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不能以散户心态看待某一年的收益率下降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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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伟社保改革纲领避免高福利陷阱

⊙记者：祝嫣然

　　楼继伟
　　[ 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
　　卸任财政部长后，楼继伟已履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业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不过，截至发稿时，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方网站上并未更新，目前该理事会理事长仍显示为2013年上任的谢旭人。
　　10日上午，财政部机关召开了司局级以上干部会议，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和新任部长肖捷完成了工作交接。随后，楼继伟正式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报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此前四任理事长中，除了戴相龙，其余三位（刘仲藜、项怀诚、谢旭人）均曾任财政部长。
　　担任财政部长三年多，楼继伟多次以公开演讲、撰文的形式表达对社保制度改革的诸多看法，回应舆论关切。他将为社保基金理事会带来的，是一套卓有见地的社保改革体系，而其中的部分措施，正在变为现实。
　　这位学者型官员的“梦想”之一，是全力抓好养老和医疗两大重点，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楼继伟在其新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避免陷入“高福利陷阱”
　　去年3月，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表示，社会保险是保险属性，而非普遍认为的公共财政属性。养老保险的这一属性，也决定了其缺口的补齐，不能完全留给公共财政。要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保缺口，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就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
　　2014年底，楼继伟在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自1998年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积累式的个人账户是主流，自2000年从东北开始试点做实，遇到了很大阻力。做实的阻力在于代际成本无法化解，道德风险无法控制。楼继伟强调，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不能再等，要快”，财政部会对社保改革进行担当。
　　上任财政部长不久，楼继伟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不太倾向把外汇储备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资金。外汇储备资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一方作为资产，同时对应的负债是有成本的。他同时表示，社会保险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约束，给多少钱也会吃光。
　　楼继伟多次公开表示，在社保制度改革过程中，首先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楼继伟在《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文中指出，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楼继伟在文章中称，“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日趋健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保障人群持续增加，保障水平也明显提高；但必须看到，“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楼继伟所说的风险隐患是指“社会保险制度没有体现精算平衡的原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他认为，政府、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不合理，收入保障和提供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职责过度向政府集中，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运行机制比较僵化。
　　因此，楼继伟认为，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要按照精算平衡的原则，对现有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估，坚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科学合理设定制度参数、待遇计发办法，促进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实现制度长期稳定运行。
　　楼继伟还表示，要按照“全覆盖”的要求，扫除参保的“盲点”和“死角”。通过优化整合制度、加强政策衔接、提高统筹层次，有效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问题。逐步弱化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社保政策和待遇水平差异，进一步体现公平性。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
　　楼继伟认为，养老和医疗是社保制度改革的两大重点。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下一步的重点任务是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丰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来源渠道，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此外，他还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鼓励职工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推动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以职工和居民收入为基础合理确定基本养老金水平，建立综合考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等主要因素的正常调整机制。
　　关于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楼继伟认为，应健全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和报销比例调整机制，合理强化医保个人缴费责任，增强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推进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等复合付费方式，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快速增长。积极鼓励发展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投保的商业健康保险，完善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
　　自2013年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长起，财政性拨入社保基金的金额逐年增加。其中2013年财政性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554.32亿元。2014年，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和股份552.64亿元。2015年，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和股份706.40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负责运营全国社保基金的独立法人机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于2000年8月设立，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
　　截至2015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达1.91万亿元，基金权益合计1.80万亿元。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1.5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6%；此外，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管理的8个试点省（区、市）做实个人账户资金共有1149.25亿元；还有广东省和山东省委托资金1732.88亿元。201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总额共计2287.04亿元，收益率达到15.14%。

