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奥密克戎让世界慢慢体会到中国做法是对的

　　雾霾笼罩的北京，阴沉沉的，站在十八楼的病房窗前，透过玻璃俯瞰下面，已是白茫茫的一片。2013年1月的北京，已经有25天在这样的空气中度过。
　　“不知道怎么的，我得了肺癌。”
　　49岁的琴妈，面黄消瘦，躺在北京望京医院的病床上，说话的声音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清。女儿彤彤坐在病床旁，紧紧抓住妈妈的手，眼睛直直地盯着吊瓶里缓缓下滴的药水。

U6795P1T1D26577145F21DT2013031914583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3-3-20 08:11

文件大小: 15.98 KB

下载次数: 28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2013年1月16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雾霾覆盖。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呼吸好空气越来越依赖于刮风与否。图／CFP 李锋 摄
　　病房里熙熙攘攘，探望病人的亲友络绎不绝，只有琴妈的床位是安静的。她的床边没有鲜花也没有果篮，只有一个饭盒和一碗冰糖梨水。
　　巡视的护士将半掩的窗帘拉开。可是，没有阳光。
　　雾霾笼罩的北京，阴沉沉的，站在十八楼的病房窗前，透过玻璃俯瞰下面，已是白茫茫的一片。2013年1月的北京，已经有25天在这样的空气中度过。
　　撑起眼皮看了窗外一眼，琴妈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从天而降的癌
　　琴妈本来就是个普通的北京人，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每天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家、单位、菜市场和超市。
　　她住得离单位很近，步行只需要十分钟。她在收发室工作，负责派发报纸、文件等简单工作。每天中午休息时，她都会到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些当天新鲜的蔬菜，回家做饭吃，基本不在外用餐。
　　“我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没有太高的学历，没有很高的情商，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普通家庭主妇一个。”女儿彤彤说。琴妈也没什么特别爱好，最大的爱好就是逛超市，她可以骑着自行车一天跑三四家超市买不同的东西。
　　每天吃完晚饭，只要不下雨下雪，她都会下楼散会儿步，锻炼身体，这个习惯她坚持了将近十年。这十年，也是北京肺癌患者快速增长的十年。
　　从2011年开始，全国多家媒体轮番报道空气污染的新闻，北京空气污染指数位居全国前茅，首都慢慢变成了雾都。越来越多的天数，空气污染严重超标，可那时候无论PM2.5还是空气污染指数，都还没有纳入法定播报的标准。琴妈出门散步，也从来不关心空气好不好。
　　琴妈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平时在家都是看看电视剧什么的，很少会去关注新闻。出去遛弯儿的时候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的措施，没有人晚上出门还戴个口罩。”
　　从2012年开始，琴妈时常感觉胸部有些刺痛，喘不上气来，但也没放在心上。2012年3月初的一天，琴妈正在收发室派发报纸，突然感觉胸闷，呼吸困难，仿佛一个重物压在背后。这种感觉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后，彤彤看到妈妈身体不适，便带她到家附近的医院看病。此时她的血压已经跳到了110、180。夜里十点多，医院的门诊已经下班，琴妈没法做全面的检查，只能先控制住血压。
　　第二天，彤彤带着琴妈到医院拍了胸部的CT，医生诊断胸腔有大量积液，左右肺都有，必须立刻做肺部穿刺抽除胸腔积液。医生要求琴妈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排查病症。
　　三四月份的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就诊医院的病房早已人满为患，根本排不到床位。几经周转，琴妈最终托关系，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住院后，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对琴妈做了一遍详细的检查，最终在琴妈的胸腔积液中找到了癌细胞。趁琴妈上厕所的时间，医生告诉了彤彤确诊的结果──腺癌，而且是晚期。癌细胞已经由肺部扩散到胸膜壁。

