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运载火箭首次入轨

源自：新浪科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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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环球网

　　[环球网科技报道 记者：李文瑶]5月17日，中国首枚民营自主研发的商用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发射成功，火箭长9米，总重7200公斤，全程大气层内飞行，最大高度约38.7公里，最大速度超过5.7倍音速，飞行时间306秒，飞行距离273公里。
　　事实上，2014年之后，随着中国商业航天市场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数十家民营卫星、火箭公司陆续成立。目前，民营卫星公司已经陆续发射卫星，包括零壹空间、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箭空间）、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际荣耀）都在不断进行发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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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今年4月5日，星际荣耀发射名为“双曲线一号S”的火箭；5月17日，零壹空间的“重庆两江之星”已经发射成功；更早些时间，蓝箭航天成功点火10吨级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下称“液发”），其自主研发的中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朱雀二号已经于今年六月份完成全系统设计工作，计划于2020年首飞。
　　而从目前中国市场的融资和估值来看，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星际荣耀”）、重庆零壹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零壹空间”）及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蓝箭航天”）成为目前的第一梯队，备受市场的关注。
　　事实上，作为航天行业的“新动力”，民营力量将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将推动航天领域的快速发展。
　　同时，民营航天的发展也将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实惠。零壹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舒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航天基础设施的完备，火箭、卫星的价格越来越低，火箭发射会帮人们改善生活品质。
　　在政策方面，2014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60号文中，就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提供市场化、专业化服务”。随后，在《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又一次提到，“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航天科研生产、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信息产品服务、卫星运营等航天活动，大力发展商业航天。”
　　而据国泰君安的研报预测，到2020年，全球航天产业市场总额将达到4850亿美元，中国市场包括运载火箭、卫星应用、空间宽带互联网等将达到8000亿元。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科技委常委赵金才认为：民营航天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处于产生商业化模式与技术探索阶段，个别的民营公司发射了火箭也并不是真正的航天，是一种类似于我国早期的航天探索活动，预示着民营航天已经有人在尝试着努力。
　　知乎航天领域大V鸑鷟鹓鶵则表示：目前我国的民营航天应该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民营航天也同样需要大量的技术积累和资金投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与“国家队”相比，民营企业在人才、资金、运营方面都面临这比较大的压力。
　　浙江大学航天航天学院副院长、微小卫星研究中心主任金仲和认为，民营公司在经营性人才、市场人才方面有优势。技术人才短期内还要靠挖国家队和高校科研机构的。这样可以逐步形成竞争力。
　　目前国内民营火箭公司成功发射的是探空火箭，与运载火箭有着巨大差异。同时，火工品的产生和流通在中国受到严格的管制，民营火箭公司只得纷纷上马技术更为复杂的液体发动机。而在研发的过程中，能否得到来自体制内院所的技术或人才扶持变得至关重要。
　　对于民营航天企业来说，研制整星、整箭的公司，尚在投入期，没有独立的盈利能力，基本靠政府扶植支撑（包括引导基金、政府财政投入）。能够独立生存的比较少。商业上能盈利的更少。
　　而美国SpaceX的案例，给出了很重要的启示：SpaceX参与商业航天的方式也是通过与传统的航天大企业合作的一种商业合作模式，而不是仅靠自己独立起步。
　　西湖创客汇理事长、花信APP CEO认为，如果有合适的人才流动、返聘等政策驱动的话，民营航天也可以享受到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从而有能力研制出在全球性价比占优的火箭，过去二十年这种趋势已经在很多高科技行业得到验证。
