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联系的研究

第五是，“口传”1920年3月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当时在日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共产党后，北京李大钊传来维金斯基被共产国际和俄共派到中国了解建党情况。张澜与吴玉章、王佑木等商定，由王佑木向共产国际起草了《报告》。1920年3月31日王佑木写好的《报告》，经张澜、吴玉章等通过，但送到北京请李大钊转交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4月，才和他的妻子及翻译──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杨明斋等到达北京。但维金斯基在张国焘的蒙蔽下，推迟没收下《报告》。

张澜听说后，要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再派人来时，再通报并告诉“重庆组织”要面见他们。1921年6月列宁派的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张澜再次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原稿上修订。由此我们把此前后《报告》简称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且莫斯科可能保存有两种稿：1920年3月31日最先的；1921年7月15日定稿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后，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是张澜与何拔儒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和朋友，张澜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张圣奘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8月15日张澜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赶回，1921年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解散会议。马林的意见得到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人同意，并决议不允许任何人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愿意加入“上海组织”的以个人名义申请；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

第六是；由李大钊找张圣奘翻译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俄文稿，我们简称为《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

以上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除开我们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以及《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等这两组的外，是否还参考有其它中国组织的《报告》，这里不作讨论，但来自四川的可以肯定地说，只有《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这两组。

正是由于《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它才奠定了“重庆组织”和“重庆学”的基础，也才打开了“上海组织”和“上海学”的大门。“重庆组织”的存在，出生四川的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新中国四大元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应有所闻。就是参加上海“一大”的毛主席和董必武主席也有所闻。

然则《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不但对中国，而且对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一道政治难题和敏感问题。清华大学吴大辉教授说，中国和俄国是“亲兄弟明算账，市场原则，同等优先”；是不是“亲兄弟”？只要看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不能答应把存放在俄国的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档案的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让中国官方复印就可说明。因为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但当时苏共经过仔细研究，交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译稿；以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

让中国官方复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译稿整理用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用给钱才准许复印都行：“市场原则，同等优先”，也算吴大辉教授说的“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不吃亏就是占便宜”。因为由此“重庆组织”将会不是四川党史学者杨世元主任说的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杨世元主任1932年生于重庆，建国初期被调任重庆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邵子南的秘书，文革结束后调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年他在《四川党史》第4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一文，说“重庆组织”是道哥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这是太悲观了。

笔者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属于“哥德尔计算机”──是可解又不可解的“拓扑斯逻辑”──能给出定量的自然数都可确定解，而不能给出定量的无穷大自然数都是不确定解。但“重庆组织”的存在是可解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学《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书中提示的，如山东党史专家、山东石油大学余世诚教授所采用的类似方法──给当今俄国总统普京写信，请求普京总统给予帮助，允许在不要回原件──如今科技发达条件下，能复印或录像回《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最好。

二是学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网上写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王陵基──重庆卫戍司令)》的文章提示：采用查找解放前的敌伪档案的类似方法，在全四川省和重庆市范围内，从省、市到各市、县保存的解放前1936年以前各年的敌伪档案中，查找有关《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中可能是“重庆组织”成员及联系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甚至可以包括这期间“上海组织”成员坐监牢，类似汪克明书记这种表现“坚贞不屈”，后又“登报脱党”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还可以查找解放后1950-1953年期间公安机关追究处决“叛徒”可能是“重庆组织”成员及联系人员坐监牢的审问详细记录──类似盐亭任望南被公安机关处决前的审问详细记录。因为1949年12月解放军兵临成都，省主席王陵基逼迫任望南一道外逃，任望南不仅拒绝，“而且令财政厅全厅人员保护卷案，等候接管”。

1952年任望南被处决，王陵基却留下。“口传”他和何拔儒一同参加过“重庆组织”；1915年还陪送何拔儒到长沙，是盐亭唯一能亲眼知道何拔儒教过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的人。笔者1952年虽才6岁，也听大人们说任望南被处决，布告说他是国民党“川康省主席”；《布告》原件还有吗？而为啥以“川康省主席”之名处决呢？是否解放前夕国民党四川省和川康省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真正川康省主席的王陵基，解放后虽然被抓，也许能说出他曾帮助过张秀熟主席要的枪支；而张秀熟又有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的帮助──1950年初张秀熟主席曾对自己的入党和出狱说清楚缺乏自信，找过马识途部长──绵阳市党史研究室官网说：“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曾拿着北京交来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也许也找过马识途部长──但据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写的《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披露，马识途部长曾干预四川省党史办改革开放后，对中共川康特委机关“叛徒”案的调查落实工作叫停，这“岷啸”先生在退休后也想不通。

