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带旺新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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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10月16日消息，外媒cointelegraph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正式宣布，俄罗斯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闭门会议上发布官方数字货币“加密卢布”CryptoRuble。据雷锋网了解，今年夏季就有报道称，俄罗斯在考虑设计自主的加密货币。
　　据官方说明，CryptoRuble不能开采，只能由管理当局发放、管理和维护。CryptoRuble可以随时兑换卢比，但是如果持有人无法解释CryptoRuble的来源，例如记录零售交易或服务的文件，那么将征收13％的税款。买卖CryptoRuble将征收相同的税收。
　　通信部长Nikolay Nikiforov表示：“我们开发CryptoRuble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在2个月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也会进行。”
　　有观点认为，CryptoRuble 不太可能像其他数字货币那样，具有真正的分散性和去中心化。英国央行RSCoin是一个前例。该系统站在中央银行视角，不拘泥于区块链技术，力图实现一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可扩展的加密数字货币。日前，我国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也发表了类似观点，“法定数字货币不应受区块链和DLT意识形态所限制。
拥抱OR拒绝
　　cointelegraph评论说，该公告虽然宣布了俄罗斯将进入加密货币的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比特币或任何其他虚拟货币的合法化。
　　事实上，长久以来，俄罗斯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比较冷淡。10月10日，普京要求彻底禁止俄罗斯境内所有加密货币。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Sergey Shvetsov也于同日演讲中表示，俄罗斯将封禁比特币网站。此前，俄罗斯央行也警告称，加密货币是货币替代品，其使用可能被视为违反“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法”。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及俄罗斯联邦央行另一位副行长Olga Skorobogatova曾表达过相同观点：俄罗斯需要虚拟货币来提振经济。前者说，最好是“虚拟卢布”。现在，随着CryptoRuble的发行，矛盾愈加凸显。

源自：雷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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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别开区块链与虚拟货币关系后，有关监管代表人士讨论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的言论也在逐渐增多。
　　据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了解，上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在上海举行的峰会上表示，“我们需要分清法定数字货币和数字代币。由于可匿名等特性，容易藏匿较大的风险，金融诈骗时有发生。各国的态度不完全一致，总体上说比较谨慎，一般将代币定义为虚拟商品或资产。”
　　在10月12日国际电联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也阐述了相似观点。据一财网报道，姚前表示，目前来看，比特币的价值主要来自市场炒作，无价值锚定。“在现代日益复杂的信用经济，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姚前说。
　　而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有价值锚定，能够有效发挥货币功能，且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这些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此外，法定数字货币还具有稳定货币价值功能。
　　他还指出，比特币的POW共识机制与交易手续费捆绑在一起，机械僵化，煞有介事，根本上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无法适应现代宏观经济调节的需求。
　　姚前肯定了英国央行RSCoin的设计理念。因为该系统站在中央银行视角，不拘泥于区块链技术，力图实现一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可扩展的加密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不应受区块链和DLT意识形态所限制。
　　就目前而言，DLT技术取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还为时尚早，法定数字货币对区块链技术的借鉴不能生搬硬套，且不说该技术本身还有成熟度的问题，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改造的基础上选择应用，应是更重要的考量。
　　“中央银行不仅仅是决定货币的供应量，还可以设计供应规则算法。”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算法规则，理应是一套能在保持币制稳定的前提下，让货币供给充分适应宏观经济多变量环境变化的智能规则，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看，有可能是一套精致的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模型。
　　参考一财网，coindesk；姚前表示，观点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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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易康
　　[姚前从四个维度界定了法定数字货币的本质：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技术上看是加密货币，实现上是算法货币，应用场景上则是智能货币]
　　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风靡全球的大背景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也需要迎头赶上。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已逐渐意识到，唯有发行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才能从根本上有效保障法定货币的市场地位。
　　10月12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国际电联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指出，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有价值锚定，能够有效发挥货币功能，且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这些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此外，法定数字货币还具有稳定货币价值功能。
　　何为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它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姚前从四个维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本质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剖析。首先，法定数字货币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其次技术上看是加密货币，再次实现上是算法货币，最后应用场景上则是智能货币。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货币目前来看以投机因素居多。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我们希望的法定数字货币应具备全新的品质，必将超越现有的电子支付工具，无论是私人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姚前说。以下观点仅代表姚前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

私人数字货币不可比拟两大优势
　　姚前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比起交易媒介功能，本位货币作为计价手段的功能是第一性的。作为计价功能，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货币需要有价值锚定，才能有效发挥货币的功能。
　　此外，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尤其是金融危机时刻的流动性救助，对于防止危机传染、助推经济快速复苏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了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价值锚定”“信用创造功能”两大优势外，姚前还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稳定货币价值功能。
　　“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有效的负利率政策将成为可能，中央银行可能不再需要设定通货膨胀率缓冲（通常为2%），理论上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可降至0。从这个角度看，法定数字货币或有助于改进法定货币的价值稳定。”姚前说。