源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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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长楼继伟的44个月：我不是技术官员，是宏观经济管理者
　　杜涛
　　就这样，楼继伟卸任了任职不到4年的财政部部长职位，离开他工作了接近13年的财政部。
　　2016年11月10日上午，财政部机关礼堂，楼继伟坐在前来宣布任命的中组部副部长的左边，右边是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现场坐着的是财政部各个司的司长、各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当楼继伟短暂的讲话完毕，下面响起了长久的掌声。
　　三天前，11月7日下午，刚刚回国的楼继伟在财政部的南楼六层主持召开了财政部内控委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财政部副部长、部长助理，财政部各司的司长。
　　就在7日的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是中国的第十一任财政部长。2014年10月30日，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成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兼任内控委主任。
　　这只是楼继伟任职财政部部长44个月中的改革之一。从2013年3月到2016年11月，一共44个月，楼继伟主导了这一轮的财税改革，建立了财税改革的整体框架──从2014年出台的十项改革措施到之后的税制改革以及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
　　在这轮改革中，楼继伟用“43号文”给无限膨胀的地方债务套上了缰绳，用“45号文”来使预算适应现代财政制度的发展，用“62号文”来清理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市场公平，楼继伟的这一系列财税改革，是让财政努力站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让财税改革能够带动中国这一轮的制度改革。
　　在44个月内，从上任部长的精细化管理到现在的大国财政，楼继伟带给财政部的不仅仅是各种改革，更是将财政安放到了该有的地位和位置，重塑财政。
　　不到4年，不是一个完整的任期，但是楼继伟已经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有形的财税改革框架，无论是预算改革还是税制改革，又或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他一直在做的是将财政摆脱技术官员的身份，回归到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角色。一位财政部官员表示，这四年，楼继伟延续了当初9年副部长的一贯理念，当年分税制改革、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改革楼继伟全程参与。

合适的人
　　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12月，浙江义乌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之前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楼继伟于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全程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其后楼继伟出任贵州省副省长三年，切身感受到1994年改革的成效，以及继续改革的艰巨。1998年至2007年转到财政部工作9年，继续推进改革。
　　在此之前召开的十八大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财政改革的位置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
　　而在楼继伟接任财政部部长之前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楼继伟提出财政处于结构调整和福利最大化承接点的位置，财政体制改革处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向文明社会过渡承接点的位置。
　　2013年3月，楼继伟担任中国第十一任财政部长。刚刚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几个月后召开了他进入财政部的第一次大会。
　　在会上，楼继伟认为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很多难题。首先，财政干部职工日常工作大量陷入事务性工作，无暇主动抓大事，谋长远，一些重大问题迟迟不能破解，导致财政职能弱化，地位下降。其次，财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尽完善，一些政策只注重当前问题而忽略了长远发展，给经济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单项政策间缺乏有效衔接，部分政策甚至出现效应互抵的现象，造成资金使用率低下。还有就是财政部内部政策研究力量分散，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在重大政策的研究不够、水平不高，难以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过程中掌握话语权，与财政部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身份地位不符。
　　对于当时中国的财政现状，楼继伟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财政收入形势严峻，赤字率不断攀升，财政可持续性堪忧。另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专项转移支付繁琐且规模过大，不利于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还款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就是财政支出刚性强，而且结构僵化，支出政策设计不尽合理，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2013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1.2万亿元，赤字率为2.1%。但是在当年前五个月的中央财政收入同期增长仅为0.1%。当时，楼继伟就判断，2014年～2017年的财政收支面临的困难就是：收入降速而支出增长，赤字率可能会达到3%。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方案中提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到了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楼继伟2014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横在楼继伟面前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分税制虽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部分问题，但对政府事权的划分没做多少考虑，主要是财权方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这一轮财税改革，是国家治理改革，目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在改，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保所面临的风险在政府、企业、个人家庭之间如何均衡分担的问题。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占比越来越高，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在民生方面担当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带来刚性支出的问题，反过来影响财政。
　　更大的问题是将要操刀财税改革的部门──财政部的一系列问题，楼继伟认为当时的财政部一些司局的分工不尽合理，存在职责交叉、多头管理或推诿扯皮的现象，工作合力不足。财政部内部部门信息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有一些干部上升交流的问题。