错杀任望南，如今难于追究责任。但如今104岁的马识途部长是中共四川省委内的老资格革命家，他1915年生于重庆忠县。1931年在北平念高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1945年毕业。1946年调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作品。笔者曾对马识途部长应该说很早就知道──那是1966年4月初到6月初，《武汉晚报》每天连载马识途部长以第一人称，写他解放前搞地下革命工作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直到“文革”爆发才中断的时候──1966年笔者在武汉读大学，被《清江壮歌》吸引住。

因为在1963年笔者曾考察过家乡盐亭1936年前共产党搞地下革命可歌可泣的事情，马识途部长的影响，是到2014年笔者与陈龙先生合作写《盐亭壮歌》，就是曾受《清江壮歌》的书名启发学用《盐亭壮歌》标题。如今的本文，也是难忘革命的可歌可泣追求真理──这也使笔者从1963年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这段期间，能自觉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读完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卷，而使笔者受益匪浅。这里背景还有：笔者从小就听母亲讲，谢表婶和她儿子张子才和儿女张子琼一家，1930年代从南部逃荒要饭到盐亭的苦难。当时张子琼才三岁，虽然我们家也很穷，但笔者的祖母还是收留了他们。后来张子琼长大后与笔者的堂兄王德培大哥结婚。张子才解放后读书，完小毕业就当上村里、乡上的干部。那时家乡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认为再“逃荒要饭”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笔者2003年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在第14章《从无限可分之弹到求个说法之食》中，就提到经历的事──1959年大跃进出现自然灾害，家乡陷入大饥荒。

1960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笔者从读初中的盐亭玉龙区中学赶回家，就听大人讲，在邻近天垣的大碑垭有位老婆婆饿慌了，半夜爬到大碑垭的高山躲起来。三天后人们才找到她，已饿死在红苕地里。人们说她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讨口给社会主义丢脸。这个观念从解放初到四清运动，我们家乡确实消灭了讨口现象。但1965年高中毕业考上武汉钢铁学院。上学从绵阳坐火车在郑州转车时，出车厢看见很多忙完了生产出去要饭的河南农民，笔者惊呆了：“四川人真傻，何不学河南人的聪明，不搞‘一刀切’呢？”其实笔者自觉抽空学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从1960年读初中开始的。到1966年6月笔者看完三卷《资本论》，和《列宁全集》1-33卷，加深了“口传”的一个认识：马列主义的精髓强调阶级斗争，是围绕全球治理“灾民、饥民、难民、移民”现象，其中包括了“抓革命，不放弃搞生产”。

特别是《列宁全集》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批评，以及重视继承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等的文章，给笔者以极大的震撼。所以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年代，“重庆组织”的职业革命家们从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经历保路运动失败的考验，他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治理“灾民、饥民、难民、移民”办法的精髓，会更深刻和贴近实际接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在全球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政治理念的地步。1920年“重庆组织”成立时成员的单纯性，比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时成员的单纯性更高，也许是“重庆组织”成员没被公开暴露的原因。

三是能证实“重庆组织”存在有关的材料，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02页提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召开的“三月会议”之谜。《上海党史网》2018年报道上海党史作家、诗人缪国庆，他在201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说，1921年1月在北京的维金斯基临行前，要李大钊派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李大钊就决定派已大学毕业的涨太雷去。这要说到张圣奘；张太雷虽出生江苏省武进县，比张圣奘大五岁，但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读书时，与周恩来都是天津学生领袖。由于张圣奘的家在天津，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北大读书，由周恩来介绍认识张太雷，又因同对俄文学习有爱好相识相交。后张圣奘把张太雷介绍给北大教书的李大钊和俄国人鲍立维作英文翻译，鲍立维又再把张太雷介绍给维金斯基作汉语翻译的。

