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罗松涛 · 发表于: 2004-9-16 19:50:37

一篇关于四川历史、地理、文化等等的内容丰富的文章，应该说是目前最翔实的概述了。情文并茂，作为乡土教材再合适不过。
谢谢楼主！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4-9-16 17:04:18

[接上]
　　西汉时期的文翁兴学是巴蜀地区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壮举。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郡守，他为诱进巴蜀教育，一面派有才华的青年张叔等10余人到京师学五经和律令，一面又在成都市中修起“学官”，招收“学官弟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学校，其办学的成功经验，被汉武帝推向全国，形成地方官学制度，以后历代相因，发展成为我国的地方官学和书院制度，这是文翁在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成都“学官”因为以石为墙，当时称为“石室”或“石室讲堂”。讲课的办法是“升堂入室”，只有“入室弟子”才有资格在室内列坐于师前，听其亲口传授。汉画像砖《传经讲学》图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这种讲学的情景。而一般不够“入室”资格的学人则在室外堂前听入室弟子转授，达到一定学业程度，才能登堂而后入室。
　　石室地址在今成都文庙前街石室中学。此处两千多年来一直办学，未有中断。汉为郡学，唐宋为府学，元代改为书院，清末改为中学，四川著名学者郭沫若、王光祈、李一氓、李劼人、蒙文通、魏时珍等都出自于该校。两千多年同一地址办学不断，这是全世界仅见的一例。
　　石室之旁建有周公礼殿，供生员祭拜周公及历代先贤。唐代以后，因政府令各州县均在学官旁立孔庙，石室之旁的周公礼殿就逐步演变为孔庙。石室变为府学，到宋代成都府学规模甚大，居全国首位，“举天下郡国所无有”。明清时代，巴蜀孔庙和学官制度更加普遍化，各县都有。今存的德阳孔庙和富顺孔庙是现存的全川规模最大的文庙。为尊崇儒学，后蜀曾在孔庙将儒学九经刻于石上，当时有石数千块，是我国古代刻经最多，而且唯一有注文的规模最大的石经，这就是著名的“蜀石经”。“蜀石经”在宋代末年就已大量散失，如今尚存的蜀石经的刻石仅存残石八块。
　　唐宋时期在官学之外，地方贤绅大夫开始出资兴办书院。“官学”称为“州县之学”，书院称为“乡党之学”。但地方才俊普遍重视书院之学，“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所以，书院自唐宋起，逐步变为对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阵地。全蜀最著名的书院是宋代理学家魏了翁在今蒲江所建的鹤山书院，其藏书超过宋代国家崇文馆的藏书规模。他先后又在今泸州、邛州、眉州分别建修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始知义理之学”。
　　明清时书院制度进一步发展。最著名的是清同治时，四川学政张之洞在石犀寺旧址创办的尊经书院。尊经书院由著名学者、今文经学家王阁运担任山长，主持讲席，教学内容学兼中西，既有经史小学诗古文辞等传统典籍，又有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的西学著述，一时学风大变，八股文被取缔，旧式书院的陋习被革除，变成一所经世致用、崇用达本的新型学校。尊经书院创办28年间，为近代四川文化的勃兴培育了一批新旧学兼通的人才，如旧经学的终结者廖平、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新学巨子”宋育仁、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张澜、辛亥革命舍身炸清重臣良弼的彭家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著名学者文人吴之英、张森楷、谢无量、傅增湘、林山腴等人物，皆出自尊经书院。
　　甲午战后，随着全川新学的兴起，尊经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化。1901年由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中西学堂合并改组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就是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
　　四川大学不仅是一所实行近现代教育制度的高等学院，也是一所有两千年办学渊源和继承蜀学传统的高等学府。今日的四川大学则由原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而成，是全川面向新世纪的最大规模的大学。
　　在巴蜀古代学术史的发展中，宋代蜀学的昌盛，标志着巴蜀文化在汉代之后发展到又一高峰。北宋学者吕陶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元代学者虞集也说过：“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非它州之所能及”。这是宋代蜀学鼎盛的写照。宋代蜀学最初的含义是指理学中与关学、洛学和闽学相对立的蜀中学派，后来逐步泛指宋代巴蜀地区的各种学术。
　　宋代蜀学有下列特色：一是巴蜀为宋代理学发生和传播的重要地区。宋初，普州崇龛（今安岳）人陈抟的学术融儒、释、道为一体，开启宋代三教合一的潮流，传学周敦颐、邵雍，成为理学实际上的开山祖师。北宋理学家多到巴蜀治学和讲学。程颢、程颐曾游学巴蜀。其再传弟子张栻，号南轩，绵竹人，是宋代理学的“一代学者宗师”，他后来入湘讲学，创建了著名的湖湘学派。他的学生又从湖湘受其教，“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成为蜀学一派。今其家乡绵竹有南轩祠和南轩中学，永作纪念。南宋理学大师魏了翁，蒲江人，世称鹤山先生，其一生著述宏富，讲学授徒，弟子遍及天下。他是集宋代蜀学大成的杰出人物，其学被称为鹤山学派，’为宋代蜀学的鼎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仍存于蒲江高桥的魏了翁祠的魏了翁衣冠墓，是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