改革
　　从2014年6月至2016年11月，两年半时间，楼继伟操刀了这一轮的中国财税改革。
　　在2014年开始，国务院与财税部门连续发出了十份关于财税改革的文件，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清理税收优惠、推广PPP模式，剑指改革之前旧的发展方式。
　　通过加强债务管理、让政府债务更加透明化，通过预算约束，通过推广PPP，楼继伟希望通过一整套的财税改革体系，让中国努力向建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经济靠拢，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方式。
　　楼继伟对财政部内部操起了手术刀，这也是财政部自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职能和干部调整。
　　2014年9月，财政部一次性公布了大量司局长职位的调整，同时还对财政部的内部业务机构、职能进行了调整，总计涉及14个司局。其中新成立政策研究室、资产管理司、国际关系合作司、国际财金合作司四个司局。此外，预算司、税政司等核心司局的职能得到加强，分管权限也得到扩充。
　　从2014年9月开始到楼继伟离开财政部，人员的调整一直在继续，财政部所有的司局位置已经全部换过一次。
　　楼继伟没有将眼光局限于财政之中，如同在他的书中所言，财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所以楼继伟并没有站在财政去看财税改革，经常看到楼继伟在谈论其他的改革，比如职工保护、社保改革、户籍改革等。
　　2015年4月24日，身为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回母校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然而全文很快被网络改为“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四处传播，各方更是争相解读，以窥探这位掌控中国政府“钱袋”的高官，内心真实的想法。
　　在这次演讲中，楼继伟对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前景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悲观的判断，他觉得两者是“五五开”。支持者赞许他揭示了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反对者则认为，他身为高官，不应随意发表悲观言论。
　　其实这些内容早在2015年的中国财政学会会议中讲过，2015年4月，在被当选为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时，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因此，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而这种介入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在这场会议中，楼继伟还表达过财政收入增速应该略超过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2014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略超过GDP的增速，“但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况下实现的”；而且，导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在2015年还将持续。
　　就在楼继伟离开财政部的前一天，2016年的11月9日，财政部新成立了文化司，将教科文司改名科教司，并且税征司内的流转税处改名增值税处，所得税处改为企业所得税处和个人所得税处。
　　这些改革的背后，是财政体系这四年改革思路的继续，营改增的完成，个人所得税改革重要性的凸显。

遗憾
　　楼继伟在这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税制改革只有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还没有出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变成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2016年将会选取几个试点进行。
　　一位财政官员认为，楼继伟于公推进了很多打基础利长远的改革，提升财政的地位和话语权，财政开始深度参与到各个领域的改革，楼继伟关注财政系统年轻干部成长。
　　楼继伟对于自己或许有一份总结，在2016年11月4日的“财政与国家治理暨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表述，以改进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相继推动出台了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曾是楼继伟在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制定的三项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税制改革重要内容，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之一。其他两项改革则分别是预算改革和央地财政关系改革。
　　在这个大背景下，时间相当紧迫。于是，“62号文”早在2014年年底紧锣密鼓地出台了，这份文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核心内容是清理各地没有法规依据的税收优惠，制定各种税收优惠的退出期限。
　　然而，究竟哪些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以及由谁来认定这些政策的性质，成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和财政部当然都希望由自己来认定，结果可想而知。在很多财税人士看来，当时对于62号文，有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2015年4月，“62号文”被口头通知暂停执行了。接下来，便是“25号文”的出台，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于2015年5月11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差别，新文件已经悄然抹去了“清理”二字。在敏感的政商两界看来，这意味着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放缓了。
　　楼继伟曾在财政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释，“25号文”出台是出于稳增长的需要，也是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妥协，另外，清理税收优惠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信用问题。
　　一位财政官员对于楼继伟更多的是惋惜、可惜，在GDP的大棒下，楼继伟的很多想法都没有得到落实，楼继伟有着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有着对中国改革的一整套思考。供给侧改革要有效果，财政要担当大量才能物有所值。但是楼继伟在具体落实抓的不够，部门协调、内部政策协同需要完善。
　　如同2015年在清华的演讲中，楼继伟提出的众多解决方案和路径，诸如释放农业人口、户籍改革、城镇化以及社保改革等，很少直接关乎财政。他认为财政应该更多的去参与各项改革，而不是闭门造车，要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地位相匹配，而不是去简单的分配资金。
　　他离开了这个工作了13年的地方，或许还有许多遗憾。无论是他关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的改革，还是最低工资制度，还是公务员医疗保险，社保的可持续性等。