技术上是加密货币，实现上是算法货币
　　姚前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技术上看是加密货币。
　　具体而言，在设计上，需要运用密码学理论支持法定数字货币特定的表达形式。在交易过程中，需要运用加密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信云技术、芯片技术等保证端到端的安全。在用户体验上，需要结合隐私保护技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在监管方面，利用法定数字货币“前台资源、后台实名”的特性，通过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来确保大数据分析等监管科技有用武之地。
　　近年来，加密货币理论在实践上的实验成果日渐丰富，各种替代加密货币层出不穷。目前一些国家的央行也都基于分布式账本（DLT）技术进行央行数字货币试验。不过在姚前看来，现在看DLT技术取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还为时尚早，法定数字货币对区块链技术的借鉴不能生搬硬套，且不说该技术本身还有成熟度的问题，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改造的基础上选择应用，应是更重要的考量。
　　法定数字货币在实现上则是算法货币。首先在设计上，采用各种加密算法来保障安全可信的同时，为将来的新型算法也预留一些特殊字段。在发行环节上，法定数字货币设计上有可执行脚本的考虑，将来可以使用预设可靠的算法规则来进行发行。其三，可以运用大数据对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分析等干预需求提供数据支撑。
　　姚前指出，预计未来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通过预设可靠的程序与算法规则，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由经济系统自发、内生地决策货币供应量，自动发行和回收货币将成为可能。中央银行的角色或许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量的决策者，还是货币发行算法规则的设计者。

法定数字货币将更智能化
　　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人工智能科技技术正在快速融入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颠覆传统金融业态。
　　姚前指出，法定数字货币不仅是简单地将货币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货币变得更加智能化。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可编程性将会让货币政策执行变得更加智能、更加有效。
　　在中国，由于电子支付等私人支付工具非常发达，按常理，零售端的支付工具本该由央行数字货币为主来实现。一方面私人部门的支付能力值得称道，另一方面央行应该奋起直追，数字资产的世界里，怎么能没有数字法币？中央银行发行零售端数字货币，对于健全社会支付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以及加强央行的货币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畅想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四个维度，目的就是为了取法乎上，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但这个大目标需要分步实施，四个维度的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落地的难度看，似乎一个比一个大。目前各国探索的所谓数字货币还是在提高支付效率上下功夫，中国这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的挑战似乎不是效率有问题，而是需要兼顾效率和安全，既提倡创新也注重风险防范，在弥补零售端数字法币缺失的同时做好私人支付工具的监管。因此优化现阶段的电子支付工具，再逐步探索法定数字货币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应该是比较稳妥的路径选择。”姚前说。

源自：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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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

　　宋易康
　　继中国掀起一场针对比特币交易和ICO监管风暴后，更多国家加入这一行列。近日，俄罗斯针对比特币严厉表态，称类似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构成“严重风险”。俄罗斯央行高层更表示，俄政府将计划屏蔽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网站。
　　在国内，比特币平台关停大限将至。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帀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比特币中国公告称将于10月30日12时停止提现业务。据Coinhills网站统计，比特币的人民币交易份额在全球市场已从此前的逾20%下跌至3.56%，跌至第四位。
　　在10月12日国际电联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发表演讲表示，比特币的价值来源目前来看以投机因素居多，无价值锚定。“在现代日益复杂的信用经济，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姚前说。
　　除了被大量用于投机以及犯罪的风险隐患外，姚前论证了比特币因其自身内在缺陷，“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难以成为真正货币。姚前表示，观点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
　　2017年国际电联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ITU-T FG-DFC）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暨第一次焦点组工作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国际电信联盟（ITU）共同主办，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美国数字法定货币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比特币无价值锚定
　　姚前回顾货币的发展历史指出，各种货币形态均有价值锚定，而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姚前指出，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锚定来源于物品本身的内在价值，金本位制度下各国法定货币以黄金为价值锚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法定货币虽不再与黄金挂钩，但却是以主权信用为价值担保。
　　货币发展到了法定数字货币这一形式，价值锚定将继续得到传承。反观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货币，他们的价值来源目前来看是投机因素居多，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另一方面，姚前强调，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信用创造功能，本质上是发行主体信用的证券化，具有金融属性，货币创造过程就是一种信用创造过程，因此法定数字货币对经济有实质作用。
　　他指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及“金融加速器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分别论证了各种情况下信用货币非中性的微观机理和宏观表现，支持了货币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以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为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主动创设多种流动性支持工具，将援助对象由传统商业银行扩展到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企业，迅速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传染和恶化。“这正是当前美国经济能够快速复苏的关键金融因素。”姚前称。
　　姚前指出，货币的信用创造功能对于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金融危机时刻的流动性救助，对于防止危机传染，助推经济快速复苏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他看来，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到中心化机构的出现是市场自然而然演化的结果，而像比特币这样按照算法设计，每四年产生数量减半，最高上限为2100万个，其实是货币进化的“开倒车”。
　　姚前称，这等于重新披上了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的面纱，对经济没有实质意义，仅起到克服物物交换困难的便利交易作用，在现代日益发展的信用经济环境下，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

机械僵化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近几十年来，加密货币理论创新与实践进展迅速。2008年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发表《比特币：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一文，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完全通过点对点技术实现的电子现金系统。
　　姚前指出，实际上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融合了当时各种加密技术的最新进展。不过他认为，比特币的POW共识机制，这种规则与交易手续费捆绑在一起，机械僵化，煞有介事，根本上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无法适应现代宏观经济调节的需求。
　　他认为，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算法规则，理应是一套能在保持币制稳定的前提下，让货币供给充分适应宏观经济多变量环境变化的智能规则，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看，有可能是一套精致的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模型。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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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货币关键在 技术与风险防控
　　姚前

