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大爆炸──二十八年前的惊天事件

自“二十八年前白马关大爆炸”一文发稿后，在当年熟悉或亲身经历过人民渠水利工程的很多同志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大爆炸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原三台县的一些同志则更表示了要求完善该事件中三台方面内容的愿望。为此，原文作者专程前往三台县新德镇进行了采访。

三台县是我省第三人口大县，有涪江、凯江贯通全境。新德镇近八成村社均处在涪江冲积平原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镇的大部分农田就已实现了自流灌溉，但在公社化时代，他们仍然同全县人民一样，派出了大批干部群众组成兴修水利的专业队伍，转战县境内外，为我省的水利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渠七期工程的建设中，新德人民则更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沉痛代价。虽然“大爆炸”事件已过去二十多年，但是，这件往事在当地很多群众中依然是记忆犹新。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正好就是当年人民渠七期工程新德民工营营长巫成兴同志，这位老人今年已七十五岁高龄，自原乡长位置退下来后，就一直住在乡下老家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我向老乡们问路时可以明显看出，很多群众流露出对老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在巫老家里，当我一提起白马关大爆炸事件和说明采访意图时，老人就动了感情。透过那老花镜，可以清楚地看见泪水在他的眼眶内滚动着，我们的谈话也只得暂时中断。看见老人悲伤的样子，我甚至差点怀疑起自己的三台之行是否成了来揭伤疤的。短暂的沉默后，老人声音哽咽着说到：“这是我整个人生中最内疚的一件事，一百多个活生生的青壮年队伍带出去，回家时就成了十几口棺材和很多伤残人。那血淋淋的场面，到今天都还在眼前晃动，唉！太惨了。”

为缓解一下老人激动的心情，我将载有“白马关大爆炸”文章的《周末特刊》给老人看了一遍，并请他就这个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稍候，老人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后向我说道，当时工程任务比较紧，我那年春节也没回家，领导知道后一定要安排我回三台一次，结果事故恰好就发生在二月十九日在家住的那天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听说工地上出事了。得到消息后，一下子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懵了，我赶紧找了一辆大卡车上工地，大概上午十点过到的工地现场，营教导员邓德孝一见我，两人当场就抱头大哭一场，那个爆炸现场惨状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我当时只想一个问题，为啥老天爷不叫我来替这些小伙子去死，那可都是一个个正当年的青年人呀。

针对文章中一场电影救了几十条生命的说法，巫老指出是不大准确的。他说，当天晚在十几里路外、的确是有—场坝坝电影，也确实有人跑去看，但去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民工都在家休息。营里面有两个复退军人曾是干过工兵的，分别叫李洪金和张大杰，很多人获救，应该说是全凭了这两人的专业知识。他俩见是炸 药库起火，而且是阴火，知道其后果十分危险，就马上通知了很多民工疏散。李洪金当时任民工五连指导员，所在房子住了十七个人，在他的指挥下，除一人因心疼一双新胶鞋，跑出门后又返回而遇难外，其余的人全部躲过了灾难。

我在德阳白马关采访时，当地的农民朋友多次提到了一个叫李学超的民工，说他还活着只是一只手臂断了。我向巫老打听这人的下落，老人介绍到，李学超不是一般的民工，他是新德中心校的校长，因文化大革命中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贬到水利工地上去劳动的。这位元同志用自己的知识为工程建设出了很大的力。那天在发现炸 药库起火后，又奋不顾身地参加救火，结果他被炸得全身粉碎，人们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他的一只胳膊。由于李学超在水利工地上的出色表现和参加救火的英勇行为，事后有关方面顶着压力，将他评为了革命烈士。
　　提起关于评选烈士的话题时，我想起了白马关的农民说过：当时上级有关部门在善后工作中评选烈士时，因名额有限，曾用了皮尺去量，谁的尸体炸得远，谁就可以当烈士。巫老听后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评选工作是件很慎重的事，初步评选出来的烈士和立功者的名单，要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才被最后确定的。

巫老还向我介绍，在那年3月17日由原绵阳地区革委会主持，三台、德阳两县联合召集开的追悼会上，新德方面宣布了李学超，何金丽，赵子良三位同志为革命烈士，对李洪金记二等功一次，张大杰记三等功一次，三个烈士各追记一等功一次。

二、第二天在新德镇文化站，我见到了曾是石安民工团文艺宣传队队长的李代雪以及大爆炸事件中的几位幸存者，他们是民工九连连长张大兴，五连指导员李洪金，民工杨天林，勾永昌。如今这些同志均已年过半百，除李代雪还在担任镇文化站站长外，其它几位已基本上告老还乡，对于我的采访，他们几位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李洪金当年负责配制全营工程上所用的炸 药，有意思的是大爆炸发生的当天，他还去团部参加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回营部后也向大家进行了传达，而且还组织民工进行了讨论，可谁也没有想到在炸 药存放这个环节上出了事。李洪金估计爆炸时库房堆放的炸 药不会超过二吨，起火的原因与德阳县公安局分析的情况相符。爆炸发生后，除了跑不动的(死伤者)外，大部分民工都跑散了，抢救现场只有李洪金、张大杰和杨天林三人留下来抢救伤员，核对死难者尸体。事后李洪金因为组织疏散民工和积极救人，被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记二等功一次。然而让人遗憾的；目前李洪金手上无任何可证明曾经立过功的片纸材料。对此，以老营长巫成兴为首的老战友们也是忿忿不平的。幸存者勾永昌对我说，当年如果不是李洪金叫人们快跑，今天我也不会在此与大家见面了。

