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主持召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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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
　　（赵蕾 记者：董碧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财经大学举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文献馆同时开馆。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次获奖作品包括著作3部，论文4篇，其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另外三篇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魏尚进、张晓波的《竞争性储蓄动机：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储蓄率》和姚洋、钟宁桦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著作奖分别为《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和《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3年由于光远、薛暮桥、姚依林、宋平等学界、政界名人共同发起设立，旨在纪念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该奖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组织评选，每两年评选一届，其获奖成果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各领域的最高水平。李克强、周小川、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陈锡文、林毅夫等都曾获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今年是第十六届，也是首次在地方高校举行颁奖典礼。

源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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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成中财办主任刘鹤近期调研最频繁之地，力挺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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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刚一结束，作为领导小组常设机构的中财办第一时间赶赴地方调研。
　　据《浙江日报》11月12日报道，10日至11日，由中财办主任刘鹤率领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组来浙江调研，并在杭州召开第26次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在浙期间，刘鹤一行还分别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省长李强进行会谈交流，双方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十三五”时期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进行了深入交谈。

这是时隔两个月后，刘鹤第2次前往浙江调研，浙江也成为他近期调研的最频繁之地。
　　9月上旬，刘鹤曾到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和特色小镇建设情况。

7省市与会
7个省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刘鹤此次浙江之行的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是浙江、江苏、上海、安徽、辽宁、山东、河南。
　　从地域看，有4个来自东部沿海，中部省份2个，东北1个。而参加企业负责人座谈会的企业家均来自浙江。
　　刘鹤在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讲话。他表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的要求，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行动指南，把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刘鹤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按照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支柱，针对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加大淘汰僵尸企业力度，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着力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刘鹤所提及的“五大支柱”，在11月10日上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做过详细阐述。
　　习近平说，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再度力挺“企业家精神”
　　刘鹤在讲话中还表示，发展的动力十分重要，要发扬企业家创新精神，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梳理公开报道可发现，这是近2个月来，刘鹤第3次对“企业家精神”作出力挺表态。
　　9月的浙江之行中，刘鹤在考察了杭州市余杭区梦想小镇、上城区山南基金小镇等几个特色小镇后指出，对特色小镇印象最深的，是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让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这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刘鹤认为，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经济规律，注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这是浙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的又一次体现。他希望各地进一步发扬这种改革创新精神，推动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10月上旬，刘鹤率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调研组到广东考察，他在调研时强调，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亦有强调。他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调研组“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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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星海　　刘鹤此番率队调研浙江，主要以座谈会为主，调研重点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刚刚研究过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据《浙江日报》报道，在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调研组与有关省市同志及企业负责人围绕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就3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分别是：怎样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结构性改革；怎样树立企业家信心，增强微观活力；怎样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调研组还听取了与会人员对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舒国增等参加调研。浙江卫视11月11日晚上播出的《浙江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刚刚履新证监会副主席的原中财办国际经济局（四局）局长方星海也出席了座谈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
　　而中财办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的常设机构，除负责起草重要的经济政策文件，还肩负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供政策建议的功能。
　　63岁的中财办主任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

源自：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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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办在杭召开六省一市经济形势座谈会 夏宝龙李强与刘鹤会谈

原文标题：中央财办在杭召开六省一市经济形势座谈会

　　11月10日至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组来浙调研，并在杭州召开第26次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调研组在浙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分别与中央财办主任、调研组组长刘鹤一行进行了会谈交流。双方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十三五”时期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进行了深入交谈。
　　刘鹤在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讲话。他表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的要求，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行动指南，把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刘鹤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按照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支柱，针对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加大淘汰僵尸企业力度，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着力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展的动力十分重要，要发扬企业家创新精神，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座谈会上，调研组与有关省市同志及企业负责人围绕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就三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怎样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结构性改革；怎样树立企业家信心、增强微观活力；怎样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调研组还听取了与会同志对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浙江、江苏、上海、安徽、辽宁、山东、河南等省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我省部分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家军参加座谈会，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舒国增等参加调研。（记者：应建勇）

源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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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记者 徐益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斩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11月8日，第16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位于杭州的浙江财经大学举行。共有3部著作和4篇论文获奖，其中，刘鹤在2012年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主办机构──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此前设定的标准，获奖的著作每部奖金20万元，论文每篇10万元。

