做生意，自然要和各类人物交往，甚至在某个项目上和民营企业合作，也是无可厚非的。“自己行得端、坐得正也没什么，可真要想搞什么名堂，机会肯定不少。甚至可以在领导和民企老板之间穿针引线。”
　　一名在纪检系统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说，有过政府任职经历的国企负责人，毕竟不同于在职领导，查办这类案件时，考虑的因素要少一些。另一方面，经营企业的人整天和钱打交道，真要伸手捞钱，往往涉及金额巨大，留下的线索也更多。

官场失意者？
　　国企高管出身于官场，尽管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也有着仕途不顺的烦躁。
　　据知情人士介绍，原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曾对晋升副市长怀着十分强烈的信心，他在青白江区委书记任上，也做了一些事。后来由区委书记调任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尽管属于平级调动，但深谙官场惯例的戴晓明清楚，自己晋升副市长的希望十分渺茫。
　　上海市黄浦区副区长出身，先后担任百联集团总裁与光明集团董事长的王宗南，在企业工作时依旧有杀回马枪的念头。可惜组织安排的一些行政职务，并未让他心满意足，最后只得在企业工作直至退休。
　　在当年的天津官场，北方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霍津义是众所周知的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的心腹。伴随皮黔生的一路高升，霍津义自然而然把目光瞄向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为了霍津义如愿以偿，皮黔生甚至亲自陪下属进京，以图打通各种关系。可惜因为各种原因，霍津义升官梦碎。皮黔生虽然立即安排霍津义来到北方国际信托公司，但这样的肥缺，或许并不足以弥补霍津义心中的挫败感。
　　一般说来，由政府官员转任企业负责人，有可能意味着此人的仕途已经达到顶点。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安排那些退居二线的官员去国企任职的惯例。久而久之，社会上还流传出一种说法，那些去企业的官员，都是领导比较喜欢，但提拔起来确有难度的人。“作为补偿，让你去企业挣几年钱。”但也不乏真正想换个环境工作的政府官员。
　　一名曾在某省会城市担任财政局副局长，后赴银行担任行长的人士告诉记者，去企业挣钱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自己到银行任职前被叫去谈话，领导就表露过这层意思。
　　这名人士同时说：“但挣钱绝不是让你放手捞钱。过去在财政局，一个月工资几千，现在银行年薪上百万。如果还不满足，要去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真是得不偿失。许多从政府到企业工作的人，老觉得不平衡，甚至蜕化为腐败分子，实在令人惋惜。”

政府与民企间的“关键先生”
　　“有些从过政的企业家还是腐败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一名长期在国企工作的员工告诉记者，除了他们本身的交际圈子便于在领导与富商之间穿针引线，还在于特殊国情下，民企希望搭上国企的顺风车。
　　上述员工介绍，官员如果直接给予民企种种优惠政策，难免会让人想入非非。于是，民企与国企绑在一起，无论是挂牌经营还是股份合作，总能得到种种便利。尤其领导想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时，也可以理直气壮很多。
　　他告诉了记者一个例子，当地一家开发商找到一家国企合作开发楼盘，而后又以国企经营困难，财务状况欠佳为由，向政府申请了系列优惠政策。“哪怕领导同意给优惠政策，如果仅是一家民企，估计也很难办。”
　　民企与国企相勾结的事例，在刘汉案中也有体现。根据湖北警方向检察院移送起诉材料里披露的内容，刘汉长期与一家大型央企合作。在构建虚假贸易背景下，民企替国企做大销售量，而国企帮民企低成本融资。能操作这种业务的国企一般规模较大，央企身份较容易获得银行授信，在这种交易里相当于充当刘汉的“二银行”，刘汉借此获得融资；国企则可以扩大业绩规模，并坐收近10%的利息差。
　　一名民营企业家则向记者感叹，国企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很多时候还占有垄断资源。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自然期望与国企攀上关系。如果国企的负责人还从过政，握有政府资源，那会有更多人趋之若鹜。
　　近段时期，河南煤炭企业多名高管落马。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落马高管或多或少都与几年前的煤炭改革有关。当时有关部门力推资源整合，民营中小煤矿有许多被国企兼并收购。在这一过程中，收购价具体如何议定，某些国企高管是否因为拿了好处，存在高价买矿的问题？
　　不久前接受调查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就被外界质疑高价从山西首富张新明手中买矿。据报道，央企华润电力花费80亿元收购民营企业山西金业集团所属煤矿以及焦化厂等资产，被指资产价值严重高估，存在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所收购项目问题重重，亏损严重，其中一煤矿竟然是一闲置多年的未开发井田。
　　“行政内解决级别问题，国企内解决待遇问题”成为不少人完美的“职业规划”。甚至有时，一些升迁无望的党政干部会主动去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