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不能以散户心态看待某一年的收益率下降

源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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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系列活动在北京全部结束，历经两年多筹备的亚投行正式“启航”。面对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的广阔“蓝海”，亚投行未来如何把握航向，备受关注。围绕监管、投票、结算、纳新、定位五大方面的热点话题，亚投行新当选的首届理事会主席、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接受了记者采访。

热点一：谁来监管亚投行
　　问：16日至18日，亚投行举行了开业仪式，举行了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请问，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是如何构建的？谁来监管和决策？
　　答：亚投行设立了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其中，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创始成员国财长组成，拥有对亚投行重大决策的最终审批权，并根据《亚投行协定》授予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权力。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已经通过了理事会议事规则、董事选举规则等其他决议，此外还选举了各选区董事或代表，组成亚投行董事会。董事会在理事会的授权下负责监督、指导亚投行的日常运营。董事会由12名董事组成，分别来自9个域内成员选区和3个域外成员选区。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国，拥有单独选区。管理层由行长、副行长、首席运营官等组成，负责亚投行日常运营。

　　问：您本人作为亚投行理事会主席，将发挥什么作用？亚投行与中国财政部是何关系？
　　答：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惯例，理事会主席一般由承办理事会的成员（国家）轮流担任。作为本届理事会主席，我将与其他成员理事一道，充分发挥理事会的指导和决策作用，继续为推动亚投行规范运作、高效运营、透明廉洁、稳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亚投行成立后，中国财政部作为亚投行的对华合作窗口部门和中方股东代表，与亚投行其他成员一样，将通过理事会、董事会等治理机制参与亚投行的管理和决策。

热点二：投票权怎么分配
　　问：众多国家争相加入亚投行，投票权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那么，投票权如何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国拥有多大投票权？
　　答：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

　　问：中方现阶段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也是现阶段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中国对亚投行的贡献体现在什么方面？
　　答：作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中方将向亚投行提供最大的资金支持，并遵循多边程序和规则参与银行的管理，推动亚投行规范运作、高效运营。作为东道国，中方将按照承诺为亚投行提供临时和永久性办公场所，同时为亚投行提供相关便利与服务。
　　此外，中国目前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格获得亚投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但考虑到本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国家较多，中方倡建亚投行的首要目的和优先重点不是支持中国的国内项目。因此，在亚投行成立初期，中方暂不考虑申请亚投行资金支持。

热点三：用哪种货币结算
　　问：亚投行项目是否会使用人民币结算？
　　答：作为一个多边开发机构，考虑到现行的国际金融系统，亚投行将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但从国际市场融资时，亚投行也将筹集以美元、欧元、人民币和其他货币计价的资本，以便更好地为成员服务。亚投行发放的贷款将以美元计价。

热点四：下一个新成员是谁
　　问：亚投行是否向美国、日本等敞开大门？
　　答：亚投行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吸收新成员，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但由于部分成员国仍在批准协定过程中，因此需待绝大部分创始成员批准协定后再共同商讨确定。未来，新成员的加入请求将提交给亚投行管理层，并由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批准的新成员加入程序来办理相关申请。

热点五：与“小伙伴”如何相处
　　问：亚投行与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是何关系？未来，亚投行如何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小伙伴”们相处？
　　答：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是我国政府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共同推进的重要举措，三者虽然都有政府出资，但机构性质不同，也不影响各自独立运作。同时，三者“错位发展”，各有侧重。今后，三者将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
　　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成立后，将通过联合融资、知识共享、人员交流等方式加强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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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人员 要不要缴医保费
　　郭晋晖
　　7200多万退休人员不需缴纳医保费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的日子还有多久？
　　从2015年11月初中央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到上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的文章都明确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的情况下，让退休人员缴纳医保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前提是保障退休人员的收入不能再降低，因此必须同步配合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退休职工不缴纳医保费是写入《社会保险法》的，这一政策的改变也需要修改《社会保险法》。“现在政府释放这一信息主要是在寻求社会共识，‘十三五’规划建议也只是提出要研究而已，从启动研究到真正政策出台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医保基金可持续差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的名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一文中称，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
　　这并不是楼继伟第一次提到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楼继伟专门就社保改革发表了“十三五”规划的解读文章《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楼继伟在文章中提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首要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保险制度没有体现精算平衡原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在医疗保险制度的重点改革中，楼继伟提出应该合理强化医保个人缴费责任，增强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研究实行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缴费制度。
　　近年来，医疗费用大幅增加、医保筹资增速放缓及人口老龄化这三重因素叠加作用之下，医保基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收支压力，很多地区的累计结余都达不到人社部提出的备付“6到9个月”的要求。
　　从累计结余来看，医保基金的累计结余仍然是上涨的，但增幅在下降。
　　全国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各地的情况：广东等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省份医保基金结余较多，一些中西部地区医保统筹基金已面临收不抵支的风险。
　　中西部一个地市级社保局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近三年来，该市医保统筹基金年年亏损，现在的累计结余都是过去几年攒下来的。
　　若要维持收支平衡，医保基金就要走“开源节流”之路。“开源”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提高费率，二是扩大覆盖面。不过，在降低企业负担的大环境和覆盖面已超过90%的情况下，采取这两个办法的空间很小。
　　从“十三五”规划建议来看，研究实行职工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参保政策是政府想到的医保基金“开源”之策。