　　二是“《易》学在蜀”，治《周易》的传统从汉严遵、扬雄开始一直在巴蜀流传，在宋代涌现了一批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易》学家。如普州陈抟，陵州龙昌期、涪陵谯定、临邛张成行、资州李石等都是著名的《易》学家。就是下层民众也多有学《易》、治《易》的隐士。程颐、程颢在成都肆上曾见到一位手拿《易》的篾叟，一边读《易》，一边卖篾箍桶。二程非常惊异，而篾叟则用《未济》卦一问把他们难住，使他们忽然开悟。程颐后来对弟子感叹地说：“《易》学在蜀耳，益往求之？”程颐在今涪陵留有“点《易》洞”遗迹，是他撰写《伊川易传》之所。所以，历代相传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三是重史学。当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认为“两宋之世，史学特盛，超越汉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为特出。”宋代的巴蜀著名史学家有：“华阳三范”，即参与编撰《新唐书》的范镇，参与《资治通鉴》编纂、著有《唐鉴》的范祖禹，参与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范冲；丹棱人李焘，他历时40年修成《续资治通鉴长编》，被誉为“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井研人李心传，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纪》，“为史家之巨擎，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
　　元代时蜀学衰退，直到明代中叶蜀学始有复兴。复兴的大师是著名学者与文学家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其一生甚为坎坷，曾因“议大礼案”，杵怒皇帝，被处以“廷杖”之刑。后来谛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他在京师做官时已是天才英发，如不贬谛，很可能是当时京师文坛领袖。但云南为多民族和习俗奇异之区，这也成就了他十分广博的学术。他一生的著述多达400余种（今存150多种），其治学范围广阔，是一位文学通才，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具特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整个明代，其“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
　　清代著名的学术家有富于启蒙思想的达州唐甄，著有《潜书》。干隆时出现了“蜀中三才子”：丹棱彭端淑、罗江李调元、遂宁张问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李调元，他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
　　晚清在尊经书院今文经学传统的熏陶下，出现了一批有作用有影响的学人，标志着蜀中学术的复兴。主要代表人物有我国经学中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家、井研廖平和近代最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
　　古往今来，巴蜀文坛英才辈出，群星璀灿，名流竞秀，佳作纷呈。如要概括其最突出特色，则有如下数端：
　　一是巴蜀具有产生百科全书式文学巨人的传统文化氛围。从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武、杨升庵、李调元，到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差不多两三百年巴蜀大地就要产生一位在当时全国文坛领袖群伦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开一代文风。如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奠基者，扬雄在文学、哲学和语言学上达到汉代的最高成就，陈子昂是振六朝颓靡开古文新风的奠基者，李白是浪漫诗人的第一人，苏武是我国古代多才多艺的典型代表，杨升庵“读书之博，著作之富”在明代是第一人，李调元是清代百科知识编纂集大成的人物，郭沫若开一代新诗之风，又是杰出的剧作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路人。他们的成就，证明巴蜀大地是产生这类巨人的合适的文化土壤。
　　二是“自古诗人例到蜀”。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文化发展鼎盛的唐宋时期，很多外省籍的诗人、画家纷纷入蜀，在这里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也受到了蜀中先民最好的接待，以至“老夫白首欲忘归”（陆游《成都书事》）。这其中，最著名的如王勃、卢照邻、高适、杜甫、吴道子、岑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贾岛、李商隐、韦庄、李珣、孙光宪、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他们的游踪在今天的四川仍然处处可见，杜甫、黄庭坚和陆游更是受到蜀中的历代祀奉，他们留在中华大地上的主要纪念地并不在他们的家乡，而是在他们的第二故乡──四川。
　　三是古代文化的汉唐雄风在巴蜀得到集中的体现。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全是蜀人。唐代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也都是蜀文化熏陶出的巨子。他们是汉唐雄风的推导者和讴歌者，其文学作品特别能反映汉唐气象。除了这些顶尖级的文人以外，又有众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如众星捧月，成就了巴蜀文坛群星璀灿的绚丽景象。比如，隋代李密所著《陈情表》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唐代的雍陶、唐求、宋代的苏舜钦、文同和“三苏”、清代的彭端淑和张问陶等，都是名闻当世，流芳后代的人物。