刘鹤的论文写了什么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63岁刘鹤的“特殊身份”，无疑让他在所有获奖者中最受关注。他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据媒体报道，“顶层设计”一词，即出于刘鹤的构想。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于2012年第5期的《比较》杂志，该杂志的主编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当时刘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2010年，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刘鹤担任课题组组长。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刘鹤为执笔人。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两次危机的5个区别点和10大共同特点，并针对中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提出了3点政策建议，包括：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文章写道。
　　“我们认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别是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比如缓慢地复苏、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等等。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参考性意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说。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称为国内外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讨论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其在颁奖词中认为，论文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放在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系统、全面和深刻地比较了它与1929年大危机的区别点和相同点，从技术长周期变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多个方面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论述了危机的再分配效应和各国实力的相对转移，提出3点重要政策思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看来也是科学和正确的。

李克强、周小川曾是获奖者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由姚依林、宋平、薄一波、谷牧、张劲夫、荣毅仁、汪道涵、薛暮桥、于光远等55人在1983年发起设立，旨在纪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
　　由该基金会自1984年开始评选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举办一届，意在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该奖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李克强、周小川、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陈锡文、林毅夫等都曾获奖。
　　澎湃新闻注意到，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由29位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白重恩、陈雨露、樊纲、李剑阁、厉以宁、刘世锦、钱颖一、汪丁丁、吴敬琏、肖梦、许成钢、张卓元、周其仁等。
　　去年11月底前，孙冶方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1家机构各推荐1位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与部分评奖委员组成初选小组。今年第一季度，初选小组集中评审参选作品，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入选作品的建议名单，供评奖委员会评审。
　　最终脱颖而出的3部著作分别是：原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撰写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等人撰写的《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旭东合着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
　　获得论文奖的4篇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负责人：张平，执笔：汪红驹）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合写的《竞争性储蓄动机：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储蓄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和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钟宁桦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之前发布的公告，此次评奖对象是1979年至2014年7月底（以近两年为主）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公开出版的论著。评选范围包括理论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中紧迫问题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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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同与不同”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在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大区别。非常明显，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日趋复杂，美国失业率连续两年多居高不下，持续维持在9%上下，房价仍在低位徘徊，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高。总的来看，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度影响难以估计。归纳起来，两次大危机有几点主要的区别：
　　1、人口结构不同。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
　　2、技术条件不同。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而本次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的程度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主要国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鲜有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界战争解决国家利益争端。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次金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使这次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且市场同步波动更明显。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目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资现象比较普遍，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单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更加交融。虽然会有保护主义的思潮和损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出现，但是这些做法将损害本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因此将是短命的。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是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

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
　　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十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摘自《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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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经济学大师孙冶方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翻译。1930年回国，不久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博士带领下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是中国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抗战爆发后，在华中局党校等机构担任教职。
　　1949年后，孙冶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上海财经学院院长。1954年调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统计核算体系。1957年后，出任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推动经济研究与经济工作的密切结合，积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主持两周一次的经济问题研究座谈会，是经济学界杰出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从1956年下半年起，孙冶方深感斯大林体系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从“总产值”说起》、《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等著名论文和报告，从市场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这套体制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对当时中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均产生重要影响。
　　孙冶方的开拓性研究在前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但是到1964年以后，在当时严酷的政治背景下，他被指责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横遭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入狱7年。在狱中，他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学术信念，撰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文，默记《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85遍。获释出狱时，直言自己“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冶方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重病在身的情况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痛，起草《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并发表了22篇论文，积极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
　　孙冶方为推动中国学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所做出的努力赢得国人极大的尊敬。他敬畏规律、守护真理的理论勇气，求真务实、严谨精慎的学术精神，仗义执言、勇于担当的刚毅品质，存同求异、宽厚包容的博大胸怀，淡泊名利、朴实无华的人格风貌，堪称学界楷模。
　　1983年2月22日，一代经济学大师孙冶方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来源：澎湃新闻

源自：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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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鹤召开改革专题会议，研究《指导意见》中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改革任务的部署落实。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参加了会议。
　　刘鹤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的共同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刘鹤要求，下一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要支持地方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的经验。
　　（发改委官网）

