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三种人”问题 打倒“四人帮”之前，全国轰轰烈烈抓了几年“5。16”分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又大张旗鼓地抓起了“三种人”。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说：“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把“三种人”清理出去。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一反温文尔雅风度，快人快语又刺刀见红：“如果对三种人心慈心软，就给党留下了隐患，一旦让他们东山再起，我们果真要人头落地。三种人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包括你们在座的，都有刻骨的深仇大恨。对他们要统统开除出党。一个也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留在班子里。不这样，将来总有一天他们要挖我们的祖坟！” 邓小平还说：“这里我们还应该强调，要着重注意那些造反起家，比较年轻，潜伏下来的，对党危害大的人。当初王洪文跟我斗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20年后再看是谁的天下。这话对我影响很深。的确，我们老了，他们还年轻。如果我们不谨慎，让他们钻了空子，一旦他们爬上来，那我们的江山还会被他们篡夺去。对那些年轻的三种人，一定要把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 薄一波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局级、处级及基层单位和企业里的三种人，他们有些人还不死心，千方百计的留在党内，等待时机，说十年再见，20年再见。如果不搞出来，就会埋下定时炸弹，这就是隐患，要十分警惕。” 杨尚昆笑着说：“三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把一波同志整死，一波同志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薄一波说：“不光是我恨，我看全党全国的正直之士都恨他们。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匪还要坏，他们戴着红帽子，整起人来最狠。” 胡耀邦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这样规定，有助于我们划清界限，掌握政策。至于那些年岁大了，已经查清和处理过了而又没有发现新的或较大的问题的干部，我的意见一般的就不要再翻老帐了。我建议今后取消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提法和做法。”胡耀邦的话总是同老人们有点差距。 根据以上老人们的指示，全国大张旗鼓地抓开了“三种人”。正象毛泽东号召整走资派时把新有的老干部几乎都打成走资派一样，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和参与过一些造反活动的群众又被整了一遍。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二者其实是一回事）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不反对--也不敢反对整“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紧跟“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打死打伤人命者，指挥武斗、冲击军事机关造成严重后果者，应当整，判刑、杀头都可以。但是，不能搞扩大化。对于犯了一般缺点错误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历史地分析，大人不计小人过，手下留情，批评教育，吸取教训，既往不咎，更不能让人家一辈子不得翻身。 据我所知，我一个分配到江苏的老同学由于在外地串联时与造反派们一起冲过军区大院，被定为“三种人”，整出一身病，不久便死去了。分到西安的一个老同学在别人打人时仅说了一句：“反革命该打”，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年多，定为“三种人”，放出来时当了个体户；分配到河北的一个学生因文化大革命初打过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经手的一支破左轮手 枪记忆不清，没说清楚，（注：这支破枪早已经我手上缴了北京卫戍区，最后卫戍区证明有帐可查。）结果也被定为“三种人”，并被开除了厂籍，老婆也离了婚，如今仍孤身一人，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连劳保都没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包括笔者）一不认识“四人帮”，反是造过，但没有“起家”，也没有参加武斗打死打伤人，也没有抢过谁砸过谁，只因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参与造反而获罪。至于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帮派思想严重？文化大革命中谁没有派性和“帮派”思想？说不请。宣判犯人时，在法庭上还允许申诉和请律师辩护一下，而定“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时却不允许人家申诉，更不准请律师辩护，全在当权的共产党基层党委某些人一张嘴。正像当时抓“5。16分子”一样，真正是说你是不是也是。 事过多少年之后，笔者始终认为，“三种人”的提法十分不科学，因为它是个模糊数。从老人家们当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看，“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谁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和“渣滓洞”，这样给“三种人”定义按说在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可是，却整了成千上万。如果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期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混淆了敌我，革命“革”错了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应当全盘否定。那么后来的抓“516”和整“三种人”就无懈可击、完全正确吗？没有冤假错案吗？