　　巴蜀书法和绘画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成都司马相如即是书法名家。他创制了“气候四时书”的书法，根据四季鸟兽屈伸变化之形来写字，自成奇格。成都龙泉区山泉乡的“北周文王碑”是魏晋南北朝隶书的精品，著名书家康有为称其为“精美之强独乐”。唐代诗人李白擅行书，字飘逸，书法上也造诣非凡。前人说他“得无法之法，思高笔逸”。今存李白《上阳台帖》，现藏故宫博物院，是李白留存于世的唯一书帖真迹。人们常说：“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在书法上，郭沫若师法苏轼，都有笔走龙蛇，汪洋恣肆的特征。苏轼作书突破“唐人尚法”的藩篱，而开“宋人尚意”的新风，胸无凝滞，挥洒自如。著名的西楼书帖是苏轼在成都的作品。近代书家在全国知名的有赵熙、谢无量、刘东父、余中英等，皆一时书家之秀。
　　巴蜀绘画最辉煌的时代是唐末到北宋，这一时期，巴蜀画家辈出，在全国画坛居于领先地位。唐玄宗和唐僖宗两次入蜀，各带来了一批绘画人才。中唐以后，在西蜀形成了一个数量大、流派多、环境好的创作群体，人称西蜀画派。“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世俗多以蜀画为名家”。在五代前后蜀时，更是画家云集，朝廷设立了专门的画院机构来管理。前蜀设有内廷图画府，后蜀设有“翰林图画院”，每月举行一次“按月议疑”的绘事研讨会，后蜀主孟昶经常参与讨论。著名画家、成都人黄荃被授予 “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袋”，担任画院院长。黄荃及其子黄居宝、黄居KKK开创的工笔花鸟画派在宋代被称为“院体”，对后世影响巨大。广政七年（944年）黄荃曾画六鹤，“精彩体态，更愈于生”，常引得生鹤前来驻足。黄荃画风以华丽精细为特点，恰与南唐花鸟画大家徐熙各异其趣，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荃的《写生珍禽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花鸟画作品。
　　唐宋时的成都大慈寺，曾以拥有众多名家壁画而著称天下，是唐宋时期国内少见的一座壁画宝库。当时佛教的流行，使风行一时的壁画装饰了成都大小寺庙，成为天下一奇。而在成都诸寺中，大慈寺是拥有壁画最多最精的一处胜地。著名画家唐代的吴道子、孙位、前蜀的李升、诗僧贯休、后蜀黄荃父子，都在寺内留有壁画。北宋李之纯曾惊叹：“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他统计全寺壁画共有8524壁，共绘佛像1215尊、菩萨10488尊，其它2000余尊，作者多是唐宋名家，“皆一时绝艺，格人神妙”。
　　明清时期，巴蜀寺院壁画和各地的年画颇为兴盛。现存佛寺壁画精品有剑阁觉苑寺明代仿吴道子画风的佛祖本传故事画，新津观音寺、新繁龙藏寺和蓬溪宝梵寺的明代壁画。年画是民间艺术的新形式，以我国的四大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最为著名。
　　巴蜀乐器由来甚古，早在商代就有陶埙、石磬，春秋战国时更有青铜乐器编钟、钲、铎、铃，以及成组的石磬。在重庆涪陵小田溪发掘的巴国编钟一套13枚，已具备五音和七音。
　　巴蜀最著名的乐器是唐代的雷琴。西蜀雷氏是造琴世家，三代从事造琴，负有盛名。传世雷琴有玉玲珑、飞泉、九霄环佩等珍品，其中九霄环佩在传世唐琴中最为独特，最为古老，而声音更是尽善尽美，被视为盛唐的云中仙品。琴背池上方刻篆书“九霄环佩”4字，还有苏武，黄庭坚的题诗。苏轼所题是：“霭霭春风雨，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虎龙吟。苏轼记”23字楷书。
　　巴蜀最古的歌舞是巴渝舞。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巴师为前锋勇锐善战，载歌载舞，跳的就是巴渝舞。汉初，賨人帮助刘邦杀敌，锐气喜舞，跳的也是巴渝舞。在隋唐以前，巴渝舞被改造为宫庭乐舞。隋唐以降，巴渝舞走向民间。杜甫在夔州有诗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他听到的巴渝曲，就是下里巴人所唱的民歌，后来衍变为著名的《竹枝》歌舞。近代仍存于四川多处地区的花灯与山歌，应当是唐宋时期《竹枝》歌舞的余绪。
　　中国古典戏剧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定型化，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巴蜀是古典戏剧之乡，在这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中都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作为戏剧渊源之一的说唱艺术最早见于汉代的巴蜀。成都平原上不少东汉墓内出土过各种类型和神态的说唱陶俑，一手执鼓，一手执锤，表情诙谐，形态逼真，生动地表现了当日“负鼓盲翁正作场”，“满村听说蔡中郎”的盛况。唐宋时，西蜀说唱艺术有所发展，艺人用优美的唱腔、生动活泼的说白，配以音乐，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宋人岳珂说：“蜀伶多能文，徘语率杂以经史”。这虽然说的是后代情况，但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有道白、有唱腔、有音乐、有演员的艺术已经包含着戏剧的萌芽。汉代的讲唱艺术，其中一支向有情节有多人表演的方向发展，演变为戏剧；另一支则发展为单纯的讲唱艺术，如扬琴、评书、相书、竹琴、金钱板、四川清音等曲艺。巴蜀以最早出现的讲唱艺术为戏剧萌芽作出了贡献。
　　戏剧的起源也与巴蜀有关。中国第一出有准确记载的程式完整的戏剧雏型出现在三国蜀汉时的成都。三国蜀汉时，刘备为解决学士许慈和胡潜二人的不和与矛盾，特别在群僚大会时，导致了一出由倡优假扮二人形象，互相怨谤责骂，乃至动刀动枪的情节戏，“酒酣乐作，以为嬉戏”（《三国志·许慈传》）。这是我国戏曲史上有关戏剧演出的最早记载。
