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评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爱神学

原来天安门风波后，国家仍允许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召开。文志英教授后来任过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是武汉大学教授。1986年获南巴黎大学数学博士，是法国数学大师、“分形几何学之父” 伯努瓦·曼德尔布罗的关门弟子。吃饭间，听文志英与李后强摆谈提到一点“89风波”，我们顺便插嘴，但他们不想听方院士不喜欢“三点共圆”和“分形分维”的方法的“土著弦理论”。这时李后强把我们及其提交的论文介绍给文志英教授，文志英教授一下穷追不舍要我们讲：怎么把有分形分维特征的墨比乌斯圈和太极图徽联系上的。

文志英教授听我们讲到三旋的非平凡线旋研究，使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太极图就是著名的墨比乌斯带时，他兴奋得一巴掌拍打在桌子上说：“太好了！三旋联系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我这次来成都回武汉后，就要到法国去访问。你们回去马上把这个研究写篇文章寄给我，我好带出去发表”。

正是由于这次与文志英教授的偶遇，原本川大研讨会学术委员对我们提交的“宇宙量子分形分维学”会议论文有疑虑的人，在成都终审参加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论文时，文志英教授和李后强博士一起说服川大主管老师，同意我们用环量子自相似分形研究宇宙星体分布的论文入选论文集。1989年7月13-16日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讨论会召开，会上发行了川大出版社已出版的论文集《分形理论及其应用》，我们的论文《三旋理论与分形分维》发表在该书105页。

c、真是阴差阳错──我们回盐亭县科协后，写给文志英教授的文章，装到给黑龙江省党校刘奎林教授的信封里；而把参加黑龙江省党校等主办的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应给刘奎林教授的论文，装到给文志英教授的信封。三个月后，刘奎林教授给我们回函，说寄给他的论文和信，是该给别人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当时慌忙中装错了信。

C、不得不说的衣俊卿教授现象

其实，古代太极图形是类似膜面、边界面翻转的墨比乌斯圈，我们在成都第一届分形理论讨论会后，也向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以渝教授说过。当时他是德阳机械学校的年青讲师。那是在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成都开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摆谈到文志英教授说“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的事情，引起李以渝讲师的兴趣，我们并把作图方法也告诉了他。

李以渝，四川人，1956年出生。四川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西南财经大学MBA研究生进修班毕业。德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喜欢写自然辩证法论文。当时我们是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事。事情过后的1990年代初，李后强教授从成都打电话到我们工作的盐亭县科协，告诉我们他在《新华文摘》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有抄袭我们的太极图形联系墨比乌斯圈及其作图之嫌。我们找到李后强教授告诉的那期《新华文摘》，看到文章是李以渝教授在黑龙江大学主办的《求实学刊》杂志上发表后，《新华文摘》才转载的。这时我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李以渝教授没有说明太极图形联系墨比乌斯圈及其作图，是我们告诉他的。而文章模糊似乎是他的发现。

李后强教授知道我们说给他和文志英教授的太极图形与墨比乌斯圈有关的事，如果不是我们抄袭李以渝教授的发现，应该请《求实》杂志发表一个说明。我们查到黑龙江大学的《求实学刊》杂志的主编是衣俊卿教授，就给他写信说明太极图形与墨比乌斯圈有关，是我们告诉李以渝先生的；而早在1987年第一期《思维科学通讯》增刊、1988年《上饶师专学报》第1期，和1990年5月公开出版的《中国气功思维学》一书中，发表的有关内容可以作证；但李以渝先生的文章《参考文献》和注释中，都没有标出。因此要求他作一个更正。

衣俊卿，1958年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76-1978年虎林县下乡知青。1978-1982年北京大学学习。1982-1984年黑龙江大学助教。1984-1987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读研究生，获哲学博士。1978-1993年黑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求实学刊》主编。后来该刊改为《求是学刊》。当时衣俊卿教授给我们回了信，大意是：“得知李以渝先生的失误后，我们很抱歉。但我们不能登更正，因为《求实学刊》是权威杂志，在国内很有影响。解决办法是，寄一篇文章交我们采用，作为补赏；其次我们给李以渝先生写信，叫他给你们道歉”──看了衣俊卿教授的回信，感到他的诚信是建立在重权威面子上的自信；加之李以渝教授也来信说他今后改正，就没计较。

2013年衣俊卿教授在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的位置上，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的新闻传来，证实自信不诚信终有因果报应。

4）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求真之辩

A、不能说宗教信仰和老祖宗的本草什么都对

a、从自信要敬畏诚信，谈中国是弦理论古国、大国的超弦全息原理本土创新──一是古太极八卦数列转座子图的三旋面旋，体旋、线旋运动，把对称、有序、混沌在做统一；二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接近而不雷同“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学家的“灵魂猜想”的“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即公开称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等两大推进，我们想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求真之辩”和“创新全球化科学隔离宗教信仰”──即使承认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等于没有法律和场所的区别，来评美国克里斯·瑟奇。

b、因为在全球发生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要准确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并不容易。但此波发自韩国、伊朗等疫情的扩大，却带有当地独特的宗教印记──韩国中央政府已经下令禁止进行聚众宗教活动──“新天地”教派公开叫嚣“战胜新冠病毒只能依靠上帝”等──1978年郑明析创办的新天地教会邪教，还从韩国扩散到中国东北等地。2007年郑明析在北京被捕，遣返首尔判刑入狱。我国打击国内邪教组织。因为邪教信仰没有自己宣传的那么纯粹。在韩国教会组织，紧密攀附财阀和权贵，邪教头子“南无慈悲造化佛”头目的崔太敏，是前总统朴槿惠的“精神导师”，女儿崔顺实长期作为朴槿惠闺蜜干政──以基督教为幌子制造五花八门的新教义，一但跑偏就成了邪教。

c、“暴露组学”解读全球化时代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说明中西医结合交流中的自信，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求真之辩的诚信中进步的。如上海中医药大学玉森新药创始人玄振玉教授，谈在传统中医的疗法中，常有蝙蝠、果子狸、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入药的实践，怎么看的问题？玄振玉教授的回答是：“中药主要分为植物药、矿物药、动物药。自古以来野生动物入药并非中医主流，所以我们吃的中药又被称为‘草药’，历史上也有些中医大家如孙思邈，一直反对用动物药。现代社会必须严格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比如绝不能因为通乳需求，就去残害野生穿山甲。‘随机双盲大样本’是现代药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中医药也应该遵守。只是目前中药在盲法方面，比化学药生物药有更大难度。这些虽然有一定难度，相信不久的将来，一批设计科学、数据可信的中药新药会逐渐上市。中医也要不断吸收先进的现代科技，才能与时俱进长远发展。现代科学证明的无效或有害动物药，比如携带大量病毒的蝙蝠，要坚决禁止入药，古代的本草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的糟粕，不能说老祖宗的什么都对。《本草纲目》在当时年代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但几百年过去了又会发现李时珍由于时代局限而记载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这些都要实事求是地辩证对待。中医之所以能够被重视，主要是其疗效和经济性。几千年来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医一直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一场新的瘟疫到来，中医可以不用知晓致病的微生物种类，而通过辨证论治，即可拿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这一点是目前现代医学所做不到的”。

