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上册１） 作者：水平

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讲科学，不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错误地把公有制手段等同于社会主义本体目标，在实践上又搞公有、集权和封闭，因而导致生产力落后，物资匮乏，不得人心。1992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国家性质必然是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其建国方针必然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其政治制度必然是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其经济制度必然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其文教制度必然是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由此五大社会配套支柱所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亦必然既优于传统社会主义，又高于发达资本主义，而且还具有中国特色。

（四）

事物，均是内容决定形式。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必然有其相应的思维方式。

要完成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配套支柱建设，不仅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更为关键的是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双向三维思考原则”思维方式后，才有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这种双向三维思考原则是一种立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立体几何，其长、宽、高可以对应于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世界、未来，形成“三维”。每一维，根据矛盾律可产生两门单向性学科。如，历史这一维，以现实为参照物，可产生从古至今的单向性“历史学”，又可以产生从今至古的单向性“反思学”。应用这两门单向性学科在历史这一维上进行“双向一维思考”，就可以总结出历史经验，作为历史教训。同样，“宏观学”与“微观学”在世界这一维上进行“双向一维思考”，会发现自己同世界各国的差距。应用“未来学”与“现实学”在未来这一维上进行“双向一维思考”，也就可以确定未来发展的需要。在立体坐标上，分别定出历史教训、世界差距、未来需要三个亮点，引出相应的射线，就必然相交于空中向上的某一点。这一点就是“历史教训点”、“世界差距点”和“未来需要点”所相交的新亮点。这相交点也就是通过对现实的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改革战略目标。其战略目标一旦成为实际，就会把现实推进到更高层次的历史时期。所谓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不断应用这种“双向三维思考原则”所确定的战略目标，而通过改革形式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使人类最壮丽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将随时间节节胜利而处于永远不败之地。

可以说，这种“双向三维思考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会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开得胜。

（五）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历史条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已进入到科学阶段，无产阶级的政党在社会主义科学阶段已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不是昔日革命阶段的流血革命，而是科学阶段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也就决定了，改革与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不讲科学，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总病根。也就是说，由于所选择的公有、集权、封闭战略手段会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本体目标发生难以有机组合的矛盾性，从而导致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崩溃，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吸取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所谓改革，就是要放眼世界，寻求能够实现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相吻合的一切有效的科学手段。

我们知道，科学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它可以为任何目标服务。如，当今世界公认的“发达资本主义”，在列宁时代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但20世纪40年代美国率先步入电脑劳动时代后，相继日本和英法等国尾随而上，应用高科技的科学手段为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真理、讲民主、讲实效，使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延年益寿，演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列宁当年的预言因而失效。既然，讲真理、讲民主、讲实效的科学手段可以为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服务，为何不能让真理、民主、实效的科学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服务？由于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是人类中极少数人的愿望，而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是人类中多数人的理想，所以，吸收发达资本主义的真理、民主、实效的科学精华为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体目标服务，必然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更加有效，必得人心。吸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真理、民主、实效的科学精华为己用，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改革开放的实质要求。

我们深信，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三个代表”思想的作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一定会成功，实现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也会大有希望。

第五篇

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配套支柱

──国家制度、建国方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教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学问，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经济制度模式和文教制度模式。可见，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具有不同层次性，可由基础理论、运用理论和模式理论构成。

这种三级结构体系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基础理论所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的本体意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中决定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运用理论所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的战略手段，回答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中决定社会主义的建国方针。模式理论所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措施，回答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形态中决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教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直接联系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形态，涉及到国家性质、建国方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教制度五大配套社会支柱建设。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不能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重要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在这里，就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性质、建国方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教制度五大配套支柱进行简约讨论，以供参考。

国家性质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至今无定论。根据“社会主义”一词的演变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点和各社会主义实体国家的实践，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是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体意义，决定着国家性质。

人类社会已存在了数百万年，“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才仅仅二、三百年。1753年，本尼迪克丁·安塞尔姆·德生在同别人论战时，首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当时欧洲教会不承认人的社会性，而把那些承认人的社会性的世俗人士称作社会主义者。1803年，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安尼在他的《驳斥反社会主义》一书中，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来抨击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者。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罗姆·阿道夫·布朗基在所著《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一书中，把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主张协作联合的社会主义者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30年代在工人中流行“共产主义”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沿用和发挥了“共产主义”提法，使“共产主义”盛行于世。到了1850年，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创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词，号召无产阶级团结在这种革命社会主义周围，要求不断革命。随后，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期间，在恩格斯所写的《论住宅问题》一书中出现了“科学”与“社会主义”直接结合而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名词。马克思在1874年至1875年期间所写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也相继出现“科学社会主义”一词。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自己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基础上所首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不难理解其含义在于消灭剥削，预示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可以等同于“人类主义”。因而，“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好名词。就这一点，连纳粹分子希特勒也盗用，标榜奉行社会主义。“纳粹”为一德文缩写字的读音，意译是“国家社会主义”，实质是民族社会主义。1934年，希特勒自任国家元首以后，一意推行政治一元化，经济国有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联日联意，企图实现日尔曼民族“主宰”全世界。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千差万别，在不同年代、地域和政党的现实生活中，形成了无计其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如，大同社会主义、太平社会主义、共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中国西汉戴圣所整编的《礼记·礼运篇》的《礼记》中，记载公元前400余年孔子的“大同”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天下为公，生产资料不由私人占有，人人劳动不当寄生虫，生活不能自理者由社会照顾，选举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管理社会，社会安定，夜不闭户，彼此和睦相处，互敬互爱，没有战争，没有掠夺。在古希腊，差不多与孔子是同一时代的柏拉图，在他《理想国》一书中设想出一种共和社会主义。在这种共和国度里没有暴力，无贫困悬殊，社会公正，男女平等，共产共妻，武士、自由民和生产者和谐相处，造福于民。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现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一书中提出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认为，现代美国经济除了国有企业外，大公司所形成的“计划体系”与分散的小企业、个体生产者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均各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也就是说，大公司虽然发展快，权力大，支配市场，但小企业并没有从竞争中消失。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许多分散、非标准化的、满足个性要求的一系列市场需求，是大公司所无法承担的，因而也就促进了小企业的加速发展。但不合理的现象是，大公司有广泛的支配权，左右市场，控制政府，对小企业进行剥削。对此加尔布雷思设想出一种“新社会主义”，以尽快结束权力不平等，收入不均等，大公司剥削小企业现象。可以看出，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种类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不赞成压迫、剥削和贫困。