“跑不掉”的一个
　　彤彤傻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妈妈会得肺癌。她知道的得肺癌的最重要的致病原因是抽烟，但琴妈从来不抽烟，而且她所患的腺癌也是与吸烟关系最小的一种肺癌。
　　琴妈的主治医师王芳，是北京望京医院肿瘤科的专家。对于琴妈为什么患上癌症，她解释说：“病人没有吸烟史，也没有二手烟环境。没有不良生活嗜好，也没有遗传史。引发肺癌的因素有很多，虽不能明确断定病人得病的具体病因，但空气污染与病人的病因是有重大关系的。”
　　王芳认为，“癌症的成因源于基因的缺陷，从中医的角度，叫做内气虚弱。一些潜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内虚、心肺功能较弱，吸入有污染的空气，长期处于空气的刺激，肯定是要发病。这种空气的刺激也有可能转化为癌变，琴妈就属于这类患者，从一个癌细胞长成肿瘤，可能需要5-10年，在这5-10年内环境发生改变的同时，长期吸入有害气体，最终导致癌变。所以空气污染可以说是她致癌的催化剂。”
　　大夫王芳常常建议病情稳定的患者，到郊区或者到外地的亲戚朋友家长期居住。避免在北京呼吸污染严重的空气。这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期，对他们的病情有很大帮助。她有两个同事，也患有肺癌。病情发现时已是晚期，当病情得到控制后，她们迅速逃离了北京城区，在郊区顺义租了一个农家院生活，至今情况依然非常稳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经说过：“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60%，雾霾天气对呼吸系统有重要影响，因为大气污染跟整个环境，跟外环境、内环境都是相关的，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要是灰霾从25个微克增加到200个微克，日均的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这个比非典可怕的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
　　琴妈就是这“跑不掉”中的一个。

善意的隐瞒
　　24岁的彤彤决定不告诉妈妈真相，在被告知母亲患癌后。彤彤自己在走廊里哭了好久，擦干了眼泪，转身回到病房，笑着对妈妈说：“妈，医生刚才跟我说了，您得的是肺结核，不用担心，只要咱们配合治疗，好治。”
　　彤彤去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她12岁那年，父亲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怕孩子没法接受失去父亲的噩耗，琴妈最初没有告诉女儿实情。
　　时隔12年，噩耗再次降临了这个家庭，这次选择隐瞒的，却是女儿。“小的时候是她瞒着我，现在却是我瞒着她。”
　　两种治疗方案摆在彤彤面前，一种是接受化学治疗，另一种是使用进口的靶向药物。化学治疗可以利用化学药物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但同时也会将正常细胞和免疫细胞一同杀灭。靶向药物是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它通过与癌症发生、肿瘤生长所必须的特定分子靶点的作用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虽然父亲去世得早，但是彤彤从小都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这是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做重大决定，这次决定却关系到母亲的性命。彤彤很无助。她没人商量，也找不到人商量。
　　那晚，彤彤想了整整一个晚上。考虑到化学治疗会加重母亲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她决定选择保守疗法，使用靶向药物。
　　医生告诉彤彤，琴妈可以在家服用靶向药物，不需要住院。如果情况恶化，再回医院接受治疗。2012年3月底，彤彤为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
　　从海军总医院出院后，彤彤一直在家里陪伴母亲。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琴妈心情不错，她相信自己很快会恢复健康。彤彤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她把治疗癌症的药一粒一粒地装到别的药瓶中，琴妈每天服用靶向药物，病情也渐渐好转。近半年，琴妈的状况很好，依然可以去超市买菜、做饭，有时还会下楼散散步，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常态。与以往不同的是，琴妈每次出门都会戴上口罩。
　　出院时，医生嘱咐琴妈，现在空气污染严重，出门要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呼吸新鲜空气。彤彤也在家中添置了空气净化器。琴妈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空气质量和有关空气污染方面的新闻。“大气污染政府都改变不了，我们更改变不了。我能做的就是怎么让我妈舒服一点儿，室外空气不好，我们只能减少出门儿呗。”
　　好景不长，从2012年11月开始，琴妈的病情逐渐恶化，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她感觉背部刺痛，浑身乏力，心情烦躁，吃饭也没有胃口。琴妈开始怀疑自己的病症，她经常会问彤彤，自己得的到底是不是肺结核？彤彤总会安慰妈妈，说她思想负担太重，治病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到了12月底，琴妈平时服用的药物已经控制不了病情的蔓延。一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她就会剧烈咳嗽，咳出的痰甚至带着血丝。她疼得吃不下饭，只能吃一些流食。
　　普通的止疼药，已经缓解不了琴妈的痛苦。12月底的一天，彤彤去医院为妈妈取回了医用止疼药。路上，她一直心慌，总感觉要发生什么。回到家，琴妈瘫坐在沙发上，头发凌乱，疼得汗水湿透了衣襟，彤彤立刻倒了一杯热水，给妈妈服药。琴妈上气不接下气，强撑起手臂，一下把彤彤手中的杯子推翻，“你告诉我，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女儿实在无法隐瞒，含着眼泪说了一声：“肺癌。”
　　琴妈“哇”地一声，哭了。
　　琴妈几次都想放弃治疗，她觉得癌症晚期已是不治之症，再做努力也是徒劳。但最终在彤彤的劝说下，她重新住进了望京医院。
　　一月北京的天气雾霾居多，琴妈的身体因为天气的变化反应格外敏感，空气不好时，她会咳嗽，呼吸困难，肢体酸痛的难以忍受。现在，她必须每天都服用止疼药。
　　靶向药物在服用后一到两年会失去控制病情的效果。琴妈身体的免疫力差，所以病情恶化迅速。
　　住院后，望京医院的专家对琴妈的病症进行了会诊，检查后发现，琴妈体内的癌细胞已经侵蚀淋巴，淋巴结上长了一个大疙瘩。专家们决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做最后一搏。注射入体内的西药主要控制并杀死癌细胞，中药则为琴妈扩气道化痰，补血补气，提高免疫力。现在的她，每天需要输五六个小时的液，骨瘦如柴的手背已经遍布针眼。