B、创新全球化科学隔离宗教信仰关键在建模

a、科学隔离宗教神学，关键在“建模”上。我国是世界唯一没有创建统一宗教的古国大国，即使所谓的“儒学”被有人称为“儒教”，其实“建模”也只是落实在“顶层有顶层的设计，底层有底层的守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礼教。但言怪力乱神被司马迁说成“其文不雅驯”──敬鬼神而远之，名师导航，早在孔子就主张不谈怪力乱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从不谈怪异、武力、叛乱、鬼神的事情。有人说：孔子对鬼神这种虚无缥缈的事物，采取了一种务实态度，或者说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有人说这是“误解”──说孔子要求的“远之”，是针对敬事鬼神的人来讲的：他是强调必须在行为上保持距离；与心中存在有距离感，才能体现出与保持住人对鬼神的敬畏，也对。因为研究远古原始社会的联合国时代，讲神话类似今天讲“政治”──原始的贫瘠、落后、险恶的生活、斗争，对部落、游团，酋邦的人来说，没有多少兴趣。为了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斗志、团结人心，把经历的事情及意义编得传奇，更有益长久记忆、流传。即讲神话类似“突出政治”──《山海经》、《圣经》等神话、神学古籍，其实类似远古原始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b、从远古联合国把讲神话类似“突出政治”，到后来“世俗社会”产生“宗教”、保留“宗教”，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体──1979参与革命的主体是伊朗贫苦的百姓，与国王军队作战的是由共产主义支持者组建的游击队，这些群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重新缩回黑色的长袍中，只是想真正地改变平民百姓的处境。40多年来显示如今世界走政教合一政体的迹象，成为像继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又一大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世界社会变动潮流──一是即使2012年穆尔西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民主”选举中上台，颁布的新宪法离政教合一只一步之遥──宣布伊斯兰教在埃及法律体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张宗教领袖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在2014年被军方总统候选人塞西以96.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推翻。另像2007年土耳其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揭晓，执政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获得46.7%得票率的压倒性胜利，远远高出该党2002年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33.4%得票率，显示出土耳其民众并不认为一个倾向伊斯兰教的政党会对土耳其的民主构成威胁。二是印度人民党竭力鼓吹将印度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印度教国家，这一意识形态明显地违背了世俗的印度宪法；但2014年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在“民主”选举中上台，印度人民党加大马力招募新党员；2015年总理莫迪称，党员已经破亿成为世界最大政党。三是1991年“颜色革命”解体苏联后，俄罗斯东正教在复兴导向。

c、也许远古人类文明把神话类似“突出政治”讲得最“抽象、系统、深刻的”的国家，也是最先实现自然科学最“抽象、系统、深刻的”的国家。证据就是古希腊──“荷马史诗”等古希腊神话，是世界上最“抽象、系统、深刻的”的神话故事。虽然我国也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一个个著名远古神话故事，但系统、连续时间长度、细节还比不过“荷马史诗”。加之孔子不主张谈怪力乱神，减弱了宗教信仰神学对世俗社会抗击类似“人传人”新冠病毒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制约的力度──所以能出现如《黄帝内经》和“神农尝百草”传说等中医药的科学探索。

相反古希腊文明，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祸中消亡了。也许在之前的个别古希腊先贤，已认识到只有建立“抽象、系统、深刻的”世俗可重复验证的知识模型，隔离宗教信仰神学的负面效应，远古时代神话类似“突出政治”的正面意义，才能转化为人类世俗社会当时自救的真实“政治”──2020年全球抗新冠病毒疫情就是再次证明。

d、原始社会群体把神话作类似讲“政治”、“突出政治”时代的结束，也许与类似“人传人”的新冠病毒疫情，曾多次发生也有关。陈胜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的博士导师，2011年前后参与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为瘟疫而废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他说：“通过欧亚大陆（主要是中亚与西欧）数个遗址出土人类骨骼牙齿中提取DNA分析，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鼠疫直接证据，距今5000年左右，比有史记载的鼠疫灾难至少要早3000年”。而哈民忙哈遗址和另一处同样可能因为瘟疫而废弃的遗址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让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够一睹史前时代瘟疫的影响，也由此可以了解瘟疫产生的条件” ──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

陈胜前教授说：“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性是瘟疫的温床。独居的动物即使感染了致命传染病，也不会殃及整个物种。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依赖社会性的动物，人类通过社会，有了语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时，因为存在社会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体才可能传播扩散”。由此看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一有足够集中的人口；二是买入城邦外的农村带致命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城镇之间的商贸流动大，吃了类似带“人传人”的新冠病毒野生动物，疫情发生是死一大片。相反，封闭的农村即使发生致命传染病瘟疫，死光也是一个封闭的小区──疫情产生的“隔离”，也使“基因组学”类似的西方自然科学建模，和“暴露组学”类似的中医药学建模等应运而生。由此对类似古希腊城邦把神话作类似讲“政治”、“突出政治”的元老来说，也在考虑把神话变成更仁慈信仰的宗教包装才行。

C、抽象、系统、深刻科学建模的初显

a、饶毅教授说中国古代的科学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建模，中医药学的建模似乎“比较简单、实用”，认为自然科学古希腊才算起源──这确实也有部分明显的事实。如解放前的初高中教的数理化生课程，讲的抽象、系统、深刻的基础知识，都源于古希腊几何公理化建模，到伽利略、牛顿力学的实验观测计算重现建模为标准；即使我国有许多大工程、大建设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总结的抽象、系统、深刻的基础科学建模能公开传播的不多，不然诺贝尔科学奖不会少。不然，也不会有龚天任教授在美国讲：“反相反量反中医”只是老中青科学主流中的“非主流”。2020年2月9日龚天任给北京的北方工业大学的李小坚教授发“龚学预测病毒效力定律”的信说：

“李博士，这次中国冠状病毒大流行，有龚学的病毒效力定律，保证这场大流行很快就会结束，定律1：病毒效力VP=F（1/R0）；R0 病毒初始传播速率，病毒传播速率越快，病毒效力越小。定律2：病毒效力VP（N）=VP（N-1）-K*（1/R（N））^2；N传播次数，R（N）病毒N次传播速率；控制和减小R（N）可加速降低疫情范围。因此，病毒传播速N次后，不超过10周，疫情将很快结束”──这不是科学隔离宗教信仰的建模。科学建模，要使别人能懂、能计算、能观测。

b、“反相反量反中医”有“以苏解马”对立在东西方景观的统一。这不奇怪，基础科学研究建模的突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人类智力的全球性、时间性的分布概率式的“点喷”。量子论研究的“点喷”虽有“庞加莱猜想”证明的支撑，但只知道正猜想，没有注意逆猜想和外猜想。相对论引力研究的“点喷”，多数人只知道直线运动的量子引力韦尔张量效应，不知道圆周运动收缩的量子引力里奇张量效应。再如类似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预测、预报，也不容易。