　　中国有舞台有演员有戏剧冲突的程式完整的戏剧的完全形成是在唐代，这也与巴蜀有关。最先出现的古典戏剧艺术形式“杂剧”这个名称最早就是见于唐代成都的记载。唐文宗时南诏曾攻入成都，俘虏了九千多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二人”，这也是我国杂剧男女合班的最早记载。唐昭宗时成都有“贴衙俳儿”五人合“伙”组成戏班，这是我国戏班子最早的记载。唐僖宗时成都有一著名演员刘真男扮女装，“弄假妇人”，这是有关男扮女装演员的最早记载。前后蜀时，成都俳优创作演出了以武伎为主的歌舞戏“灌口神队”，表演二郎神捉拿都江堰灌口孽龙的情景。这出戏来源于李冰与江神孽牛斗杀的神话故事，大约诞生于唐代，到前后蜀时曾为宫庭和民间最受欢迎的剧目，前蜀皇帝王衍就曾亲自扮演二郎神在街上游行。后来传说中就把二郎神即西川灌口神当成戏班子的教祖国统一或行业神，这也是起源于巴蜀。此外，西蜀也是猴戏和木偶戏最早的产生地，还是舞台机械布景的起源地。所以，著名戏曲史研究家任半塘先生称誉为：“蜀戏可云冠天下，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 唐代西蜀的杂剧为宋明八百年杂剧南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的地方戏曲川剧的定型化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代就已出现过“川杂剧”的名称，明代已见“川戏”艺人远至金陵（今南京）演出的记载，昆曲、弋阳腔也是明代传入成都的。清代雍正、干隆年间，“花部”（地方戏）开始代替“雅部”（昆曲）勃兴，继有梆子腔、皮黄腔传入四川。成都秦腔演员魏长生赴京演出，以其活泼妖媚、踩高跷的旦角艺术开一代表演程式的新风，“名动京师”，这为川味化戏剧的知名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川戏发展过程中，省外诸腔逐渐被四川方言及民间曲调所同化，成为流行至今的川剧昆腔、高腔、胡琴和弹戏，后来渗入川北灯戏，逐渐形成了使用同一种方言，共用同一套打击乐器伴奏，五种声腔并存，演出风格统一的近代四川地方剧种──“川剧”。1912年，各路声腔戏班的艺人在成都组成“三庆会”剧社，集五种声腔的剧目于一班，正式形成了五腔同台的演出形式。
　　川剧是我国地方戏曲中水平高、影响大的著名剧种，它有几个主要特色：一是从川剧形成期起，先后有若干著名的文人学士如杨潮观、李调元、黄吉安、赵熙、林山腴、冉樵子等参与剧本的文学创作和改造，因而剧本题材广泛，文学性强，雅俗兼容，谐趣自生，尤以喜剧著称。二是一批表演艺术家，如康子林、肖楷臣、周慕莲、唐荫甫、唐广体、贾培之等，专精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采，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富有生活气息和幽默感，川味表演程式十分浓郁，自成体系。三是有“绝活”。在唱腔上，高腔中的帮腔（幕后伴唱）是川剧一绝；在技法上，罕有的变脸、吐火、藏刀、滚灯、踢慧眼、钻火圈、衫子功等特技，增加了剧情的紧张、神奇、幽默和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此外，四川皮影戏为中国皮影戏南派之魁首，其中又有川北皮影和成都灯影两种类型，尤以后者最为著名，《成都竹枝词》曾赞誉说：“一帘灯影唱高楼，宛转歌喉度曲幽。阿堵传来神毕肖，果然皮里有春秋。”
　　木偶戏起源于唐代四川，在全川各地都有流行。如今尚在演出的与真人身高相近的川北大大偶是我国各地木偶中形体最大的木偶。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4-9-16 17:11:28

九：巴蜀的民居与民食蜀居多样川食百味
　　古代巴蜀是我国古代干栏式楼居的发源地之一。成都十二桥发现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已用木桩基础、木地梁、竹木墙体和竹木绑扎与榫卯相结合的屋顶。这种房屋底层架空，用来防水、防潮，也可防备兽类侵袭。
　　西汉时，在干栏式建筑基础上发展出了高脚或架空木地板的木构架楼居，到东汉就发展为廊院庭园式民居，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型。东汉画像砖上生动地展示了干栏式楼居和栅居的形象。原始的干栏在盆地周边保留时间很长。唐代杜甫进入剑阁，触及诗人眼目的是巴蜀这种“殊俗”：“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现代的四川仍处处可见干栏建筑的遗风。如阿坝州藏族的木楼、蜀南地区的竹楼。最有特色的是土家族的幽美的吊脚楼，常建在斜坡上和河畔边，一般为两楼一底，底层为牛栏猪圈，中层住人，顶层贮藏粮食瓜菜，是独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
　　巴蜀民居另外一大特色是邛笼──石碉文化，它主要是岷江流域的氐羌民族利用岷山多石的条件，因地制宜而创造出来的，今天阿坝州羌族和部分藏族还保留着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邛笼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独户的石砌住房，一般分为三层，下为畜厩，中为居室，上有“照楼”和平台，内部则有独木梯或木桥梯作各层交通之用。另一种是集居寨子，寨子里往往建有数十米高的土墙或乱石墙筑成的碉堡，称为“大碉”、“高碉”。在巫溪还有更古老的“岩洞居”。从古代蚕丛氏所居的石室到近代的石碉，是巴蜀人在居住文化上的重要特点。正如“干栏”是僚人的自称一样，“邛笼”也是来源于羌族“俄鲁”的自称。
　　到了汉代，巴蜀民居已逐步形成特色。从汉画像砖《庭院》、《养老》、《谒见》及陶楼、陶房等冥器看，东汉民居已有廊庑院庭、重门厅堂的庭园式民居，整座宅第以围廊划分院落，有前庭、后院、厨房、库房及木构望楼，各区功能明确，分界清楚，为后世巴蜀传统民居奠定了雏型。其中，德阳出土汉画像砖《谒见》特别表现了大门为三开间与左右耳房的形状。这种官邸式大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到唐宋时期，东汉廊院式民居进一步发展为宅园。新繁“东湖”和广汉“房湖”，就是在唐代李德裕和房琯宅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仍保留着唐代的建筑格局。
　　明清时期的四川民居经过历代经验和技艺的积累，已显出四川的特色。大约可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已经定型化的四合院。四合院在四川叫做“四合头”、“三合头”，川东地区叫做“天井”。四川四合院具有南北兼融的特色，比北方的小一些而比南方的大一些，既具有北方封闭型的四合院特色，又兼融南方的敝厅、敞廊和封火墙，有的大型民居还有花园、楼阁、家庭戏台等建筑。“天井”式建筑是四川民居的一大特色，既采光又通风，是纳凉、休息的“共享空间”。大邑刘氏庄园、崇州宫保府、江安夕佳山民居是现存的明清民居的精品。第二类是古集镇，多因地制宜，或沿丘陵和山地而建，或沿曲回河流而建，各具特色。沿街一般都有较宽的檐廊，可遮烈日或风雨，便于沿街摆摊设点。犍为罗城镇雄踞山脊，形似旱船。资中铁佛镇古朴典雅，这两镇始建于明代，至今存留良好。双流黄龙溪沿两江汇流布局，古朴素秀。石柱县西沱镇沿山逶迤而上，状如飞龙。第三类是沿街联排民居，有单纯居住式民居，也有下店上宅式民居。此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则还有有凉山彝族的木板房、苗族土家族的泥屋、泸沽湖摩梭人的花房和西部草原的帐蓬，体现了多民族住宅的丰富多彩。