　　[增加数字货币属性也是对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创新，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现有账户系统继续为本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还可以利用数字货币的新特性积极拓展新型业务，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与竞争力

　　[数字货币属于M0范畴，是发钞行的负债，在账户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由于账户行依然还在实质性管理客户与账户，不会导致商业银行被通道化或者边缘化。
　　最近一段时间，数字货币成为金融领域的热词，备受关注。
　　数字货币能否发挥其成效，技术路线、风险防控手段及安全保障措施固然是基础，但应用是关键。只有被公众和市场接受的、好用的法定数字货币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货币的补充甚至是替代。

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
　　虽然纯数字货币系统可以不与银行账户关联，但由于我国的货币发行遵循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而且当前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开展，如可以借助银行账户体系，充分利用银行现有成熟的IT基础设施以及应用和服务体系，将大大降低数字货币推广门槛，提高使用便捷性和灵活性，有助于最广大的客户群体使用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在融入现有的应用基础之上将拓展出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场景，数字货币的自身服务能力和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借助账户体系，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扩展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接入范围。事实上，商业银行和一些其他金融机构以央行存款形式持有的中央银行求偿权已经数字化。但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向更广泛的对手方提供此类服务？包括居民家庭在内的非金融部门是否可以在中央银行持有账户？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瑞典央行已经就此问题做了相关的研究。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本·布劳德本特道出了商业银行的担忧：“那会引发存款从商业银行转移到央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缩窄，成为‘狭义银行’。”实际上，这种担忧目前在监管层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早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两种，也可分层并用而设法共存。”这是非常原则而又精辟的表述，分层并用的思想显然要比直接在央行开户的方式考虑得更深。但在如何实现的具体手段上，这段话似有不同解读，本文试图谈谈个人的一点理解。
　　为缓冲单独设立数字货币体系给现有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商业银行现有的系统投资，在具体设计上，可考虑在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上，引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实现一个账户下既可以管理现有电子货币，也可以管理数字货币。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管理上有其共性，如账号使用、身份认证、资金转移等，但也存在差异。数字货币管理应符合央行有关钱包设计标准，类似保管箱的概念，银行将根据与客户的约定权限管理保管箱（比如必须有客户和银行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等约定），保留数字货币作为加密货币的所有属性，将来利用这些属性可以灵活定制应用。
　　这样做的好处是沿用了货币发行二元体系的做法，数字货币属于M0范畴，是发钞行的负债，在账户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由于账户行依然还在实质性管理客户与账户，不会导致商业银行被通道化或者边缘化。不同于以往的存现金，数字货币不完全依赖银行账户，可以通过发钞行直接确权，利用客户端的数字货币钱包实现点对点的现金交易。

央行自主发行与授权发行
　　发钞行可以是央行，也可以是央行授权的发钞机构（例如港币发行模式）。具体选择哪种发行方式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本文仅作学术探讨。在中央银行集中统一发行数字货币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银行库中的数字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客户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则属于客户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客户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货币，由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系统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央行承担交易责任；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流程一致，通过央行跨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完成。
　　在央行授权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银行库中的数字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资产，发钞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客户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则属于客户的资产，发钞行的负债（发钞行不见得就是账户行）。客户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货币，由法定数字货币发钞行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谁发行谁管理），央行承担监管责任；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流程一致，通过央行跨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完成。需要说明的是，发钞行和中央银行以及发钞行之间的互联互通，将由央行来做顶层设计，该顶层是否可以迁移至分布式账本的架构之下，将是业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分层并用的具体实现手段上，延续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思路，在银行基本账户增加数字货币钱包ID字段。钱包起到保管箱功能，不参与日终计提等业务，最小化影响现有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数字货币的确权依托发钞行，传统账户与数字货币结合，可以极大地增强银行KYC与AML的能力。在钱包设计上，所有的数字货币钱包需符合央行提供的规范。银行端的数字货币钱包较轻，仅提供安全管控以及账户层相关的必要属性，侧重于数字货币的管理；应用服务商提供的客户端的钱包较重，其功能会延伸至展示层与应用层。在客户端，智能合约的应用可以尽情施展，这也是应用服务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某部委发放专项补贴款，逐级下发至获取补贴款的企业或个人。如果要跟踪补贴发放的实际到位情况，传统模式下难以实现，往往需要逐级汇总报送上来，信息流和资金流不能做到完全匹配，执行中各地存在落实不到位、以拨列支等现象。依托数字货币的可跟踪的特性，辅助一定的智能合约权限管理，部委将可以不依赖其他业务参与方，直通式掌握各级补贴发放情况，避免下级机构挪用补贴的风险，实现专款专用。如果不在银行账户体系中植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势必要各级机构、各补贴受益人开通和使用数字钱包，不仅需要考虑数字钱包物理载体的选择，而且还涉及众多参与方，央行将直接面对终端用户，推广难度大。而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应用部分在商业银行后台即可改造解决。对各级终端用户来说，利用现有账户，操作上和之前日常习惯一致，通过银行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现有渠道就可以完成该项服务。