　　而关于民营航天企业如何实现长期的良性发展，金仲和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从事商业航天的团队和企业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认为现阶段商业航天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团队和技术积累。资本一旦和有核心竞争力的团队结合，就可以产生很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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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前的实践看，中国商业航天的两大前景，一是商业火箭尤其是小型商业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服务；二是微小卫星的研制、设计、组网和应用推广。尽管创业者们的热情来自“猎鹰”火箭崛起的SpaceX，但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造星”与“造火箭”，尽管在成本控制的策略上是一致的，但这两者的商业逻辑有着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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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前的实践看，中国商业航天的两大前景，一是商业火箭尤其是小型商业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服务；二是微小卫星的研制、设计、组网和应用推广。尽管创业者们的热情来自“猎鹰”火箭崛起的 SpaceX，但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造星”与“造火箭”，尽管在成本控制的策略上是一致的，但这两者的商业逻辑有着根本不同。
　　北京时间4月19日早晨6点51分，SpaceX 的“猎鹰-9”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将探索新地球的TESS卫星送入太空。这次是该型号火箭的第53次发射，再一次成功实践了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火箭可重复利用路线。
　　“疯狂”的马斯克引发全球商业航天热潮，在中国，零壹空间、蓝箭空间等民营火箭项目，已公布了2018年商业发射首秀计划，而天仪研究院、九天微星等专注于微小卫星的民营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实现了商业卫星的发射和在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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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边，国家政策对民营资本进入商业航天领域不断释放善意信号；来自国家队的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已展现商业航天领域的领军姿态。
　　也同样是4月19日这一天，正逢“中国航天日”前夕，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一司司长李国平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今后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商业航天发展。
　　民营企业曾经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不少贡献，却难以担任航天事业的主角。始于2015年前后的商业航天热潮，终于让民营企业有机会站在商业舞台的中央。遥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SpaceX等一批新兴民营企业，正在用低成本、适应新兴市场需求等近乎不可思议的行为，颠覆传统航天机构的想象力。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近期推出的“太空颠覆系列”报告认为，以SpaceX、Blue Origin、One Web领衔的90家民营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太空产业格局。时下在中国，一批入局商业航天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是技术出身的极客，追逐着马斯克的脚步。
　　商业航天已经成为极客创业者的商业博弈。从“造卫星”到“造火箭”，一批民营新势力正试图改写中国商业航天版图。

商业航天“独角兽”
　　是时候将太空探索当成一门生意了。
　　数月之前，SpaceX刚刚完成“重型猎鹰”的发射壮举，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梁小虹在北京的一场演讲中称，全球的商业航天已经风生水起，中国商业航天在未来将迎来超万亿元规模的市场，将诞生出无数“独角兽”企业。
　　此前，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进行过航天商业化的尝试，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航天企业参与不多，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一批民营航天企业注册成立。长光卫星、零壹空间、蓝箭空间、天仪研究院等小有名气的中国版“SpaceX”，均注册创立于2015年前后。
　　巧合的是，同样是2015年10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NASA 正式提出“太空2.0”概念。NASA 的观点是，“太空2.0”时代，太空开发不再是以官方为主导，而是由官方、私营企业、科技界和公众共同推动。
　　此后的数年间，国家政策一直向商业航天释放善意。商业航天被顶层设计视为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推动科技创新和“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抓手。国务院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鼓励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航天科研生产、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信息产品服务、卫星运营等活动，发展商业航天。这算是给商业航天奠定了基调。新兴的民营航天企业，被寄望于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航程增添新的动力。
　　以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国家队”，首先摆出了贯彻国家政策、进入商业航天的姿态。包括今年推出中国史上最密集的火箭发射计划，还计划推进卫星互联网工程“鸿雁星座”与“虹云工程”。
　　政策的导向同样根植于市场的逻辑。综合业内人士看法，SpaceX、One Web 等明星企业的先行尝试，为航天技术的商业应用提供了技术验证。其主要逻辑是，航天技术、电子产业的进步降低了卫星、火箭的研制成本，而足够低的航天技术服务又催生了通信、大数据等多领域的市场需求，使得航天技术的服务进入大众生活。