　　巴蜀地区的古代城墙保留完整者不多，南溪古城是其中最好的一处。除了各种一般的民居之外，在巴蜀地区还可见到若干各具特色的特种建筑。
　　巴蜀山寨以忠县石宝寨为代表，是世界上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古建筑之一。石宝寨位于忠县东的长江下游北岸，孤峰突起，四周如削，形若玉印，故又名玉印山。全寨由寨门、寨身层楼和寨顶古刹三部分组成。寨门用瓷嵌有“小蓬莱”三字。寨中为九层楼阁。寨顶为平坦石坝，有三重建筑的古庙名天子殿。石宝寨是清代建筑，寨中九层楼阁全为木结构，是难得的建筑艺术的杰作。驰誉中外的合川钓鱼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南宋名将余斯为抵抗进攻四川的蒙古军队而筑。城周围20余公里，现仍保存内城、外城、一字城城墙和七座城门，有水师码头、演武场、皇城、敌楼、炮台等遗址。与钓鱼城相类的用于军事防御的山寨目前在四川还可见到 20几座，是巴蜀山寨的又一种类型。
　　古代的石阙建筑汉代最为兴盛，一般成对地建在城门、建筑群大门外或祠前、墓前，用以表示威仪等第。四川和重庆市现存完整的汉阙16座，另有残阙5座，是全国保存汉阙最多的地区。其中著名的有雅安高颐阙、渠县沈府君阙和冯焕阙、绵阳平阳府君阙、芦山樊敏阙、忠县丁房阙等。其中，高颐阙是仿木构型阙的典型，分台基、阙身、阙楼、屋顶4部分，皆仿木雕刻，而实为石砌，是汉代建筑艺术之一绝。
　　牌坊是封建时代为表彰忠孝节烈或功德福寿而建的石坊，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建筑工艺与雕刻工艺水平。巴蜀地区的牌坊多为明清时期所建，而且数量不少，例如隆昌县城金鹅镇的至今完好的各式牌坊有20余座，包括孝义坊、贞节坊、孝女坊、棂星坊、功德坊、德政坊、报恩坊等，被誉为“牌坊城”。
　　巴蜀地区现存的楼阁堂馆类建筑多是过去的各种功能的公众性建筑，有多种样式，风格丰富多彩。其中，宜宾市中心的大观楼气势宏伟，被誉为“西南之最”。自贡西秦会馆建于清干隆年间，其匠心独道的“阿房宫风格”的复合大屋顶，和内部极为精湛的木雕石刻，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在巴蜀的民俗风尚中，饮食文化是享誉世界的极有特色的一座宝库。
　　饮茶习俗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闻名中外的四川茶馆历史悠久，遍布巴蜀城乡和街巷，蜀中饮茶的独特方式和独特的盖碗茶具，不知引起了多少中外游客的兴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古老的巴蜀文化恒定不迁的传统和迷人的魅力，体现了巴蜀人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
　　巴蜀是世界饮茶文化的发源地，全世界有关种茶、饮茶、贩茶的最早记载都在巴蜀，西汉时的四川资中文学家王褒在《僮约》中记载了“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这是蜀人饮茶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在这篇《僮约》里，还提到“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这说明当时川西一带已有经营茶叶生意的市场出现。西汉宣帝年间在名山县蒙山种茶的吴理真，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种茶人。他在蒙山顶上所建的上清峰茶园是世界最早的人工种植茶园，该园遗址和吴理真的石室遗迹至今尚存。
　　西晋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曾写下了全世界最早的一首咏茶诗，赞叹蜀茶的高贵；“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所谓“六清”是指古代人所用的六种饮料，张载说成都的芳茶超过了“六清”，居于各种饮料之首，可见魏晋时代巴蜀地区人们饮茶风气之盛。
　　成都是“盖碗茶”的发源地，“盖碗茶”是成都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所谓“盖碗”，包括茶盖、茶碗和茶船子三部分。茶船子又叫茶舟，是承受茶碗的茶托子。相传唐代德宗时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了“盖碗茶”，之后大为流行，至今不衰。
　　无论古今，巴蜀都是我国的重要茶叶产地，而且很早就以茶作为向中央的贡品。蒙顶名茶是巴蜀佳茗的代表，“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佳句可谓千古流传。蜀茶还是自宋代以来开展“茶马贸易”的“边茶”的主要供应地，千百年来，年年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为数甚巨的茶叶，为祖国大家庭的交流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殷商时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制和青铜制酒器，表明蜀人饮酒由来已久。在青川战国墓中发现了漆酒器177件，多件漆器上有“成亭”戳记，即是在成都生产的。在新都、荥经、成都、贵州、湖南、湖北远至朝鲜乐浪郡（今平壤）和蒙古诺音乌那，都发现过成都和广汉制作的巴蜀漆酒器。大量使用漆酒器，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特点。文献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开明氏制成醴酒，属于清酒一类，酒味特别醇厚。汉代巴蜀饮酒之风盛行，各地设有不少酒坊、酒肆，“（司马）相如涤器，（卓）文君当垆”这个美好的故事说的就是汉初临邛的事。彭州和新都汉代画像砖上的“酿酒图”，成都凤凰山汉墓陶酒罐上刻的“甘洒”二字，都展现了巴蜀酒文化的盛况。