焦点案例：
中粮国资改革整合旗下11家上市公司
　　尽管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还未公开，但相关改革策略、改革目标和方向，都已经基本浮出水面。
　　日前，据中粮集团的一位管理层人士介绍，早在今年上半年，中粮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就已经完成，其核心内容是从股权的多元化入手，在引入产业、基金、民营、外资等各种资本的同时，通过实现国际化全产业链、业务板块分拆上市、引进职业经理人等办法，将中粮集团打造成一家以粮油食品为核心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中粮集团
已开始拆分整合
　　媒体从中粮旗下的中粮屯河、酒鬼酒等上市企业了解到，目前，中粮集团已经开始对部分上市企业进行拆分、整合。
　　比如，在食糖业务方面，中粮旗下的中粮屯河和华孚集团，都有食糖业务，但中粮屯河是全国最大的甜菜糖生产企业。中粮下一步的计划是，把华孚集团的食糖业务，整体并入中粮屯河；白酒业方面，中粮对去年收购的酒鬼酒颇为重视，目前正在筹划以此为平台，准备收购湖南的湘窖酒业，扩展白酒市场。
　　前述中粮管理层人士告诉媒体，现在，国务院已经公布国企改革的总体方案，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和要求。预计在年内，中粮方面将会公布已经完成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同时也会加快引进业外资本、业务板块分拆上市的步伐。
　　中粮管理层人士对媒体表示，在国资委确定国有资本投资试点企业之前，中粮已基本形成以粮油食品为核心主业的投资公司型组织架构，事实上，中粮国际就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雏形。中粮国际的注册地在国外。下一步，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国际性的农产品投资交易平台，中粮将转型为一家公开上市的“全球性农业公司”。
　　国资委公布首批6家国企改革试点企业是在2014年7月，当时对中粮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两大央企的定位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在此之前，中粮与中投已经联合成立中粮国际，并借助这个国际投资平台，在2014年2月和4月，先后成功控股尼德拉、莱宝农业。
　　据悉，经过多年的投资合作，目前中粮与厚朴基金、淡马锡、渣打私募股权投资等大型国际投资机构，都已经结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投资中粮肉食以及收购尼德拉、莱宝农业等国际企业中，都有厚朴基金的参与投资。

具备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雏形
　　从成立中粮国际，到之后接连收购两大国际农业巨头，实际上，中粮已基本形成以粮油食品为核心主业的投资公司型架构，具备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雏形。据悉，在未来引入资本方面，中粮将以混合所有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下属的各个企业中，大力引入其他所有制的产业资本、社会资本、私募股权等战略投资者，加快总结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经验的步伐。
　　前述中粮管理层人士告诉媒体，事实上，中粮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在2015年上半年就已经完成。其核心内容是，以中粮国际为投资平台，在引进各种业外资本的同时，通过实现国际化全产业链、业务板块分拆上市等办法、措施，推动中粮集团尽快成为以粮油食品为核心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在去年收购尼德拉、莱宝农业之后，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曾公开表示，按照计划，中粮将在2017年完成国内外资产的整合，并在2019年实现主要业务的整体上市。
　　宁高宁所说的国内外资产整合，主要是将中粮国内的粮油糖资产与国外的尼德拉、莱宝农业的资产进行整合；所谓整体上市，是指以中粮国际为平台，将国内外资产整合的中粮集团，转型为一家公开上市的“全球性农业公司”。
　　（据经济观察报）

其他焦点概念板块：军工行业改革大幕开启
　　军工行业整体上市将加速。建议按照三个“实质性标准”选股，关注具备实质性壁垒、实质性资产注入预期和实质性估值优势方向。具体包括：占据行业龙头地位、估值合理的中航动力、中直股份、中航飞机；资产注入确定性高的南通科技、中国卫星；业绩增长稳健，具有估值提升预期的中航机电、中航资本、宝胜股份、航天电器及民参军龙头海兰信。

源自：国家发改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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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同志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国有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鹤同志召开改革专题会议，研究《指导意见》中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改革任务的部署落实。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同志参加了会议。
　　刘鹤同志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的共同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刘鹤同志要求，下一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
　　要支持地方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的经验。

