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查洪雅城古建筑有感

文化遗产：改革开放的破坏远甚于文化大革命 今天(11月23日上午)cctv-1主持人与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对话节目中，阮仪三教授说改革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全面的、根本性的破坏，远甚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说："文化大革命只是破坏了一些器物，而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根本性的。"他说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因为无知，后二十年则是因为愚昧。"

阮仪三教授曾于八十年代投身于上海周围地区古镇的环境保护，他提倡的对周庄古镇的保护规划，当时几乎被视作异端，他只好自己出资，进行设计，并到处奔波呼吁，他说："一些领导无非是为了面子，为了自己说的话一定要算数，明知拆周庄建公路是错误的，还是死不更改。"无奈之下，阮仪三教授只好横下心来，以死抗争。他宣布：如果动工建路，他将躺到路上，阻止工程施工。

但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某些领导的决心，连下文件，限令开工。最后救了周庄的，是APEC会议。因为会议有一项议程指定要在周庄举行，这才使更上层的领导确定了保护周庄的计划。同时使阮仪三教授得以顺利开展对同里、鸟镇、泗塘等古 镇的规划保护。

阮仪三教授动情地数说全国文化遗产情况，他说：八十年代他参与新疆的考察，看到许多原汁原味的古城，高大的城楼，宽厚的城墙，以及满城各朝各代的古建筑，让他无比激动。但九十年未他再去时，却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偶尔可见的一、二座古寺，亦己风雨飘摇。

他例举全国佛教名山九华山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八十年代还是满山古寺、古木。现在已面目俱非，所有古寺都拆毁一空、古树名木十存一、二。而代之以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庸俗不堪，荒唐绝沦。他说；那都是中国古建筑的辛存精华，各朝各代都有，痛心啊。见此情景，他禁不住泪如雨下。

他说这都是钱害的，历代的战火都没遭毁，就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也没这么彻底。中华民族永远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主持人在提问中不断地提出一些带反方意见的问题；比如：你认为经济利益是造成某些人急功近利的决策，那你认为经济利益不重要吗？或者说你认为金钱不重要？

对此阮仪三教授说；我对钱并不看重，我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钱，只要够用就可以了，我们的设计并不只为钱，我们现在有若干个箸名的设计院，有许多博士、研究生。但如果有人要我们搞不顾国家民族，不顾子孙后代的设计规划，给多少钱我们也决不会接。

阮仪三教授还表示；他对现在有那么多人追这个什么明星、那个什么歌星很不认同，"全国有那么多人为一个足球投入巨资，怎么就没人关心一下对文化历史遗产的保护？"他说：全国范围的城镇，己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带有历史遗韵的建筑巳荡然无存，这都要归功于房产商唯利是图的开发。这是多么骇人的民族性的不可逆的破坏啊！

阮仪三，1934年11月21日生于苏州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至1956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56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7月毕业留校至今。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

