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事业局新、旧造反派的斗争很快白热化了。一天，旧造反派聚众在音乐厅开大会斗争几个新造反派。正在进行中，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王力的秘书来到会场，宣读文化大革命小组的指示，要求两派团结，实际就是要旧造反派停止斗争新造反派。“读完，他便准备离开舞台。这时我惊恐地发现，旧造反派全部站起来，堵住了走道，推推搡搡地形成一道人墙，他们非常愤怒。他们已经夺得权力，不会让权力受到削弱，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命令也不行。如果有必要，他们不惜撕破脸。”
　　在紧急关头，李敦白跳上舞台，抢过了麦克风。“‘同志们！’我在一片喧嚣中高呼。‘各位同志！我们为什么要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大厅里开始安静下来，于是我继续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走资派没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电台。现在，我们接管后，如果我们也不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对待意见不合的人比走资派还要狠，那我们当初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夺权呢？’上次我跳上舞台，是为了在红卫兵闯进大门搜寻机密档案时安抚大众，那一次我获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次，情况却大不相同。整个大厅死一般沉寂，抬头看我的群众脸色紧张冷酷。然而，我还是继续我的即席演说，追击旧造反派。‘我们现在已经太过担心自己的权力遭到挑战，所以在这里强行扣留文化大革命小组的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干部。我们还怎么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我们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取得这个权力，但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身旁那些旧造反派紧绷起脸。说到底，我应该是支持他们的，现在却不断地疏远他们。我视自己的角色为调停者，他们却视我为叛徒。”
　　“‘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行为的呢？’我动情地说。‘让别人坐飞机，打人，杀人，’这些都是剥削者用的手段，是压迫他人的人的策略，是旧中国统治者的作风！难道也是我们压迫他们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吗？用暴君对付无辜人民的手段来对付和我们一样的百姓？我觉得可耻，非常可耻！"
　　李敦白和旧造反派决裂了！回到家，他对妻子说：“现在我在广播事业局完了，短短十分钟，我已经从多数团体最受欢迎的人，变成只有自己的少数。”
　　但是，形势发展却出乎意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连夜发出传单，肯定李敦白的立场。王力亲自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保卫处，要求确保李的人身安全。旧造反派失去信任下台，新造反派上台，李敦白进入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各单位造反派也纷纷请李敦白作报告，李成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
　　有人认为江青和文化大革命小组是造反派武斗的挑动者，但从李敦白获得文化大革命小组支持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小组鼓励造反派起来斗争当权派，而江青由于个人性格、修养原因，时常表现得非常好斗，但是他们大体上始终反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甚至亲自试图劝阻过北大、清华的派系武斗，主张各造反派都代表人民群众，应该团结，应该联合。
　　文化大革命时期普遍的、大规模的武斗主要不应归因于上层，而应从千千万万造反派群众自身的政治素质上找原因，他们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小组操纵下的木偶，他们同样是积极活跃的历史创造者。不同造反派之间没有规则的权力斗争，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无知、他们野蛮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文化大革命血腥武斗的根本原因。
　　新三人小组开始领导后，李敦白“全力主张继续旧造反派一直避免的调停工作”，希望“将两派团结起来，找出权力共享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领导。旧造反派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承诺，现在该由新造反派来完成。然而不到一天，新造反派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
　　新造反派说：“我们目前真正的工作是消灭旧造反派的组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压迫者又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

五：幻灭：入狱九年和出狱前后
　　反复的夺权，被压迫者夺权后变成压迫者，暴力循环，而自由民主却没有任何进步。李敦白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动摇了，“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现在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李敦白和新造反派理念不合，显得碍手碍脚，渐渐被排挤到一边。王力的倒台，使曾得到王力支持的李敦白受到牵连。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关进了单人牢房，这一关就是9年多。
　　直到1976年的一天晚上，李敦白回忆到：“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那哭声就像是中国葬礼上的职业送葬者。‘为了你，我不在乎我得受什么苦。噢，真正的革命者在世界上要受怎样的苦呀！同志们，别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是江青。”
