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朝鲜失去苏联保护后

有学者认为，朝鲜失去苏联保护后，一直致力于核武器研究。对于朝鲜而言，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原子弹武器，制造和拥有氢弹几乎是必然选择。今天5个常任理事国装备的实战型战略核武器，通常用“三相弹”结构，整个爆炸过程是裂变-聚变-裂变三重互相作用。利用重氢(氘)或超重氢(氚)等轻原子核的热核反应原理，制成的热核武器或聚变武器，通常称为氢弹、三相弹、氢铀弹、三级效应超级炸弹。还有一种新型核弹，即中子弹。中子弹实际上是一种小型氢弹，只不过这种小型氢弹中，裂变的成分非常小，而聚变的成分非常大，因而冲击波和核辐射的效应很弱，但中子流极强。小型化核武器、可调当量等技术都是在增强型原子弹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从爆炸当量十几万吨TNT的增强型原子弹，到在热核材料外面再包裹核裂变材料，威力可达数千万吨的三相弹都可以拢进这个家族。增强型原子弹学术化名叫“聚变助爆式裂变武器”，与通常被称为氢弹的多级式核武器相比，它仍是一级核武器。

在所有关于热核武器中，氚是一种关键性的材料。不过装填氘化锂或者氘氚化锂在受到中子照射后就会“生产”出足够的氚，朝鲜现在有足够制造增强型原子弹的氘化锂-6。将增强型原子弹外层包裹的铀-238反射层换成铍，这样压缩内层核心所需要的炸药也就可以减少。朝鲜的第一次核试验使用了2kg的钚，相比之下，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了6.2kg的钚。根据朝鲜2008年6月26日提交的核申报清单，朝鲜共从核燃料棒中提取了38.5kg的钚，其中25.5kg可用于制成核武器，约2kg被用于2006年10月进行的核试验。小当量的核试验不仅能够留下更多核材料制造量产核弹，也可以减小对发射场尺寸的要求。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教授说：“科学是精英的事业，不依靠‘人海战术’”。现在可以看清质疑氢弹科学升级，与质疑潘建伟教授量子纠缠隐形传输联系的要害了。对王国文教授隔山打牛说“定域实在论，符合人们的经验和常识，对它的信仰是人类由愚昧、迷信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的话，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能提出IP超弦多元变现氢弹科学升级原理假说，走过了什么样的自然国学IP超弦多元变现探索历程？公开发表的论文证据在哪里？已讲了很多，供批评指正。为什么“以苏解马” 的定域实在论走到今天，在王国文教授那里仍输不服，败不言？反过来说，难道科学作假不犯罪？污蔑陷害不坐牢？

王国文教授抨击潘建伟和潘建伟的博导泽林格作假，蒋春暄教授抨击暗物质卫星作假？难道因为他们看不懂IP超弦多元变现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学、暗物质的科学原理，这些科学就不成立？也许不是“以苏解马”原因，而有国情不同。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国际断裂大会主席余寿文教授在《奏响工程教育的“交响乐”》中说：建国前工程教育是培养通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是培养“即插即用”的专门工程师，改革开放后是注重工程科学家，到2000年之后欧洲工程教育模式进入中国，类型才开始变得多样化。目前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共识：都是面向学生，以学生最后的学习产出为主要衡量指标。工程教育质量认证存在不同的评估方法，但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要求有一个“最小公约数”。在此基础上，各专业都有着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但不同学习精力下，学生发挥的能力显然是不同的。每个专业都在这一体系内一步步向上爬，最终到达金字塔顶端。国内学生的学习精力参差不齐，有的人能将自身所有能量充分发挥，有的却只能发挥一半甚至更少。清华学生在国内还算比较努力的，我们常看到有的高校里，所有教室的灯都是亮的，只有两三个人在学习；有的也坐满了人。

余寿文教授的话，使我们想到1966年未到1967年初的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季，文化大革命爆发经过大辩论、赶工作组、大夺权、大串联，杀向社会，在我们读书的武汉钢铁学院整个机电系的四合院里，夜里一片漆黑，偌大的教室空空荡荡，窗外飞舞的雪花，笔者一人进入教室，生着一炉钢炭火，专心致志地看《高等数学》，而且是专注于致力掌握基本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的微积分数学和演算习题的学习。正是从这时起的大学阶段到参加工作后的整个50年间，再没有过长时间的正规学校上课和做作业的压力，这种自学的习惯也就一直坚持到现在。2002年9月6日中国科协年会在成都召开，《四川日报》发表的长篇报道《科学殿堂外的“三旋”梦》中说：“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霍金等大师在科学殿堂研制‘原子弹’”，这种自学“则是在科学殿堂外解决多门学科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