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

3．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

中国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的先驱当推三星堆。三星堆出土的大青铜立人和大量的铜人像和神兽神鸟，不但表明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还反映了古蜀文化的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也位列前列。蜀青铜器上人物动物造型甚多，巴器上则较为少见。

滇文化在这方面明显地受到了蜀文化的影响。滇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的人物动物造型，这人物动物造型被装饰在滇文化的各种青铜器上。除了独立的铜俑外，人物动物造型还被装饰到礼器、武器、祭祀用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上 。人物造型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祭祀、市场、战争、贡献、狩猎、舞蹈等等。人物的身份涵盖了滇人社会的各个阶层，有部落首领、巫师、武士、猎人、农人、手工业者，甚至包括罪犯，还有与滇发生各种关系的其它民族。动物造型则包含了云南地区常见的各种禽兽鱼虫，但滇青铜器上的人物动物造型保持了滇文化青铜器的写实风格。

滇文化是如何接受了蜀文化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的，现在尚难给出圆满答案，但这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路线，现在已略见端倪。近年在位于蜀滇之间的盐源盆地发现了不少青铜人物动物造像；除了上文已经介绍的三女背水杖首外，还发现过锥髻的小铜人，动物则有虎、燕、鹤、鸡等。这个重要的发现将蜀与“西南夷”地区的人物动物造型艺术联成了一线，即成都平原──盐源盆地──滇池湖滨，这条线路应该就是蜀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南传的路线。

4．大石崇拜

蜀人是大石崇拜者，蜀人的这种习俗可能与他们的石棺葬俗有关。《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在蜀人的中心分布区成都平原，有两类与大石崇拜有关的遗迹。第一类是独石，这是一种墓前纪念物或标志物，成都平原的独石有石笋、武丁担、石镜、天涯石、地角石、支机石、五块石等。另一类是列石，如新都的“旱八阵”，双流的“八阵图”，新繁的“飞来石”等。但巴人自来无巨石崇拜习俗，也未发现其曾受到蜀人在这方面的影响。

与巨石文化有关的遗存在“西南夷”地区有三个地区存在。一是安宁河谷的大石墓。大石墓用大石构筑墓室，构筑墓室的大石重达数吨，且来源于数公里之外。这种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建造墓葬的行为的背后，应有某种意识形态作支撑。大石墓还有在墓室尾部竖立独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安宁河谷中保存完好的大石墓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如西昌洼垴大石墓和德昌茶园大石墓。大石墓的独石与成都平原的蜀人独石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

与安宁河谷隔雅砻江相邻的盐源盆地，也有巨石崇拜的痕迹。盐源盆地分布有一种石盖墓，这种墓葬的特点是，下为土坑木椁，上盖数块上吨重的大石，大石也来自数公里之遥的地方，建造这种石盖墓也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滇西的弥渡苴力一带，也分布有一种“大石墓”。这种墓葬也用大石构筑墓室，葬式为一种十分奇特的二次丛葬，每座墓中所葬头骨以五或五的倍数整齐排列于墓坑。有趣的是蜀人也有重“五”的习俗，文献记载，蜀有“五丁”，新都马家公社大墓中出土的多种铜器皆以五件为一组。两者之间是否有密切的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苴力“大石墓”已经是蜀巨石文化向南影响的余绪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巴蜀文化的典型青铜器，如“烟荷包”式钺、双弓形耳矛、有领铜镯等也对“西南夷”地区产生过影响，如滇西的一种直銎钺就与“烟荷包”式钺比较接近，滇青铜器中的双耳矛与双弓形耳矛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有领铜镯在川西南的城河流域和滇中地区也有所发现。

凡一种文化向某个方向的传播，必然有传播的路线。综合以上介绍的巴蜀文化主要文化因素的传播情况，已经可以将巴蜀文化向南传播的主要路线大致勾画出来。

根据文献记载，从成都平原通向“西南夷”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三条。最东的一条是从成都出发，经彭山、乐山、犍为、宜宾，再通向黔西北的“夜郎道”，这条道经过牂柯江可通番禺（今广州）。位于“夜郎道”上的文化地理单元主要有威宁中水盆地。