缴费额估算：平均每人每月约百元
　　我国《社会保险法》第27条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去年10月曾表示，社保法中的一些规定与社保改革取向相悖，其中，退休人员不缴纳医疗保险费的规定与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相悖。
　　政府关心的是医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参保人员关心的则是，政策一旦实施自己需要缴纳多少医保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政府相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全国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达到了每月2250元，以这一金额为缴费基数，按照当前8%的医保总费率（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退休人员需要缴纳的平均额度为每人每月180元。
　　由于退休人员已经没有了单位缴费，可以参照当前灵活就业人员的优惠缴费标准，各地灵活就业人员的标准不同，一般在法定费率和法定缴费基数上可以打一部分折扣。这样算来，按照2015年标准，退休人员平均缴费额可能为每人每月百元左右。当然，具体要交多少医疗保险费，要根据政策具体规定和政策实行当年的退休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来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认为，随着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口增多和医疗费用增加，医保基金的开源是必须做的事情。但必须考虑到我国老年人收入水平等问题，下一步不能再继续降低老年人的收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则对本报记者表示，未来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只让年轻人来全部负担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是不可持续的，退休人员可以交一部分费用，但必须划定收入水平，对于低收入者应该进行减免。

源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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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强调，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他称，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
　　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杠杆率较高等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难题，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规范推进，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为核心，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与受职业教育的劳动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按科技要素实现价值回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补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应围绕大中城市圈发展紧凑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建立重点城市圈；以省会城市为辐射，培育发展若干城市带；以县（市）城区为中心，带动发展中小城镇群。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改革升级农业补贴政策，减少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国内其他粮食需求缺口，实施土地休耕轮作、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修复，扩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释放更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部长）

源自：求是

源自：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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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涛

　　王明雯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时，整个大厅的气氛紧张起来。“有些省份债务很重，债务率已经超过了警戒线，个别的省份甚至超过了200%，债务风险极大，请问财政部，有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地方控制风险和继续发展的矛盾？”
　　她的语速很快，听上去有些急迫，但并不咄咄逼人。
　　一共四个问题，分别涉及或有负债、债务置换、违规举债和债务风险，王明雯只用了不到1分钟，远未达到3分钟的时间上限。她对这些问题的质量充满了信心，直到开会前一天，曾担任过法学教授的她还在不停寻求财税领域媒体、学者的专业意见，并反复修改演练。事后她说，“我之所以提这些问题，因为这是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
　　现在，会场上100多人的视线几乎同时转向正对主席台的第一排，那里坐着7位正部长级官员，分别来自审计署、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体育总局和中国科学院。有趣的是，其他人的座位均呈U型排列在主席台两侧及对面，7位官员和他们的副手则恰巧被围在U型的凹处，位于会场的正中央──这样他们可以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灼热目光，以至如芒在背。
　　王明雯的问题，是提给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这一天是2015年1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平时能容纳2000多人的金色大厅，到了下午竟然略显拥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100多名委员，正在就“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向国务院委托的7个部门官员提出专题询问。
　　楼继伟每年都要来参加几次类似的询问，他第二个被“点到”。在回答王明雯的问题之前，如往常一样西装革履的他向对方微微欠身一笑，意在表示礼貌，随即脸色复归平静。“谢谢王明雯委员的这个提问，这个提问都是尖锐的问题。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在全国人大的监督下，在国务院的领导下，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四个问题，楼继伟足足回答了20分钟，两倍于主持人要求控制的时间上限。