　　曾经把千万人投入监狱的江青，终于自己也来了。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了秦城监狱，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十年浩劫后满目创痍的世界。“我很快就发现，在坐牢的这段时间，世事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回到的北京已不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北京，而这不仅是因为十年浩劫。一国之都的干净整齐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脏乱的街道，到处都是垃圾。以往促使人们在外宾见到垃圾前自发清理的精神，也已不再。在外国人下榻的友谊饭店对面的市场前，果皮纸屑随处可见。”
　　“人民解放军战士曾经是城市里礼仪和纪律的模范，是人民喜爱的子弟兵。但是现在，穿着军装的粗鲁小伙子等公车一来，就推开排队的长龙，自顾自挤上公交车。而被推开的老百姓除了报以怒目，也无计可施。”“也有一些新房子在修建中，但是工程偷工减料，新建的高楼一副阴冷潮湿的样子，盖好那天就像旧的。大部分还在等着配上水电管线和电梯。”
　　“不过最大的不同还是人际关系的改变。‘朋友‘两个字有了新的定义，所谓‘朋友’就是能为你带来好处的人，比如把几双新鞋藏在柜台下，等你拿几块精挑细选的上好猪肉来换。‘后门’也有了新的定义，走后门──利用特殊的人际关系──是办成事情的惟一方法。”
　　“现在提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别人不是耸耸肩膀，就是干笑几声。为了减轻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系情绪，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口号，要大家一切向前看，不要回顾，但是立刻被改成讽刺的双关语：‘向钱看’。”
　　“至于在我服刑期间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燕妮告诉我，其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痛恨，对‘四人帮’的痛恨。我试着向她解释，在过去，党不是这样的，它纯净不腐化。她回答：‘我们这一代从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不清楚有那么一回事。’”
　　“玉琳和我到各地旅行，我发觉不论走到哪里，情况都是相同的。到处都是痛苦、幻灭和被背叛的感觉。”
　　后来，李敦白携妻子及四个子女移居美国，仍然从事中美友好交流活动。很明显，李敦白和中国有割不断的情感联系，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狂喜和幻灭之后，他最终选择叶落归根、回到故土。

六：一点感想
　　民主制虽然表面是以分权、竞争性选举为特色的一套政治制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却根植于一套以自由、平等、博爱、公正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此为归依的行为方式。拥有这一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人，懂得尊重别人，在保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不会象野蛮专制的人那样总想让自己的权利凌驾于别人之上。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就需要制定一套规则──法律，法律就象是一套公平竞赛的规则，是大家共同制定，自觉遵守的，破坏法律就象是比赛中作弊，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违背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正大光明的现代公民所不屑的。
　　但中国离这一切似乎有相当距离，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造反组织夺权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习惯于是野蛮专制的行为方式，他们推翻压迫者并不是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秩序，而是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所以短暂的自由只带来野蛮的释放、暴力的循环，不但不能带来民主，反而离民主越来越远，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公正这一套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底蕴，自由开放的权力竞争就会变成疯狗之间的恶斗，各方都不择手段，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最后走向最极端野蛮的斗争方式──暴力，在血腥的杀人比赛中产生一派新的压迫者。这让我联想到不久前发现的毒大米问题，如果土壤富含毒素，无论收割多少次，新长出来的大米仍然是有毒的，所以真正根本的问题是改良土壤本身。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就是民主制的土壤，民主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人民，在于人民的民主素质，所以民主建设中最根本的是开启民智，使多数人逐渐放弃野蛮专制的习惯，接受文明法制、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文明启蒙的道路上只是开了个头，就被激进革命和外敌入侵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重新接续了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启蒙。
　　中国是一个专制传统极深的国家，这一传统在现实中仍然无处不在，一个中国人很难从日常生活中得到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文明的滋养，因此现代文明的启蒙不得不主要靠专门的读书学习、不得不依赖于教育。现在中国所有大学毕业生加起来据说有9000万，大致占人口的7%，也就是说有93%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2013最难就业年毕业700万大学生来计算，10年以后大学毕业生占人口的比例可以提高到12%，也就是说仍有88%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国传播现代文明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现代文明的启蒙过程中，知识界无疑应该承担重要的使命。不过，就中国知识界的现状来看，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常表现出缺乏自制的野蛮作风，把学术公权力变成私人关系的筹码，从院士选举、职称晋升、课题评审等学术竞争中暴露的乱象来看，知识界本身还处在缺乏现代文明规则的野蛮混乱状态。中国知识界必须首先自己清理门户，建设文明的堡垒，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播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