以数字货币拓展新型业务
　　在全面数字化的世界里，不能因为表面上、形式上都是数，就混淆数字背后的经济金融内涵。此数字与彼数字尽管都是数，但它们有可能代表不同类型的资产，这是在考虑数字货币设计的时候必须牢记在心的。实物货币转化为M1或M2，天然就有实物和数字的区隔，但数字M0极易让人忽略这种区隔。普遍的观点是数字资产之间的转换速度加快了，但这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间的差异消失了吗？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撰文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必然受到现有支付体系、信息技术的影响，但也需要与现有支付体系适当区分，以专注于自身服务领域，发挥其替代传统货币的功能。从理论上说，支付体系主要处理的是广义货币中的活期存款部分，而数字货币则主要属于现金（M0）范畴。”通过在商业银行账户体系中新增数字货币属性的方法，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可以有机融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复用现有的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此一处理，因特殊考虑了数字M0在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安身立命”问题，既可使之独立开来，又可分层并用，发钞行只需对数字货币本身负责，账户行承担实际的业务，应用开发商落实具体的实现，各司其职，边界清晰，若辅之以其他手段（比如可以酌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负利率），或可降低狭义银行出现的可能性。
　　增加数字货币属性也是对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创新，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现有账户系统继续为本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还可以利用数字货币的新特性积极拓展新型业务，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与竞争力。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开始，进一步的研究可聚焦钱包的设计规范，更进一步考察的问题还有：其一，如何设计差异化的货币使用成本和资产价格政策来保证转轨期的纸币、法定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之间的动态平衡。其二，如何在此设计之上构建良性的中央银行、（发钞行）、商业银行、钱包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提供商、数字货币使用方之间的应用生态。
　　（作者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本文摘自《清华金融评论》）

源自：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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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去现金化的现状及思考
　　导语：非现金支付逐步取代实物现金使用是大势所趋，但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现金使用还会较普遍，应鼓励发展多种支付方式，尊重市场规律和消费者选择
　　作者|王信 郭冬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
　　文章|《中国金融》2017年第16期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非现金支付飞速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去现金化，包括停止发行大面额现钞，更多地限制大额现金使用等，瑞典和丹麦还提出建设“无现金社会”。去现金化可能带来的影响、未来现金的地位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简要介绍去现金化的现状和争论，并对现金的未来和相关政策进行初步思考。

部分国家和地区去现金化进程
　　近年来，为提高交易便捷性，打击利用现金进行违法犯罪行为，降低现金使用的社会成本，部分国家和地区实施去现金化措施。

去现金化措施
　　建设“无现金社会”。瑞典IT产业发达、国土面积较小，建设“无现金社会”有较好基础。瑞典央行部分现金管理职责移交私营部门后，瑞典商业银行为降低现金处理成本，互相合作推动去现金化进程。目前瑞典1600多家商业银行已有900多家不再提供现金服务，农村地区不再保留自动取款机，商业企业拒收现金已经合法化。瑞典SWISH支付软件可实现全天候银行间转账实时到账，甚至慈善捐款和对流浪汉施舍都可实现电子交易。目前，97%的瑞典居民持有银行卡，85%的居民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支付。瑞典2007年年均现金流通量为105亿克朗，2016年降为65亿克朗；流通中大面额现金使用数量快速下降，1000克朗现金占GDP比例从1990年近3%降为2014年0.2%左右。2016年，瑞典现金交易数量仅占所有支付的2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5%。2015年瑞典现金交易金额占比仅为2%，预计2020年这一比例将降至0.5%。丹麦政府2015年向议会提交议案，规定除特殊商户外，服装店、餐厅和加油站等一般机构可不再接受现金，到目前为止议会尚未通过这项议案。丹麦去现金化程度已非常高。政府推出的居民电子身份证NemID可接网络银行，92%的丹麦国民持有NemID。丹麦政府要求18岁以上公民开立Nemkoto银行账户，用于接收奖学金、医疗报销和休假补助。Danske银行推出手机支付软件MobilePay，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丹麦国民使用。2015年，87%的16~74岁丹麦国民使用网络支付，网络支付量占消费量的25%。丹麦金融机构ATM从2007年3000多台降至2015年约2500台，营业网点从1991年2200多个降至2015年的800个左右。丹麦流通中现金量10年来一直保持在700亿丹麦克朗左右。
　　废止大面额钞票。2000年，加拿大央行宣布停止发行1000加元钞票。2013年底，瑞典央行废止1000克朗钞票。2014年10月，新加坡废止10000新元钞票。2016年5月，欧洲央行宣布永久停止生产500欧元钞票，自2018年起停止发行500欧元钞票，但已发行的该面额钞票仍为法定货币。2016年11月，印度宣布废止500卢比钞票和1000卢比钞票。2017年7月，亚美尼亚央行宣布停止印制10万德拉姆（AMD）面额钞票。
　　限制大额现金使用。在欧盟，法国自2015年9月起本国居民购物现金支付不得超过1000欧元，境外游客不得超过10000欧元；西班牙自2017年1月1日起将现金支付上限从2500欧元下调至1000欧元；意大利新税法规定，自2016年11月15日起，每日从银行账户取款超过1000欧元，或每月取款超过5000欧元的用户，税务机关将其锁定为“假设逃税人”进行调查。除了欧盟国家，设置现金交易限额的国家还有牙买加、墨西哥、乌拉圭、印度、以色列、俄罗斯、越南等，限额从等值4500美元到2.5万美元不等。各国对超额现金交易的处罚力度很大。西班牙对违反限额处以交易总额25%的罚款。意大利罚款金额从3000欧元至支付金额的40%，现金支付金额超过5万欧元的，罚款至少1.5万欧元。