张太雷协助维金斯基在华第一次逗留的9个月时间，维金斯基并没有新成立起全国性组织，只是指导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起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他知道1920年3月12日已经在重庆开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1921年3月又要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以前很多组织活动的经费，已有“重庆组织”的支持。但维金斯基初次来华，建党经验还不多，加之张国焘的蒙蔽，和当时复杂的各种类似进步思潮在多地风生水起，并不容李大钊、陈独秀和维金斯基乐观。例如缪国庆先生说：一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共产党”（姚作宾南充南部县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二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所以1921年1月张太雷与维金斯基同行离开北京前，李大钊暗中交代张太雷必要时，可以亮出代表1920年3月12日已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出席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维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就是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报告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那么为啥到1956年时，前苏联还对《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敏感？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时，才觉得是一道政治难题；莫斯科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交还中共呢？这是因为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源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同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的旅顺港，更加强了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背景，

与1997年我国收回香港不同，后者不存在“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错位──1955年5月24日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离。到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旅大地区60年后终于回归了祖国。但在苏共高层内部，对中共收回旅顺港是分歧的。况且苏军撤离后，我国把留下的中方在原旅顺港苏联政府任职的高级行政人员，全部送去“再教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全部“解放”──类似1949年重庆解放后，国家把留下的在原国民党政府办事的高级公务人员，全部送到新疆“再教育”，直到年老退休才可回重庆与子女团聚一样。这是笔者1970年代在重庆18冶3公司机修连工作时，听锻工班工人李俊明、李胜利等摆谈他们家的情况时，知道的。

而1989年9月10-15日第二届国际气功会议在西安召开，笔者在会上认识一位来自大连市的郭弘历老先生，他告诉他曾留学日本筑波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经济学系，1955年前是原旅顺港苏联政府财政部主管。苏联撤走后，全部政府高级主管的中国人，都被送到大连地区的一处“学习班”学习，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解放”。他就是在此期间喜欢上气功的。所以笔者才知道，中苏之间是有原则的。也可见毛主席对“乌奸文化”的痛恨。但也使得“滞留”苏联的王明等人的恐惧。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是知道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和被用来干扰前者的“适社”的一些情况。也许两者一拍即合，就把储存在档案中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以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等难题，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以致被如今的何盛明主任评为“不伦不类”。

因为何盛明主任的文章说：“何以秦慧僧会加入写报告，因为四川去了17人的大团队，经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安排，秦慧僧作为领队参加了这个团队，也就是四川赴俄考察队的成员。落款四川四人，并不是指四川籍贯的四人，应该是代表四川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派去俄国考察的四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写这份报告的‘四川四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落款‘四川四人’却把这个《报告》搞得不伦不类，既是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应落组织名称，是四人所写就不应是组织报告，何以要写四川四人呢，自有其特殊用意”。其实这是何盛明主任弄错了，把苏联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同于只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一组文件，不承认还有另外《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一组文件，可见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比何盛明聪明。

即如果只单纯抛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一组文件，虽然能打击“上海组织”，说明后者之前也有来者，以此可表“羞辱”，但这等于促使中共树“重庆组织”，而帮倒忙。所以更妙的是，本来他们曾策划的“适社”，就是用来干扰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的，何不一箭双雕，把两者的《报告》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而这之前早已把李大钊、杨明斋、冯玉祥送走。1921年8月14日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李大钊的牺牲虽然与张作霖有关，但内幕是苏联使馆没尽到保护的责任。知情人之一的冯玉祥曾与张作霖、张学良有联系。何拔儒是1913-1917年曾教过毛主席的老师，也知道其“上海组织”的情况。再说王明对剩下的关键当事人毛主席如何判断，他是打过交道的。

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把“适社”说成“重庆组织”也是贡献──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是“不伦不类”，那“适社”就不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还说“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明陈独秀也不全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新华学校。萍水他们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派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

何盛明主任想把“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成就表明与“上海组织”无关，但她没有想到在1937-1938年的延安时期，王明和康生也攻击“陈独秀”。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682-683页上说：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诬称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在683页张军锋主任还说：康生在1938年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上发表长文，诬称陈独秀与日本国达成合作默契，“日本给陈独秀……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切的原因，在681页张军锋主任说：“任建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搞”。