　　唐朝以后，巴蜀酿酒得到长足发展。唐代成都的“生春酒”是有名的贡品，剑南的“烧春”是今日中国名酒“剑南春”的上源，而成都市水津街明代前期全兴酒坊遗址的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国白酒生产早期历史的文物空白，而且为川酒的连续发展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巴蜀自古多美酒，今天以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全兴大曲、郎酒、沱牌曲酒这六种国家名酒为代表的川酒，享誉全国，而巴蜀也获得了“名酒之乡”的美称。
　　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宋代时，“川食”已有相当名气，“川饭店”已经开到了今天的开封和杭州。明清以来，大量外籍移民入川，其中不少烹任高手把南北各地饮食习尚带入四川，使得天府名厨荟萃，佳肴竞辉，善兼南北各家烹饪之长，形成完整独特的烹饪艺术。
　　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记蜀人的特点，就有“尚滋味”和“好辛香”。这种多年的传统，使得川菜的最大特点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讲究色香味，尤重一个味字。调味浓淡有致，一方面味多、味厚、味广、味浓，另一方面又具清雅淡鲜之长，能融矛盾的热凉两味于一席，具备南北味兼融的特色，把人类的味觉艺术发展到了极致。
　　川菜制作不仅讲究原料与技艺，还特别讲究调料，这其中，郫县豆瓣、永川（或潼川）豆豉、正路花椒、泡红辣椒（又称鱼辣子）四种不仅是必不可少，而且不可能用其他产品所替代，否则，就无法达到“川味正宗”。
　　川菜历尽千年，迄今已有3000多个品种，数百种名菜。现在川菜不仅走遍全国，而且早已享誉于世界。
　　在巴蜀饮食文化的百花园中，还有一簇芳香的小花，就是脍炙人口、名满天下的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小吃。如今可知的四川小吃种类不下500余种，又以成都小吃最为著名，如龙抄手、赖汤元、钟水饺、韩包子、叶儿粑、蒸蒸糕、小笼蒸牛肉、张鸭子、张老五凉粉、担担面、蛋烘糕等。
　　成都名小吃早在清代就已享尽盛誉。有《竹枝词》说：“日斜戏散归何处，宴乐居同六合居。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星一碗甜浆粥，才吃菜汤又面茶。凉糕炸糕KKK耳朵，吊炉烧饼又窝窝。叉子火烧刚买得，又吹硬面叫饽饽。烧麦馄炖列满贯，新添挂粉好汤圆。”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4-9-16 17:12:49

十：巴蜀的旅游文化旅游溯源文化寻踪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4-9-16 17:20:23

十一：巴蜀文化的对外交流开放交流汇纳百川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学者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双向交流不仅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推陈出新，而且使巴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巴蜀文化兼容与辐射特色的形成，主要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巴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这种移民的特点，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单向移入，外地人移入四川，而很少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向巴蜀的移民，主要是整合多元文化。蜀汉和成汉时期的移民特点是上层荆州士人集团的迁入，整合入蜀文化，而下层少数民族流民的大量移入则使“户口于此而繁”，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交流。唐宋移民主要是文化人入蜀流寓，还有客家人的迁入。清初至干隆的“湖广填四川”则是垦荒和经商。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形成“风俗舛杂”的文化特色，使巴蜀文化更加五光十色，辉艳夺目。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4-9-16 17:24:04

十二：走向近代的历程传承巴蜀文化融入世界文明
　　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明清时期逐步呈现出无可挽回的颓势之时，世界上的工业文明正在西方国家中兴起。“西风东渐”之势也逐步在亚洲、在中国曲曲折折地展开。地处中国内陆的巴蜀大地也不能不逐步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并在逐步将自己融入到世界性的近代化的大潮中去的同时，发生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最终与全中国一道，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走上近代化的共同之路。
　　自从明代末年西方国的传教士进入四川以来，四川就已经开始同西方文化有了接触。1876年，清政府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英国的官员和商人获得了驻扎重庆的权利，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正式入侵四川的开始。 1890年，清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开重庆为“通商口岸”，第二年，重庆海关成立，各国的领事馆亦相继在重庆成立。1901年，日本在重庆设立了租界。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四川的侵略活动全面展开。