精彩对白

　　记者：你只是一个做规划的学者。

　　阮：我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就在那个时候毁掉，我心里疼得不得了。

　　记者：为什么会毁掉呢？

　　阮：肤浅，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的反映。

　　记者：这个钉子是你碰的最大的吗？

　　阮：这个是最侮辱我人格的。

　　记者：你躺在马路上干什么？

　　阮：我杀身成仁，立块碑给我，你以后路还开吗？

　　记者：阮先生的性格可不可以改一改？

　　阮：有的不行，你非得难听点，击以猛掌，才能使他清醒过来。

　　记者：现在大家认识到古迹的重要性，都留，你也有担忧。

　　阮：不要为了你眼前的利益，不要为了你近期的利益，不要为了你的升官发财，或者是为了讨好某些庸俗的、低级的、粗浅的那种意念，而使好东西遭到了破坏。

[转帖]“新造城运动”一哄而起

作者：冯骥才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神州城镇，不论大小，无一例外。地球上任何城市的改变，原本都是一种线性的渐变。除非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但战争迫使城市变化的规模总还有限。决不像中国当今的“新造城运动”这样的普遍、坚决、彻底，铺天盖地。因而，这是中国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空前而浩瀚的一次堪称奇迹的变革。中国城市人的生活因此全面的更新。 这场“新造城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政府迫切翻新历久不变的城市面貌，更换老旧的功能设施，改善百姓落后而困窘的生存条件—这也正符合民众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应运而生的房地产业骤然崛起。于是“旧城改造”的口号响彻中国。由于当时人们尚无文化上的自觉，大规模的城改是在“破旧立新”的激情中进行的。文化人忧患又无奈的“建设性破坏”便伴随其间。应该说，这是“新造城运动”的初级阶段。它只是“改城”，而非 “造城”。 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城改工作由单一的改善百姓的居住问题，进化到对城市形象的重视。特别是全球化的迫近，促使人们的目光接触到城市自身的文化价值。人们开始懂得城市的特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使人们产生这种文化的觉醒又离不开旅游业的兴盛。于是就有了创造城市形象的愿望。随之“改城”进入了“造城”。造城是全局性的，必须依靠规划完成。一旦进入规划，当代中国的“新造城运动”则迅速形成。而且城市之间争先恐后，一哄而起，有如汪洋恣肆的洪水，所向披靡。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历史精神和文化个性缺乏深入的了解与把握,伴随着这“新造城运动”，便是新的一轮—“旅游性破坏”和“规划性破坏”的到来。这一轮更厉害。尤其是规划。规划是一种硬性规定，它带来的问题都是致命性的，而且已经非常刺目地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无个性 从北京到全国，从各地的大城市到小城镇，其历史人文特征都在迅速消失。在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生活主题的漫长岁月里，城市里的古典民居与历史街区都没有做过任何调查，这种背景实际上是一片文化的空白。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旧城改造”的大潮十分迅猛，根本谈不到对这些成片的破烂的老房子进行文化鉴定。只是想着除旧更新，痛痛快快一推了事。所以，城市的许多文化支点—无论是作为历史街区的文化板块，或者作为单体的古老建筑的历史象征，都已经失去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人们想去表现自己城市的个性形象时，这些文化支点早都不存在。没有文化支点，城市的历史人文特征自然无迹可寻。这种惨痛的现代化教训只能“永垂青史”了。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新建设的街区与建筑。由于城市的管理者们至今还弄不清楚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新建的街区很难在地域的传统与文脉上保持延续性。尤其是大量的、高大的、无文化血型的建筑无序地涌入，城市形象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好似一盘乱棋，已然无从下手。 应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旧城改造”确实给城市居民解决了切身的困难。但在人文遗存上却是一场毁灭性的破坏，文化上的无知，在城市文化上留下永远的、无以补救的损失。从而，城市的文化特征落入了虚空，无所凭借，也失去依据。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悔，有些地方仍在继续。 二、模仿 模仿是反个性的。它是造成城市无个性的重要原因。但它恰恰是当下“新造城运动”的一个流行的手段。 模仿的根由之一，是对现代的崇拜。现代的城市形象必然是那种—高速公路+立交桥+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广场，等等。于是就有了前几年红极一时的“让城市高起来、亮起来、洋起来”的口号。很多城市正是在这种幼稚可笑的口号中变成了相同的嘴脸。 模仿的本质，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和缺乏自尊；一方面是创造力的匮乏。城市的想像力本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快速的造城运动中，提供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来。 为此，模仿成了惟一的出路。不仅模仿外来的，还相互模仿。最低级的模仿是抄袭。一忽儿各个城市都竞相建造广场，甚至县城和乡镇都要修建；广场上全都是那种低水准的雕塑、大大小小的喷泉和似是而非的“罗马柱”；一忽儿又修绿地，以至由于缺水浇草，用绿漆喷染枯草；一忽儿又建电视高塔，你三百米，我四百米，争做中国第一乃至亚洲第一。 模仿的结果，是城市间的趋同。应该说，许多城市已经没有整体特征，只有零碎的、单体的、少得可怜的遗存。在全球化时代，无个性的制造等于自我的文化毁灭。 三、功能主义规划 规划是“新造城运动”中的关键，决定着城市的个性与形象，也主宰着城市的历史人文的命运。然而，当下的“造城”规划中，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功能主义的思维。