一
　　这并非刻意为之。在财政系统内部，楼继伟素以语速慢著称，尽管这似乎与舆论赋予他“改革派”的外在形象不是那么相符，人们有时也会忽略这套特殊话语习惯背后所隐藏的信号。
　　比如在回答王明雯的询问时，楼继伟无意间提到，“（对地方）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平台等非债券方式举措的存量债务，国务院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置换”。
　　他没有提高音调，但这句话无疑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家底”已然摸透，未来用长期、低利率的债务置换掉高成本的到期债务，以解地方燃眉之急的财政救援行动，仍将持续，不会有丝毫停顿。
　　有观察家认为，刚刚过去的2015年，正是地方政府迫在眉睫的偿债需求，将整个中国拖到了峭壁边缘。
　　这一年1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等人发文称，2015年地方到期滚动债务需近2万亿元资金，维持7%左右的GDP目标增速也需要增加基建资金，缺口尚有3.5万亿。在新《预算法》对地方融资的约束下，2015年第二季度中国可能将面临融资断档带来的“财政悬崖”。
　　尽管如此，在为政府债券谨慎“开前门”之际，楼继伟仍坚持尽快“关后门”。财政部在当年1月即制定办法，将存量债务纳入预算，对增量债务限额管理──这实际上掐断了地方政府以往无所顾忌地“借新债还旧债”的融资扩张；但同时也意味着，地方存量债务的“超级雪球”，离峭壁边缘又近了一步。
　　楼继伟并非对学者笔下“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警觉。实际上，财政部从2014年开始，就会同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甄别，得出的第二年即将到期债务数字是3.1万亿──远高于学者的推测，占截止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的两成。而中国地方政府每年发行的政府债券只有数千亿，远远不够解决存量债务问题。
　　这正是此后财政部启动万亿债务置换计划的原因。当年3月6日的全国两会上，楼继伟在回答记者提问说，“对一部分完全公益性平台借的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我们已经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对一些历史债务予以承认，通过发债替换原来的平台债务，这样可以使债息降下来”。在他讲这番话时，第一批1万亿债务置换额度早已下发到各省财政部门。而从各个渠道透出来的信息显示，债务置换计划的目标是覆盖当年所有到期债务，规模在3万亿左右。
　　这很快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舆论把“债务置换”与“中国版QE（量化宽松）”划上等号，并将其看作是“四万亿刺激计划”的翻版，甚至认为此轮远甚于彼，规模或达到10万亿。当时，中国政府正在竭力处置2009年大规模投资刺激所带来的各种遗留问题，再次“货币放水”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
　　矛头所指，央行保持了一贯的沉默，财政部则被推上风口浪尖。即便是次日，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出来辟谣，市场也难消疑惑。一些人认为由商业银行来购买地方债务置换出的新债券，将恶化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另一些人则猜测央行会最终成为地方债务置换的“接盘侠”，新一轮货币宽松不可避免。

二
　　央行的沉默是迫不得已的事。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两周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布置了政府工作的12个方面62项重点任务和责任单位，其中，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务院安排给财政部的任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加力增效”，对于央行则是“灵活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在总体货币政策不得不保持稳健的前提下，一边是中央高层稳增长的压力，一边是新《预算法》控债务的“高墙”，除了先期进行债务置换释放压力，楼继伟实际上别无他法，令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起来。
　　何况，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正在创下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在2014年首次跌至个位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典型特征，首先在财政收入上显露无疑。自2004年至今的十余年间，中国财政收入有七年增速接近甚至超过20%。这个势头到2012年进入拐点，当年财政增收12.8%，相比上年几乎腰斩，此后更是逐年下滑至 2013年的10.1%和2014年的8.6%，逼近当年GDP的增速下限。
　　2015年4月9日，楼继伟在中国财政学会的一次年会演讲中说，财政收入增速应该略超过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略超过GDP的增速，“但是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况下实现的”；而且，导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在2015年还将持续。
　　这个判断已被事实应验。财政部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偏低，比去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前11个月累计同口径增长5.7%，比去年同期也有所回落。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则保持了刚性增长，甚至超出预期。数据显示，从2015年7月开始的连续五个月，中国的财政支出同口径增速都在20%以上，10月更是达到36%的最高峰；前11个月，财政支出整体同口径增速达到17%。
　　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在2015年10月迅速攀升至5310亿元。相比之下，2014年同期，财政还有盈余6090亿元。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2015年11月3日，财政部一位副部长罕见地在公开场合对国际通行的3%赤字率红线提出质疑。
　　尽管在两年多前就任财政部长时，楼继伟曾在一次工作会议中提出，2014年~2017年，在财政收入降速和支出刚性增长的情况下，预计全国财政收支缺口还将继续扩大，赤字率可能突破3%。但他或许没有料到，情况会糟糕得如此之快。
　　由财政部起草的2015年预算报告，实际上已经将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了2.3%。楼继伟在当时的全国两会上还提出，由于口径变化，实际上多出了2000多亿可安排支出，如果按当年的收支差额计算，赤字率差不多是2.7%。
　　但在一位不愿具名的财政系统人士看来，如果算上今年财政部分三批下发的共计3.2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赤字率实际上已经突破3%，“大部分地方债务是借新还旧，使用债务置换相当于财政支出多了3.2万亿的额度，从另一个口径来说，这等于扩大了赤字”。
　　财政系统的智囊团则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2015年12月16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在一次地方财政运行分析会上说，虽然中央政府在赤字上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空间也是有限的，尤其赤字上去容易，下来难；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是不允许列赤字的，所以他们是一点办法没有。
　　以目前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安排来看，地方政府无疑是财政支出的大头。通过中央列赤字转移支付给地方，旧疾重重；而为地方赤字“开口子”，尚无先例。这对楼继伟来说，无疑是一个两难。