三、对文化大革命暴力的厌恶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丑恶一面──无处不在的暴力。他发现，即使毛泽东公开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对蜂拥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认定为敌人的必须打倒的，不仅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个人生命财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对于自由民主的理念。
　　有一天，一位同事请假，原因是他的岳父、岳母去世了，“昨天晚上，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半夜闯进他们的房间，质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红卫兵打死了。”
　　李敦白写到：“我感到毛骨悚然，不明白他怎么没有气疯。我猜想他可能害怕惹祸上身，如果他对剥削阶级表示同情，就是等于给他和爱人找麻烦，或者招来报仇的罪名。林彪的号召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自从老干部被免职后，这些老革命同志就一直在安静地写自我批评，参加会议，有几个也获准返回工作。而现在，林彪的演讲却激起年轻人以更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在前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无情折磨一群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导致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老舍投水自尽。”
　　“在那群老同志中，有我熟悉的梅益和丁一岚，他们都被剃了阴阳头。梅益的白头发只剩一半，丁一岚半边的枯萎黑发散乱在脸上，她脸色苍白，皱纹紧绷。”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那群年轻人中，我认得一个录音工程师，我知道她对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着从梅益脚上扯下来的一只布鞋，用力敲打他的头，梅益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下，苍白惊恐，从头到脚打颤。”
　　“我想呕吐。然而我不能指责造反派，没有人敢于指责。他们人多势众，丑陋不堪。更何况，虽然丑陋，我依然不由自主地察觉到其中的革命精神，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诚然过火，但这或许是解放从未经历自由的人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想，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就会学习教训。我也认为此时此刻不宜贸然采取任何行动，以免破坏群众刚刚苏醒的活力。”
　　“毛泽东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要作出选择：与革命同志一边还是与压迫者一边。我虽早已作了自己的选择，但却不赞成这些年轻人粗暴的造反方式，我们会避免使用暴力，不仅避免，还应全力反对暴力。”
　　“围观的人群散去后，我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到梅益、丁一岚和其他老同志，神色凄惨地在广播事业局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捡垃圾。”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而是民主。共产党以前的管理体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来谁来管呢？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专政？还是如我希望，每个组织都能进化为真正的民主团体，选出自己的领导，设立自己的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久，李敦白见识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参加者多达一万五千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人民日报》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艺的一把手周扬等。“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体育馆。观众席上的人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说话。时不时的，其中的某个人，比如周扬──会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
　　“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从而获得全面革新。”
　　“话说回来，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还是让我生厌。我转问穆欣，‘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他狡猾地一笑。‘这只是群众处理冲突时的传统作风而已。’他回答：‘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力。’这样说起来，只有人民的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我没开口，只是沉默着。而下次我在体育场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横幅上写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欣下台’。”

四：造反派中活跃的美国人
　　虽然李敦白厌恶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暴力只是群众获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以后会逐步改善。
　　李敦白和造反派越来越接近，很快加入了造反派。他写到：“我开始定期阅读造反派的文件。他们已经为广播事业局拟出一套完整的方案。这些年轻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是我在入党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会。他们要建立类似市镇厅的民主，让每个人在选举领导时都有发言权。他们要有完整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要求完整的人权，不再有个人档案，不再有个人背景审查。‘你的历史只能说明你的过去，’他们写道，‘你的行动表明了你的现在。’这些人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但是，造反派掌权之后，期待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每次开会都变成帮派斗争。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如果我们试图加快进度，便被指责为骄傲自大，不听群众。对于长期梦想着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打击。”