现金交易状况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现金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在下降，非现金支付飞速发展。
　　美联储研究估计，2012~2015年，美元现金交易数量占比从40.7%降至32.5%，金额占比从12.4%降至11.4%。荷兰央行研究估计，2010~2016年，荷兰现金支付次数降约32%，从4370亿次降至2950亿次；现金支付金额降27%，从520亿欧元降至380亿欧元。但现金仍是荷兰小额支付的主要工具，每笔现金交易平均金额从11.80欧元上升至12.85欧元。加拿大央行研究估计，2009年该国现金交易数量占比53.6%，2013年降为43.9%；2009年现金交易金额占比22.9%，2013年基本持平为23.1%。
　　法国信息技术咨询公司Capgemini发布的世界支付报告估计，2015年全球非现金支付4263亿次，增幅11%，创10年新高。其中，东亚地区非现金支付增幅达43.4%，中欧、中东和非洲地区增幅16.4%。货币研究组织（Currency Research）估计，2016年全球手机支付超过5500亿美元，增幅37.8%，预计2017年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指出，2016年美国非现金支付规模为6170亿美元，是2010年10倍多；德国33%的消费交易通过非现金支付完成。

关于去现金化的争论
认为去现金化益处很多
　　支持去现金化的观点认为，现金为腐败、逃税、贩 毒、洗钱等犯罪行为和地下经济活动提供便利，现金交易带来大量交易成本，大量现金流通影响金融危机之后负利率政策的实施，阻碍实现金融普惠。哈佛大学教授Kenneth Rogoff在《现金的诅咒》一书中写道，纸质货币是限制全球金融系统畅通运行的主要障碍，为违法犯罪活动和地下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主张美国逐步取消纸质货币，但应保留小面额现金，以便日常支付。瑞典央行前副行长Lars Nyberg认为，纸钞终将消亡，就像支票一样。
　　一是有利于减少违法犯罪行为。无现金社会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交易透明度，遏制现金使用可能带来的违法犯罪行为。欧洲刑警组织认为，大额现金与洗钱、恐怖活动等犯罪密切相关。目前许多经济体逃税金额巨大，美国国内收入署（IRS）估计，2006年美国逃税金额约为4500亿美元，扣除可能追缴的650亿美元，逃税金额达到联邦税收的14%和美国GDP的2.7%。无现金社会抑制逃税的效果难以估计，但肯定有助于增加税收。Rogoff教授认为，取消大额钞票有助于阻止非法移民，因大多数非法移民携带现金过境，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使用现金支付工资。2016年2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提交《关于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行动方案》，指出现金支付被普遍用于恐怖主义融资。2017年1月，印度情报部门报告，废除大钞后，克什米尔地区恐怖活动下降60%，哈瓦拉（Hawala）汇款下降50%。瑞典去现金化后，社会治安水平上升，银行抢劫案从2008年的110起降至2011年的16起；针对商店和加油站的抢劫案从2009年的近1200件下降到2015年的500多件。
　　二是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IMF研究报告认为，去现金化后，流通中现金将转为银行存款，中央银行可通过利率政策更好地调节流动性和信贷量；同时货币供给上升，有利于市场利率下降和信贷扩张。印度废除大钞后，大量现金回流银行体系，印度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此外，现金阻碍负利率政策发挥作用。如果负利率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主要货币政策，去现金化对其政策效果非常关键。瑞士2015年12月将利率下调为负时，市场上1000瑞士法郎现金需求激增，影响负利率政策效果。
　　三是有利于减少资源耗费。现金的印制、运输、处理、销毁、保险和安保等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综合成本。加拿大央行研究表明，2014年加拿大现金运行综合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时间耗费等间接成本）约为156亿加元，占GDP的0.79%。每1加元现金交易成本为0.011加元，是借记卡同金额交易成本的11倍、贷记卡同金额交易成本的1.4倍。去现金化能有效降低资金交易成本，简化私营部门服务和消费交易，提升经济产出。
　　四是有利于推进普惠金融。有观点认为，实施去现金化，政府财政收入因犯罪活动和逃税行为下降而增加，政府可将部分收入直接用于补贴贫困人群，使其能够进入银行服务体系；或向银行提供补贴，要求银行降低贫困人群银行账户的存款余额要求和服务费用，将贫困人群纳入银行体系。莫迪宣布废止大面额钞票初期，印度出现了一定的经济震荡和社会混乱，但银行账户数量迅速增加，非现金支付工具得到较快发展。