几十年来，这些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绝大部分是出身工人、贫下中农、一般干部，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所谓“根正苗红”的青年学生）始终不得翻身，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成了新时期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的出气筒和发泄仇恨的活靶子，这时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中国啊，我们可爱的母亲！共产党啊，我们救命的恩人！您干瘪的胸膛和贫穷的脊梁为什么总适宜生长诸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造反派”、“5。16分子”、“三种人”，再加上如今的贪官污吏抢劫犯，发廊赌场加妓院之类。这些怪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什么时候才能绝迹呢？ 我不是“三种人”，可我比“三种人”还“坏”。738厂后来的党委主要负责人秉承上面某些人的旨意，1986年才给我定案，说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一）在北航参加过批斗彭德怀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同志被打成重伤，负有领导责任。 关于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的全过程，本书已交待得令历史老人汗颜，不再赘述。时至今日，我借次书向国人和全世界申告，文化大革命中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彭老总问心无愧。某些人后来虽然不得不否定了我是“726批彭大会总指挥”这一重大罪状，但仍很不甘心。要是全否定了我的“批彭”问题，就不好把我定为“三种人”，他们多年来整人的功劳也没有了，没法向主子们交代。于是，他们丧尽天良地继续对我下毒手。当时，专案组的同志把结论初稿交我看时是这样写的：到过批斗彭德怀会议现场（指“7.19”予审会），经查未发现有任何言行。（注：到过现场又怎么啦！文化大革命中连周总理还参加过批斗陈毅的大会呢!关键是在会上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按说未发现任何言行的话，写入结论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不，可以改一下。于是，某些人大笔一挥，轻轻地改了一下，就强行塞进了本人的档案。这一改，本人便成了迫害彭德坏的坏人；这一改，令文痞姚文元先生汗颜，自叹弗如。我在“7.19”会议室门口站着看了两分钟就走了人，什么屁也没放，也算罪状？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二）向江青写信寻求支持 抓“5。16”之后，我对738厂的做法有意见。738厂某些人告诉我，你的问题全是北航捅的材料，你不要埋怨我们。我一打听，北航抓“5。16”也毫不逊色，连反对北航红旗的许多干部、教工也被打成了“5。16”分子。鉴于抓“5。16”运动严重失误和造成的后果，我认为应当向中央如实反映一下基层的情况，于是我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告了北航的状。此信我同时正大光明地交给了北航党委和738厂党委各一份，没料到，我成了“自投罗网”。 我的上告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江青同志转伟大领袖毛主席收。 于是，我变成了向江青写信请求支持。 由于时间已经久远，我的上告信又没留底稿，详细内容记不准了，里面可能有向“江青同志问好”并请求中央过问、调查基层抓“516”扩大化的内容。我至今认为，就算当时向江青本人写信反映抓“5。16”运动中的问题，也没有罪。江青当时（1972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负责人，不是国民党“中央文化大革命”负责人，更不是法西斯文化大革命负责人。当时连整我的人们也正大喊“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有何罪？ （三）北航红旗干的许多坏事，戴维堤负有领导责任。 恕我直言，若每个单位的头头对下属人员干的坏事都要负领导责任并定罪的话，全中国将没有一个好人。 于是，考虑到戴本人出身好，表现也可以，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即“三种人，事实上是“敌我矛盾”。 ），上报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纪委。 当时对这个结论本人嗤之以鼻，拒绝签字，但不签字无所谓，照样定案，并装入档案。从此，我成了一辈子不准出国、不准入党、不准当官的“三种人”。 无独有偶，好事成双。作为一条线上的蚂蚱，尹聚平最后也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罪名是“在王力的黑手指挥下反军乱军”之类。 开始，对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结论似乎没太在乎，犯了“轻敌”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大斗争。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全是政治性的错误，中国连三岁小孩也犯有政治错误，因为三岁小儿也喊过“打倒刘少奇”，这不可能是生活错误和经济犯罪。 我个人始终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干过错事，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文化大革命中我认为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奉常委之命去大连搞了一些子弹（没有枪支，因为中央已经给北航发了数千支枪）运回北航，详情本书已经说明。我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缺点错误，我写个检查也就完了，我不想无限上纲。至于北航红旗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某些人干的坏事，如“批斗彭德怀”、“打死学生”、“反军乱军”等等，与我毫不沾边，谁干的谁负责，谁指使的谁负责！我一个革委会委员，凭什么负领导责任？文化大革命中，在北航我没参于迫害和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没干过任何打、砸、枪的事，甚至连小偷、流氓也没打过；除文化大革命初见过一次江青外，同“四人帮”没有任何连系。