　　这种技术和市场的互动，正在快速推进。如果说2015年是企业登记注册的“从0到1”，那么2018年更多是关键技术突破、实际业务开展的“从0到1”。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蓝箭空间、零壹空间等明星企业，不约而同将商业火箭的首秀定在2018年。尽管民营企业星际荣耀的“双曲线一号 S”已成功发射进入亚轨道，但这只是一次技术验证的试射，距离成为真正的民营商业火箭还有距离，中国第一枚民营火箭花落谁家尚不可知。而以天仪研究院、九天微星、零重力实验室为代表的一批造星新势力，在已有卫星在轨运营的基础上，正计划在2018在谋求更多卫星上天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投资人的反应非常迅速，4月11日，蓝箭空间宣布完成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这不过是一个缩影，近两三年至少已有20家国内民营航天项目释放过单笔5000万以上的融资信息。
　　这是全新的航天产业格局，民营企业作为新势力，终于有机会和传统航天活动的主导力量国家队，共同站在商业航天的新赛道上。

“太空快递费”1万美元/公斤？
　　探索太空的梦想是美好的，但商业航天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市场中活下来的现实问题。
　　传统国有航天企业以完成国家任务为根本目标，追求产品性能的稳定性，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而民营企业拥有的资金量有限，需要精打细算，要考虑盈利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民营新势力需要在性能的可靠性与成本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这实际上也是SpaceX等海外明星企业崛起的逻辑之一，即大幅度降低火箭发射的报价，在扩大市场需求的同时以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
　　立志做中国最便宜的火箭的零壹空间，也是在探索这样的平衡，比如建立自主的火箭生产线。2017年5月，零壹空间在重庆两江新区落户国内首个商业火箭智能制造基地。2017年底，零壹空间的X系列火箭发动机，已在该基地成功完成整机试车。如果进展顺利，X系列火箭将于今年上半年进行发射首秀。
　　零壹空间CEO舒畅说，建设自己的生产线，一方面是通过控制产品的出厂以控制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是批量化生产有助于降低火箭的研制成本。
　　这只是零壹空间贯穿低成本思维的策略之一。舒畅的另一得意之作，是通过集成化的研发，将几个系统集成于一体化综控机之中，将上百公斤的系统载荷降低至1.8公斤。
　　“做商业火箭更多是做产品，”舒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已经将成本控制的逻辑贯穿从设计、研制到量产、发射等全部流程。”
　　据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国际市场的“太空快递费”，报价为每公斤3-5万美元；中国国内由于人工成本更低等因素，为每公斤2-3万美元。但在舒畅的设想中，极致的“太空快递”报价，是在每公斤1万美元以下。
　　从当前的实践看，中国商业航天的两大前景，一是商业火箭尤其是小型商业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服务；二是微小卫星的研制、设计、组网和应用推广。尽管创业者们的热情来自“猎鹰”火箭崛起的 SpaceX，但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造星”与“造火箭”，尽管在成本控制的策略上是一致的，但这两者的商业逻辑有着根本不同。
　　“很多人说做火箭比做卫星门槛更高。其实做火箭只是在入门门槛上比做卫星难，做卫星星座天地协同组网的技术门槛比火箭更高。”天仪研究院CEO杨峰说。注册于长沙高新区的天仪研究院成功发射了国内第一颗民营商业卫星“潇湘一号”，目前有四颗民营卫星在轨运营。
　　在杨峰这名做卫星的“老兵”看来，做卫星的逻辑要复杂得多。火箭发射成功，对民营火箭项目而言是意味着要变现的服务已经完成，而对民营卫星项目却意味着服务才刚刚开始。民营卫星项目需要经过说卫星、造卫星、发卫星、用卫星、卖卫星等阶段，才能获得实际的利润。在这五个流程中，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除了技术，还有项目团队整合资源、进行业务开拓、商业变现的执行力。
　　杨峰的团队执行力体现在开拓了全新的科研市场。他们将卫星做成小型的太空实验室，卖给排队等待国家卫星上天做太空实验的科研工作者。
　　杨峰提到，2018年天仪研究院将有超过10颗卫星上天运营，将在保有科研市场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其它新的市场。

商业航天“泡沫”？
　　传统航天版图是国家队唱主角。如今，携带着商业逻辑的民营企业开始与国家队共舞，此举能否改变中国的航天版图？
　　千域空天咨询CEO蓝天翼分析，民营企业进入商业航天领域，一方面将对国家队的服务和市场进行补充，能够谋取增量市场，使得航天服务和航天业态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拥有短平快的决策机制，市场反应灵活，能够加快航天体制内的决策流程，从而壮大整个商业航天市场。
　　他举例说，“鸿雁星座”这样的低轨星座计划，体制内一直在论证。之所以在今年这么快推出，与多家民营企业正在推类似的互联网星座有关。
　　科创航天CEO罗澍表示，民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快速迭代，有良好的性能和用户体验。这种思维反过来能触动传统航天机构，令其选择性价比最优的解决方案。
　　但是，商业航天还是被很多人泼冷水。相较于电子商务、大数据等热点赛道，商业航天赛道目前的热度要低很多。国内商业航天的创始人中没有马斯克、贝索斯这样的亿万富豪，对风险投资有天然的需求。但基于产业特性，商业航天往往天使轮就需要数千万融资，而且回报周期非常长。
　　这是一些喜欢赚快钱的投资人难以忍受的。业内甚至有好事者编了一条马斯克的段子：马斯克创立SpaceX时对投资人说，你们要做好15年都不能赚钱的觉悟。确实，在此后的15年投资人都没有从SpaceX赚到钱。但遗憾的是，今年已经是SpaceX做火箭的第16年了。
　　一名小型运载火箭项目的CEO曾向记者提到，国内某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合伙人跟他说，“不管用什么方法发射，谁先（把火箭）打上去我投谁。”
　　“这样的观点对商业航天来说是种灾难。”他说。
　　诚然，国内目前不少商业航天项目还处在 PPT演说阶段。直观的感觉来看，真实的发射比PPT的概念演示，更让投资人安心，也方便项目方面讲故事造势。但从技术上看，攒出一枚能发射的火箭，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发射本身给项目的长远发展起到多少价值，对火箭的成本控制测试以及上下游的商业联系起到多大作用，却极有可能得到令人失望的答案。
　　“航天本身带有一种神秘感，现在还有许多投资人不太理解这个行业，很难做出判断，”罗澍说，“现在市场上的好项目数量还不够多，需要更多有可行性的项目。”