例如，钟南山院士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我们要共同反对“信息病毒”、“政治病毒”──让中国背上制造疫情灾害的黑锅，完全是别有用心。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同心协力、携手应对才是人间正道。

D、难忘1953年-1963年

a、尊重科学，敬畏自然。今天我们在应对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科研生产保卫战中，中国科技实力的长期积累，撑起了打赢的底气。1949年中国的解放，也类似疫情之后站立起来有想要大干的感觉──特别是如果预想到疫情也有全球化，那么人间正道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合作──如“老药新用”的思路，让药物研发团队捕捉到提高治愈率的亮光；中西医交流，是用科学战胜愚昧，用合作抵制偏见。由于抗日救亡战争，留在巴蜀大地上教书育人的一批学贯中西曾留学归国的年青的知识分子，看到新中国解放战争刚胜利，成渝铁路等大建设工程就在开始动工都想大干一场。

这里我们单表1953-1963年间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师生，为解决饶毅教授所说“中国古代的科学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感觉，所做的基础科学建模的工作──类似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基因组学”和“暴露组学”类似有前沿与暴露的“翻转”──过去的成绩就让它过去，中国和世界更在于未来，所以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师生，想到抢占前沿科学研究制高点，首先是要梳理我国基础研究建模缺少的从“0→1”（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以及与国际发展衔接，应持续支持的有哪些前沿研究的重点领域？例如，量子论和相对论推进统一，那时还没有公认的超弦理论概念，但它要统一的所有基础研究建模，必然涉及关键的“拓扑”翻转结果的数学，这会延伸到应用数学和物质交叉的引力时空、量子起伏、微观制造、催化振荡、地质物态生态调控，以及人类疾病生理等模型的研究。可那是在“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1953-1963年间，要在不能公开大量宣传的情况下归纳出多人同意的建模，谈何容易？在集体环境中，人们白天做事、想事，同时遇到相同的人很多；但晚上各人做梦，同晚遇到相同的就难。当然时间拉长，概率会高──对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等师生来说，“翻转”成首选。大道至简的原因如下：

解放工农翻身是政治“翻转”；修成渝铁路发现“资阳人”化石，是历史时空“翻转”；“老药新用”，中医针灸、艾灸、拔火罐，是内外生理“翻转”；化肥施在地里，通过粮食增产来“翻转”；热力学是两个封闭容器之间的平衡，是量子统计“翻转”；头脑智能人机合一，是智能“翻转”；生命新陈代谢，是基因、细胞发育编程“翻转”，等等──也许“翻转”这个脑洞词汇，能联系数、理、化、天、地、生、人等基础原理，但要像几何的公理推论、代数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牛顿力学第二定律公式的作用力表达计量等那样，概括起来谈何容易？因为“翻转”这个词汇，还不是几何、代数、牛顿力学等公式、定理等的科学建模，是高度抽象、系统、深刻的表达。

b、“川大学派”的形成是偶然，也是必然──与波兰1940年代革命解放前后的华沙学派相似，也涉及有两部分──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但以四川大学为主。原因是1952年国家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柯召(1910-2002)教授和张圣奘（1903-1992）教授从重庆大学先后调到成都，柯召教授和川大创办人之一的魏时珍（1895-1992）教授在四川大学一起教书。柯召、张圣奘和魏时珍都有留学深造过应用数学的基础。“川大学派”的核心人物柯召教授，他思想进步，也无魏时珍和张圣奘在解放前经历有看似政治的“污点”。

然而张圣奘及魏时珍，很早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相交相识。魏时珍教授四川蓬安县人，1920年前往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1922年考入哥廷根大学师从希尔伯特、柯朗等国际知名的数学、物理教授。1923年初朱德来到德国，寄居在魏时珍宿舍附近。魏时珍帮助朱德补习德文，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魏时珍被授予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外魏时珍关注国际最新物理学动态，当他听说爱因斯坦正在柏林大学讲学，便给爱因斯坦写信希望得到指导，不久魏时珍就收到爱因斯坦热情洋溢的亲笔复信。魏时珍在欧洲留学时，直接向爱因斯坦请教过相对论；对庞加莱的有限而无界宇宙双曲空间二维模型，离圆心越远，该空间中点的距离收缩得就越多有研究。

张圣奘生于湖南新化，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22年张圣奘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在巴黎参加社会活动与周恩来重逢，经周恩来介绍与小平结为朋友。更鲜为人知的是，张圣奘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7名发起人之一，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且交往密切。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有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等相约组织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组织的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的一些成员的支持和参与。王佑木撰稿的“重庆组织”给列宁共产国际写的《重庆报告》中文稿，帮助作俄文翻译稿的就是张圣奘。1921年张圣奘北大毕业，1922年到牛津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圣奘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川总督刘湘邀请张圣奘入川创办重庆大学，张圣奘接受邀请第一次到四川。

在周恩来、朱德和小平同志等的关注下，柯召、魏时珍、张圣奘等三人解放后都先后集中在成都工作。1953年毛主席宣传自然国学的物质无限可分说，要使新中国的科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1953年开始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的命题，是希望交给全党内外的干部、学者、科学家和群众去实干研究的。但科学与哲学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这类似1953年基因双螺旋结构DAN的公布，以及大量微观粒子、基本粒子等发现，是基于高精尖的科学实验和大型科学设备等条件为基础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人搞基础科学，从“0→1”建模原创性研究的信心。因为从“0→1”即使联系初等数学的四则运算，和开平方加进虚数计算，所有实数、虚数和复数的正负对相加，都等于“0”。即“0”既是“无”、空白，又是大量实数、虚数和复数的正负对的总和、包容、集中──类似“进攻性马”，东西方交流，虚虚实实，隔离中有合作，也有斗争。

反之，“1”是分散的，是所有的“单个”的集体──既是“实体”的单个，也有“空白”的单个──类似“以苏解马”，东西方对立，在表面上都是“实”的；把隔离中的“虚”的，也当做“实”的──自然国学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使“川大学派”知道，如果有物质对应-1开平方，就包含着暗物质的标度无关性──虽这是到1967年才知道的事情；但毛主席讲物质无限可分实际也指向可分的间隙──这中间包含有暗物质和暗信息。如1955年毛主席讲“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毛主席号召解放思想，略高一筹的川大数学家们，决定解答新中国解放后毛主席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 ──这个集中古今中外争议的哲学大智慧，作科学建模探索。

c、早在1953年柯召教授就提出建议：参考1904年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提出的拓扑学猜想：“任何一个单连通的、闭的三维流形流一定同胚于一个三维的球面”；以及参考苏联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学派提出的灵魂猜想──解放后中苏革命结盟，传播了类似亚历山德罗夫《拓扑学》集合论方法与组合拓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等苏联数学的经典思想──佩雷尔曼就是这条轨迹的缩影──苏联数学家们推广亚历山德罗夫的空间研究，数学定义“灵魂”为：“针对某类特定的数学对象，可从这类数学对象的一些小区域，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之为数学对象的灵魂”；以后苏俄又发展为灵魂定理证明。