特别是20世纪初期，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在地球上出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数十年实践，各社会主义实体国家做了三件事：一是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以图消灭剥削阶级；二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图消灭剥削制度；三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图实现国强民富。可惜，由于所选择手段与社会主义本体目标的矛盾性，还没有来得及兑现革命时期的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承诺，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就于20世纪90年代自我解体，失去了历史发展机遇。

如果说无产者不愿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同样，有产者也不愿受压迫、受剥削、受贫穷，所以，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不是一部份人的愿望，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理想。

建国方针

建国方针所讨论的是，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手段才能有效实现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体目标。

原始社会之所以是无阶级、无剥削、共同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劳动剩余物。相对比较起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为什么反而成为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看来，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体目标的实现，还不在于生产力是否高度发展，有其更深层次的规律性。

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达到了出现劳动剩余物的程度。在这种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一部份能人富裕后，他们的劳动剩余物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一种剥削手段，使那些处于弱势的饥寒交迫者沦为债务奴隶。加上战俘奴隶的出现，业已存在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终于让位于奴隶社会。这是令人深思的。假设，如果当初存在一种特殊的社会调节器，可以将其劳动剩余物转化为具有调节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功能的手段，恐怕原始社会以后的历史不会是现存的模样儿，而是高于原始社会的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调节器必须具有两大要件：一是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二是运用行之有效的科学手段。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人具有二重性，即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具备了压迫人、剥削人的条件和手段后，不等于他不会去压迫人、剥削人。这就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改变原来的受压迫、受剥削、受贫困地位以后，反而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剥削者的人性原因。要克服人性的这一弱点，除了在主观上加强自我修养完善人生观、世界观外，还要在客观上建立一种强制性的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性质的国家机器，以抑制人的非理性，弘扬人的理性，促使人们走历史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现今存在的国家，以及联合国，也是一种在一国或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调节器，只要改变其阶级功能，就会为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服务。因此，作为社会调节器的国家，在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预见，其社会的调节功能不会消亡，反而会日益加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别，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并非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所能替代。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若把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处于徘徊状态，显然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与资本主义社会接轨，而没有同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铺轨，也就很自然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了不短的几千年，但从数百万年的无阶级、无剥削、共同贫穷的原始社会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何况更遥远的未来是属于历史所回归的更高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以，一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漫长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这部社会主义发展史大约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一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在人类社会的手工劳动时代中，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的空想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纸上谈兵，用笔杆子描绘美好的未来；二是在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在人类社会的机器劳动时代中，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用枪杆子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实体国家；三是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实体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至遥远的未来，在人类社会的电脑劳动时代中，所处的将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和平建设，围绕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体目标，讲科学，即讲真理、讲民主、讲实效。不难判断，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正处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步期，多种成份并存和竞争，十分壮观和复杂。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若选对了战略手段，也就会直接向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铺轨，创造出历史奇迹。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根据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自我解体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条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是万万不可违背的。同样，空想阶段、革命阶段、科学阶段这条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累遭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停留在口头上。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建立社会主义实体国家后为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历史舞台。可是，他们思维滞后，又缺乏跳越意识，老是讲理想、讲革命、讲斗争，而不讲真理、讲民主、讲实效，长期兑现不了革命阶段中的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理想的承诺，使人们深感失望。失信于民后，在外因条件的诱惑下也就轻而易举地同资本主义社会接了轨。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又遵循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可以圆满地解决好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问题。当今，人类社会正处于高科技的电脑劳动时代，如果仍用过时的空想手段和革命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本体目标的。只有启用科学手段，通过改革的形式，才可能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希望实现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

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不但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只有思维方式改变后，传统观念才会随之改变。若有人设计出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它既能吸取历史教训，又能弥补世界差距，还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那么，这一套改革方案必然是科学的，可行的，有效的。由此面向历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决定的这种“双向三维思考原则”，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同现行的“全面”、“立体”、“全方位”、“多角度”等既有提法比较起来，更具有科学和可操作性，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突出特点。