三
　　20分钟过去后，王明雯追问了一句：“（置换债券）这样一个风险延后措施能否有效地化解债务风险？会不会造成金融系统的风险？”
　　回答这个问题，楼继伟只用了不到1分钟，在旁人听来甚至有些轻描淡写。他说，这些债券实质上大头是向银行借的，我们采取刚才说的一些措施控制住了，不让债破了，债破了由省里负责，而省里是统借的，不会把风险传导到银行去。
　　一位财政系统人士评价说，楼继伟回答上述询问虽然游刃有余，看上去也很轻松，但在内部会议上讲起这个问题时，他是说了重话的。
　　这位人士回忆说，“楼部长提到，现在有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部门，要求地方把已经剔除到15.4万亿之外的那些债务，又纳入进去，或者要求地方给一些担保或者实质性承诺。凡是发现这样做，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和决定者要被撤职，你们财政厅长、副厅长要同意，你们就被撤职。要跟你们的领导说清楚，这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的，你们自己也要把持住。”
　　很明显，在楼继伟看来，万亿债务置换后，地方政府必须自担风险、有所作为。然而，对地方政府如此强硬的“隔空喊话”，在财政部以往的历史上并不常见，这实际上是2014年启动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央地财政关系数次博弈的结果。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表示，财政的运行进入新常态，而中国的财政体制还停留在老常态，新老常态之间的矛盾、冲撞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他说，老常态下财政体制有些矛盾和问题，但是在财政收入高增长的状态下，大家忙的都是超收收入怎么分配，自然顾及不到这些问题，矛盾也就显现不出来，一旦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甚至是负增长，以往掩盖的矛盾自然要暴露出来。
　　这些矛盾，在2015年一次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反复中走上前台。
　　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曾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划定的三项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税制改革重要内容，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之一。其他两项改革则分别是预算改革和央地财政关系改革。
　　在这个大背景下，时间相当紧迫。于是，“62号文”早在2014年年底紧锣密鼓地出台了，这份文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核心内容是清理各地没有法规依据的税收优惠，制定各种税收优惠的退出期限。
　　然而，究竟哪些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以及由谁来认定这些政策的性质，成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和财政部当然都希望由自己来认定，结果可想而知。在很多财税人士看来，当时对于62号文，地方政府采取了虽不抵抗、但却观望的态度。
　　2015年4月，风云突变，“62号文”被口头通知暂停执行了。据称，此前一位来自西部省份的人大代表、省部级官员对参与分组讨论的国务院高层抱怨称，因为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刀切”，近1万亿元的项目基本都在那里放着。
　　于是，国务院要求会后就这个问题，立刻与财政部门进行对接，而来自高层的表态是“要正确理解‘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文件”。
　　接下来，便是“25号文”的出台，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于2015年5月11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差别，新文件已经悄然抹去了“清理”二字。在敏感的政商两界看来，这意味着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放缓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位省级财政厅人士说，25号文基本就是把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一个“合法化”，以前享受的以后还可以享受，以前没有上台面的，摆在了桌面上，摆在了阳光下。
　　据他说，楼继伟曾在财政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释，25号文出台是出于稳增长的需要，也是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妥协，另外，清理税收优惠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信用问题。言语之中，他感觉楼继伟有一些无奈和失落。
　　整个2015年，楼继伟一直在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他在年初预算报告中给出的官方目标是，预算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在财税专家看来，三项改革是不均衡的，整体上的进展低于早先预期。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说，如果照现在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子走下去，本来作为基础和支柱、应当对全面深化改革起“牛鼻子效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有可能退化为拖后腿效应。