我们知道这件事，是1963年赵正旭（赵本旭）老师从川大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四川盐亭中学初中部教书。当时我们在高中读书，开学不久一次到盐中图书馆去借一本30年代出版的有爱因斯坦传记的《世界科学家名人传》，赵正旭老师正在图书馆替暂时出外办事的老管理员照看，而与他偶然认识，才得知此道科学建模难题──以后曾把这“柯召-魏时珍猜想”，暂称“赵正旭（赵本旭）难题”好说话。

赵正旭（赵本旭）老师出生射洪县，195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培养大学数学教师的师资班。1960年因自然灾害该班停办，赵正旭（赵本旭）从重庆转入川大，也许与柯召经历类似，加入研究。赵正旭老师告诉的“川大学派”产生的主要成果，即“柯召-魏时珍猜想” 或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可简单地表述为：“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

三、创新科学也有泸州老窖式的存而待发

1）柯召-魏时珍猜想建模的吸收与扬弃

A、为啥中国要搞第三极基础科学建模

a、科学服从政治，但政治与科学也有隔离──“进攻性马”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2020年这次全球新冠病毒“人传人”感染疫情的爆发，检验和暴露的不仅是社会管理，也有科学治愈的效果──“命悬一线”；“线”断了，不能逼迫家人说还是好人──这里并不是要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而是要依靠真科学。所以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弦学”、“超弦科学”。西方有法国的类似从“1→1”科学建模的“庞加莱猜想”；苏俄“以苏解马”有类似从“0→1”科学科学建模的“灵魂猜想”，为啥新中国，还要搞类似青藏高原泛第三极综合的“1→1”和“0→1” 科学科学建模的“柯召-魏时珍猜想”？

先说庞加莱猜想：“任何一个单连通的、闭的三维流形流一定同胚于一个三维的球面”──这是仅联系圆球表面的循环问题。例如，2006年霍金在北京的国际弦理论会议上讲的《宇宙的起源》, 时间的类似物，可用地球表面从北极向南极的运动描述──但这种球表面循环，虽可前后有序，但也可反向循环；而众所周知，时间不可逆。即因无反锁控制，霍金宇宙开端之前无时间的证明就不完备。但“柯召-魏时珍猜想”的“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这里由于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相等，内表面小于外表面，这种翻转就既有前后有序，又有类似暗含的反锁控制。即双重控制保证了时间的不可逆。再说灵魂猜想，苏俄数学家虽把“灵魂”作到数学化建模，定义为“针对某类特定的数学对象，可从这类数学对象的一些小区域，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之为数学对象的灵魂”。但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灵魂”概念带有的迷信、宗教和神学信仰因素，仍然有纠缠；宣传上会给坏人做坏事钻空子、帮倒忙。

b、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在与这类新冠病毒无形敌人的战斗中该怎么做？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书亚·莱德伯格说：“病毒是地球上最后一种敌人”、“流行病是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严格按法律法规在办事。但西方在宗教、信仰领域找我国的茬子，渲染所谓“中国灵魂争夺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宗教智库和宗教团体的常态和偏好──公开攻击我国宗教政策和歪曲我国宗教状况，试图通过运作所谓宗教信仰议题，把我国拖入冷战式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而美国宗教团体内部纷争即所谓“窝里斗”传统，搞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由宗教团体推动的涉及宗教的立法倡议，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与所谓“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启动和加强了宗教尤其是右翼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立法化（或国会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之中。所以科学建模要提防。

c、为啥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是“吹哨”；上海“观察者”网转发《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也是“吹哨”？是因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虽然他抨击弦理论是他的自由，但他宣传物理学要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有降低科学硬度的成分要提醒。

我国人民当然领会苏俄数学家的灵魂猜想这里的“灵魂”，自然不是迷信；作为封闭空间内外翻转，也有“灵魂出窍”的说法──佩雷尔曼是著名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最后的关门弟子；1896年出生的亚历山德罗夫，为前苏联培养了好几代大数学家，1982年卒于莫斯科。引导和培训佩雷尔曼等的灵魂猜想和灵魂定理，就来自亚历山德罗夫空间的研究。我国不宣传灵魂猜想和灵魂定理，也知道它的证明硬度对延伸给佩雷尔曼2006年被证实解决庞加莱猜想，有帮助。

2018年初随总统访华的法国数学家维拉尼，2010年获得过菲尔茨奖；领奖前，菲尔茨奖评委会曾怕他像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会拒绝领奖。但他说：自己的“境界不高”，会痛快接受。其实佩雷尔曼的“境界”之高，也是他深知“与弦共舞”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才是完成“庞加莱猜想”三定理证明的终结。“量子物理学家”如果没有科学硬度，量子名目的假产品、商品，就会招摇过市。

比如量子水、量子茶、量子肥、量子袜、量子项链、量子手环、量子眼镜、量子水杯、量子挂坠、量子能量仪、量子能量棒、车载量子空气清新器、量子环保动力提升器、量子虫草、量子口服液、量子面膜、量子鞋垫、量子喷雾仪……贴上了“量子”标签，产品功能大到甚至宣称可以防癌；即共同点是“功能强大”、价格不菲。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郭光灿院士说：“所谓的量子水、量子药、量子肥料等，都是忽悠大众的名词，将本应纯洁的学术领域炒作得乌烟瘴气”。另有专家指出：目前所谓“量子+生活”的产品，几乎都是骗人的。

d、发生在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先成“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后国际社会又对中国治愈疫情经验关注度达到顶峰，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治疗经验依赖性都有增加。但被传为有疗效医药的“假冒伪劣”也会出现，因为著名科研机构宣传的被寄予厚望的阿比多尔、氯喹、羟氯喹、瑞德西韦等药物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一个新药从研发到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上符合统计样本量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才能最后决定其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世卫组织和诸多一线专家，也不止一次申明应对新冠肺炎并没有特效药。《新京报》评论：如今防控形势向好，曙光已经显现。越是在这时候，越要保持耐心和定力，不能走旁门左道的邪路。积极发挥中西医在抗疫中的作用，不是迷信“江湖游医”和“民间土方”；而否定“神医”、“土方”，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一切都要回归临床。