“乌奸文化”虽是1992年苏联解体后，因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发的争论才产生的“名词”。其实在何盛明主任的文章中，提到早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在装饰：“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党”=“乌奸”，后来居上。何盛明主任是这样说的：“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郑佩刚和尉克水等都参加。郑佩刚还负责宣传，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他们还自认是社会主义中最坚决，彻底的一派，并且认为布尔塞维克革命是到达无政府主义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组织自认是‘共产主义组织’。查1920年重庆建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并曾派出廖划平等人去俄国考察，这表明是一种政治倾向，他们不仅信奉无政府主义，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今天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跑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使人们明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炮声，实际类似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同样，“十月革命”炮声失灵，也并不代表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而且昭示正确处理好“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历史误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类似“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参加‘一大’之谜”、“李大钊牺牲的背后之谜”、“冯玉祥之死的背后之谜”、“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之谜”──不少文章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因为工作忙，分不开身；或因争取资金，显得更实在，才不参加“一大”的。这实际是说建党大业，不如地位、金钱重要──这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崇高形象吗？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是小平同志无孝敬生前早已过世的父母、想见他一面的乡亲父老的心愿吗？其实，从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小平同志等谜中谜，都与他们关心和考虑“重庆组织”这道难题正名在未来的影响有关。

六、“此地无银三百”释谜

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才证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背离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成熟之处，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使像杨明斋这样最先反感陈独秀的人，后来也明白。在1920年代杨明斋为苏俄工作，先是物色组织“适社”，干扰“重庆组织”。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杨明斋帮助调教陈独秀，转变陈独秀不听苏俄指挥的态度，策划触发陈独秀生气犯错，使他在上海租界两次被外国巡捕拘留，这时马林又才拿钱去让巡捕放人，终于让陈独秀明白了苏俄背后拿钱的意义。但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681页上说：到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后，“当时几乎没有人敢于反对，只有忠厚的杨明斋持异议”。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但装在鼓里的杨明斋，到死也没明白帮忙打压“重庆组织”也会被抛弃。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马戈庄人，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他16岁辍学，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因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被派回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0年3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先后多次在北京向李大钊和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会谈，误导抛开“重庆组织”另建中国共产党。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维金斯基的翻译和作协调。

1920年5月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适社”，担任负责人。1920年8月中旬他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取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组织”，陈独秀为书记。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了一幢房子， 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参与一些理论宣传和对“适社”的教学活动；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1920年至1921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以及“适社”成员赴苏俄学习。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如1920年秋天他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回平度向乡亲宣传俄国革命。

1921年春杨明斋陪同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也难劝说纠正张太雷按李大钊的意图，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以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等事情。所以同年6月杨明斋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杨明斋没开完会就立马返回北京，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协调马林作张澜解散“重庆组织”的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

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并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1924年6月杨明斋出版约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 一书。杨明斋1925年夏在广州任苏朕顾问团翻译，10月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在内的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1927年初杨明斋奉命回国，经上海秘密到京津地区工作，所以了解李大钊没有被保护成功的内幕。杨明斋在白色恐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同时出局的内外苦闷中，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出版约18万字的《中同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出版，就有有反思曾协助打压“重庆组织”的认错之意。

杨明斋因为已涉初次的“离经叛道”，他被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后，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8年2月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数十万，在30-40年代及50年代初被处决和迫害的人平反，杨明斋是搭“顺便车”恢复名誉。杨明斋的悲剧是苏俄把他杀错了吗？但为啥王明有没有搞错呢？

王明(1904~1974年)，安徽金寨县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明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至1934年间他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50年10月25日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国，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不好，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2月1日飞抵莫斯科，从此未归。1956年叛逃到苏联的王明，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深入揭批，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

1974年3月27日70岁的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而我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共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

其实作为对等，苏俄的报刊在毛主席逝世时也如此。与杨明斋、冯玉祥和李大钊之死诡异连在一起的，如果冯玉祥不离开北京，也许他们后来的命运，不会那么令人怀疑与苏联有关。冯玉祥(1882-1948年9月1日)，生于河北沧州市，有“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李大钊（1889年-1927年4月28日），河北乐亭人，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一般，又与张学良有往来──1911年冯玉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到1921年7月后任陕西督军，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4年9月张作霖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帮助，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北上主持大计。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也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

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虽然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张作霖与冯玉祥在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李大钊和冯玉祥的联手，可见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李大钊是“四两拨千金”。或许中国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本不会像后来那么的“诡谲”──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病逝──如果中国人把握自己命运与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即使与苏俄把握的中国革命蓝图有不一致。