四
　　参加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询问的第三天，2015年12月28日，楼继伟拖着病体主持了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一位当天与会的财政系统人士说，他看到楼继伟在讲话时，不停地拿起手帕，侧过身擦拭鼻涕，尽管同样是缓慢的语调，却和两天前判若两人。从楼继伟的这些举动中，他读出了一个字：累。
　　改革派，是外界对楼继伟的印象；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财政部内部对他的评价。而楼继伟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学者型官员”，时常在学术与政策之间来回切换。不过，执着于探究大国财政的本质，偶尔语出惊人的做法，也经常将他推向舆论风口。
　　楼继伟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他和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同样都是提前毕业。钱颖一出国留学，楼继伟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经济，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
　　2015年4月24日，身为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回母校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然而全文很快被网络改为“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版本四处传播，各方更是争相解读，以窥探这位掌控中国政府“钱袋”的高官，内心真实的想法。
　　在这次演讲中，楼继伟对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前景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悲观的判断，他觉得两者是“五五开”。支持者赞许他揭示了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反对者则认为，他身为高官，不应随意发表悲观言论。
　　中国官员总体上都很低调、谨慎，楼继伟却是一个例外。
　　与他有过多次接触的财政系统人士说，每次开会，楼继伟都会花很少的时间在准备稿子上，不论是在部里开会还是在外边，都会敞开讲。“讲两三个小时，那个时候他更像是一个专家、学者，就他担心的国家大事，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因此，人们发现，在清华的演讲中，楼继伟提出的众多解决方案和路径，诸如释放农业人口、户籍改革、城镇化以及社保改革等，很少直接关乎财政。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看重财政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相反，在楼继伟看来，现代财政制度，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柱，还是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础。他曾多次告诫同侪，财政不应只算自己的小账，应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但楼继伟也深知财政发挥作用的边界。2015年4月，在被当选为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时，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因此，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而这种介入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已近岁末，楼继伟依然抱持着这种观点。2015年12月16日，他为人民日报撰文《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文中说，应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这注定又是一篇将会饱受争议的文章，但楼继伟就是这样一个人──始终走在峭壁边缘。
　　（本报实习记者石省昌对本文亦有贡献）

源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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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网1月1日消息，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据资料显示，根据现行规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制度的初衷，是社会医疗保险要体现互助共济。退休职工一般患病较多，而退休后收入低医疗负担较重，考虑到退休人员在以前的工作期间，已经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不需缴费。同时，这一设计也可以均衡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楼继伟：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
源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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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网1月1日消息，今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楼继伟在文章中表示，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
　　文章提出，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
　　文章指出，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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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万亿地方存量债务 三年左右置换完成
　　陈益刊
　　如何处置和防控8.6万亿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今年安排了3.2万亿元，接下来是否还会有所增加？如何监督和处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变相举债情况？对一些地方债务率超过警戒线的地方，有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地方控制风险和继续发展的矛盾？
　　1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包括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内的七位部门负责人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
　　就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明雯向楼继伟提出了四个尖锐问题。
　　在正式回答这些尖锐问题之前，楼继伟对目前地方债管理情况做了介绍。

3年左右置换14.34万亿元
　　楼继伟称，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15.4万亿元，2015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万亿元。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率为86%，低于100%的警戒线，总体上风险可控。但确实存在一些地区债务规模较大，偿还能力下降，个别地区存在发生局部风险的可能性。有一些地区仍旧违法违规举债、变相举债，或者为企业举债违规提供担保承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任务是艰巨的，原来的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和或有债务的处置难度比较大。
　　接着，楼继伟正面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如何防范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风险？
　　楼继伟给出四招：一是规模控制，督促地方政府落实限额管理，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已经批准的限额。二是落实偿贷责任，督促地方政府统筹预算资金，偿还政府存量债务，必要时可处置政府资产。全国人大规定地方政府债务由省级发行，所以责任在省，如果有些县的债务率过高，那么这个省就有责任。三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到期债务，降低利息负担，缓解当期的偿债风险。四是鼓励地方将有收入来源的项目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进行改造，也可以化解一部分存量债务。
　　针对第二个问题──“存量债务下一步如何置换”，楼继伟表示，今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中含有15.4万亿元存量债务，这15.4万亿中含1.06万亿元是过去批准发行债券的，除去这部分之外，剩余的那些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平台等非债券方式举措的存量债务，国务院准备用3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置换。
　　这意味着，国务院准备用3年左右时间置换14.34万亿元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而今年财政部已经下达3.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因此未来两年地方将置换剩余的11.14万亿元存量债务。
　　楼继伟接着表示，2016年及以后年度，省级政府可以在余额限额内发债，借新还旧。置换原则上由省级政府根据偿债需要、市场情况自行确定，中央政府不再硬性下达置换债务额度。但为了避免地方竞相发债对市场产生冲击，财政部会做好地方债券发行与国债发行平稳衔接，对发债的进度做必要的组织协调。
　　此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地方财政人士也表示，限定的14万多亿地方政府债务被财政部框定在3年之内全部置换完毕。在财政部给各地确定的债务限额数字内，地方可以自主确定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的额度和进展。
　　楼继伟称，目前置换债券市场化定价水平逐渐提高，债务成本由置换前的10%左右下降到3.5%，预计每年为地方节约利息支出2000亿元。在目前土地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发行置换债取得的资金，能够抵顶减收，可以使地方腾出一些资金用于重点建设。