源自：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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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领导与中央财办调研组座谈　　适应经济新常态 激发发展新动力　　夏宝龙刘鹤李强参加
　　浙江在线杭州9月8日消息（浙江日报记者/应建勇 王国锋）近日，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一行到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和特色小镇建设情况。9月6日和7日，省委书记夏宝龙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分别同调研组进行座谈。
　　夏宝龙在座谈时说，今年以来，浙江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坚定不移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着力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稳走向好。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更加主动地适应新常态，更加积极地把握市场规律，更加精准地做好服务，不断激发改革发展新动力，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夏宝龙希望中财办加强经济工作指导，帮助浙江总结提升实践经验，不断促进转型升级组合拳取得实效。
　　刘鹤一行考察了杭州市余杭区梦想小镇、上城区山南基金小镇，了解当地经济运行和特色小镇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浙江宏观经济运行和特色小镇建设情况介绍。刘鹤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而旧的动力正在逐渐弱化，结构调整处于过渡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中国经济形势要有长期观点，中国13亿人的内需市场巨大，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可逆转地崛起，国内经济诸多不平衡恰恰是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当前经济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都是正常的，也都会过去，对此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刘鹤表示，渡过结构调整这个关口，要靠改革、靠创新。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狠抓国企、金融、财税等重点改革任务落实，稳定市场预期，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注重增强微观活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调研了几个具有不同特色的小镇后，刘鹤表示，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经济规律，注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这是浙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刘鹤指出，对特色小镇印象最深的，是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让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这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特色小镇建设还是新生事物，我们还要深入调研，加深认识，不断总结经验。
　　李强在座谈时说，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制度供给，强化创新驱动，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充分调动大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精准服务，不断提升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全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把特色小镇打造成稳增长调结构的新亮点、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示范、体制机制改革的新阵地，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赵一德参加座谈，中央财办副主任舒国增等参加调研。

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 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 南无祇园会上佛菩萨 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

源自：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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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网络
　　据香港卫视综合台副台长秦枫新浪微博消息，其在采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时，刘鹤说，中国经济形势“没问题，放心吧”，“股市也没问题！”
　　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源自：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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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绍
　　刘鹤，1952年生，北京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200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称中财办）副主任。2013年3月起，任中财办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5年6月23日的一则消息，让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当天，两年评选一次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公示，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奖。作品将公示1个月，不出意外，刘鹤将获得10万元奖金。
　　对刘鹤本人，业界已有诸多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准确判断危机后形势
　　孙冶方（1908─1983）曾留学苏联，后出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是经济学界杰出的学术领导人之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誉为国内经济领域最高奖。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强、许小年、陈锡文、楼继伟等先后获得此奖。
　　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们自己并不说孙冶方奖是最高奖，但它得到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它1984年就设立了，是国内在经济领域最早设立的重要奖项。由权威学者组成的评委会，非常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奖金都是100万元，我本人也是吴玉章奖获得者，但这两个奖的评选对象是人，孙冶方奖评选的是作品。虽然刘鹤身居高位，但评委会并不受其身份影响，以前有很多部级以上领导的作品没有评上。”
　　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于2012年，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认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别是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比如缓慢地复苏、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等等。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参考性意义。”张卓元说。
　　此次论文获奖，并非刘鹤第一次引起关注。

为3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2013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介绍了刘鹤。文章称，201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飞往北京参加一场中美高层会晤，习近平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样的介绍出乎多尼伦的意料，他本来并未安排与刘鹤见面。当晚，多尼伦的随行人员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双方在会面期间都做了笔录。
　　这篇文章被国内媒体争相转载，使刚上任中财办主任7个月的刘鹤受到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称，刘鹤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已为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他还让“顶层设计”一词火了起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鹤在近年来的五年规划纲要编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而刘鹤全程参加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顶层设计”一词源于信息产业，刘鹤曾在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又当了两年办公室副主任。
　　就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前5个月，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同届校友胡舒立采访时说：“‘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身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2013年9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如今，“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几近家喻户晓。