历史没有“或许”。中国“筚路蓝缕”不管如何努力迎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道说不完变数的难题──这是先后产生“重庆学”和“上海学”的必然──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千方百计把“适社”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说成《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中落款的“四川四人”，以代换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是“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川四人”。按理说，杨明斋开办的外国语学社所物色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是亲近苏俄的，本可以参加“上海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为何又不让他们代表“四川”参加呢？也许“上海组织”的背后还有把关的人物李大钊，即使他没参会，也指示他的代表张国焘不让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适社”参加──因为他们是太露骨了。

当然对“重庆组织”的解散，李大钊也是赞同的。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杨闇公不在重庆。成立“重庆组织”，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产生学习接受马克思指导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想法。1917年后杨闇公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因响应五四运动，在日本领导留日学生运动被扣留，直到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后，杨暗公才从日本返回四川的。

而“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真正背后操控的“四人”，其实就是李大钊、张澜、吴玉章、王佑木。但为啥李大钊也赞同“重庆组织”的解散呢？其实马林和杨明斋，先后来北京早在做李大钊的工作，不断向李大钊挑明：“重庆组织”的纲领及实现蓝图，如“建立川陕根据地，以迎接全国解放”；“‘强军’不‘强君’，以保家卫国”；“建立乡镇工业园，经开区，以减少产生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的压力”等，在苏俄看来，是行不通的；杨明斋等物色“适社”进行干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李大钊一直是把列宁看作中国的“老大哥”，对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思想，深有研究。

《进一步，退两步》是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组织路线，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著作，写于1904年2月至5月，同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量运用，战无不胜。例如，“进一步，退两步”是指放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改而实行带有“新经济政策”。因为“战时共产主义”高度垄断，激化社会矛盾，并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列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重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是利用这种韬光养晦之术，避免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击，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政权──这也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讲的策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建议立即进行公正、民主的和约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实现和平。当时苏俄政权面临着诸多危机：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反革命势力蓄意反扑，列宁深思熟虑，做出单独和平谈判的决定。但是当时列宁在中央领导层内，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领导人反对他的判断，一些基层党委以及一些普通党员也不同意列宁的立场：正如列宁要把沙皇占据的西伯利亚交还中国，现在也依然遭反对一样；1918年1月28日德国向苏俄提出愿意立即接受和约条件的最后通牒，而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违背同列宁的约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月18日德国发动全面战争。

在这危急关头，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党中央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当天晚上决定向德国发出接受的电报。但此时德国已无照继续进攻，攻占了大量城市。列宁发出《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法令，与此同时他决定分开为缔结和约而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拒绝和约就是把党、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冒险和生存受到威胁的道路。23日苏俄接到德方的短短答复，但它又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要求，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为此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托洛茨基继续反对签订和约，并声称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在会议中先后作了8次发言，力排众议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3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在列宁坚定不移的态度下，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他的建议。当天深夜，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也接受了同样的决议。这样历时3个月的对德和谈，冲破重重阻力，1918年3月5日苏俄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恢复经济、建立红军、巩固工农联盟的和平时机。

至今中国人难辩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我国长期的“以苏解马”教育，培养了一些人把自己的“爱憎”说成是李大钊“亲俄”。如2017年4月29日“百家号”网“万象”特约作者“宁馨儿”发文说：“1922年（33岁）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大钊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以上“宁馨儿”即使指证李大钊说的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李大钊的真心。

因为李大钊读过1912年7月15日列宁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严厉批评孙中山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李大钊当然懂得复制列宁还有《进一步，退两步》的这种韬光养晦之术，明白努力服从苏俄的意图为的避免打击。1924年他的这种运用不是第一次：他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要求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后，就曾借故不参加1921年7月“上海组织”的成立，为过去、现在及将来留下“上海学”和“重庆学”解题“醒梦”──这和他真正得意的学生毛主席，服从苏俄意图的一些作法的意义一样。

所以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牺牲，公开的说法类似“基因组学”──因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有文章还说：是李大钊自己要求实施绞刑，而非枪决。为此张作霖还自掏腰包，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刽子手为何对李大钊如此“听话”？又为何找不熟悉新刑具的性能的人，要把李大钊绞了三次？苏俄大使馆及其有兵营，为何不能保护李大钊？