太晚关心的问题
　　琴妈接受癌症治疗，需要支付巨大的医疗费用。不算住院费，仅药物一个月就要1万多元。之前在家休养期间服用的靶向药物，购买7片需要4600元，每天服用一片，全算下来，一个月就要花费将近20000元。大多抗癌药物都没有入医保，只能自费。家里的经济状况如履薄冰。琴妈现在已经丧失工作的能力，彤彤刚刚毕业没有工作，只能花家里仅有的存款为母亲治病，而这点儿存款在巨额的医疗费用面前，实在杯水车薪。
　　彤彤希望自己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生，下班逛街然后回家吃妈妈做的饭。这普通的幸福生活，已经成为泡影。“我必须坚强，哭丧着脸过一天也是一天，快乐地过一天也是一天，就让我妈高兴一点，花多少钱也是值当的，只要她好就行了。”
　　琴妈在医院里经常胡思乱想，她对女儿说：“闺女，你爸走得早，你从小命苦，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妈又得了这个病，妈拖累你了。”
　　“妈，我还年轻，我也没结婚，也没孩子，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老妈。只要你好，我就好。前几十年你养我，后几十年我养你。”
　　这样的对话，母女俩不知进行了多少次。
　　为了照顾母亲方便，彤彤借宿在医院附近的亲戚家，每天早上7点她准时到医院陪着母亲治病，一直到晚上9点才离开。这一早一晚刚好是空气质量最差的时段。每次出门，看着雾蒙蒙的天气，她都会戴上口罩。
　　医生也会提醒她们，“现在外面的空气质量很差，尽量不要出门，也不要开窗通风。多吸吸氧，缓解肺部的压力。”
　　有时候，有的病人病情稳定要出院，医生也会看看空气，让病人在空气好些的时候再走出医院。
　　彤彤也开始关心空气问题，她后悔关心得太晚了。“当初针对空气的问题，我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听新闻上说可吸入颗粒物多少多少多少，请市民注意。但是天气很晴朗，看不到，也摸不着。所以就没注意。现在我眼睛实实地看到，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说实话，后悔当初没让我妈早点儿注意。”
　　“虽然新闻天天报，但是政府不作为，不出台相应的政策，不加强监管力度，一切都做无用功。一个人再加强环保意识，他的力量也是微乎其微，更何况有环保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我妈得了这个病，我能认识到空气的严重，但是那些没有得病的人能认识到污染的重要性吗？PM2.5，普通的口罩没法过滤，只能买专业的口罩。现在是PM2.5，将来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以后我们总不把生化口罩都戴上吧。”
　　2013年的春节，彤彤向医生申请，想回家过年。年味儿在医院的病床上感受不到，她希望妈妈能在家过一个春节。医生观察了琴妈几天，批准了她的请求。
　　大年初二，电视上依旧还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亲戚们在家里团聚。琴妈戴着氧气罩，坐在床上看窗外绚丽的烟花，火 药燃烧的烟雾和空气中的迷雾混在一起，琴妈的眉头皱了一下。
　　“唉，明天又是雾霾。”