但2020年3月3日“草根网”的“蔡定创”专栏，发表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后的反思》一文，这位在“原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毕业，17年军旅后转至省单位工作”的蔡定创先生，似乎有不同说法：“从武汉市李跃华医生在本次抗击武汉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写请战书（虽然武汉医务人员十分紧缺）而被置之不理的事情上，我相信他的结果。因为其研究的方法对头，以论文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学术体制，很容易造成从概念出发、从固有的思路出发的研究方法。因为你必须要按照刊物编辑的思路来写作，在权威体制下，权威越大，也越会从权威已有的概念出发，而这些必然都会成为科学创新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我们必须要从体制上来正化学术空气才可能建立真正的创新国家”。

从网上搜索可知：李跃华，湖北人，1964年生，1987年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被分配任医生，1989年回武汉陆续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工作。2007年起开办个体诊所至2012年开办爱因思门诊部。他承认“医师执业证书”造假说：原因是大学毕业太久，功课忘了；参加国家“医师执业证”考试，又工作忙。有文章说：“武汉‘神医’李跃华趁疫作乱，罪名如下：伪造学历、行医执照，非法用药”。

“暴露组学”类似说的是“基因组学”的学科不全，难以应对各种疫情。然“暴露组学”的“暴露”，不但暴露社会、管理问题，也在暴露科学和从事科技人员自身的问题。不说李跃华先生文凭造假，但“医师执业证书”造假也不对。社会上一些医生，文凭造假、“医师执业证书”造假，说是为了从业。但李跃华先生既然不怕花时间，想搞重大科技成果去出名，为何不愿意先花一点时间，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资格？既然2011就取得了“注册专利”，为何不看专利局公布后，别人采用的社会效应？但蔡定创先生说：“李跃华医生的治疗方案、治疗成功的案例以及专利证书都已经在网上被晒出，用不着怀疑它的真假，只是因为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还不纳入治疗方案。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纳入国家级科研、病毒研究所，以及众多病毒研究院士们的法眼，而米国的瑞得西韦同样没有经过三级临床试验，却被立即纳入院士组织的临床试验，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已经就说明我国的科研体制、学术体制问题严重”。

蔡定创先生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来自民间》文章还说：“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是一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的典型的‘三无’科学家。从反面教材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科班研究机构在早期防控失误与病毒研究SCI论文的问题，说明研究方法问题其实是由研究机构学术体制所决定的”。但《封面新闻》的报道显示，李跃华所谓“治愈”，有多名人员至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李跃华所谓的疗效“全凭一张嘴”。更重要的是来自湖北省卫健委的《关于对李跃华、张胜兵治疗新冠肺炎等相关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结论是“李跃华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医师执业证书）”，且“其本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非法行医并进行虚假宣传，严重影响了正常医疗服务秩序和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这暴露了李跃华所谓苯酚穴位注射疗法有不可信的地方。但用绑架道德类等说辞，一定程度也获得蔡定创等的同情。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多位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说：李跃华的所做所为，与“一把芒硝治百病”的“神医”胡万林一样，十分荒唐，不值一驳。“把只能用作消毒防腐的有毒、致癌化学品苯酚，注射进入人体穴位，这究竟是治病，还是致病?”“这是在糟蹋中医，糟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糟蹋西医。鼓吹这种理论，就是骗子，地地道道的骗子!”。郑州大学陈小兵教授认为，颇具迷惑性的伪科学，与之前的“酸性体质致病、酸性食物致癌”等伪科学类似。陈小兵教授介绍，健康素养，有人称其为“健商”，主要包括健康理念、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与习惯，以及围绕健康应当维护的公共卫生和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素质与智慧，“它就像一艘船，载着拥有智商和情商的人，抵达科学的彼岸”。“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看到现在信奉伪科学、迷信治愈谣言的人还是很多，健康素养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科普任重道远!”

B、西医和中医的科学与几学之辩

a、李中道先生原名李旭东，武汉人。1972年生。1991年毕业于原湖北省外贸学校，曾任国企干部。2020年3月5日“草根网”的“李中道”专栏，发表的《西方有科学，东方有更古老更好的幾学！》一文，他说：天人合一的幾学，“《盘古王表》里，有提到诞生于公元前5770年至公元前4070年人类初开烟火饮食期的幾遽氏。遽氏开创了中国古老的幾学，同时研究质象无相玄，与物相有相玄两大领域中的性慧哲学思想与运用，因此而被命名为幾遽氏，至今繁衍兴旺（摘自《中华传统五德修身文化。信》一书）”。

b、这里我们首先要纠正一点，《盘古王表》里没有“几遽氏”，只有“儿遽氏”──《盘古王表》里写的是：“（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５７７０－４０７０年：１、辰放氏，（共４代），２、蜀山氏（共６代），３、虺傀氏（共６代），４、儿遽氏，５、希韦氏（共４代），６、有巢氏（共２代），７、燧人氏（共４代），８、庸成氏（共８代）” ──“几”和“儿”不管是在简体字与繁体字中都有很大区别。我们不管这一点，就认定是“几遽氏”──因为也有其他的文章和书籍说：“姒姓，出自远古时期盘古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帝号为氏。冉相氏，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继承了黄帝以道为教，无为而治的精髓，后来他接替几遽氏成为华夏族的帝王”。“中国早在幾遽氏时代就诞生了双玄认知论的幾学晢学观”。

李中道先生的文章说的是：“西方有西医，我们有中医。西方有科学，我们东方有超科学。古老悠久的幾（機）学！ 幾，字面上的解释，上面两个‘玄’，下面是一个守卫的戍，保卫这门学问；现代西方称科学，中国古代称幾学。即同时研究太极弦线两边阴鱼和阳鱼的学问……阴鱼即精神世界：非物理化学可见的生命的精、炁、音、光、神的世界，其中包括中医学的中医中药、经络臟象、三魂七魄、五运六气等等，以及现代科技还把握不了的很多领域，暂时称之为暗物质暗能量──阴鱼阳鱼两个世界同时把握、同时研究，也就是幾学，彻底避免了西方一条腿走路的弊病。真正回归老子‘玄之有玄，众眇之门’的本意。现代科学已经接近的超弦、夸克、高能物理、超微观世界及天文学超宏观世界。古代丹道，近代精炁音光神的微观世界，研究老子玄（弦）之有玄（弦）的真正本义，就是幾学”。

李中道先生还说：“中华古老的幾学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包括易经、中医中药学、古代道家的丹道学、墨家的機巧学、中华古老的教育学、治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风水学等很多古老而广泛的领域。 木+幾为機，木即草木、东土、仁德、紫气东来；木+幾，機会機遇，就是中医药最早的解释。人人喝上一剂中草药（千金芦苇汤加减）就可以预防病毒感染，治好身病。如果再加上经典诵读以‘音能量’除除邪气，治好心病，物美价廉、标本兼治、立杆见影──武汉号称知音故里，我给市长信箱写信建议开发知音能量用于防疫，依然是研究研究。可见知音难觅”。