认为现金使用有其必要性
　　支持现金使用的观点认为，现金具有不可追踪、及时到账、便于使用以及央行信用背书等特点，有利于保护公众隐私，现金短期内不会消亡。英格兰银行首席司库Victoria Cleland认为，现金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英格兰银行和社会现金服务行业有必要合作保证其健康运行。万事达卡公司认为，全球范围内85%的零售交易将继续使用现金交易。世界著名钞票印制企业德拉鲁公司高管估计，全球ATM需求量还将年均增长5%，未来十年世界流通中现金量将年均增长3%~4%。他们的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
　　其一，现金是个人权利体现。奥地利开普勒大学Schneider教授认为，使用现金意味着独立、自由和个人实现。荷兰国民银行人员认为，人们作出决定更多是情感过程而非认知过程，现金支付比银行卡支付能激发人类更多情感，现金使用不会消亡。2014年英格兰银行调查表明，现金是公众生活切实需要。25%的受访者认为，无论出现何种替代支付工具，出现何种激励措施，他们都将继续使用现金。
　　其二，去现金化不能消除违法犯罪活动。印度Dasgupta博士认为，非法财富的源头不是现金，而是非法活动。德国Weiden技术大学Seitz教授认为，地下经济规模与现金流通量没有因果关系：瑞士有世界最大面额的现金，但瑞士地下经济规模非常小；美国和英国没有很大面额现金，但其地下经济活动比较活跃。去现金化虽然能够减少抢劫等暴力犯罪，但有关国家计算机欺诈等案件上升了。瑞典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指出，去现金化后计算机欺诈案件从2000年的3304起上升到2011年的2万起。IMF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抗议活动采取拒绝缴税形式；实施去现金化后，抗议者无法利用现金抗税，将以其他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不满，加剧社会动荡。
　　其三，现金便利边远地区和老年人交易。IMF认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去现金化有助于促进金融普惠。如果赤贫阶层没有电脑或移动电话，他们就无法获取非现金支付的好处。电子支付还受到使用者受教育程度、地区电信基础设施等因素制约。美国PEW研究中心统计，2015年全世界智能手机普及率中位数只有43%，美国普及率72%，中国58%，日本只有39%。如果政府不能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提供足够的补贴，去现金化将导致贫困阶层生活进一步恶化，普惠金融更无从谈起。
　　其四，数字货币不会取代现金。在特定时期，民间数字货币可能一定程度上发挥交易媒介的货币职能，尤其在法定货币币值、信誉大受毁损情况下，但数字货币有关算法是否易被理解、相关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如何解决尚待观察，高度抽象的民间数字货币能否得到普通民众的接受仍存疑。新的民间数字货币可能不断产生，其总量、性质认定等很不确定，无机构为其价值背书，价格剧烈波动，恐难以发挥价值尺度、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即使未来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需要一个相当过程；受消费支付习惯、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预计相当部分人群仍将使用实物现金。
　　从实际情况看，世界范围内现金仍在大量流通使用。近十年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加元、澳元和韩元等货币现金流通量占GDP比例稳步上升，韩元和澳元现金流通量增速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元现金流通量占GDP比例持续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该比例上升加快，2015年达到7%；欧元该比例从2002年欧元问世时的3%多到2015年超过10%；日元该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7%上升到2015年的近20%。瑞士流通中现金从2007年的400亿瑞士法郎增至2015年的650亿瑞士法郎。在发达国家现金流通量稳定增长的同时，最大面额钞票流通量在本国流通中现金的占比也在上升。2000~2014年，100美元现钞占比从67%升至78%，10000日元现钞占比从90%升至92%，50英镑现钞占比从5%升至7%，100加元现钞占比从43%上升至53%，500欧元现钞占比从2002年的23%升至2014年的30%。在我国，2015年、2016年现金净投放增幅均超过70%。
　　可见，在非现金支付较快发展，甚至一些国家有意采取去现金化措施的同时，现金的流通使用并未呈普遍下降之势，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出现明显上升。

对去现金化的初步思考
　　发展非现金支付，减少实物现金使用有其重要意义。现金生产、运输、销毁等耗费大量社会成本。各种地下经济和违法犯罪行为多用现金支付。目前一些国家大量现金尤其是大面额钞票去向难以解释，很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因此，发展非现金支付，减少现金使用有其重要意义，是大势所趋。政府和央行应规范现金使用，尤其是适时加强对大额现金使用的监管，为非现金支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加快研发法定数字货币，减少实物现金使用。
　　影响现金使用的因素复杂，去现金化措施的作用有待观察。近年来非现金支付高速发展，但一些发达国家流通中现金规模和现金交易占比仍较大，这是美元、欧元等境外流通使用增长和国际金融危机后低利率环境的结果，还是国内正常交易需求较大等因素造成，值得深入分析。受历史沿袭、消费者习惯以及边远地区和特殊人群需要等因素影响，预计现金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各国重要的支付工具。一些国家去现金化措施的效果及其经验教训值得深入观察。
　　应鼓励发展多种支付方式，尊重市场规律和消费者选择。稳步发展非现金支付、减少现金使用非常必要，但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消费者支付需求多种多样，要继续给民众提供包括现金在内的多种支付选择。无现金社会并非完全没有现金，社会生活也不能没有现金。过分宣传和强调无现金社会可能产生误导，损害消费者利益。
　　应大力改善现金服务，加强监管。鉴于我国在相当时期内现金仍是重要的支付工具，货币发行工作应加快转型，改善现金服务，加强各环节监管，维护正常的现金流通秩序。应加强现金分析预测，合理安排印制生产，保证现金总量供应、券别结构更加合理；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适时推动现金清分、押运等业务更多地实行社会化和市场化运行，降低社会成本；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作用，充分借助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现金运行效率。（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