曾是石安民工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的李代雪，出事前几天正带着队伍在德阳县通江工地慰问演出，二月十九日晚上全体队员都感受到了爆炸造成的震动，但有关领导开始是未公布事情真相。按照当时流行的作法，重大事件先召开党团员会统一认识后，再向一般群众传达。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有领导出面向大家宣布新德工地出事了。全体队员步行四十多里路，下午四点左右到的爆炸现场。首先碰到的是石安团团长赵伯言，那时的他哭丧着脸说，遭惨了，大家快去掏死人，就这样大部分队员就地参加了抢救工作。

在前期工作告一段落后，县上领导将李代雪他们这支宣传队改称为三台县慰问团。三天后(二月二十一日)又让他们担负护送遇难者尸体回家乡的任务，大卡车一车装三口棺材，配备四个护送队员，一共十七口棺材，装了六大卡车。回县后又由他们四人一组，全面负责死者的掩埋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李代雪现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然感慨，那时候人们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都特别强，一次死了这么多人，这样高的多死亡数字，上面宣传死者因公牺牲是最光荣的，家属基本上就接受了。棺材也全部掩埋了。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死者何金丽的老母亲无论如何要见上儿子一面，而李代雪他们又根本不敢让这位母亲看，因为所有的遇难者中已找不出一具完整的尸体了。老母亲哭闹了三天，慰问安抚的同志也就陪了三天。那时三台县有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叫周清蓉，其丈夫是珍宝岛事件中牺牲的烈士，周副主任于是又现身说法，老母亲最后同意只将棺材挖开一只角，亲眼看看摸摸后才让盖土。

世间上最悲痛之事莫过于白发人哭黑发人，我听到这里，内心也替这位母亲难过了一阵。

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知道，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要强调阶级性的，大爆炸的善后工作中也不例外。德阳方面的遇难者中有一个叫杜秀琼的老太婆，因为成分不好，在安葬方式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后由上级领导决定采用一个折衷的办法，棺材还是给，不参加追悼会不立墓碑。而在三台新德的采访中我也听到一件相似的事。一个叫何家新的民工，当年二十六岁，在大爆炸事件中遇难，其父亲因痛失儿子悲伤过度，也在一年后死去。但由于家里成分不好，善后工作只给了一百二十元钱的安抚费，与其它的六七百元甚至千元以上的抚血金比较差了一大截，而所有遇难家属中都解决了一个招工指针的事也没他家的份，其兄何家瑶虽然还是能够理解，这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所致，但是至今他内心的不平衡，还是显而易见的。

三、在这次采访快结束时，我向几位老同志提出了想见一见目前还在的伤残民工，仔细一打听，好几个以前很熟悉的面孔，近几年都陆续或过世或外出了。后来听说九村一位叫张启仁的可能在家。在离城镇的三公里的乡下我见到这位死里逃生的人，他的脸上伤疤清楚可见，左手臂遭遇粉碎性骨折，虽未被截肢，但早就丧失了功能，左手指齐根被炸断。张启仁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由于伤残，全家的生产、生活均受到很大的影响。从他们家低矮、破旧的住房，就可以窥见其生活的艰辛。镇上将他列入定期补助对象，虽然每月只有十几元钱(现增至五十二元)却也体现了政府的关心。

　临分手时，我问张启仁，对自己伤残的事有什么想法。他回答到：“整都整到了，伤亡的又不是我一个人。人家(政府)到现在还记得起我，也就满足了。”这是一句多么朴实的话，从中我感受到了众多农民兄弟伟大的胸怀，我们共和国大厦的基础，不正是由亿万这样普通平凡的人组成的吗。

　关于白马关大爆炸事件的整个采访结束了，文章也就此搁笔。回过头来看，作为这组文章的作者，仍然觉得有许多遗憾。可能是篇幅有限，(或许作者水平有限，或许是采访条件有限)，很多的人物和事情总觉得还没能给读者一个很好的交待，如奋勇抢险的解放军指战员，义务运送伤员的司机朋友、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等等。但是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感谢我们的新闻媒体，是他们让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得以曝光天下，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为了国家的水利建设牺牲的烈士们的英名和广大建设者的光荣事迹。

应该说这也是我撰写这组文章的目的吧。

[ 本帖最后由 睢文发 于 2008-8-19 11:18　编辑：]

遗憾！才看到这篇好文章，顶起来

又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是一组98年底完成，99年初发表的文章，现在看来明显地带有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兴起，大量的、多元化的信息的涌现，人们公民意识的觉醒，再用如今的价值标准来衡量那件三十多年前的惊天大事件，肯定会得出另外的一个判断……

文字已经形成就如木已成舟，这篇文章也就成为了自己的一大遗憾！

谢谢“雷康”先生对该文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