高风险地区压缩公用经费
　　如何控制高风险地区的债务风险？如何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
　　对此，楼继伟称，除了上述置换债券举措外，2016年初步计划中央和地方都要增加赤字。原则上，置换债的比重高即存量风险大的地区，新给的债务规模就少，不要再发那么多新债了，逐步缓释风险。
　　他表示，也要督促高风险地区制定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逐步通过控制项目的规模、压缩公用经费、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
　　对于如何监督和处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变相举债情况，楼继伟表示，严格要求地方只能在批准的限额之内发债，不能有其他形式，对新预算法实施后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借的债务，一律不得纳入政府债务。另外，及时制止一些市县违法违规对企业举债提供担保承诺的行为，及时整改并向社会公开。
　　“现在一些银行要求地方政府给予担保或者实质性的承诺，我们都坚决顶住，不允许。”楼继伟称。
　　下一步，财政部继续抓紧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体系建设，强化本级人大、上级政府、社会公众、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财政部驻各地的专员办将加大对违规举债和债务风险监控的力度。
　　“对地方违规举债担保的一律不得安排财政资金进行偿还，并由有关部门按照预算法第94条规定，对责任人员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关部门和银行要求地方政府出具担保，我们的说法，你让人家出了，人家就会被撤职、开除，这是法律规定，所以坚决顶住，不能再出现问题。”楼继伟称。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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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审计查处问题整改工作制度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审计整改报告综述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董峻）12月26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这次询问聚焦投资预算、地方债务、彩票发行、审计“全覆盖”等热点话题。常委会组成人员问题尖锐、切中要害，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答得认真坦诚，措施有效。

中央投资预算如何细化到项目？
　　吴晓灵委员首先发问发改委主任徐绍史：“2014年中央决算中发改委分配的基本建设资金为4576亿元。请问如何进一步提高年初编列细化到项目的比例，在中央计划投资中如何进一步规范投资计划的调整行为？”
　　吴晓灵说，现在的政府预算做得还比较粗，代编预算的比例较大，于是出现了“跑部钱进”问题，也给寻租留下空间。审计署对发改委的审计工作中发现部分投资未严格按照投资计划的级次和投向安排资金的问题，就是由于在预算编排时不够精细有关。
　　徐绍史回答，现在中央本级预算内投资具体细化到项目的比例，按照不低于75%来执行。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建立重大项目库，而且要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凡是需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如果没有进入重大项目库，这个投资就不能下。
　　11月初，重大项目库已经上线运行，发改委要求重大项目库分级储备、逐级审核、逐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制定三年滚动的投资计划，形成接续不断、滚动实施的储备机制和良性循环，从而提高每年预算内投资落实到项目的比例。

地方债风险如何加强防范？
　　王明雯委员关于地方债的尖锐问题提给了财政部长楼继伟：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有15.4万亿元，如何处置这些债务和防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变相举债，财政部如何监管？有什么措施解决控制风险和继续发展的矛盾？
　　楼继伟解释说，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是16万亿元。这15.4万亿元的债务率为86%，低于100%的警戒线，总体上是风险可控的。同时，确实存在一些地区债务规模较大，偿还能力下降，个别地区存在发生局部风险的可能性。
　　风险如何防范？楼继伟说了四招：
　　──规模控制，督促地方政府落实限额管理，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已经批准的限额。
　　──落实偿贷责任，督促地方政府统筹预算资金，偿还政府存量债务，必要时可处置政府资产。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到期债务，降低利息负担，缓解当期的偿债风险。
　　──鼓励地方将有收入来源的项目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进行改造。

彩票发行为何问题突出？
　　尹中卿委员有关彩票的一连串问题，提给了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审计抽查发现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金额达到169.32亿元，占抽查资金的26%。彩票管理中为什么存在这些突出问题？你们是怎么进行整改的？违纪违规违法资金全部都收回来了吗？对有关责任人员都严肃问责、追责了吗？如何举一反三，完善有关法律制度？”
　　李立国回答说，制度建设滞后、管理运行方式调整不及时、法治观念淡薄、行政监管不够到位，是问题屡现的主要原因。截至10月底，民政部已通过归还原资金渠道、上缴国库和财政专户、停发和降低标准发放津补贴、补办手续、调整账目等方式，整改35.13亿元，占违规资金的92.9%。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64人。同时，建立健全福利彩票发行费管理制度和公益金使用管理制度。
　　刘鹏对问题的成因归纳为“办事不讲规矩”、“做事缺乏监管”和“改革相对滞后”。对于违规购建超标准配备办公楼的问题，已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清理调整；超标准发放工资奖金、组织出国旅游的问题，已经要求款额全部退回，没有完全退清的部分已经制定了分期扣款的方案；违规购买的超编车辆，已按照当地车改要求统一封存上交。