源自：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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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财新网消息称，11月10日，卸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正式上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
　　社保理事会此前四任理事长中，除了戴相龙，其余三位（刘仲藜、项怀诚、谢旭人）均曾任财政部部长。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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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楼继伟不再担任财政部部长

　　新京报快讯（记者：宓迪）据新华社微博“新华视点”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7日经表决免去耿惠昌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李立国的民政部部长职务、黄树贤的监察部部长职务、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男，汉族，1950年12月生，浙江义乌人，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2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经济系统分析专业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68年至1978年南海舰队4009部队战士，首钢总控室、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人。
　　1978年至1984年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1984年至1988年历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副组长（副处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正处级）。
　　1988年至1995年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贵州省副省长。
　　1998年3月至2007年2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07年2月至9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机关党组成员兼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8年7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3年3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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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6-7-22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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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会”于2016-7-22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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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企业工资增长过快 最终恐伤及劳动者

▲　每经记者 冯彪
　　谁不想工资越挣越多？但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看来，最近八年，我国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国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2月19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伤害的还是劳动者。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长期时间内，我国工资增速是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最近几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我认为这是对过去长时期工资增速慢的弥补。”

工资增速超劳动生产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其中，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均超过GDP增速。
　　专家称，工资增长率至少要高于物价增长水平，否则居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差。工资增速跑过GDP增速，说明老百姓分享到了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央的要求是‘两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要同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工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当然，如果工资增速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是不可持续的。”苏海南说。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
　　劳动生产率是对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数量的衡量，如果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企业支付的劳动成本将超过企业收益，如此一来，企业竞争力下降，工资增长也无法持续。
　　苏海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开始下降，不少地方还出现用工荒，这是促使工资增速加快的因素之一；同时，为弥补以前工资增速偏慢，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曾长期增长慢，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也推动了工资的增长。”
　　苏海南认为，近些年来企业成本提高确实很快，对此要全面分析其原因。他说：“有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企业成本只比我国高了3%，但是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好几倍。这说明我国企业成本中，劳动力成本仍不算很高。我国企业成本近些年提高快，主要还是流通费用、原料燃料等费用以及税费偏高等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未来还是要坚持‘两同步’原则，把工资增速控制在与劳动生产率增速持平的范围之内。”

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要从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增长率上来。但是楼继伟却在上述演讲中说：“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其中的原因，在楼继伟看来，我国劳动合同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另外，在楼继伟看来，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也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
　　“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是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要支付大量费用。”楼继伟说。
　　一位民法庭法官称，现在80、90后劳动者劳动关系稳定性较差，自《劳动合同法》2008年实施以来，其所在法院受理的劳动纠纷中，35岁以下的劳动者比重也不断增大，从2013年38.49%增大到2014年43.3%。
　　在演讲中，楼继伟说：“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对此，苏海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劳动合同法》本身的立足点主要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权益明显受损这一大背景。当然，当前面对经济下行，我们应研究如何增加用工灵活性，让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抱团取暖、共渡难关。这与劳动合同法并不违背，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就这么做了，今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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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伟批劳动合同法 工资过快增长降低投资意愿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2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了《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题发言。
　　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应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率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竞争力──凡此种种，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
　　后续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衡好对劳动者和企业的保护。另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解决一些职工落户等问题，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题目和我不太搭，因为全要素讲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等，要讲这部分可能要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讲讲前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话题。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的测算1980-2012，中日美韩，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是比较高的，这是改革开放越来，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来自于要素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近年来，有点变化。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些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有些国家，我们认为他们不太行，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还挺快，如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这三个阶段里，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分别30%、66%和70%。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其实他们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不然日本人口减少，经济增速会更低。