或许这不是“借刀杀人”──李大钊和孙中山合作的中国革命蓝图，是与苏俄要求的中国革命蓝图不一致的，难道李大钊不清醒？也许向未来揭示这一点不是“借刀杀人”，李大钊用苏俄不懂国际法的“苦肉计”，学谭嗣同走向刀丛。问题没完的是，1948年8月22日冯玉祥将军在苏俄严密的保护下，为啥在苏联客轮“胜利号”上又发生意外被烧死呢？2018年11月14日《晚霞报》上黄金生先生，发文《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中说：“有一种怀疑指向苏联。但当时的冯玉祥已经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与中共和苏联日益走近，所以说此案若与苏联有关，其作案动机就成了问题。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70名国际乘客，这个作案代价明显过高”。

但与为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实现比起来，策划这次损失中可能产生的损失，策划者也许会认为并不高。《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文中也说到疑点：“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玉祥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冯的秘书赖亚力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此时冯玉祥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而类似“暴露组学”的公开说法是，作者周海婴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应当也可以解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力本来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时，他就在现场，但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夏天，赖亚力夫妇在青岛疗养时，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心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力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 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经过一番追问，赖亚力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为什么要把谋杀伪装成是意外事故？无论是赖亚力‘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苏联解体后，许多档案资料皆已解密公开，但仍未见到当年的那份调查报告”。

其实冯玉祥的死与相连李大钊、孙中山，和苏俄解决中国革命蓝图及远东共和国始末部分有关──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如果苏俄有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也不会像后来那么漫长：1924年10月冯玉祥搞北京政变，与李大钊策划响应列宁十月革命后归还北方领土声明的蓝图，大手笔只有冯玉祥和张作霖合作从实力上说才能做到。其次能防止日本乘机占领其远东地区，构筑这幅蓝图，探讨当时远东地区各力量间的制衡因素，孙中山也不可小视。1923年9-11月孙中山就委派蒋介石到苏联访问，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商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援。蒋介石这三个月的苏俄游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11月29日蒋介石启程回国。

这个背景，韩福东先生在“腾讯文化”网2016年6月29日发表的文章《以俄为师：孙中山与苏联的结盟之路》中说：1922年陈炯明于6月16日发动武装叛乱，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永丰舰事件之后，孙中山很快委蒋介石以重任。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1日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之职，先后四次电催蒋介石赴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一职。6月17日，孙中山又改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直属孙中山领导。越飞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时，与北京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同时暗地里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络。苏俄已改变此前放弃所有在华特权的宣言，不仅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有自己的盘算，且出兵进驻了中国享有主权的外蒙古。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越飞虽有意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但这种想法不被联共（布）中央所接受。

1922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上，一份秘密决议中记录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做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之前，苏俄政府发言人曾公开指责孙、张是“邪恶的联盟”。但广为人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于1923年1月26日，这篇宣言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改变了此前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废约和无偿归还领土、资源的立场。

苏俄的这个新诉求，在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都不能获得确认，但已被陈炯明抛弃正孤立无援的孙中山，则愿意接受它──孙并未代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但苏俄愿意利用他。从“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对苏联尚未全情投入，仍为和张作霖及日本合作预留空间。孙中山的计划是，北伐消灭吴佩孚，这需要苏联派军队佯攻东北以牵制张作霖，迫使其交出北京政权，帮助孙中山夺权。按照这个方案，苏联要援助孙200万金卢布。苏联部分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这催生了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热情。越飞在1923年5月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代表苏联政府答应分期援助200万金卢布给孙中山，武器方面则承诺最多支持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越飞表示，孙中山可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顾问创建军校。接下来是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而鲍罗廷作为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也抵达广州。

1924年冯玉祥和李大钊商谈的北京政变成功后，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人，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出发，至香港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孙中山在上海11月22日搭乘轮船转道日本。到日本后，他与日本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有过会谈。头山满关心的是否要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回答说：“旅（顺）大(连)收回一事，余实未想到此……旅大如不扩大其势力，则无成问题之必要，香港亦然”。12月4日孙中山由日本乘坐轮船刚到达天津，就登门拜访张作霖。其实苏俄已在背后做张学良的工作，所以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冯玉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此期间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袁志学主任还说：在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代理甘肃督办率军入甘时，李大钊就曾选派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员随军进入甘肃。