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北航红旗”的原一把手和组织保卫部长，没干过任何坏事，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好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打破一块玻璃，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损坏一件教学设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的战友们保管着卫戍区发的数千支各式枪支和弹药，没出任何问题，这件事至今许多人都不相信。当时连卫戍区的同志都说不简单，可惜没给我记功，使我至今耿耿于怀。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成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王力和许多林彪事件的重要成员才定的“严重政治错误”，我们算老几？ 很快，我就尝到了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厉害。 我被分到科室工作后，厂里、科里出国培训、参展的名额很多，我所在的科室成员全部出过国。有的人轮了二次、三次。每次论资排辈该轮到我了，就一下子跳了过去。大学毕业生轮完了，中专生；中专生轮完了，初中生、一般工人去，始终没有我的份。开始，还挺恼火，后来就习惯了。出国算什么，不就是背个彩电回来吗？千万别象吃不到葡萄的狐狸那样下三烂。 由于被派出国的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所以我皆为他们高兴。当时厂里个别人为争出国名额闹矛盾，恨不得出国的人坐飞机摔死才好。而我，每次都去飞机场欢送和迎接他们，我没有那么缺德。当时对我的“伟大壮举”，许多人很受感动。“戴维堤他妈的还行，每次都来送占了他出国名额的人。” 一次，同科室小齐又一次跳过我二次出国去西德参加计算机展览会，我又去机场为他送行。 不料第二天，科长老于紧急找到我说：“快上医院，小齐住院了，今天礼拜天，找不到人，你去照顾一下。” “你喝醉了？小齐昨天不是去西德了吗？我看着飞机起飞的，怎么飞机出事了？”我大为不解。 “飞机没出事，小齐出事了，在西德烫伤了，用专机运回来的，就在咱们职工医院。你快去吧！”老于说。 原来，小齐当天晚上到达西德后，一个人住在一家私人旅馆里洗澡晕了过去。幸亏脑袋在浴缸外面，热水哗哗的流，全身严重烫伤，被房东老太太发现报了警。西德警察和消防人员把它送到了医院，但因医疗费太高，中国大使馆建议回国治疗，正好有一架飞机回国，便把他送了回来。 我立即赶往医院，照顾和侍侯小齐，并安慰他。小齐当时未结婚，也未让家人知道。我照顾他多日，直到厂里派人值班。小齐很感动，直谢我。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可谢的呢？ 不过，看来我这样的造反派并不见得多坏，倒是真的。 自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以后，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我被打入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深渊，成了中国人中的“另类”。这个“严重政治错误”，使我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当官，不能出国，事实上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包括被选举权。在当前已没有地、富、反、坏、右的中国，我辈稀里糊涂地成了这些宝贝的接班人，开始享受当年“地、富、反、坏、右”们的待遇，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对于自己因为当了一年多造反派头头而得到的“报应”和下场，说心里话，我是死不瞑目的。但是，想想与自己同样遭遇的一大批人，我无话可说，甚至连牢骚也不应该发。 事实上，当年如果走走“后门”，我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变。但是，我感到靠“后门关系”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可耻的，对不起与我共患难、共命运的同辈们和我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们。 科学家说，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活一点不错。我这人有个毛病，叫缺点也行，就是不爱求人，更不会吹牛拍马，总感到求人不好意思，张不开口。别人求我行，要只耳朵也割下来送人，若为个人而“五斗米折腰”，打死我也不干。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挨整，可说是中国人中的“另册”，心里总感到冤枉，有时喝多了酒也骂骂大街，但就是不愿意求人。我父辈和岳父母的老战友、老关系并不少，有当省委书记的，有当中纪委副书记的，甚至有当总理的，应当说官不算小，有点权力。不说升官发财，在自己挨整（事实上是冤枉的--如中纪委对我的指控）的时候写封信亲自送到他们家里或秘书手里，向他们反映点问题，请他们说句公道话或批个“刀下留人”的条子应当不成问题。可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从未麻烦过他们。这也算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吧！我总感到，为人要正直、正派，走正道，靠自己的本事去生活，去奋斗，不要走邪门歪道。然而如今看来，不走邪门歪道还真的不行，可惜自己始终学不会。 这些年来，在共产党牢固的基层政权国营北京738厂里，我只有老老实实干活、夹起尾巴做人的义务，任何人都可以管着我，哪怕同一位小徒工组成一个小组，我也只有当组员的份儿。任何好事都与我无缘，任何坏事都与我沾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场“大戏”，我正在汕头，（注：为临时打工的公司办事，决不是想跑往台湾。）北京有关方面也没有忘记查查我去过天安门广场没有。 关于出国、入党、当官，这是“三种人”或“严重政治错误”者的禁区。不过作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让入党、当官那是共产党党委说了算的事，不让出国似乎太残忍了一点。外国的月亮多好呀！比中国的圆；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放的屁都香水味道。怪不得某些人那么崇拜和害怕美国人！怪不得许多人跑出去不愿回来！美国和北约的导 弹、飞机瞎了眼，竟然不够朋友！让我出国把北约秘书长和美国总统一刀捅死，立个大功回来摘掉“三种人”的帽子，多好！ | 
[1950-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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