这里我们想说，李中道先生的“几学”观，与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的“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有一些相同之处。如说 “几学”，包括“丹道学”、“风水学”、“紫气东来”、“超科学”、“三魂七魄”、“丹道”、“精炁”等。如果这些就是几学“研究老子玄（弦）之有玄（弦）的真正本义”，那么李中道先生的“几学”和老子的“玄论”，是有更多接近类似宗教的信仰之嫌的──即在远离科学的“以实践、实验作检验的唯一标准”。因为古代老子的“玄论”，后来被宗教的“道教”利用，称老子为“道教”的老祖宗，可见它存在漏洞；而自然科学却不为宗教信仰所容。即使李中道先生也说：“幾学，也同时超越了古代玄学只研究精神世界，与现代科学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限”──但这也只是“玄谈”而已。

c、当然我们说，李中道先生和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教授也有本质的不同。李中道先生是爱中国的，是赞成“进攻性马”取代“以苏解马”，主张科学“东西方交流”的。例如，李中道先生说：“2020人类大疫，科学发力，幾学有解，中西结合，前途光明──真正的东西方文明、医药、科学的结合，就是機会、機遇、时機，機不可失、时不我待啊！当前疫情，又称危機，危中有機，治危靠機！中医中药为什么能够防治时疫？从幾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中医药能够防治疫情？中医经络系统是超弦空间，超过现代科学认知领域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空间。天然中草药的药性，如升降浮沉，寒热温凉能够轻易进入其中从而达到调整人体平衡防疫治病的目的。而西医很多药物都是人为的化学大分子，穿不过大脑硬屏膜，更不用说人体内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

再看瑟奇教授，他是专职的“量子物理学家”，学过“现代科学已经接近的超弦、夸克、高能物理、超微观世界”等学科需要的极高深的数学、物理知识，但他仍猛烈抨击弦理论等现代科学，“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可见是有意为之。李中道先生虽然1972年出生，受教育的条件，比我们那时“文革”十年动乱的情况好。但即使作为我国一般大学生、研究生，要像瑟奇教授能学到“接近超弦、夸克、高能物理、超微观世界”等学科需要的极高深的数学、物理知识，恐怕长时期还难以实现──如果不长时间坚持自学的话。

所以李中道先生用中国古代的“几学”，与西方古代的科学并立，类似能驳斥饶毅教授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但李中道先生又说什么：几学能“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西方科学以及西医，都已经步入瓶颈，创新乏力”。这没必要，只能适得其反──是和饶毅教授“中国古代无科学论”殊途同归；也会和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教授“不爱科学爱神学”殊途同归──与其这样，不如称中国古代的“科学”，就叫“中医”，拒绝所谓“几学”的玄谈。因为从“神农尝百草”，中国的科学“中医”就是以“以实践、实验作检验的唯一标准”；西医类似“基因组学”，“中医”类似“暴露组学”而已。

2）柯召-魏时珍猜想数学证明奥秘重点

A、柯召-魏时珍猜想建模有无意义看什么

a、科技发明，惯例是申请专利保护。但也有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镭元素，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没有申请专利，反是广而公开，让更多的同行专家来实践检验，因此反得到大发展，造福了亿万世界人民。有人说科学创新，要抢先发表，才会对国家有贡献。但“柯召-魏时珍猜想”在川大探索十年，也没有公开。对于柯召-魏时珍猜想等科学建模，有人说有意义；也有网友来信说无意义。这里标准是什么？地球作为人类的一个整体社会，与国际科学与时俱进作比较，自然不失为一种办法。科学不宽容，其中也有类似2020年的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只有尽快认识病毒、揭示传播途径，才能为疾病诊治、药物筛选提供决策参考，所以只有科技，才是打赢的底气。

而数学建模是科学传承的基础──德国开量子论、相对论建模之先，即使一战、二战失败，经济战后仍然恢复很快。英国最早有牛顿力学建模、达尔文的进化论建模，而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带头羊。美国20世纪下半叶收编夸克建模、超弦理论建模，而不畏惧反相反量的“以苏解马”。新疆医科大学刘月生教授生前讲的“科学不宽容定理”，揭示过一些所限因素的表现──“科学智慧”同“体育智力”一样，要选拔苗子，给予培养训练。“体育智力”和“考试天才”一样，选拔苗子可以通过各地区、各层次不断的比赛，从冠亚军中筛选出。他们的成功，也不会对掌门人的地位、权威够成颠覆性的威胁。但“科学智慧”不同，他的成功，可能对掌门人的学术地位、权威够成颠覆，成为新一代的掌门人。而很多国家的掌管科学发展的掌门人的学术地位，是和政权机关同步的，颠覆性的威胁是绝对不能容忍。

b、所以刘月生教授曾提出的“科学不宽容性定理”，首先是说对“科学智慧”的不宽容性。因此即使是有真“科学智慧”，也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同行高层掌门人的评议。例如，解开田丘之争，丘成桐和田刚两代人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而仅仅是在选拔破解庞加莱猜想的苗子和在组织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搭当策略上，两代人的经历、性格发生了分歧。对于即使有大师指控其学生院士在美国曾抄袭等话，那也只不过是一些声东击西转移真实视线的托辞。众所周知，无产阶级在选拔国家接班人上，是大是大非问题，丘成桐不能没有类似想法。世界数学难题轮流到中国破解，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破解庞加莱猜想的“科学智慧”，在全世界虽然不是很多，但在中国人中选出苗子的可能性是有的，且不说早有柯召-魏时珍猜想追来。

其次，丘成桐也许还觉得，由中国人破解庞加莱猜想，对推动祖国科学的发展，有重大作用。例如，可以让13亿中国人在21世纪里，站在同一条科学起跑线上，作“科学智慧”的竞争。因为正如丘成桐院士所说：向世界上最优秀的拓扑学家发出挑战的庞加莱猜想，不难理解“单连通的三维闭流形同胚于三维球面”──不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这个庞加莱猜想可以这么证明：如果我们用可伸缩围绕一个苹果表面的橡皮带，就可以既不扯断它，也不让它离开表面，能使它慢慢移动收缩为一个点；反证法是，如果我们想象同样的橡皮带，以适当的方向被伸缩在一个轮胎面上，那么不扯断橡皮带或者轮胎面，是没有办法把它收缩到一点的。这就是说，苹果类似的三维球面表面才是“单连通的”，而轮胎面类似的三维环面不是相同的拓扑类型，从而得证任何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只要它里面所有的封闭曲线都可以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就一定是一个三维圆球。

显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但多年前我们有位年青的科学博士朋友，是在几所著名大学培养教育出来的高级科学人才；21世纪初他跟导师等人出版了一本科学专著，有类似“不同大小的球，是不同的拓扑类型”的科学观点。他说包括院士在内的一些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大学教授，都很支持这本科学专著。可见，在庞加莱猜想面前，13亿中国人在21世纪里，还站在同一条科学起跑线上不虚。如果不信，还可像全国人口普查一样，将“不同大小的球，是不同的拓扑类型，对吗？”放在10年时间内的高考出题中，只答：是或否，作1分的高考题，让所有考生每人独立回答，也可见证；但无人敢做。