审计工作如何实现“全覆盖”？
　　冯淑萍委员问，今年的审查结果报告和审计整改报告只涉及44个中央部门。如何落实中央有关意见要求，做到审计“全覆盖”？
　　审计长刘家义回答，关于“全覆盖”，从审计对象上来看，包括国有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四个方面，原则是要党政同责、同责同审、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
　　刘家义解释说，对于不同审计对象采取不同的审计方法和审计频次，比如党政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一个任期内至少要进行一次审计。对于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重点项目，要持续地每年进行审计。对于一些专项，采取灵活的措施进行审计，这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符合国际惯例。
　　他还表示，实现“全覆盖”，要用创新的方式，包括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组织方式、技术手段和方式方法。首先是提高人员的素质，其次是采用信息化手段，同时要整合全国审计机关的资源，并且适当适度购买社会服务来实现全覆盖。

源自：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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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楼继伟作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并强调着力破解制约“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问题
　　2015年12月8日 来源：中国财经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日前，财政部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部党组书记、部长楼继伟结合财政工作实际作专题辅导报告。
　　楼继伟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重大意义、基本考虑、重要遵循和重点内容，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全面、准确、深入领会全会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和指导思想，全面准确把握“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发展理念，全面准确把握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新要求。

楼继伟强调，完成五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对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要下大气力推动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和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支持做好补齐短板工作，促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努力保持财政经济稳定运行。
　　要更加注重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判，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确保制定的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观规律。要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能力。要深化学习，加强调研思考，增强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能力，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楼继伟强调，学习贯彻好五中全会精神，关系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财政干部要认清肩负的重要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加积极作为的精神状态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建议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吃透全会精神，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十三五”规划建议和辅导读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要坚持学以致用，各单位要在学深悟透全会精神的基础上，紧密联系财政工作实际，研究细化财政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任务和举措，结合全会精神，在认真总结“十二五”时期财政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和实施好财政“十三五”规划纲要。要加强组织保障，各级党组织要增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使命感责任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投身“十三五”经济社会建设的自觉性坚定性，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牢记“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始终做到党性坚强、党纪严明，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四风”问题和消除腐败现象结合起来，注重将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落实“十三五”发展任务部署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坚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要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认真担负起支部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强化“一岗双责”的意识和能力，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作用。
　　在京部党组成员，部机关全体干部，在京部属单位处级（含）以上干部，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源自：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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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伟：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深化农业领域改革

⊙记者：包兴安

　　日前，财政部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围绕“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实实在在谋事创业，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主题进行“三严三实”第三次专题学习研讨。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楼继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派员到会指导。
　　楼继伟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财政部门体现和实践“三实”要求，就是要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做扎实，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
　　一是增强改革创新精神，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深化农业领域改革，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支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强化底线思维，改革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让广大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牢牢守住民生底线，进一步增强民生保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着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领域民生工作，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
　　三是坚持开放发展，围绕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扎实开展国际财经合作。要积极践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国际财经合作，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树立大国理念和全球意识、安全意识，抓住时机开展全球布局，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以服务2016年G20峰会为主线，做好主办G20财金渠道会议相关工作。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政策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当好参谋助手。要深化理论学习，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更新理念，开阔视野，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要强化宏观思维，跳出财政看财政，从全局的高度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着眼于长远可持续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多去基层，深入实际，扎扎实实搞好调研，把现实情况摸清楚、了解透，提出接地气和具有应用价值的政策建议。
　　五是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编制实施好财政“十三五”规划。要把先进的理念、科学合理的思路和方向明确的政策体现到财政“十三五”规划中，加强财政“十三五”规划与中期财政规划的衔接和协调，对涉及财政支持的重大政策，要建立科学论证机制，增强财政政策和支出安排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源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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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建议发布后，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了权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其中，财政部长楼继伟撰文《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中国社保制度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

问题：
“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楼继伟在文章中称，“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日趋健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保障人群持续增加，保障水平也明显提高；但必须看到，“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楼继伟认为，隐患突出表现在首先社会保险制度没有体现精算平衡的原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均增长18.6%，收入年均增长12%；支出比收入增幅高出6.6%；全国职工医保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增幅比收入增幅分别高出2.5%和5%。
　　楼继伟指出，政府、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不合理，收入保障和提供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职责过度向政府集中，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运行机制比较僵化。
　　制度条块分割的问题也待解决。楼继伟表示，不同社会保障政策之间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间的衔接配套有待加强，碎片化问题突出。