　　西方文化给地处内陆、相对来说比较闭塞的四川盆地带来了一定的启蒙思想，促进了盆地中民智的开放；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是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民间，反“洋教”的斗争此伏彼起，出现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教案”；在知识分子中，救亡图存的思潮日益高涨，在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四川在京举人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就有 7 7人之多，四川绵竹的杨锐和富顺的刘光第更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为了变法图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斗争之后，四川的维新思潮逐步发展为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一大批留日学生为中心，四川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时，川籍人士有44人参加；根据 1906年的统计，四川籍同盟会会员在各省会员人数中位居第三，仅次于广东和湖南。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重庆籍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他年仅18岁时所写的《革命军》一书，是辛亥革命前夜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鲁迅说过：“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
　　为了反对清政府将修筑川汉铁路的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者吮Ｎ浪拇ㄈ嗣穸嗄昀次急感拗ê禾匪度氲拇罅抗山穑拇ㄈ嗣裼?1911年5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进而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1911年9月28日，还在武昌起义之前，在著名的革命家吴玉章的领导下，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被誉为“首义实天下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特地签署命令，宣布对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三位川籍烈士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以陆军大将军阵亡之礼赐恤。
　　在政治战线上风起云涌的斗争一浪接着一浪的同时，四川境内也逐步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这其中有官办，也有民办。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 年，全川已有近代企业113家，其范围包括数十个行业。电报、银行、公路、进出口贸易等陆续开办，城市有了电灯和自来水，川江航运也逐步改为火轮，重庆则逐步发展成为了我国西南的最大的工业城市。
　　在文教方面，废除千年的科举，兴办了若干新式学校。由于巴蜀地区历来有重教的传统，所以四川的近代教育发展很快， 1902年就成立了聘有外国教师20多名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到1910年，全省有各类新式学校11387所，学生41万，位居全国之首。与此同时，四川有一大批有志青年沿着先辈们走出夔门的足迹，走向世界，寻找新知。清末时留学日本的川籍学子最多时有两三千人，位居各省前列。在从1912 年开始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中，四川有85个州县的500多人去了法国，占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吴玉章、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坚、傅钟等均在其中。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未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主，帝国主义仍然在统治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也未能消除，中央政府是军阀执政，四川境内更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四川的军阀之多，军阀混战的次数之多，均为全国第一，（1912年到1932年，四川共发生军阀混战470起）。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革命志士和各条战线上的有识之士不仅展开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并由此进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有不少人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16年，川籍学生陈豹隐等在日本成立了丙辰学社。1918年，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7位发起人，除了李大钊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四川青年，温江人王光祈被选为筹备处主任。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起与展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当时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有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是在成都写成的。
