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在《科学与社会》杂志2019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中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日益成为一种“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捍卫文化自信的紧迫任务。如果一种文化由于其独特性而无法与世界进行普遍性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很可能沦为不可通约性陷阱下的牺牲品，从而被排除在文化共同体之外，这是很糟糕的局面。为了彻底改变沟通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引入全世界都认可的科学文化，这样就可以极大改善我们与世界沟通不畅的局面。假以时日，中国传统文化就演变为科学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新文化模式，这种新文化纲领既可以激发群体活力，又被世界所共同接受，从而在文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任何文化的自信都是建基于其效率与公众认可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科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恰逢其时，而且任重道远”──“在整体麻醉与制度惰性下，个体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退化，即便意识到也只剩下自卑、疏离与反抗，各种原教旨主义都是这种情况的展现。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要素，打破原有文化的惯性、黏性与僵化的平衡，使其重新焕发活力。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目标呢？科学文化的引入就是唯一可采用的低阻力路径。科学文化是自近代科学复兴以来，基于科学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科学文化作为文化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在与各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竞争中胜出，是由科学文化所呈现出的生产力与释放出的自由与福祉决定的。这就涉及到文化的比较与演化问题。那些由诸多伟大事实堆积起来的社会，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高地，自然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一种进步的认知模式与习性，而这些的总合就构成了科学文化”。 李侠教授说：中国古代的“胡服骑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论，都是主动引进新要素改变传统文化基因池构成结构的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今天之所以要在中国大力引进新的科学文化基因，是因为传统的文化基因已经丧失活力，无力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下单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力支撑整个社会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这里面涉及的因果关系是：文化基因通过进入整个社会的观念系统，从而激发社会与个体的活力，最大限度上释放文化的生产力功能，文化基因是引发变革的直接原因，而改变则是文化基因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要释放全社会的活力，就需要其文化是有活力的。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科学文化基因的生产力功能，只要看看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不难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反之，改变近代世界的所有重大发现无一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来的，由此可以间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退化的文化纲领──“如果某一基因的获得者，在生存竞争中由于基因的退化而无法在竞争中获胜，那么这种基因在基因池中的比例就会下降；相反，那些获得强大生产功能基因的个体，将在生存竞争中获胜，从而增加其基因在基因池中的总量。通过无数代的更替，基因池中的基因就剩下那些具有优势生产功能的基因，这个过程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就是进化。这也是一种文化从退化转化为进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对传统基因池的基因要素的更新替换开始，即在传统文化基因要素中，添加科学文化要素，从而通过世代的更迭，让新的文化基因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传统文化基因要素则在生存竞争中逐渐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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