根据这种“双向三维思考原则”，其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思路，则自然是继承传统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发达资本主义的科学精华，重新构筑既优于传统社会主义又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不难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应用这“双向三维思考原则”，就会优化出更加科学而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使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处于进步而不倒退状态，保持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建设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要结合不同国情。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则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比较起来，仅仅多了“科学”二字而已。可它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未来，从而避免了中国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的可能性，体现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使真理、民主、实效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直接结合。也就是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针，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必然结果。

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针，旨在以此规范整个国家行为，能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与时俱进。

政治制度

自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形态中，均是实行的一种金字塔权力结构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处于塔尖地位的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说，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和监督政策均系于塔尖人物一人，其他人均处于不同级别的台阶。而处于最底层的塔基地位、数量又特别众多的只有广大劳动人民，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中广大工人、农民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体制性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制度模式必然是个人说了算。自奴隶社会以来，所演变出来的均是轮流争夺塔尖地位的阶级斗争史，也就不可能出现民主。当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三权分立”这种间接民主制度的出现，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的政治制度，变成了平顶金字塔权力结构的政治制度，于是由个人说了算进步到了少数人说了算。但广大劳动人民仍然处于塔基地位，没有成为国家当家做主的人。所以，历史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制度模式，不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由政党、公民、政府所形成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才真正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政治制度模式，可以做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多数人说了算。

   这里的“政党”，无论是一党制，或多党制，在国家功能上均只能行使一种具有立法意义的建议权。1995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所行使的就是这种特殊意义的“建议权”。公民，是社会主体，主要行使一种当家作主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表决权。这在人类社会的手工劳动时代和机器劳动时代中，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但到了当今的电脑劳动时代，由于电脑的日益普及和网络化，使全体公民行使这种“表决权”，也就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性。政府，属于社会公务性机构，其功能是依法治国，行使的是一种社会公仆所特有的那种“执行权”。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如此固定而明确分工后，再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原则，将其程序化的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和执行效果四大程序首尾串接起来，就能形成一种具有正、负反馈效应的良性循环机制。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做到多数人说了算，甚至是百分之百的人说了算。这种“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是：

   一、提出原始方案。这种原始方案，是针对全体公民个人而言的，含政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在内。只要对社会有什么想法，感到有必要，任何公民均可以用个人或联名的形式写出书面的原始方案；

  二、起草表决方案。政党收到社会公民的原始方案后，分轻重缓急，结合具体实际，进行提炼和论证，起草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法律特征的表决方案；

  三、产生执行方案。当组织表决的常设机构收到政党起草的表决方案后，连同公民的原始方案一道公诸于众，让全体公民比较。待时机成熟后，组织公民表决。凡达到50％加1票以上的支持率者，其表决方案就自动转化为国家法律性质的执行方案；

   四、反馈执行效果。当政府收到多数公民通过的执行方案后，就进入到实施程序。政府对执行方案没有任何修改权。但，有时为了更好地执行，其必要的技术性处理权，则属于政府机构。执行方案实施后，其执行效果，政府有义务真实而及时地反馈给全体公民。

   公民从各个渠道获知执行效果后，根据新的需要又可以提出新的原始方案。于是，公民当家作主的第二个周期又开始按四大程序进行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就会在这种被规范了的民主集中制程序中不知不觉地实现。

对于这种“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其优越性是迄今为止的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模式都是不可比拟的：一是消除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是具有自我克服弊端的能力，三是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四是公民素质可以不断提高，五是党、民、政不会错位，六是社会的整体观念得到加强，七是能够聚集全人类的智慧更好地开发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思维资源。

经济制度

在几千年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其生产资料这种“物的所有权”属于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而生产劳动这种“人的劳动权”则属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这种“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长期分离的结果，形成了一种“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不言而喻，这种“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笔者认为，将这“物的所有权”和“人的劳动权”合一所形成的“两权合的劳动占有制”，才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

从古至今，人们习惯上把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大类。根据现代人体学，人的任何一项行为，都要经过四肢与大脑之间的来回传入、传出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任何一项活动，都离不开手脑并用，无法分离出单纯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种把社会劳动划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大类是不科学的。由此长期形成的那种体力劳动叫“劳动”、脑力劳动是“剥削”的传统观念显然是不合理的，只能带来盲目社会实践，放慢社会进步的速度。因此，劳动只存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两大类区别。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建立在这种社会劳动分工的意义上。