源自：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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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悄然“挂牌”
　　（记者：孙忠）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备受关注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悄然“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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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德胜门附近某国际大厦内，“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铭牌已经出现大厦单位指示一栏。该大厦主要以中钞公司旗下众多子公司为主。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位于大厦9楼，与中钞鉴定中心同层。
　　据工作人员介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挂牌一段时间。
　　根据此前公布信息，数字货币研究所是央行旗下专门从事数字货币的技术和应用可能的研究机构。201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首度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并明确了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其中筹备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也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据悉，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副司长姚前出任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由科技司原副司局级干部、丝路基金信息科技总监狄刚出任。研究所将设7个部门各有不同分工。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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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晓 北京报道

　　数字货币本是可以提高交易效率的新型技术，却被不法分子盯上，以其名义进行传销和诈骗。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发布《关于冒用人民银行名义发行或推广数字货币的风险提示》。
　　央行在风险提示中强调：我行尚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未授权任何机构和企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无推广团队。目前市场上所谓“数字货币”均非法定数字货币。
　　央行强调，某些机构和企业推出的所谓“数字货币”以及所谓推广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可能涉及传销和诈骗。
　　此前，部分地区公关机关已经破获相关案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于今年5月开始运行。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央行迄今为止还未发行任何数字货币，只是在不断推进其研究，新生事物从概念接触到认识到落地需要很长时间。而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打着数字货币旗号诈骗的事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此前市场上曾有机构以“数字货币”名义行骗，利用普通百姓对数字货币不了解的情况，铸造实物币并称其将大幅升值诱骗投资。
　　此外，亦有部分机构利用区块链技术发布虚拟币类。一位区块链技术研究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些币类，你就当是游戏币好了。”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币价格飙涨，一定程度上成为诈骗的素材。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币也引起广泛争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表示，比特币不是“币”--不是货币。因为成为货币要满足几项条件，一是价值要稳定，是标准的，其他产品要靠其定价。如果其自身价值起起伏伏，很难成为价值标准。二是货币供应要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而比特币是有限的。这种意义上比特币只是一种资产。“我认为现在比特币的上涨有很多不正常因素，货币的两个必要条件比特币都不具备。” ●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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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6月8日消息，据央行网站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银发〔2017〕115号）（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三五”金融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规划》指出，持续推进金融国际标准化，在移动金融服务、非银行支付、数字货币等重点领域，加大对口专家排出力度，争取主导1-2项国际标准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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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市民购物利用网络支付。　陈超 摄
　　《规划》强调，以支撑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坚持需求引领、创新驱动、统筹协调、注重实效的原则，围绕统筹监管系统能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重点标准研制和实施。
　　《规划》确立了“十三五”金融业标准化的发展目标。金融业标准体系进一步优化，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10项以上，推动3个以上金融业社会团体发布团体标准；金融业标准水平明显提高，科学性、有效性和实用性显著增强；金融业标准实施效果显著增强，新发布的重点金融业国家标准开展质量及效益评估的比例达到50%以上；金融业标准化机制更加完善，对金融业科学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主导研制金融业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突破。
　　《规划》围绕标准体系、标准制修订、实施、宣贯、国际标准化提出了金融业标准化工作的四项主要任务。一是建立新型金融业标准体系，全面覆盖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统计、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等领域；二是强化金融业标准实施，发挥政府、行业协会、认证机构、企业等各方面的作用；三是建立金融业标准监督评估体系，分类监督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实施；四是持续推进金融国际标准化，在移动金融服务、非银行支付、数字货币等重点领域，加大对口专家排出力度，争取主导1-2项国际标准研制。
　　《规划》立足目前金融业发展中迫切需要多部门协同的领域，针对标准制定、衔接配套以及实施等问题提出了5项重点工程，包括：金融风险防控标准化工程、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互联网金融标准化工程、金融标准认证体系建设工程和金融标准化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此外，《规划》从强化统筹协调、完善政策支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人才培养、发挥基层行业主管部门主管能动性等五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强调强化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协调配合，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大投入，健全完善激励机制等。