“科学智慧”类似生物进化，含有时间箭头。例如，自然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草啊、树啊，鸟啊、虫啊，从植物学、动物学的分类学上说，它们都有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之分，这是时间箭头。自然环境破坏了高等生物的生长，低等生物再繁茂，它的花啊，鸣啊，再突目，也仍然属低等生物的分类。同理，“科学智慧”也如此。当科学智慧进化出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当它们经过挑战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的危险期，它们就作为科学分类的进化树列入智慧的大自然。这个大自然的上帝或叫真理，有人说是：这个上帝等于瘟疫加剑桥加牛顿。即剑桥大学培养教育了牛顿，瘟疫让牛顿回家乡躲避，研究出牛顿力学和牛顿微积分。实际牛顿力学和牛顿微积分的核心还只是一个球量子。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上帝等于瘟疫加剑桥加球量子。以此公式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实际也是个时空球量子。看玻尔学派的量子论，量子论实际还是个质能球量子。看玻尔兹曼的统计力学熵，统计力学熵实际仍是个热力学球量子。看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基因学说实际又是生物学球量子。看霍金的黒洞力学，黒洞力学实际是再用虚实可分的球量子。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有成百上千的官科、民科卷入挑战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牛顿力学、基因学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许与文革前的哲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阶级斗争作为政权争夺，是一个阶级推翻、打倒另一个阶级；这是一种人文现象。在科学智慧进化树上，这种一个推翻、打倒另一个的现象似乎也存在。.虽然以上挑战的武器类似仍受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所限，但并没有限制50多年前在川大，科学家自主研究创新出“柯召-魏时珍猜想”：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翻转，也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它综合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庞加莱猜想逆定理，并超越它们的证明而成为第三极超弦革命的先声。它之所以不为人所知，并不全因“阶级斗争为纲”──在都属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之间，这种“表现”，并不属于“阶级斗争”。

当然也有朋友说：类似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牛顿力学、基因学说存在缺陷，难道不能挑战？文革前的哲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天挑战的论文和书籍中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是的，这些挑战的论文和书籍中没有阶级斗争的字样，但是它们却以彻底推翻、打倒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牛顿力学、基因学说为底线；有的还用很不文明的话发泄。这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权争夺，是一个阶级推翻、打倒另一个阶级，有类似之处。阶级斗争能成功，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建立的，但这是一种人文现象。科学智慧进化树上，这种一个推翻、打倒另一个的现象似乎也存在，但需要不同质的创新。而挑战的武器类似受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所限，并没有破解这些高等进化的球量子，反而是用它们还停滞在低等进化的球量子去取代，这能一个推翻、打倒另一个吗？但我们仍主张挑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他们正表现着，一个大国公民对科学智慧贡献的责任和追求。而这种科学智慧成熟的原因是，如果西方以前的“上帝”等于瘟疫加剑桥加球量子，那么今天的“上帝”等于新冠肺炎疫情加“柯召-魏时珍猜想”环量子。这正是揭示21世纪还要科学建模的意义。

B、柯召-魏时珍猜想数学证明的难点在哪里？

a、“柯召-魏时珍猜想”科学建模的重大意义，是中国科学家们早于韦内齐亚诺独立研讨现代超弦理论的先声──中国当然应该要争回自己的部分优先权──且不说“柯召-魏时珍猜想”能精准一网打尽庞加莱猜想、灵魂猜想、圆锥曲线、中国格物，直到今天的超弦理论、圈量子引力理论、多维时空、虫洞、黑洞、白洞、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反宇宙、宇宙轮回等模型空间。

但对比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数学证明“柯召-魏时珍猜想”的“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难点也不少。首先“不撕破”，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就只能做一根一维弦线或虫洞连通。这时与庞加莱猜想实心球体仍是等价的，亏格=0。但如果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有两根一维弦线或虫洞连通，就能作环圈类似通孔线旋，亏格=1.。但亏格=0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有一根一维弦线或虫洞连通的翻转，又是等价于类似墨比乌斯带陈数=1的不平凡图像内外圈面的翻转。墨比乌斯带是在内外圈面中心圈线上，有一个扭转的“交点”。这类似一个圆锥体的表面与另一个圆锥体的表面翻转，必须经过顶对顶的交点。把它看成“量子点”，它可以是球量子，也可以环量子，但要内外表面翻转通过，必须是体旋。

正是这一选择，才吸引了我们使用三旋理论去思考的。但因三旋中，面旋和线旋被排除在外，体旋有球量子性，或大或小，可以把宏观和微观，或大宇宙与小宇宙，天然地联系结合上了量子论和弦论──道理是，量子论不可分，留有“四舍五入”的余地──由于量子论的最小单位是普朗克尺度，级数是10进位制，可分只有四舍五入的有限可分。所以又联系上了“千僖难题”之四的黎曼假设，和美国克雷数学所2000年公布的其余千禧六难题的全解。

b、弦理论的开弦和闭弦，只与庞加莱猜想正定理的圆球，和庞加莱猜想逆定理的圆环对应。“不撕破的空心圆球”属于庞加莱猜想第三极公设──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能做一根一维弦线或虫洞的连通，加上量子论的“四舍五入”，类似把皮球不破，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必然涉及数学的“点”问题。

例如，美国科学家萨斯坎德在《黑洞战争》一书中，曾谈到“持球跑进”的保卫信息守恒的求解办法，就可以联系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翻转，试着假设或拟合不用其他维度，去想象线和珠子。这里的“线”，不再是圆柱面的线材，而是圆柱面的管子。珠子也不是在圆柱面外移动类似的算盘珠子，而是在圆柱管内移动的，类似球面或环面的珠子。

但如果珠子的自旋，只有面旋和线旋，要持球跑进相互穿越交流发送信息也不行。在三旋理论中，类圈体（如环圈）内禀自旋有三种：面旋、体旋和线旋。类圈体的面旋、体旋和线旋还可两两组合，或三三组合，合计的避错编码标度值个数就是62。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把管道及珠子推理到普朗克尺度，只给一条一维的沿着管线内壁移动，内外各自持球跑进的珠子相遇，在转点的普朗克尺度上，由于还可以各占一半合成一个球体，作体旋翻转后，各自再分开，恢复原来各自的形态。此前“转点”的“庞加莱猜想球”自旋，如果是作纯面旋，那么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的交流就会被阻塞；不堵塞只能作纯体旋和与其组合旋。只不过纯体旋的转轴方向，与管柱壁的管长方向的中心线垂直。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在庞加莱猜想球式的“转点”自旋这里，有存在量子论类似的“间断”性。