　　“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我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钟南山  1484877867.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3-3-6 23:48

文件大小: 25.56 KB

下载次数: 49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记者：黎广（发自广州）

　　钟南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愿意与媒体沟通的学者，一方面是因为他愿意讲真话，另一方面是他几乎没有任何架子。但在SARS十周年之际，对这位当年抗非典的代表人物的采访却费了一番周折。钟南山的助手一直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钟最近在做两会的提案，太忙了。
　　尽管没有透露提案的内容，但根据钟南山此前发布的信息推测，他的提案很可能与灰霾有关。今年1月底，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钟南山说，“灰霾比非典更可怕”。
　　2月22日，钟南山在广州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的接待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当年我也得了肺炎，但一直没跟人讲”
　　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你是什么时候接收到第一个SARS患者的？广东省当时做出了什么应对？
　　钟南山：我记得接到第一起病例是在2002年12月21日，但向卫生防疫部门通报是2003年1月末。当时广东中山爆发了疫情，但是我们首先是考虑到衣原体、细菌等方面导致非典爆发的因素，依照对这些致病因素展开治疗，但没有效果。因此就考虑到了病毒，这令我们马上将情况上报。
　　2003年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防治领导小组及三个专业小组：医疗专家指导小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病原学检测指导小组。流行病学的调查从此开始启动。
　　中国新闻周刊：最初，我们将这种疾病称为非典型性肺炎，此后被命名为SARS，两种命名方式，对应对这一疾病有什么作用？
　　钟南山：被命名为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确立的，意即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但做出SARS命名时，我们还没有发现病源，只是提到这个病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综合症，呼吁大家警惕。这种命名方式对大家认识这个问题有帮助。
　　而非典型性肺炎只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很多原因都会引发非典型的肺炎，所以SARS的说法会更有针对性。
　　这些年来，在武汉和香港的蝙蝠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尽管也有一种说法是人一直有SARS病毒的抗体。但SARS真正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你曾消失了近一周时间。
　　钟南山：我那个时候也生病了，原因是我连续工作了38小时，太累了，之后就发烧，左胸痛。后来去照片子，发现是左上肺炎，但当时我并没有去检测，后来也没有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因为依据经验，我当时感觉只是肺炎，不是SARS。因为我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时也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就用一般的抗生素治疗了五天。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护士、我的保姆和我爱人知道。
　　那时候就在家里输液，为了输液我在家走廊的门框上还钉了一个子，到现在还没拔下来，我爱人说就当是一个纪念好了。
　　后来再去复查，左上肺的肺炎已经消了。一直没跟人讲，大家都以为我出差了。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如果我说我得了非典，影响会不大好。一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得了非典，不过我自己也不想搞清楚，因为那是个特定时期，因为不适合公开。