原则：
“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
　　楼继伟在文章中提出，在社保制度改革过程中，应该把握几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
　　楼继伟表示，社保制度建设，要合理把握改革的力度和进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个人、企业和财政等方面的承受能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为目标，合理确定社会保障项目和水平。
　　他在文章中指出，要防止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责任：
“政府不要大包大揽”
　　楼继伟表示，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要按照精算平衡的原则，对现有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估，坚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科学合理设定制度参数、待遇计发办法，促进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实现制度长期稳定运行。
　　此外，楼继伟还表示，要按照“全覆盖”的要求，扫除参保的“盲点”和“死角”。通过优化整合制度、加强政策衔接、提高统筹层次，有效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问题。逐步弱化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社保政策和待遇水平差异，进一步体现公平性。
　　楼继伟还强调，必须注重责任分担，合理均衡各社会主体之间的责任，防止过分增加全体纳税人的负担。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个人的作用，形成强大合力，适度均衡责任分担。
　　“市场机制能够提供的保障职能，政府不要越俎代庖；该由个人和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政府不要大包大揽”，楼继伟在文中指出，责任过度向政府集中实际上是让全体纳税人担责。

观察
养老金改革聚焦何处？
　　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文章中还披露了一系列社保领域下一步将进行或研究的改革任务，包括合理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改进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研究完善个人账户余额继承政策；适时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领取年龄；扩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研究实行参加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等。这些改革都将影响每一个人。

焦点1
合理调整个人账户计发月数
　　楼继伟在辅导读本中提出，加快推进养老保险改革的第一点就是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随着退休人员预期余命的延长，合理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根据养老金计发办法，每月发放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等于个人账户中养老金的总额除以计发月数。因此，合理确定计发月数就成为核定退休人员每月养老金待遇的关键问题。
　　据南都记者了解，1997年国务院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初，规定所有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计发月数为120个月。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采用了差别化的计发月数，按退休年龄从41-70岁，也将计发月数划为30档，60岁、55岁和50岁退休的计发月数分别为139、170和195个月。这一办法已延续至今施行10年。
　　据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3岁，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则显示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4.83岁。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告诉南都记者，随着预期寿命增加以及日后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现行的计发月数已经不能反映平均水平，需要进行调整。

焦点2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将调整
　　除了计发月数将进行调整，楼继伟透露，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办法也将进行改革。楼继伟称，改革的目的在于，加强个人缴费与待遇水平之间的联系，“做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鼓励参保缴费”。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春荣告诉南都记者，各地的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不同，比较多的按照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有的按照三年期，最长的有5年期，“五花八门，比较混乱”。郑春荣说，事实上记账利率往往很低，参保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没有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过去养老金缺乏投资运营。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已通过实施，上万亿养老金将启动投资运营。
　　郑春荣说，投资运营的收益也需要反映到个人账户中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上，从这个角度上，记账利率的办法确实需要改进。

焦点3
完善个人账户余额继承政策
　　据了解，现行的《社会保险法》第14条规定，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征利息税。“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楼继伟在文章中提出，“研究完善个人账户余额继承政策”。在一部分社保专家看来，应改个人账户余额为不可继承。
　　这部分专家认为，现行的这一规定“违背了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社会保险就应该是大数法则，用“命短的补命长”。目前的这一做法，没有活到预期寿命的，其个人账户养老金可以继承，而超过预期寿命的，每月继续领取养老金，“这意味着国家承担了无限责任”。
　　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认为，社会保险就应该是互助共济，共担风险。若改个人账户为不可继承，就是推翻此前承诺，将大大打击公众参保的积极性，甚至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

焦点4
养老金年均涨幅将调整
　　中国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2005年开始已连续上调11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目前养老金增长率（10%）大于退休前职工的工资增长率，这种“倒挂”政策客观上在鼓励职工早退休。建议建立工资增长率高于养老金增长率的调整机制，鼓励职工多工作，增加养老保险缴费。
　　楼继伟在“十三五”建议辅导读本中提出，“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以职工和居民收入为基础合理确定基本养老金水平，建立综合考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等主要因素的正常调整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介绍，养老金的增长应该有一个“最高限”和一个“最低限”。最低不能低于物价增长指数，保障退休者的购买力；最高也不能高过在职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既让退休者分享发展成果，也要体现对工作的激励性。

焦点5
扩大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楼继伟在文章中提出，要完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政策，并扩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南都记者了解到，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兜底”的基础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商业保险。
　　从我国养老体系看，由于起步晚、体制尚未理顺等原因，呈现出第二、三支柱十分欠缺的现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祖继曾表示，通过税收递延激励政策，可以鼓励社会公众积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养老金，不仅有利于促进保障体系建设，而且可以大大减轻财政负担。
　　不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春荣表示，目前中国社保缴费率偏高达40%，这会影响到公众再花钱去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也会影响到企业再列支去购买企业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