对于一项劳动成果来说，主要是直接劳动的产物。同时，科学活动、文教活动、政府活动，以及政府活动中的执法活动、国防活动，均是缺一不可的。这些社会公务性活动，在社会和生产劳动过程中只不过是起间接作用罢了，所以叫“间接劳动”。直接劳动是指人力付出直接生产社会财富的过程。所以，这种“直接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有效劳动又可分为三种，一是低效劳动，二是中效劳动，三是高效劳动。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手工劳动时代中多为低效劳动，机器劳动时代中多为中效劳动，电脑劳动时代中则多为高效劳动。同有效劳动并列的还有无效劳动和反效劳动。无效劳动是指人力的一种无功的浪费行为，它在原始社会中大量存在着，所以使原始社会主义成为了无阶级、无剥削、共同贫穷的状态。而反效劳动，则是指对劳动成果的一种掠夺性的剥削占有行为，其后果是压抑劳动积极性，直接损害社会财富的创造。这种不具有劳动属性的“反效劳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所以难以产生高效率的生产，只会加速出现有阶级、有剥削、两极分化的对立状态。无论是无效劳动或反效劳动，在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均要逐步加以消除。否则，就不是科学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382页中，有一重要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重要论述含义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往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过程造成了对自身所有制性质的否定；三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私有雇佣制形式是一种物的所有权和人的劳动权更纯粹的“两权分离”方式，使在封建社会中所存在的那种自耕农民“两 权合一”的私有制形式不复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中，客观要求物的所有权和人的劳动权这“两 权合一”才可能生产出实际商品以满足市场需要。这种生产过程中的“两权合一”，意味着是对私有雇佣制中的“两权分离”的一种根本性否定。这种否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即在投资过程、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全过程中实行一种完全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经济制度。

各社会主义实体国家在建国初期，通过强制手段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 人民，建立公有制，这可以说在宏观上实行了“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但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如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并非是马克思所言的“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横向联合，而是由行政级别所决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种法人所有制形式。法人是一种脱离自然人的、不具有征服自然能力的抽象人。要维持生产，也就只好求助于行政干预。这就是抽象的法人所有制形式，出现低生产率的基本性原因。

自然人则不同，具有一种天生的征服自然的能力。所以，马克思所主张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指这种生产资料归自然人所有的一种经济制度，即“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通过改革方式，只要在投资上实行职工集资原则，分配上实行劳动占有原则，市场上实行竞争经营原则，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经过一个过渡期后，就可以转化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形式，也就是“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实行这种“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其过渡任务是：

第一，在不影响企业现有运转的前提下，通过加大折旧方式逐年归还原有投资；

第二，投资一旦归还完毕，原来的所有制形式就自动转化为企业所有制；

第三，在企业所有制基础上，再根据每一个职工的体力、智力、劳动态度，以及工龄等差异进行有差别的按功分配，形成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

以上过渡任务完成后，再依据职工集资原则组建企业，劳动占有原则进行分配，竞争经营原则投入市场，组建成家庭企业、合伙企业和联营企业等不同层次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经济实体。由于全体职工既是“丘二”又是“老板”，使管理者和劳动者两个积极性同时迸发， 一种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可喜局面便尾随出现。

文教制度

文化的传递与拓展离不开教育，教育需要文化来武装与充实。文化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开发智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自文教活动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以来，在几千年的实践中所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模式。其致命弊端，一是封闭，二是成本高，三是容量有限，四是教育同社会需要脱节，五是投资与成才不同步。这就是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文教制度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根本原因。

为了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人类理想相吻合，笔者认为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智力开发形式所形成的“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教制度。

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上述“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就是以此为思路对迄今为止的各种教育形式进行优化组合的结果。我们知道，“合子”是指男女精卵结合而产生的细胞，是一个人生命从“0”的开始。另一端的“终生”,则是一个人结束生命的那一瞬间。不难看出，贯穿于“合子”与“终生”的一整个一生即“终身”的文化教育形式，显然是一个人的内因即自我教育在起决定性作用。而随年龄变化出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外因性教育予以配合，也必不可少。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外因有机结合的立体教育“终生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形式。以此为基础的这种文教制度，显然是以自我教育为轴心，在不同年龄阶段而采用不同特点的阶段性教育加以配合，必然能够有效地开发智力，从而对几千年来所施行的以学校教育为轴心的文教制度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创造了制度性条件。

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生活的丰富，使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导致了“知识爆炸”。在这种趋势下，任何能人都无法掌握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所以文化教育应由传统的传递知识型转变为培养能力型。说提高人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归根到底是要设法增强人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综合能力。一个人，若要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多种能力。综合起来，至少要具备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这三大能力虽然不能截然划分，但在不同学段里有意识地有所侧重训练还是能够办到的。为此，在学校教育中划分出义务学段、就业学段和研究学段，相应地侧重于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这就充分体现了电脑劳动时代的文化教育意识。从这一点讲，其“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也就是一种“三段式一体化教育体系”，为国家实行宏观管理带来了可操作性。

学校教育的就业学段与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间接联系的，即这四大教育系统虽有严格的界线却无封闭性质的隔墙，彼此是相通的，处于开放状态。在三段式一体化教育体系中，只要国家“抓两头放中间”，即抓好义务学段、研究学段的正规教育，完全开放大学性质的就业教育，就能实现对整个教育网的宏观管理，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抓好正规的义务教育，培养自学能力。这里的“正规”，是根据义务教育的启蒙性、基础性和规范性而保留目前必要的课堂面授形式。在学校教育前的家庭教育中，有素养的父母也许进行了婚前教育、胎儿教育和婴儿教育，为“0”生命的健康来到人间创造了条件，有助于激毛根朋友生命的自我教育意识。但0至3岁期间到底还不具备自我阅读能力，这种意义的自学能力离不开专门机构训练。所以，在学校教育的义务学段中对3至15岁的儿童进行十二年制的自学能力系列培养是完全必要的。通过改革课本教材和教学方法，让学习者掌握各种学习技术，增强自学能力，也是可以办到的。