1926年初，冯玉祥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但在李大钊帮助联系下，冯玉祥1926年3月赴苏联考察。1926年5月7日冯玉祥将军取道外蒙古库伦，到达莫斯科。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当时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参与接待冯玉祥。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东方大学学习；此时邓小平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的旧部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又是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

冯玉祥将军接到李大钊等的电讯后，于1926年8月7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以及随行人员等从莫斯科昼夜兼程返回。之前邓小平等在苏联学习的20多人也约定，放下学业准备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冯玉祥在途中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人联袂一道去达内蒙古五原县。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1926年8月中旬冯玉祥回国，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9月初冯玉祥到达内蒙古五原，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

冯玉祥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1926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冯玉祥当场宣布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大会后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冯玉祥就任联军总司令。在李大钊帮助协调下，用共产党人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誓师大会后，冯玉祥将军采纳李大钊的建议，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11月解西安之围。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这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然后又挥师北上，进北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了伟大的北伐革命。

冯玉祥分别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合作，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如果1926年进北京冯玉祥不出北京，到1927年4月他不会让李大钊躲到苏联大使馆及其兵营，也会让不会张作霖绞死李大钊。但冯玉祥实际在1927年1月26日就被苏俄保证李大钊安全承诺下，安心离开北京去西安搞“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造成不久宁汉对立形成。冯玉祥为啥离开北京？有没有苏俄的保证？

《冯玉祥之死背后的家国恩怨》文中说有一段后发效应：“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联更具有诱惑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但这是李大钊牺牲后的事情，其实黄金生先生这是点明之前，对冯玉祥提供帮助的是苏联。如果李大钊被捕和牺牲时，苏联大使馆和苏联兵营在李大钊牺牲前后，有保护李大钊实在的行动表现，冯玉祥也不会心怀苏俄有“背信弃义”的嫌疑：冯玉祥以对下层简单“逐共”，只表示他无赖的“愤懑”。这在刘典先生2012年12月18日“新浪网”发表的《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来龙去脉》文中，有“披露”。

刘典先生说：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当时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了政府的血腥屠杀。在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25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分别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路口，包围了苏联使馆旁邻的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标记，准备充足后直奔苏联使馆的旧兵营，躲避在苏俄使馆的李大钊等50多人被捕入狱。

为什么李大钊屡试不爽的避难招数，这次落空？有说李大钊不是一个人去那里避难，而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带入了使馆区。但为什么苏联使馆故意不懂得这“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呢？而且这种现象连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都能引起不满和怀疑。如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并将此信息通知当时的北京政府。另外张作霖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反映，是苏俄使馆没有情报人员或情报网吗？因为张作霖得到其他使馆的及时情报，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跟踪，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李渤海。

李渤海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苏俄情报工作世界称最，但这时苏联使馆不对直接负责李大钊安全的中方人员作考察，反指导他们帮俄秘密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这些军火送冯玉祥，不就是苏俄提供的不如后来蒋介石1927年6月提供的“比苏联更具有诱惑的条件”吗？苏俄支持南方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北方政权会感到威胁；其他外国领事团因意识形态，也对苏联颇有如此微词：“苏联使馆宁愿不受《辛丑条约》保护，其实也就是默许了张作霖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

当然，李大钊也不是没有“情报”信号──杨度是李大钊的好友，他在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时，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有人反说：李大钊是过于自信，觉得张作霖没有胆量去触碰“治外法权”──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后来撰写《李大钊先生传》，说李大钊当时认为：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结果聪明一世的李大钊，一不小心栽了等──李大钊是死得其所冤，但像他处理“重庆组织”一样，仍有教育意义──认识苏俄。

2012年2月29日《晚霞报》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发文章《列宁为何要严厉批评孙中山？》中说：列宁批评孙中山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孙中山踏入了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但平心而论，列宁引发的“关于革命道路争论”，列宁的做法，只仅属于“理论”讨论。这在今天的新时代，不是也还在研究“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等理论问题？所以这并不等列宁，是直接在指挥苏俄其他人和组织，干的一些类似不怕“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的行为──况且列宁去世很早。李玉贞研究员是资深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专家。她在文章中最后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苏俄严厉批判的对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把列宁的观点固化“成了经典”。