“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中国新闻周刊：SARS给我们带来什么警示？
　　钟南山：SARS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重视民间的传染性疾病会给国家造成不稳定以及经济损失。SARS的爆发，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重视程度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所以在2009年，从墨西哥传染到内地的那次猪流感事件来看，中国采取了外堵疏漏、内防扩散的方针，很快就做好了隔离和监测，并且及时找到了病源，在5个月内就研制出了疫苗，让一亿人进行了注射。中国在那次事件的应对做得很漂亮。
　　中国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时，按道理是比较优越的。但在这个体制下，如果对类似事件不够重视，或者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来处理的话，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SARS以后，我们在国内设置了200个SARS的监测点和医院，所以应对突发疾病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是，越是基层的网络，作用反而不够强，比如及时的申报。
　　（2009年）甲流在流行阶段时，全国公开数据显示只有50死亡，但因为我在全国有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交流发现，死亡数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当时有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数字。我记得，那天下午卫生部就作出了回应，说如果发现新的死亡案例，他们一定会公开。几天以后，这个数字大大增加了，各地都在上报。
　　但我接触的一些省份的卫生部门官员跟我说，相关单位的上级就要求他们，不要把数据统计得那么清楚，不要在这方面走在前头。我想，他们的观念和意识没有转变，顾虑还是比较多。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疾病，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钟南山：协作，学术界的协作。目前，有意无意的，特别是大单位，总是希望首先发现什么东西放在自己的单位上。但实际上一些大的项目，是需要大家协作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十年前抗击SARS一役，你有什么遗憾吗？
　　钟南山：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5·12大地震的时候，白衣天使也是大家对医务人员的称呼，但过了没多久又是白衣老虎。
　　穷其原因，就是医疗体制的公益性差。政府的公共卫生投资少，造成了医疗的市场化问题。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和三甲医院，98%到99%都是需要依靠自己的收入来存活，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操作。
　　体制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医疗的投入过低。今年2月初，我问陈竺部长，我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5.5%，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阿富汗，古巴都比我们高。
　　现在很多人提议医药分家，杜绝从检查费用获取提成等等。这些办法都对，但是医院的资金缺口从哪里来补？
　　此外，在医改政策中，三甲医院的发展方向只有三条：第一，主要解决疑难病少见病；第二，做研究工作，把关口前移，使得那些疾病早发现早诊；第三，培训，让基层都能解决常见病多发病。但是这三条做得越好，医院的病人就会越少，那医护人员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所以也是不可行的。
　　目前的各种改革和监管方案，其实大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这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体制造成了我的遗憾。

在咒骂我这个恶毒的标语之前，请先往下看。
　　这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
　　受人尊敬的钟南山院士前几天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人抢了，报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批示要求‘尽快破案’”，“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组长直接由该分局局长李杰才承担，广州市公安局有两位副局长亲临指导”，不但在10天之内把钟院士的电脑完璧归赵，而且“越秀警方意外查获了被抢手机83部、手提电脑28部，据说已经有部分找到了事主。”（据南方周末http://news.sina_com_cn/c/2006-06-22/095710223322.shtml）。
　　就这样，钟院士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飞车抢劫，笔记本失而复得，损失不算太大；而这对一次抢劫的侦破，却惠及了一百多位同样被抢的普通人。如果不是钟院士丢了笔记本，他们的失物怕是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毕竟，在广州这个治安全国有名差的城市，能够惊动省委书记批示，区公安局长挂帅侦破的案子不多，而钟院士正是这样一个能够惊动天庭的人。
　　大胆设想，如果钟院士每10天被抢一次笔记本，那广州的飞车党也许会在不久之后消失。也许这不是幻想。
　　就在今年四月，我的母亲在广州遭遇了一次更大的不幸。她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后头部重伤，至今昏迷不醒。肇事司机在把我母亲送到医院之后溜走，但医院监控录像录下了他的相貌。相对于许多无头案来说，这一起交通逃匿案中肇事司机留下的线索不算太少，但两个月过去了，警方在询问过几个目击证人，进行了程序上的调查之后，已经宣布结案。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为我母亲疗伤已经支付了十万余元。
　　我相信这世上没有破不了的案。我相信钟院士被抢的时候也不记得那个抢劫者的外貌和摩托车牌，但因为是院士，因为是名人，他可以得到省委书记的批示，可以得到警方不惜成本的支持。我相信钟院士本人并没有要求动用这么庞大的社会资源，只不过我们的地方政府习惯了向赢者献媚，习惯了制造政绩，习惯了区别对待公民。
　　所以看到钟院士电脑找回的新闻，我衷心的希望钟院士能够遭遇一次交通事故逃匿案。也许比起向媒体求助，上网征求目击者，比起我这个普通人一切绝望的自救，钟院士的一场车祸，会让一切变得简单。

家庭成员
　　在普通人眼里，钟南山很神秘，他的家庭堪称广东知名的体育和医学双重世家，但也和普通大众一样，有着平凡的幸福。钟南山认为每个家庭都有个纽带、润滑剂，在他的家庭里充当这个角色的是体育运动。一家人都是篮球迷。钟南山的妻子李少芬是首届中国女篮的主力队员，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如今是医生，是医院篮球队主力。女儿曾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获得过世界短池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女婿是个美国人，在广州工作，也是个篮球迷。