第二，完全开放中间大学性质的就业学段，训练独立工作能力。一个人，只要系统掌握了就业需要的某种专业知识与技能，也就具备了某种独立工作能力。现行的大学、专科和中专学校，根据社会分工需要所设置的一些专业课程，实际上就是一些不同层次的就业教育。在“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中，将这些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规范到学校教育的就业学段中，相应地确定为大学二年制的高年级、二年制的中年级、二年制的低年级，在义务学段自学能力的基础上实行完全开放的形式，以动员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造就独立工作能力，并将把为课堂面授而设计的课本改写成具有自学特色的教材，必然行之有效。

   第三，抓好正规的研究教育，造就高层次的创造能力。这里的“正规”，同样是针对现行研究生教育高层次的特点而保留目前成功的导师带研究生形式。创造能力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它在社会实践、生产斗争和科学研究的磨炼中，经优化组合全人类的科学文化成果而产生。这就决定了，科学研究是造就创造能力的主要方式，是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综合运用。科学活动、文教活动同政府活动一样，同属于社会公务性活动，应由国家财政开支。但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复杂，二是涉及面广，三是耗资巨大，所以在选择科学研究课题时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不同层次的拓展，以争取社会有关部门的必要投入，作为国家课题费的补充，保证既出人才又出成果，满足社会需要。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抓两头放中间的“放”则是关系到国家管理成败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有质有量地放活了就业学段，就会使“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使传统的贵族化教育转化为大众化教育，与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体目标相吻合。这就要求大胆改革，一是废除现行的大学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实行一种大学毕业验收统一考试制度；二是改变文教投资方式，通过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形式直接投资给学习者；三是教育设施市场化，实行有偿服务制度。在目前国家实行自学考试制度的基础上按照“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要求进行规范改革，将有望高标准、高效益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从而将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六篇

“三个代表”要体制化

　　──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又一次重申了“三个代表”思想。当前，举国上下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已形成新的热潮。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到底要怎样才能更深化一步呢？

为此，所需要全力以赴的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把“三个代表”思想体制化，在中国率先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因而，“三个代表”的体制化，无疑是填补邓小平时代之后所出现的理论真空的历史创举。

体制是指制度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所谓体制化，就是把“三个代表”思想转化为制度。不言而喻，依靠制度来贯彻执行“三个代表”思想，远比一般意义的学习和实践要永久性得多，要有效性得多。以思想为中心的社会是一种不成熟的人治社会，而以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才是一种成熟性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法治社会，二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主张的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内涵。若将“三个代表”思想体制化，也就意味着所开创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特有的法治社会，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那种法治社会。资本主义法治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畴，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范畴。因此，两者有根本性质的严格区别。并且，科学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远优于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旨在规范实现无阶级、无剥削、共同富裕人类理想的社会秩序。

回顾毛泽东“政治压倒一切”的历史时期，其“老三篇”不能说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闪光。到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老三篇”似乎已被人们遗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初只注意轰轰烈烈而没有注意扎扎实实，仅仅停留于语录式的表面口号化，未把“老三篇”中的先进思想体制化。这种依靠运动性的执政，而不是依靠制度性的执政，显然具有随意性，难以保持社会稳定。

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迎接未来的治党治国的基本原则。以此“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犹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昔日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不稳定、不成熟、不定型的社会形态。它虽比封建社会高半级，却比资本主义社会低半级。一般说来，这种传统社会主义不会倒退到封建社会，可是极容易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如果苏联及其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向前跨一步，就会与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接轨。只可惜他们向前所跨的仅为半步，与现实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接了轨，使自己失去了来之不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改“社”姓“资”。

上世纪出现的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历史功绩在于避免了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接轨。21世纪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历史意义在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有望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光荣、正确、伟大，就是因为它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坚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言而喻，这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政治体制有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经济体制有关，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文教体制有关。政治、经济、文教是任何社会形态的三大支柱，亦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桥梁，据此把“三个代表”思想体制化，使它溶于国家形态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体现在“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和“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中，那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执政过程中也就必然成为最有效的社会调节器，逐渐步入到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一　　元　　二　　元　　三　　元

政　　党 行 使 　立法建议权

表决方案 ── 原始方案

公　　民 行 使 法律表决权

执行方案 —── 执行效果

政　　府 行 使 　依法执行权

　



　　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示意图

“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这是把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政党、公民、政府三大群体合理分工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程序化的结果。这种“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其最大优越性，就是可以克服原型民主集中制在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随意性。也就是说，政党、公民、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在国家事务中分别行使不同性质的建议权、表决权和执行权，并通过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和执行效果四道工作所程序形成的执政信息通道，就能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从而有望从根本上体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社会劳动结构示意图