另一条是从宜宾分路，向南经过滇东北的昭通、曲靖，直到滇中昆明的“五尺道”。“五尺道”穿越的文化地理单元主要有昭通盆地、曲靖盆地、滇池湖滨。

最西的一条是从成都出发经邛崃、雅安、汉源、西昌、会理、楚雄，直通滇西的“零关道”。“零关道”穿越的文化地理单元主要有青衣江中游河谷、安宁河谷、盐源盆地、楚雄盆地。

“零关道”和“五尺道”汇合后转而西向为“博南道”，“博南道”又经过了洱海湖滨和保山盆地两个文化地理单元。

这三条道在西汉时期被开辟成官道，但在此以前，这三条道路就业已形成，并成为巴蜀文化向其西南地区辐射和影响的孔道。但考古资料反映，巴蜀文化在这三条孔道上的辐射和影响远近和程度是不尽相同的。

首先是夜郎道。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僰道有故蜀王兵兰。” 僰道即今宜宾。徐仲舒先生认为，兵兰即驻兵的营寨。蜀人居于西南，必与西南各族发生关系。蜀人视其西南为势力范围，即所谓“以南中为园苑”也。蜀为控制“南中”，军事行动和军事威慑是其重要手段之一，在僰道设置军事据点就是其具体的手段。僰道与黔西北相邻，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出土有典型的巴蜀式柳叶形剑，出土的铜戈也与巴蜀式戈十分接近，说明巴蜀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比较直接。但从威宁再往南，就基本上看不到巴蜀文化或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器物，这一现象反映巴蜀文化对“夜郎道”的影响至威宁以远就明显减弱了。究其原因，是贵州自威宁以南没有形成能接受巴蜀文化辐射和影响的“文化土壤”所致，（迄今在广州威宁以南地区尚为发现略具规模的文化地理单元）如果将其与成为巴蜀文化南传主要通道的“零关道”相比较，“夜郎道”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了。根据“夜郎道”上的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分析，巴蜀文化对这条道的影响的主要发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

其次是“五尺道”。“五尺道”与“僰道”相接，北端与蜀地紧邻，南端则进入滇文化的中心区滇池湖滨。故“五尺道”上的文化同时受到蜀滇两大文化的影响。位于“五尺道”北端的昭通盆地与蜀地相邻，出土的铜戈基本上属于蜀式戈，还出土过典型的巴蜀文化器物巴蜀图语印章和铜鍪，证明昭通盆地受到某些巴蜀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甚至是巴蜀文化的直接传入，巴蜀文化对“五尺道”北段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战国时期。而位于“五尺道”中段的曲靖盆地因与滇文化的中心区相邻，成为滇文化向东扩张的地区，在曲靖盆地出现了滇文化的地方类型──八塔台—横大路类型，由于遭遇到北上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未能沿此道继续南下。至于曲靖盆地出土的受巴蜀式戈影响的三角援戈，并非是巴蜀式戈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受巴蜀式戈影响的滇式戈的东传。根据对昭通盆地出土文物的观察，巴蜀文化对这条道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战国时期。

“零关道”和“博南道”的东段，是巴蜀文化向南辐射和影响最重要的孔道。巴蜀文化向南辐射和传播的主要文化因素，如标准巴蜀式戈，受巴蜀式戈影响的D、C、B式三角援戈，铜杖与杖首，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大石崇拜遗迹都在这条路线上出现，而且传播和辐射的线索和时代都较为清晰。商周时期蜀文化传入了青衣江、安宁河地区，战国时期逐渐传入了盐源盆地、滇池湖滨和洱海湖滨，以上现象说明，“零关道”是巴蜀文化向南传播和辐射的主要孔道，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传播的蜀文化因素最多，传播和辐射的距离也最远。