原因是：其一，即使球体的纯体旋不阻塞，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的交流，由于是“转点”式的内外的交流──是在同一段管线内运动，根据广义泡利不相容原理，它们必须“间断”交换才能进行。其二，与体旋的组合旋，只在遇到体旋时才有一次被选择，这本身也产生“间断”，这是旋到纯面旋位置的时候。这种阻塞即使时间是短暂的，因双方运动的速度或频率差，要用普朗克尺度来截止，这也涉及小数点后面的无理数或有理数的位数计算。由此，联系把普朗克常数的数量级比作针尖，一个数量级中从1至9可容纳9个连续自然数，即在针尖上可站9个天使，只有一半对一半普朗克常数的嵌合被选择。

C、柯召-魏时珍猜想建模物理应用风流数今朝

a、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联系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涉及庞加猜想外定理，而与玻色子变费米子有关。二是联系约瑟夫森效应和量子霍尔效应等量子隧穿现象，涉及“贝里洞”和贝里张量，而与超导体和拓扑绝缘体有关。例如，在两块超导体中间夹一层薄薄的绝缘层构成约瑟夫森结，即使不加上电压，也能观察电子对飞越间隙的隧穿电流。这时绝缘层两端的电压是hf/2e 的整数倍，其中h 为普朗克常数，f 为微波辐射的频率，e 为基本电荷。三是联系霍金与彭罗斯的奇性定理引力强到足以捕获一个区域，涉及正常的闭合二维面和引力子闭合捕获面，而与费米子的自旋和转轴的偏振量子数有关。这又进一步联系到霍尔效应材料。

这里有张天蓉教授的《拓扑相变：解读2016年诺贝尔物理奖》文章分析。因为用电子和磁通量子表示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图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图，也能用来说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联系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开一个孔连通，拓扑上是与实心球体等价，还可以证明线旋和面旋不是万能的，但体旋却可以与质量、热量、间断量子化，以及黑洞熵等于黑洞视界的面积等有关──这里的“藏象”，就类似量子霍尔效应的“拓扑象”；这里的“藏数”，就类似“量子数”。宽窄拓扑学上，“有限、无边界、有方向”的二维闭合面，也是用“亏格”来描述和分类的──对实闭曲面，亏格是曲面上洞眼的个数──球面无穿孔亏格为0。面包圈有一个穿孔亏格为1。两个穿孔亏格为2……不同的亏格对应不同拓扑。

从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可知：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有一个孔连通的，与实心球体等价，也是亏格=0。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有两孔连通，则能类似环圈作通孔线旋，才亏格=1。张天蓉教授说：“量子霍尔效应研究的是二维系统中电子在均匀磁场中的运动，霍尔效应有经典与量子之分，量子霍尔效应中又包括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因此量子霍尔效应中涉及到不同的、离散的量子态，构成不同的‘相’，互相转变则为‘相位’。在表征量子化霍尔效应的参数中，有一个填充因子n，由n出发引入拓扑数，并由此而对电子波函数的拓扑性质进行分类。这是将数学上的拓扑概念应用于与‘相’有关的凝聚态理论。如果将电子运动和磁场都进行量子化，得到的填充因子n，可以被理解为电子数N与磁通量子数Nf的比值”。

b、宽窄科学用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有孔连通的图像，来比喻量子霍尔效应中电子与磁通量子数目的分配关系──将一个电子表示成一个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只有一个孔连通，穿过电子的磁通量子类似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用一根带箭头的竹签表示，在整数量子霍尔效应中，每个磁通量子所穿过的电子数便等于填充因子n──当n=1对应于一个磁通量子穿过一个电子。当n=2时，是一个磁通量子穿过两个电子，以此类推。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情况，是一个空心圆球，内外表面至少有两孔连通，能作环圈类似的通孔线旋，因此磁通量子数对应一个电子数目，出现两个磁通量子共同穿过一个电子，n便成为了分数：n=1/2。如果三个磁通量子穿过一个电子，则n=1/3。如果是五个磁通量子穿过两个电子，则是n=2/5。这里填充因子n，被用作物态（相）的分类标签，每一个不同的n，都代表一种不同的量子态：n为整数时，对应整数量子霍尔态；n为分数时，对应量子流体分数霍尔态。不同的n值代表的不同量子态，无论是分数还是整数，都需要由系统波函数内在的宽窄拓扑性质来描述。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之间的不同，可直观地用这些基态简并电子集体运动模式的不同来描述。每一种分数量子霍尔态对应的每种模式，也可以联系宽窄拓扑的亏格表征。这里自然要联系到如何来定义物理中的“相”？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可以有不同定义的宽窄“相”──了解凝聚态到引力波入门，最关键的是宽窄“贝里相位”。这是1984年英国数学物理学家迈克尔·贝里，从量子的观点引进“贝里相位”，能解释一个量子体系回到原来状态时，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额外的因为空间的几何性质而产生的相位因子，这称之为几何（贝里）相位。

c、张天蓉教授说：“贝里相位虽被量子力学和光学实验的观察所证实，但贝里相位实际是电磁现象具体应用中的产物，它提供了具有拓扑结构的最简单物理系统的例子。而物理学中通常用的‘相位’一词，描述的是某种波动性质，如说交流电的相位、振动弦的相位、量子力学中波函数的相位等。在经典电磁学中，相位也只有相对意义：如两个波的相位差，会形成干涉条纹。但一束电磁波的绝对相位值，并不产生任何观测效应。但在电磁的量子理论中，相位具有可观测物理效应，这便是贝里相位”。例如，考虑空间有一个通电螺线圈，线圈中有所示方向的电流，与在螺线圈的内部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合。

通电线圈引起的相位因子φ，就是贝里相位。但2016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索利斯、霍尔丹和科斯特利兹等三人中，有早于贝里，在1982年为解释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就已经在把拓扑概念与电子波函数的“相位”联系，提出了类似的“贝里相位”。这实质是重新解释了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两大原理，向哥本哈根学派的玻恩几率波，和费曼的路径积分及部分子的正确解释靠拢。

因为“可分”，可以不是把量子分割开，而是“可数”，类似整数、自然数、偶数、奇数、素数等，是无限多。那么把整数、自然数、偶数、奇数、素数等的无限多，分散在类似空心圆球内外的球面上。甚至像“8”字一头的一个“0”，凹陷装入另一个“0”内面，类似口袋内再装口袋的球面上，也是合符逻辑，能想象思维的。圆周运动必然带孔；由里奇张量引力效应推想带孔超导薄膜的非超导金属态内形成的库珀对──电子对量子环作圆周运动，被电子绕着的虽然不再是正物质的物体，而是类似“0”物质的真空，但带孔超导薄膜的库珀对作圆周运动产生的量子引力里奇张量效应，对类似“0”物质的真空产生的“虚引力子”激发，也许更强烈、更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