此社会劳动结构示意图，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价值论所描述的社会劳动结构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无疑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论直接劳动的一系列劳动行为，或是间接劳动的一系列活动行为，均是自然人的体力、智力和意志力的综合付出。因此，其劳动者直接参加劳动成果的分配是理所当然的。像资金、工具、信息等要素，虽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由于自身不是自然人的体力、智力和意志力所构成的综合人力，所以离开了劳动者的劳动是不会创造出任何价值的。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公有私用制，或是私有雇佣制，其所实行的均是物的所有权和人的劳动权相分离的制度。由于这两权的分离，物的所有权者即“老板”，为了使生产资料等要素发挥作用，生产出产品满足社会需要，而不得不雇佣人的劳动权者即“丘二”进行劳动。老板雇人的目的不是尽社会义务，而是占有“丘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显然难以有效调动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其实质就是主张与传统的“两权分离的剥削占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执行一种相反的“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如，在一个企业内，虽有厂长经理和工人等劳动分工，但每一个职工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分不开谁是“老板”，谁是“丘二”，物的所有权与人的劳动权完全合一。对于由市场价格减去成本和税金所形成的剩余价值，根据每一个职工的体力、智力和劳动态度的差异而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既避免了平均主义，又与两极分化相决裂，所出现的实际效果必然是共同富裕。所以，这种“两权合一的劳动占有制”将最有效调动管理者和劳动者，也就是直接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两个积极性的同时出现，因而为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体制性条件，有望从根本上体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终生教育的开放教育制示意图(略)



这“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是由一种以自我教育为轴心的文教制度模式所形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人生中不同年龄段的教育形式。这些教育形式与自我教育融为一体后，就会高标准、高速度、高效益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也就是说，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四大教育系统，虽有界线，但无隔墙，通过大学性质的就业学段的完全开放形式，必然合四为一。其完全开放形式，一是指取消大学的升学考试制度，实行大学毕业的考试制度；二是指改变大学教育的投资方式，通过发放大学毕业学历津贴制形式直接投资给学习者；三是指教育设施市场化，实行有偿服务制度。这种意义的“终身教育的开放教育制”，就会像“永动机”那样，不断地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从而也就有望从根本上体现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可以说，上述三大制度模式就是“三个代表”思想体制化的具体形式。它不仅是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支柱，也是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三大体制性保障。一句话，在内函上要科学兴国，在实践上要制度兴国，才会在中国出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制社会。

“三个代表”体制化之日，就是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新纪元之时。

　　

　　

应用专题

第七篇

关于推进重庆市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大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重庆市政府

据报载，深圳市率先提出行政权力一分为三的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经中央批准后拉开了试点的序幕。

我市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为了配合中央关于全面开发中国西部的需要，特建议积极推进我市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在这里，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1997年主持编撰的邓小平理论学术巨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第2584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形式》一文，以及笔者最近完稿的上、中、下三册约100万字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专著中有关论述，并结合本市市情，现拟出了如图所示的重庆市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供参考。







    一元             二元             　　三元

        表决方案           执行方案





         原始方案        执行效果

重庆市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示意图

此方案，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它具有以下特色：

一、国家权力一分为三

作为传统的国家权力，几千年来均为不可分割，也就不存在制约机制。在这里，将国家权力一分为建议权、表决权、执行权三权后，可为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创造了条件。

二、党、民、政合理分工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存在三大群体。一是政党，二是公民，三是政府。让县委行使立法建议权，县人大行使组织表决权，县政府行使依法执行权。不言而喻，这是根据不同群体的特殊功能所进行的最合理分工。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程序化

党、民、政合理分工后，需要有一种程序使彼此发生联系。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原则，把它程序化为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和执行效果四道工作程序后，就能促使党、民、政成为执政共同体。

四、良性循环机制形成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有两点，一是从群众中来，二是到群众中去。但多年的实践表明，这种原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随意性弊端，所以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上述“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只要按其四大程序行事，就能克服随意性，创造出符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良性循环机制。

五、十六大“三个统一”的有效形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根据“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所特有的良性循环机制，党、民、政按四大程序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地工作，也就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的过程，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政府依法治国的过程。不难判断，这种“三元分工”体制是党的十六大所要求的“三个统一”最有效的形式。

六、传统政治体制的继承和发展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政党、人大、政府“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一旦将人大的“代表”功能转换为“组织”功能，直接组织全社会的成年公民行使表决权，就能形成这种科学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可见，上述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继承和发展。

七、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发扬光大

物质文明的基础是生产力，精神文明的基础是思想道德，而政治文明的基础则是社会制度。也就是说，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课题，就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性事务，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数。在原始社会时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谁说了都不算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所实行的是一种君主制，整个社会只能由君主一人说了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由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间接民主制出现，人类的政治文明便进步到了少数人说了算。我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其历史走向必将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由多数人说了算。在上述“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中，由于全社会性事务由所有公民直接参加表决，必然出现多数人说了算，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这种“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政治文明成果的发扬光大。

八、有利于社会稳定

选择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待成熟后再逐步纵深发展。很明显，这是一种有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必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以上建议仅为笔者个人想法，很不成熟。为此，需要提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机构重庆市社科联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待中央批准后再试行为宜。

此致

敬礼





　　

                                         二OO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八篇

谁来监督省委书记

──2003年10月5日重庆图书馆周末讲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先生，在2003年8月25日、9月15日的两期《新闻周刊》上，连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命题。据报载，中央正在为此高官反腐求解。这个谁来监督省委书记的“谁”，既不是人也不是某级组织，而是由科学的制度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崭新体制，才能有效监督省委书记。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办法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这种体制，叫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集中制”。此体制，笔者在经历25年所写就、分上中下三册、约100万字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学术专著书稿中有详细论述，在1997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主持编撰的邓小平理论学术巨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第2584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形式》一文中也有简述，可供参考。