人物轶事
　　1956年，正读大学三年级的钟南山因体育成绩突出，作为北医大（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院）的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他在运动会中摘取了400米跑的桂冠。时至今日，北医大还有几项由钟南山创下的运动纪录无人能破。1958年，钟南山被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准备参加第一届全运会。1959年9月，在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像是一匹所向披靡的骏马，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四百米栏的全国纪录。

　　1997年，钟南山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连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钟南山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钟南山先后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现任中华医学会顾问、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市科协主席、广东省科协副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会成员等职。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和广东、广州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科研成就
　　1. 研究领域
　　钟南山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疑难病、少见病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并首次证实了隐匿型哮喘的存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所对慢性不明原因咳嗽诊断成功率达85%，重症监护室抢救成功率达91%。

　　2. 承担项目&成果奖励
　　截至2010年9月，钟南山取得中国国家、省市各级科研成果20余项，2005年获中国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获年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得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科技进步个人特等奖。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奖。
　　1980年，《GD微型最高呼气流速仪》项目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2年，《转基因因子研究》项目获广州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1994年，《哮喘及气道高反应性》项目获中国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2008年，《应用siRNA策略研制预防和治疗SARS疾病特效药动物实验》项目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008年，《慢性咳嗽的病因诊断程序、发病机制及其治疗研究》项目获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SARS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及相关研究》项目获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9年，《创建防治结合型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推动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项目获中国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 论文著作
　　截至2010年9月，钟南山在中国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国外发表论文被SCI引用81次，主编了《英中日图解医学辞典》《Asthma》《现代呼吸病进展》《解读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预防与对策》《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人才培养
　　截至2003年7月，钟南山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十名，其中包括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陈荣昌教授和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榆林一院李莉博士。钟南山从教数十年，是一位桃李满天下、锐意创新的教学名师。2010年，为了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更多拔尖人才，钟南山亲自参与挑选和面试，从广州医学院2010级416名临床医学专业新生中选拔32名成立“南山班”，并亲自担任班主任。“南山班”一改传统医学院校大班授课、临床实践不足的落后教学模式，实行小班教学，鼓励动手实践，增加师生互动，培养学生国际视野。钟南山在开班仪式上说：“希望我班上的学生从一年级起就能亲身接触病人，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英语流利、却去国外实验室做高级打工仔的人，而是创新型的中国医学实用人才。”

荣誉表彰
　　1984年，钟南山被授予中国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90年，钟南山被评为中国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1992年，钟南山获中国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称号。
　　1995年，钟南山被评为中国全国先进工作者（即全国劳模）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7年1月15日，钟南山被中共广州市委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2003年，钟南山再次被评为中国全国先进工作者（即全国劳模）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3年，钟南山荣获“中国医学基金会华源医德风范奖”。
　　2003年6月19日，钟南山因在抗非战斗的卓越表现，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一项特等功。
　　2003年，钟南山被广州市授予“抗非英雄”荣誉称号。
　　2004年4月8日，钟南山被授予中国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2010年12月6日，钟南山被评为中国“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6年6月1日，钟南山荣膺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1953年，就读于广东实验中学。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并留校任教。
　　1960年7月至1971年8月，担任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放射医学教研组助教。
　　1971年9月至1974年4月，担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1974年4月至1978年8月，担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1978年9月至1982年12月，担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讲师。
　　1979年10日起，担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79年至1981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
　　1983年1月至1986年12月，担任广州医学院副教授（于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
　　1986年12月1995年，担任广州医学院呼吸内科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7年12月至1992年10月，担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1992年5月至2002年12月，钟南山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1995年8月，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年6月，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副主任。
　　2003年，“非典”爆发，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0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十大人物之一。
　　2005年4月13日，当选中华医学会第23届会长。
　　2007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7年10月，担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9年7月，担任贵州医科大学名誉院长。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0年，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2年3月5日，钟南山建议在全国展开PM2.5监测，防治则可先行在重点区域进行，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对优化产业结构汽车尾气治理和优化能源结构作出硬性制约。
　　2014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2016年3月27日，钟南山参加中国首界流感高峰论坛并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