那么原委的1912年7月，流亡国外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发表评论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的是些啥呢？李玉贞说，列宁是遵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直接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主张走“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那么在这之前的三天，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一天发表的演讲，又说的是些啥呢？李玉贞说，1912年7月12日被译为法语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上的孙中山的讲话，可把孙中山的期望归结为：通过和平建设而非暴力革命途径，图国家发展，造成数十个上海。列宁虽然批评孙中山，但也抓住孙中山的“造成数十个上海”，评说孙中山是“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可见列宁说的搞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和他认为孙中山搞革命要达到的目的，仍有相通之处。

李玉贞还说：孙中山留给国民党的，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首次提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所以从李玉贞介绍的情况，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说的搞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并不代表1927年后的“以苏解马”──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篡改马列主义的“以苏解马”，是把“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作为“雷区”，说孙中山触上列宁的“雷区”──但列宁及其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并没有“以苏解马”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是不可逾越的“经典”。列宁的“走迅速开刀”，是指推翻反动的旧政权，根除腐败、暴政、好战等问题。

七、“重庆组织”正名意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指导，中国自己独立组建共产党，和在苏俄帮助下组建共产党，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中美建交及1月小平同志访美，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将设为中心的精神，实际已经给“重庆组织”正名。

而列宁当时再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面协调处理之意，也有让其他领导人看：如果1920年3月中国自己独立组建的“重庆组织”，和1921年6月苏俄派去的马林，又帮助组建的“上海组织”，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内乱”今后如何办？这个问题焦点在哪里？

我们还是拿今天“书报公开”的材料说话，《传承先烈风范 建设伟大工程》，是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第一篇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的发言，他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这话说得十分到位和明白：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

苏俄拿出类似《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是苏俄对中国的不自信；也源自1920年起，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篡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

这里诚然国际上，存在“东西方对立”的事实；各个国家内部，也有掌权和没掌权的组织和个人、派别、阶层交错的各种矛盾等诸多惊涛拍岸的问题。变局激荡，动荡的世界，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共赢还是零和，人类携手走出危难与困苦的历史回响──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阶级斗争的现实抉择，笃行的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始终坚守合作共赢，始终坚信多边主义，为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任乱云飞渡，向着创造新稳步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和平发展初心不渝，命运与共大旗高举，通盘运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例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颇具挑战性，关键时刻，元首外交再次发挥“定盘星”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达150分钟的会晤“摁下暂停键”，增进互信，聚焦合作，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为啥要改“以苏解马”立的永久搞“东西方对立”的教条？什么是“西方”？“西方”有什么“高大上”？2019年1月9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的文章，他在《科技哲学不能“砸科学的锅”》的文章中说：“在科学时代，以科学为敌，结果只能是碰壁，就是我说的‘吃科学的饭，不能砸科学的锅’──没有科学大兴，哪里来的什么科技哲学？……当然，既然是朋友，就不是喽啰，可以有诤言，可以有批评，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还是要做朋友的”。刘永谋，1974年生，湖南常德人，中共党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以科学为敌，苏联解体了。为“重庆组织”存在正名，之所以成为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解和敏感课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身。问题正在于存在有两个方面的建树，还有待完善──第一是对科学的建树和认识；第二是对法律的建树和认识。

科学属于第一生产力，要有对科技创新的自信。法律是全球引进“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法理完备，没有“法律”理念，或总是按照各国原来法律一元论，“统一”进行“一刀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就很难。这里先说“科学”。

“重庆组织”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连，有四川省蚕丝学校前身校史讲：该校址原在四川南充县仪凤街，原为南充县立中学校，是张澜联络家乡有识之士创立于1913 年。据194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经张澜校正的《四川蚕业改进史》载，省立高级蚕丝学校于1913年创立，当时的校名为南充县立中学。次年在高等小学内开办南充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创办当年招收实业班。1921年和1923年春季，学校相继招收二年制蚕丝速成班。1924年南充县立中学校与南充立乙种实业学校等合并，设制普通、师范、工业、农蚕、医学专业。

实际张澜早在1911年保路运动后，就致力于蚕丝产业发展，计划通过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的局面，就制订了实施兴教育，建桑园，办蚕社，开工厂，促进南充蚕丝产业发展的方案。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1921-1926 年张澜为啥要任“蚕桑丝绸”校长？这有何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