将城市划成各类区域，如“政府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城市本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实体。各种功能有机地交叉着，协调着，互补和互动着。它是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历史而自然的呈现。硬性的区划不仅使城市生活变得机械、单一、死板和不便，同时破坏了生活丰富、自然、浓郁及其特有的气息。 城市不仅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它是历史的记忆，情感的载体，及其一方水土特定文化的执有者。如果仅仅是功能性地规划和再造，势必对其原有的历史人文构成破坏。因为规划一旦形成，就是强制性的。它一定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人文遗存视为多余，其厄运在所难免。 这种功能性规划中，还有一项各地都不能缺少，便是旅游。按照当今的城市管理者的概念，旅游不属于“区”，而属于“线”。为了方便游客，便要将一些景点“路线化”。这一来，凡在旅游线上的历史人文便受到青睐，反之则被冷淡和丢弃。因此说，功能主义一定是功利性的。 由于这种功能主义规划的盛行，它必然从根本上和深层上决定着中国大陆城市走向雷同。 四、粗鄙 “新造城运动”是一场速成性的城市改造。由于城市管理者建功立业的心切，房产开发商们获利发财心急。各项工程都要速战速决，还要在各种节日里竣工剪彩献厚礼。再加上，造城的规划都很大，资金却常常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这些工程不可能精工细制，不可能是“百年精品”，很容易陷入粗糙。 特别是一些仿古建筑。由于古物已毁，只好仿古重建。重建大多不是严格地遵循原先的尺度、结构、材料和方法。基本是用钢筋水泥制造的假古董，或可称作“古装建筑”。比如各地都在大造的“明清街”，到底与这城市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地域特点？有没有文化内涵？明清两朝总共六百年，各个时代风格迥异。但如今这些仿古的明清街却一如唐装，最多只是一个粗糙的古代符号罢了。将丰富而立体的历史生命变成空洞和概念化的历史模型，是当前城市仿古建筑的本质。 仿古不是对古物的尊重，而多半出于吸引游客的商业目的。假古董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制造的。对于城市，毫无文化价值。 在“新造城运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不是深化自己的人文历史，而是外化自己的文化内涵。外化是表面化，是直露和浅薄化。当然，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城市趣味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这可能是出于赚钱的想法，但庸俗是文化最大的杀手，可以毁掉一个城市的文化，乃至城市本身。 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这场“新造城运动”，非同小可。这一巨大、急速而粗糙的人文改造将会给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带来负面作用。我想，未来中国很难再发生这种“造城运动”。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我们所创造的这种粗俗的城市环境中。 在这“新造城运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能否静下心来，审视全局，发现这一运动所出现的各种深切而致命的问题，以前瞻的、深入的文化思考去纠正当前这种急切和粗糙的行动，把造城运动所带来的文化损失降到最低点？ 具体地说，当务之急是先要认定自己城市的文化个性。这个文化个性不是今天赋予它的，而是它独特的历史形成的。如果不深知自己的文化个性，鲁莽的破坏就一定会出现。紧跟着，就要保护好那些作为文化个性有形载体的历史遗存和历史环境。特别是那些成片的历史街区。倘若没有这些原生态的城市板块，历史生命便会断气。假古董没有历史年龄和人文内涵。至于新建筑应该考虑它的文化血型与地域传承。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规划”。规划只能保护和深化城市特有的人文形态，不能随意地肢解原有的人文整体。由此而言，从城市个性的认定到整体规划的制定，都急需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没有这些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和地方史学者以及艺术家们的真知灼见注入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当代的“新造城运动”在后人那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再有，就是城市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世界上任何名城都是日积月累，不断滋养，修行百年千年，渐渐出落出来。哪有可能一年半年把城市变成一个“名牌”？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精雕细刻，那就交给后人，慢慢地做。不要由于建功心切，毁掉了历史积淀，也毁掉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然而，写到这里，我忽然想，我这些话对谁而言？对于那些大干快上的新造城者们，他们听得见—听得进去我这些意见么？新造城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文变革。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运动”，因为它太像一场革命运动了。它是一哄而起、不可阻挡的，它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它是强制性的，又是充满激情的。我们身在这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往往很难感受到它的负面，很难看到它在那些无形的精神文化的层面里所造成深刻的损害。那么，首先应该清醒地正视这一运动的是知识界，因为社会清明的大脑始终应该存在于知识界中。 作者：冯骥才 男，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化大革命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 源自：凤凰周刊2005年17期(总1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