我国现行的是政党、人大、政府“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这种间接民主制，数十年的实践表明，难以有效监督省委书记。西方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间接民主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保障不了人民当家作主。唯一的思路，就是将“人大”改革为“公民”，让人大的功能转化为组织全体社会公民直接行使法律意义的表决权。于是，在原来政党、人大、政府“三元分工的间接民主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成了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

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一著中论述到：“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这种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的直接民主制，在我国宪法中的提法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说法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可见，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十六大党、人民、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有效形式。

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笔者根据一种无线电接收机原理模拟出来的。遵照这一自然科学原理，需要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建议权、法律表决权、依法执行权。这三权，分别由相应功能的社会三大群体分工行使，即政党行使立法意义的建议权、公民行使法律意义的表决权、政府行使依法意义的执行权。在此分工的基础上，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程序化，成为具有正、负反馈效应的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执行效果四道工作程序，与政党、公民、政府发生联系，便构成了一种崭新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形成全社会的党、民、政有机组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共同体。这种执政共同体应用于监督省委书记，结合各地特点，可具体化为不同省份的地方“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

　　人类社会自出现家庭以来，到当今国内外的一切组织形式，所奉行的均是一种不同程度的“家长制”，即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君主制”的实行，整个国家是国王或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三权分立的间接民主制”的实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彼此制约和平衡，在客观效果上使尖顶变成了平顶，整个社会进步到了少数人说了算。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仍是金字塔权力结构体制。人民的意见不能进入国家决策程序，也就不能成为国家主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到了第五种社会形态，即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政党、公民、政府这“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才可能同传统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彻底决裂，实现列宁关于“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的预言，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关于党、人民、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提出，象征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走向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但有的省委书记受传统权力观念的影响，在自己地盘内精心营造尖顶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成为当地的“土皇帝”，集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政策于一身，谁也不敢对他说一个“不”字。很明显，这种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推行按长官意志行事，阻止人民当家作主，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行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种既优于传统社会主义又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中，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切实保障，就会使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类失去营造地方金字塔权力结构政治体制的空间，也就不会存在任何体制性所带来的腐败问题。

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搞“诸侯政治”，打击报复对他说“不”字的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郭光允同志，郭光允同志就可以按照“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程序，以公民的身份拟出书面的“原始方案”，要求程维高“下课”，罢免省委书记的职务。这原始方案一式四份，一份送省委，一份送省人大，一份送新闻媒体，一份自己留底。如果程维高凭手中的党权阻止省委行使立法建议权，不按党、民、政执政共同体的执政程序按期向省人大递交供全省公民表决的“表决方案”，省人大就可以特事特办，把郭光允同志的“原始方案”作为“表决方案”，公诸于众，择日直接组织全省公民进行表决。在开始过渡阶段，不与全省在册成年户口为准，而以投票总数计，对于50％加1票以上的支持率者，就将所通过的方案自动转化为法律性质的“执行方案”。这执行方案送中央备案认可后，由省政府依法实施，便可解除程维高省委书记的职务，成为普通公民，也就纯洁了党的组织，维护了党、民、政执政共同体。若程维高触及了国家刑法，则由司法部门依法治罪。

这一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执政规律的“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目前还处于学术范畴的探讨状态，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按现行法律程序立法。笔者深信，以胡锦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定会意识到这种政党、公民、政府“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加速其立法进程，有望早日治理好各级“一把手”，走历史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之路。

第九篇

伊拉克人治伊拉克

关于伊拉克重建问题，国际社会各有主张。无论怎样过渡，其最终的重建定位，我认为应当是伊拉克人治理伊拉克。

伊拉克社会与国际社会虽有联系，但不是同一事物。伊拉克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事务，而国际社会则是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国际事务。不言而喻，两者有着根本质的不同，国际社会难以对应处理伊拉克国内事务。这就决定了，国际社会只能尊重伊拉克自理，让伊拉克人治理伊拉克。

同时，伊拉克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伊拉克，在自理的同时还应当对外开放，接受国际社会的有益协助。国际社会也有义务帮助伊拉克全面重建，以让伊拉克与时俱进，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同各兄弟国家一道努力寻求我们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鉴于上述的重建定位认识，其伊拉克人治伊拉克的“人”，有两种含义：一为必须是伊拉克国籍人，二为必须是伊拉克全体公民。不言而喻，这种伊拉克全体公民治理伊拉克，显然无现存模式可套，需要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内的全世界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

这种现代治理体制，要有两大要件。一是要有健全的机构，即出谋划策、决策定板、定板执行三大组织。二是要有正、负反馈效应的良性循环机制，即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执行效果四道工作程序。这两大要件的有机组合起来，可以形成如图所示的伊拉克“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

　　伊拉克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示意图(略)