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我国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业，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相当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大量类似这样的规定，使得企业遵从成本很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没有订单了，让你们回家，再把你们召回来，能否签订临时合同呢？不行。法律遵从成本非常高。
　　第三点，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第四点，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下你在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要支付大量费用。
　　第五个，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再有一方面，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比如，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不愿意长期投入等，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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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图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楼继伟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以下为演讲实录：
　　楼继伟：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题目和我不太搭配，我就讲讲前面的。
　　1981-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43%和35%，我们比日本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力停滞的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从2006-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提高是30%、66%，70%，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正不断提高。
　　我们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工资刚性增长脱离劳动生产率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实际上代工制是灵活用工，不可能长期发展。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我们老讲工资上涨，但是退的太早了。
　　现在企业必须签订长期合同，但从企业来讲，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就放假，有订单了再招回来。再一个新进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损害很大。
　　再一个，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需的是技术员工，而情况是，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说，如果员工要走就要支付大量的费用，则技能工人很难招。工资增长降低劳动力市场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培训，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源自：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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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伟：2020年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出

⊙记者：包兴安

　　针对媒体报道的部分企业数据造假、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一事，1月23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作出回应，表示将严厉打击骗补行为，2020年后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将退出。
　　楼继伟表示，长期执行消费补贴企业容易患上对政府政策的依赖症，紧盯政策去设定产品，缺乏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压力。行业容易出现低水平盲目扩张，形成新的产业过剩，因此，补贴政策要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调整完善。
　　楼继伟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步并不晚，现在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仍然缺少重大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过度依赖，缺乏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创新精神。为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16年的基础上下调20%，2019年～2020年下降40%，2020年以后补贴政策退出，上述政策提前发布，以便企业形成科学合理预期。当前要加强资金监管，坚决打击各类骗补和寻租。
　　同时，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企业数据造假、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一事，楼继伟称，将联合相关部委组织专项检查，对查实的骗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各种骗补和寻租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未来将逐步退出，工信部准备采取新能源汽车积分和传统能源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挂钩的方式，来鼓励产业发展。
　　辛国斌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正由市场导入期向快速增长期转变，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过去的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30万辆，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近50万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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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者：华晔迪、任峰）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企业数据造假、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一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3日说，将联合相关部委组织专项检查，对查实的骗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各种骗补和寻租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楼继伟是在23日举办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做上述表示的。楼继伟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步并不晚，但在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仍然缺少重大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对政府补贴政策过度依赖，缺乏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创新精神。
　　楼继伟说，消费补贴政策初衷是培育初期市场，但长期执行消费补贴，企业容易患上政策依赖症，紧盯政策去设定产品，缺乏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压力，行业容易出现低水平盲目扩张，形成新的产业过剩。
　　财政部去年已明确，2017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将在2016年基础上下调20％，2019年至2020年下降40％，2020年以后补贴政策将退出。
　　“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无不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成长壮大的。”楼继伟引述特斯拉电动车成功经验说，新能源汽车企业只有在市场中找准定位，在残酷的竞争中“九死一生”，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依然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问题，楼继伟说，地方保护导致市场被分割，企业无法形成规模，难以形成竞争力，必须破除地方保护。他透露，有关方面近期将开展专项督查，对搞地方保护的地方政府通报批评，并扣减有关财政奖励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