源自：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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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无现金社会是个热词，而至于什么是真正的无现金社会，大多人可能还停留在出门不带钱包的认识中。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无现金社会并不值得期待，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过上了“一部手机闯天下”的生活。
　　今天，我们着重从支付工具进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无现金社会，会发现，无现金社会的临近必然伴随着智慧生活的降临，而生活场景的智慧化也会反过来加速金融业态的重构，这才是无现金社会有趣的地方。
　　让我们先从支付工具的重要性开始讲起吧。未尽事宜，欢迎留言（订阅号：洪言微语）交流
　　回顾历史：支付变革催生本轮互金热潮
　　任何金融业务的开展都离不开资金账户的基础支撑作用，回顾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现，第三方支付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承担起了搭建账户体系的基础功能，成为互联网金融成功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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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金融简史（苏宁金融研究院制作）
　　在互联网金融各业态中，第三方支付最早产生，也最早获得监管机构的认可，更是成为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的引爆点。
　　早在2004年，为了给电商交易提供信用中介服务，阿里巴巴成立了支付宝，当时的支付结算功能还处于从属地位。
　　2011年5月，央行发布了第一批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合法化。第三方支付的账户体系是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前提，第三方支付的合法化成为2013年前后互联网金融崛起的重要前提。
　　2013年6月，支付宝基于其庞大的第三方支付账户体系推出了余额宝理财产品，成为引爆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
　　之后，P2P平台、众筹平台、分期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第三方支付一度在其中担任着账户开立、资金托管、资金充值等功能，帮助互联网金融各业态解决“水电煤”等基础设施问题，助力行业实现爆发式增长。
　　支付工具进化与智慧生活
　　回顾支付工具的演变历程，从快捷支付、到扫码支付、再到Amazon
　　Go推出的“买完即走”的自动支付模式创新，货币的电子化程度在一直在层层深入。货币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形式的改变必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并反过来改变金融业务的应用场景和业务模式，某种程度上甚至完成对行业的重构。
　　不妨以物联网技术普及对支付行业数字化进程的促进为例来开这个脑洞。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手机成为第三方支付的主要载体，推动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开启了第一波繁荣发展阶段。
　　而随着物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和普及，支付领域有望进入“万物皆载体”的新阶段，智能手环、手表、汽车、空气净化器、冰箱、空调、电视等都可以成为支付的“账户载体”和“受理终端”，作为货币电子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支付清算在更广泛范围内实现数字化和虚拟化，引领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对消费者而言，支付体验更加便捷化、智能化。
　　举例来讲，把空气净化器与用户的支付账户进行绑定，当系统检测到需要更换滤网时，空气净化器可自动下单购买滤网并送货至用户家中，通过支付的场景化来真正实现生活的智能化。
　　以此为例展开，智慧生活不再是一句空话，净水机可自动订购滤芯、冰箱可自动订购食物、扫地机器人可自动订购保洁服务、汽车加油可自动完成支付等等。
　　金融业态重构：融于生活，趋于无形
　　对支付行业而言，“万物皆载体”要求重构业务流程，针对特定交易场景实现无验证式支付，进而实现自动化订购的目的，同时还要在便捷和安全上面寻找均衡点。
　　同时，正如智能手机作为支付载体为手机制造企业布局第三方支付带来机遇一样，“万物皆载体”时代的来临将为更多的跨界巨头进入支付行业提供机遇窗口，届时，目前稳固的市场竞争格局有望再次重塑。
　　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而言，“万物皆载体”意味着“万物皆是数据源”，数据源极速扩容后，基于大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将大大推动信用评价的透明化和营销方式的智能化。
　　届时，信用融资变得更为容易，风控能力或不再是贷款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于场景和体验基础上的客户黏性成为致胜的关键。而营销手段的智能化，则有望改变目前粗放式的无差异投放的营销手段，大幅降低营销成本的同时提升营销精准度。
　　在整个演变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业务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业务的发生更加无感知化，以至于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未来已来：以开放合作应对行业变革
　　货币的数字化过程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而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也都在随之发生着或大或小的改变，数字货币的影响早已经到来，只是尚未流行。
　　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而言，夯实内功是基础，然后需要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分别处理好与传统金融机构和生态圈企业之间的关系，搭建良性竞争、互补发展的生态圈，才能更好地应对行业格局的重大变革与挑战。
　　一是积极布局金融科技前沿研究，充分发挥科技对业务的驱动作用。
　　目前来看，互联网金融的驱动力已经从渠道转移到科技上面，举例来讲，大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大大提升风控环节的线上化程度，智能投顾技术可以大大提升线上理财业务的覆盖范围，生物识别技术则可以大大提升线上实名认证的便捷程度，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底层技术的研究则可以有效提高各类应用型技术的精准度和应用范围。
　　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而言，应持续加大对上述领域的追踪和投入，尽快将前沿技术纳入到实际的业务应用层面。
　　二是以共赢的心态处理好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数字货币时代的临近必将逐步解除物理网点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制约，届时，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界限将趋于消失。面对巨头“入侵”，一些竞争能力差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难以为继，而行业中的巨头们在传统金融机构面前，业务规模基本也都不值一提。
　　以开放的心态与传统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或将成为行业中的主旋律。
　　三是专注优势领域发展，在此基础上构建同业、异业合作生态圈。
　　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互联网金融企业综合化、全面化发展实力不足，需要与生态圈广泛合作，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迫使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
　　当前，综合化经营转型已呈潮流之势，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而言，仍应专注特色发展领域，倾全机构之力将特定业务做到极致，以优势业务为基点，来撬动各方资源，构建同业、异业合作生态圈，继而借助生态圈的力量，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找到立足点。
　　在开放合作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从资源的持有者变为资源的组织者、输出者，从单一中介变为服务中介、信息中介等多元中介，从而也能更好地满足客户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金融及非金融需求，引领行业变革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