　　“率先建议我们夺权的司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他原本在车队开车，现在负责车队在内的整个后勤室。”“在我们夺权几个星期后，我碰见他，却见豆大的汗珠从他圆圆的额头上落下来。‘老李，’他说，‘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当大官，在上面指手画脚，现在我经历过了，我也受够了。’‘怎么啦？’我问。‘太难了，’他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每个人都会顶嘴。你不能直接叫司机去接人，你得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符合革命需要。每次你都得苦口婆心，重来一遍，这就是民主，这很好，可我应付不了啦。’这个强壮的小个子哭了起来。‘我受够了。每次争执、每次冲突和抱怨全都找上我，我整天都在接电话。我急，他们就全都冲我发火。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当走资派吗？’我还是回去开我的车。”他啜泣道。”
　　旧造反派不能让人满意，于是新造反派出现了，他们要反抗旧造反派的压迫，他们要重新开始夺权。“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人们开始反对他们的新领导。起初，大部分不满来自几个抱团的年轻人，他们不满编辑和其他新闻室的人霸占最好的职务。后来抱怨愈演愈烈，矛头开始指向我们的豪华办公室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些零星的不满分子很快分帮结派，最后这些派系决定要自己来控制局势。”
　　李敦白从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出发，“认为新造反派自有其道理。虽然我们的本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自从接管以来，的确没有把自己管好。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小组要我去跟新造反派协调，赢回我们的地位。以我对他们的观察，我认为新造反派健康热心，态度鲜明，真诚信奉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们希望参与领导，而不是听命于新的领导。”
　　李敦白代表旧造反派与新造反派协商后，提出两派共同掌权。他认为，“如果双方能友好相处，那么我们通往民主领导的道路一定会更平坦。”但是，“事情并非如我想象。我立刻发现自己人和我意见相左。我的组员给我的不是赞赏，而是愤怒。”“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对我那些同事而言，民主远不如维系自身的权力来得重要。当批评我们的派系开始形成时，我方领导人拟出一系列对付他们的战术。首先，不准新造反派使用大会议厅，这样他们就不能赢取广泛支持。同时，他们制定了一套监督体系，派人跟踪新造反派，调查与他们来往的人和谈话内容，并在新造反派中安插间谍。”
　　“而与此同时，我在旧造反派中的地位，则从受人尊崇的顾问变成问题人物。我一再问：‘你们看不明白吗？你们看不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造反派？你们不明白不只是我们可以说话，别人也可以表达？多数人执政，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你们没发现他们的某些批评很中肯吗？丁莱夫就是因为拒绝自我检讨才下台的，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的话被当做了耳边风。”
　　“在广播事业局各个派系的权力争夺战中，各个派系纷纷向高层求援。每个派系都能敏感地嗅出对自己怀有同情的人，并向之靠近。而同时，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在我们中间拉帮结派。大家互相利用。”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突然出现在广播事业局。江青听完旧造反派的汇报后，询问李敦白的看法。“既然江青要知道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就照说。想到我们夺权时的豪言壮语和以后发生的点点滴滴，我更是火冒三丈。‘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力，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力。’
　　“江青的眉毛立刻往上一挑。刹那间，我已经从她的盟友变成了反对者。"
　　“她说。‘你要记住，革命者取得权力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巩固权力。如果不能巩固权力，他们就保不住江山。’这番话明显是在指责我，我一时呆住了。”
　　和江青发生冲突后，李敦白浮想联翩：“我早该看出我方造反派领导人既举棋不定又缺乏经验，面对周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涛，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摆布。他们想追求民主，但是却不得要领。我早就应该明白，在中国根本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含义，即并不只是多数人执政，还在于保护少数人权利。”
　　“我也早就该明白，只要上级的指示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我们的造反派就会遵循，但任何人只要想威胁其权力，他们就会设法暗中迫害。我早该看出，高层领导把我们下面的人当棋子一样摆布，充作自己权力斗争的武器。我尤其应该明白，如果我的建议与江青的计划合拍，她会听取我的意见，把我捧上天；而一旦我反对她的意见，她便会冷眼相待。”
　　“广播事业局的情况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各地派系林立，有些地方的情况比广播事业局更为激烈，敌对双方用瓶子、石块和棍棒互相攻击，甚至动用真刀真 枪，而江青、王力等人则手忙脚乱地四处扑灭他们自己放的火。《人民日报》天天呼吁造反派团结，警告不能出现无政府状态，要求在资产阶级纪律被彻底粉碎后，加强无产阶级纪律。然而两种纪律的差别对造反派头子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学到的只是‘造反有理’。他们已经尝到造反的滋味，就算是最高指示也阻挡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