曾给任志强“打工”
　　刘鹤曾就读于北京一〇一中学。这里东临清华，南接北大，1952年8月与中组部所属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合并，1955年取现名。郭沫若为校歌作词：“你是永不自满的象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年，刘鹤和当时很多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的道路，来到吉林省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年以后，他结束知青生涯，加入38军当了一名军人。38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万岁军”称号，在全军声名赫赫。据同时期在38军服役的企业家任志强回忆：“这支部队对我个人的成长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严格的纪律，顽强的拼搏，勇夺第一、永不服输、不屈不挠、宁可战死绝不后退的战斗精神，在每一位战士和干部的心中扎下深深的根，最终影响整个一生。”
　　当了3年兵，刘鹤来到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转为干部。据该厂原副总工程师严毅回忆，当时厂里的主打产品是畅销全国的“牡丹”牌收音机。改革开放前，收音机属于奢侈品，“最便宜的‘牡丹’牌收音机的价格也在100元以上，大部分产品都要卖三四百元”。
　　刘鹤在2008年撰文回忆：“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他考入该校工业经济系。该系有两个班：工业经济班和建设经济班。系里一位同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鹤在建设经济班。“建设经济班的好多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建设部（今住房城乡建设部）。”官方微博“人大校史笔记”称，刘鹤于1986年获得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
　　现为中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的陈锡文，于1978年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3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的杨伟民，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现为中财办副主任。这3位大学校友也许没有想到，30多年后会在一起工作。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刘鹤后来写道。
　　任志强说，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给我打工”。1984年春，北京市西城区准备拆除重建西单老商业区，任务交给了华远公司。当时在华远下属的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的任志强，接下了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那时没几个人懂什么是‘可行性研究报告’。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4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这个团队先后完成了西单食品大厦（今华威大厦）、四川大厦、青岛市人防工事利用（后得了国防部二等奖）等3个研究报告，另外还完成了《西城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他们调查了包括广州南方大厦、北京的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等当时许多大型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与盈利情况，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现有商业经营的情况，给出了商场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对比、建设资金的要求与经济效益的分析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报告让公司和区里的所有领导都大开了眼界。”
　　“尽管这些当年的学生们如今都当了大官、教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最牛的还是我，是我给他们发的第一份工资，并帮助他们走入了社会，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任志强回忆道。

20年前的预见性
　　1987年离开学校，刘鹤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此期间就开始站在国家的高度，主笔撰写《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于1988年被调到国家计委（2003年改称国家发改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他曾担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共在国家计委工作了10年，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插队时期的1年农村生产经验和北京无线电厂的5年工业工作经验，有助于他认清国家产业结构状况，为他研究和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打下了基础。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发表。他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一文中谈到，今后 20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万～20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发生影响。他的观点引起学界共鸣。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学者认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增强中小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等内容与刘鹤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
　　1998年，刘鹤做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刘鹤回忆道，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他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不久，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就成立了，主要由一流学者组成。目前，论坛中有包括刘鹤本人在内的多位十八届中央委员。
　　吴敬琏评价说：“从组织‘50人论坛’开始，刘鹤的特点就很明显。他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独立地对经济问题发表咨询性意见，长于集思广益。”
　　论坛的氛围是轻松的。“记得在2003年5月，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当时，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刘鹤回忆道。论坛参与者也敢于直言。在今年2月举办的2015年年会上，樊纲说，“十二五”期间，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樊纲建议，今后应更多实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励各行各业应用和发明新技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后，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各种“50人论坛”纷纷出现，如中国汽车50人论坛、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等。

“最重要的经济智囊”
　　2003年3月，刘鹤出任中财办副主任，开启了在中财办的职业生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近20年来，中财办主任都同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金融海啸即将横扫世界，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对策。刘鹤曾于1995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此次他见到了哈佛大学校友、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赛奇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两个月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这项计划现在受到质疑，但很多人认为，在当时，这样部署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鹤的影响力愈加突显。他的获奖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的2012年第五期，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特别是文章结尾处的3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我国的战略机遇，在本次危机前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危机后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国在危机前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危机后应把握这些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底线思维”理念得到习近平的认同。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底线思维”。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张卓元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刘鹤所讲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即指危机过后，我国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与后来中央提到的‘新常态’的含义是一致的，刘鹤的观点有其预见性”。
　　2014年8月，某财经媒体筛选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智囊榜单，刘鹤居首位，陈锡文、林毅夫、刘世锦、李扬、蔡昉等也入选。该榜单的入选标准包括：他们首先都是一流学者，有着独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论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岗位上依然不脱离学术研究；其次，他们在权威智库机构中担任要职，其所在的机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询性质；其三，他们经常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陈述意见建议，其研究成果能影响经济决策，并对社会经济进步有重要影响。

低调，思想开放
　　细心的人发现，刘鹤2014年12月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5年4月到上海调研时，头发已变得几乎全白。张卓元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以前是染发的。大约在两三年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他说，染发对身体不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染了。”当被问到刘鹤的性格与处事特点时，张卓元说：“低调，思想开放，虽然身居要职，仍注重研究问题。”时至今日，刘鹤与任志强、余永定等一起工作过的很多人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开会的时候，针对别人提出的敏感问题，刘鹤并不正面作答，而是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患有喉疾，他说话声音很轻。中财办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名单，此前呼声较高的刘鹤没有进入该名单。余永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财办是“在后头领导，不一定直接出面”。有评论认为，“十三五”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刘鹤将继续受人注目。
　　《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