从示意图可以看出，将伊拉克的国家权力一分为建议权、表决权、执行权三权后，分别由相应功能的伊拉克政党、伊拉克公民、伊拉克政府三大群体分工行使，并通过具有正、负反馈效应的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执行效果四道工作程序使党、民、政形成执政共同体，也就可以实现伊拉克全体公民治理伊拉克的主张。

尤其令人可贵的是，只要党、民、政各单元严格按其被规范的四道工作程序行事，这“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就会出现良性循环发展机制。伊拉克任何成年公民，包括党、政领导等自然人，对于国家事务有什么意愿和设想，都可以用个人或联名的名义拟出书面意见而形成原始方案。伊拉克政党可以实行一党制，也可以实行多党制，并含各宗教团体在内，均统一行使立法意义的建议权。原始方案被伊拉克政党受理后，经过比较、论证和综合探讨出可操作的法律性条款即表决方案。伊拉克公民分散在全国各地，通过专门的网络组织将表决方案和原始方案公诸于众，让全体公民比较后投票，凡达50%加1票以上的支持率，其所通过的表决方案就自动转化为法律意义的执行方案。对于执行方案，伊拉克政府没有任何修改权，只能依法执行。为了更好执行，有时需要作技术性处理。这种技术性处理权，归伊拉克政府。执行方案实践后，其执行效果政府有义务反馈给全体公民。根据执行效果，为了进一步完善，或根据新的需要，公民又可以拟出新的原始方案。新的原始方案的出现，标志伊拉克人治伊拉克进入第二个周期。如此不停蹄运转，就会使伊拉克社会永远处于良性发展状态。

“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制”还有一特殊功能，就是具有自我克服弊端的能力。伊拉克政党所拟的表决方案，如果得不到50%加1票以上的支持率，它就不能进入伊拉克政府的执行环节，只能在政党与公民之间小循环，逐步完善，一直到多数公民支持为止。也就是说，任何错误决策，在还没有被实践以前，就会在三元分工的直接民主机制中自我消化，使伊拉克社会不断进步。　　

　　二OO三年四月二日

第十篇

联  合  国  要  体  改

为了协商调节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国际性事务，经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主权国家发起，于1945年10月24日创建了联合国。

联合国是“世界大同”的雏形，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全球人民寄予厚望。实践表明，联合国还不能有效团结全体会员国，影响其调节潜能的充分发挥。如2003年3月20日，在伊拉克核查危机问题上几个常任理事国发生分歧，美英等国便抛开联合国对伊动武，有失国际公平。

出现这种不公，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联合国来说，则是运行体制不健全。联合国的现行体制，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体制差不多，设置主席、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会员国运作程序，上尖下宽，一项提案一旦在某一级台阶上受阻，就难以发挥处于塔基地位的全体会员国的积极作用。在这种运行体制条件下，少数有实力的会员国抛开联合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也就不可避免。

作为国际事务的协商调节，离不开全体会员国的积极参与。全体会员国，才是联合国真正当家作主的主人。为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联合国进行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怎样改？需要世人共同探讨。笔者认为，实行一种“三元分工的直接会员国制”，就会有利于联合国调节国际事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其示意图如下:(略）

将联合国的协商调节权力一分为建议权、表决权、执行权三权后，分别由相应功能的联合国科学机构、联合国秘书机构、联合国主席机构行使，并通过具有正、负反馈效应的原始方案、表决方案、执行方案、执行效果四道工作程序首尾串接与三大机构发生联系，形成闭合回路，使建议、表决、执行一体，就能有效根除金字塔权力结构难以团结全体会员国的弊端，使全体会员国也就真正成为了联合国当家作主的人。

任何会员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均可递交书面的原始方案。联合国科学机构受理后，经过调查研究，并分析、整理、综合、论证、提炼与升华，拟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专门供表决使用的表决方案。联合国秘书机构受理表决方案后，并将该方案的原始方案同时提交给所有会员国。待考虑成熟后，择日组织全体会员国进行表决，凡达多数支持率者，其所通过的表决方案就自动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执行方案。联合国主席机构对于执行方案无任何修改权，仅仅具有为了更好执行所必须的技术性处理权。执行效果，联合国主席机构有义务反馈给全体会员国，会员国根据新的需要又可以拟出新的原始方案。新的原始方案的出现，标志“三元分工的直接会员国制”进行新一轮运转，就这样使传统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体制得以彻底改革。

这种新的运行体制，有一特殊功能，那就是随着“三元分工的直接会员国制”不断运行，就会不断接近真理。如某一会员国的原始方案有不妥之处，经过专门的联合国科学机构研究后，其所拟的表决方案无疑比原始方案成熟。经全体会员国深思熟虑表决后，达到多数支持率所形成的执行方案，必然要比表决方案更为科学。待联合国主席机构执行后，根据执行效果所拟出的新的原始方案，就意味着经过实践检验后还有机会进一步完善，实现与时俱进。可见，“三元分工的直接会员国制”的运作过程，就是日益接近真理的过程。若某一原始方案未获联合国表决通过，其提案就只能限制在原始方案与表决方案范围内反复协商，一直到成熟时为止。这也就可以避免不成熟的提案进入联合国主席机构的执行环节而出现恶果。这种自我克服弊端的机制，必将使联合国良性运行，我们的人类社会有望永远进步而不倒退。  





              二OO三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