　　在深厚的巴蜀文化传统的哺育之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激励之下，巴蜀地区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为古老的巴蜀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新文化的巨匠郭沫若，著名作家巴金和李劼人，音乐家王光祈，画家张大千和张善孖，文学家谢无量，哲学家贺麟和唐君毅，史学家蒙文通和刘咸炘，音韵学家赵少咸，文献学家向宗鲁，医学家唐宗海，地质学家黄汲清，植物学家方文培，佛学家能海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四川传播。1922年，王石木在成都创办了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声报》，王右木、恽代英、肖楚女和吴玉章是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他们在四川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四川的地方党团组织纷纷成立。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建立了领导全川革命工作的中共重庆地委（次年改称四川临时省委），由杨KKK公担任第一任书记。从此四川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193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2月开始，红军的二军团和六军团进入川东南地区活动。1935年5月，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继而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克服了重重阻力，继续北上，终于取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四川和全国一样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四川成为了全国抗日的重要的后方基地，当时通称为“大后方”。 1937年11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1940年9月又宣布重庆为“陪都”。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也就设在了重庆的红岩村，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主要报纸《新华日报》也就在重庆正式出版，全面领导了四川的抗日民主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不仅在抗战开始就派出了40万川军出川在各战区英勇抗战，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多次战斗。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了大后方的基地作用。这其中包括：安置了入川的大量的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单是重庆一地就增加了人口 92万；陆续提供了参加抗战的兵源300万人以上，伤亡人数则在64万以上；负担了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开支和政府征粮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最困难的岁月则超过了一半；用50个县的 150万民工赶修了 9个军用机场，供对日作战之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的工厂内迁四川的245家。这些企业不仅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四川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庆地区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段时期，由于当时国统区的文化界名流几乎先后全部入川，由于48所大学与大批科研机关相继入川，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是在重庆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也是在重庆召开的，这时的重庆仍然是全国人民所注目的中心。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使得四川的经济形势日益残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断打击之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政权在1949年又逃到了四川，在进行了一番垂死挣扎之后，蒋介石于12月10日从成都飞离大陆，逃往台湾，最后结束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兵两路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从川东，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由川北，先后攻入四川，于11月30日首先解放了重庆。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3月 27日，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解放。从此，丰饶的巴蜀大地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古老的天府之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进人了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传统的巴蜀文化必将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融汇创新，带着新的时代特色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全文完》，请大家发表见解！

何晓 · 发表于: 2004-9-16 19:01:00

饱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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