究其原因有二。其一，“零关道”位于中国西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这条文化传播带在新石器时代就业已形成，到了青铜时代其作用就更加凸现出来。巴蜀文化沿着这条传播带向南传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二，笮人或笮系民族在巴蜀文化沿“零关道”向南传播与辐射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笮又称笮都或笮都夷，原来活动在岷江上游地区，与蜀相邻。后来逐渐向南迁徙到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再南迁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其分布区的西南边界已至滇西，其迁徙路线与中国西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合。笮人的文化中包含了三角形援铜戈、铜杖与杖首、青铜人物动物造型艺术、大石崇拜等巴蜀文化南传的主要文化因素。从笮人的迁徙路线和笮文化中所带有的巴蜀文化因素两方面分析，笮人应是巴蜀文化（主要是蜀文化）因素南传的载送者。通过他们，将巴蜀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传播到了更远的滇中和滇西。

战国至西汉时期，笮人的文化中心已经在盐源盆地形成，盐源盆地同时出土了蜀与滇的青铜器。滇青铜器有滇式BaⅠ型戈和Bb型戈，还有铜鼓、编钟等典型的滇文化青铜重器，另外不少文物还带有浓厚的滇文化风格，如蛇蛙铜案、蛇纹戚、靴形钺等。巴蜀式器物则有巴蜀式铜鍪、刻有巴蜀图语的铜带钩和AⅣ型Ⅰ式、AⅣ型Ⅱ式和AⅤ型Ⅱ式戈等典型的巴蜀文化器物，由巴蜀式戈演变而来的 DⅣ式戈，及各式铸有人物和动物造型的铜杖等等，反映盐源盆地是一个同时受到蜀滇文化影响的区域。

但盐源盆地的青铜文化也具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蜀青铜器还是滇青铜器在盐源青铜器群中都只占有不大的比例。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政权曾在盐源设置定笮县，故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分布在盐源盆地的主体民族既非蜀人亦非滇人，而应该是笮人。

有两个原因，使盐源盆地成为蜀和滇共同垂涎的地区。其一，盐源盆地地处蜀滇之间，其地理所在的雅砻江又是蜀滇之间的重要交通孔道，也是蜀在其西南地区获取各类资源的一条经济命脉。其二，盐源盆地盛产的盐、铜、金、汞、铁等无论对蜀还是滇都是十分需要的重要资源。所以盐源盆地很可能成为蜀与滇都极力想控制的地区，笮人也就自然成为蜀与滇都极力拉拢影响的对象。在这一区域同时出现以蜀式戈和滇式戈为代表的蜀、滇青铜文物，反映了蜀与滇对笮人的拉拢和控制，同时也反映了蜀与滇对盐源盆地的争夺。但从整体上观察，蜀对笮的影响大于滇，这应是蜀的力量比滇强大和蜀与笮的关系比滇密切所致。特别是盐源铜戈的主体DⅣ式戈由蜀式戈演变而来，证明了笮与蜀在军事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自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而且，就当时而言，这种军事方面关系的建立远胜于其它方面的文化影响。蜀与滇对笮的拉拢控制行为，客观上使笮文化成为了滇文化接受巴蜀文化的中转者，盐源盆地也成为蜀与滇直接发生接触的地区。

笮与分布在滇西的昆明血缘关系极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笮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说：“夷人大种曰‘昆’（即昆明），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王侯，如汶山、汉嘉夷。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且笮居川西南及滇西北，昆明居滇西，地界相邻。昆明人文化中的巴蜀文化因素也是通过笮人传播过去的。

小结

巴蜀文化向其西南地区辐射和影响，自有其内在的因素。其一，在整个西南地区，巴蜀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发达的时间最早，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所以“西南夷”地区的诸文化都成为巴蜀文化的受体。其二，巴蜀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资源丰富的“西南夷”地区便成为巴蜀极力想控制的区域，“西南夷”地区也因之成为巴蜀的势力范围，即以“南中为其园囿”也。其三，巴蜀之北为秦，之东为楚，秦楚的势力在战国时期都远比巴蜀强大，巴蜀之西为人口稀少，自然资源馈缺的川西北山地，这种情况制约了巴蜀向东、北、西三个方向的发展，所以“西南夷”地区也就成为巴蜀文化辐射与影响的主要区域。

源自：儒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