　　另一方面是，海外的商业航天项目已在谈论火星登陆、太空挖矿时，国内的卫星应用还是集中在遥感、导航和通信，尤其是近期刮起一阵“组网”风。
　　据罗澍观察，当前商业航天项目有不少乱象。例如有一大批项目扬言要做卫星互联网，但卫星通信涉及到的频谱资源，需要国际协调，其难度比“借壳上市”还难。
　　北极光风险投资合伙人黄河2017年曾撰文质疑，计划发射星座组网的民营企业，其成本优势未必优于传统院所。卫星组网所需要的上百颗足够量的星座，造价是上亿级别，甚至十几亿的资金。民营公司靠融资完成目标，尤其当下国内仅有风投参与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市场已有对商业航天“泡沫”的担忧。商业航天的门槛，如今可能没有一般人想的那么高。商业元器件取代航天元器件，模块化的“立方星”成为潮流，使得商业火箭、商业卫星的成本降至极低。据罗澍介绍，如今攒一颗能发上天的卫星，按最小的配置算，成本只需要10万元；当然如果叠加其它功能，费用还要涨几万元，但整体不算太高。这种情况使得不少项目对发卫星甚是热衷。
　　但杨峰认为，“泡沫”是正常的市场化过程，是必须经历的痛点。只有经过“泡沫”的大浪淘沙，才能锻炼出真正适应市场的企业。
　　李国平在4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针对商业航天，国家层面可以简单用四个字描述，一是“鼓励”，一是“有序”，将积极制定政策、通过有序管理引导商业航天有序发展。
　　蓝天翼指出，国内的民营航天项目，需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以及融资的进度，选择贴近现实的发展路径。比如，在资金不够充裕情况下，定位做大火箭的项目，可以先做小火箭。小火箭做成功后，获取市场和投资人的信任继续融资，再做大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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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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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美媒称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获大力支持：进步令人难以置信
　　参考消息网10月13日报道 美媒称，专注民营航天事业的投资公司美国太空天使公司在一份报告说，中国越来越看好民营航天企业，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在该新兴行业份额的增长居所有国家之首。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10月10日报道，自2009年以来，民营航天企业及合伙公司累计获投资161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约为5亿美元，占3%。虽然这看起来似乎并不多，但是中国的投资几乎全部发生在2016年之后。
　　太空天使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德·安德森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几年前，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到（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如今，仅仅3年时间，中国在民营航天投资中的份额，就从3年前的0增至3%。”
　　安德森说，虽然中国企业最近获得提振，但“美国仍占据”全球航天市场的“最大份额”。美国占民营航天公司历史投资总额的六成──尽管在过去几年里，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安德森说，在小型火箭这一热门领域，美国有4家运营中的公司：火箭实验室、维克托公司、维珍轨道公司和阿斯特拉空间技术公司。火箭实验室于1月份发射成功，而后3家公司都在积极进行测试项目，未来数月将进行亚轨道和轨道试射。
　　安德森说：“此外还有澳大利亚的吉尔摩航天科技公司和中国的零壹空间，还有4家中国的小型发射公司即将上线。中国的第一笔投资是在2014年对翎客航天技术公司的投资，但（中国）直到2016年才真正开始大举投资。”
　　报道称，翎客航天是最早收到投资的中国企业，但该公司尚未向太空发射火箭。该公司已经对其火箭进行了发射和着陆跳跃测试，但一直保持低调。
　　据中国媒体报道，零壹空间于今年5月17日成为第一家发射民营自研火箭的中国企业，据Crunchbase公司统计，这家创业公司已经获得超过7400万美元投资。
　　报道还称，快速发展的中国火箭企业中还有一家是北京蓝箭空间科技公司（蓝箭航天）。该公司的火箭虽然尚未进入轨道，但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中最先进的。这家创业公司还在研发液态发动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也正在研发这种新一代发动机。蓝箭航天预计在下月进行首次发射。
　　报道表示，安德森在谈到中国时说：“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投资发射公司，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进入太空是推动其他技术发展的关键。”（编译/王栋栋）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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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航天发射场开启民营商业火箭发射先河
　　国家航天发射场开启民营商业火箭发射先河 民营商业航天发射有望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体系
　　新华社酒泉9月29日电（李国利、陈金秋）两枚民营企业研发的商业火箭9月初相继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个有60年组建历史的我国国家航天发射场首开民营商业火箭发射先河。
　　“中心首次放飞民营商业火箭是我国航天产业商业化的具体体现，印证了未来我们国家航天发展大的战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计划部计划处处长贾立德介绍说，这个战略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发射“规范管理，有序引导”，从而纳入国家统一的管理体系。
　　《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航天科研生产等航天活动，大力发展商业航天。近年来，我国民营商业航天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9个多月时间里，星际荣耀、零壹空间等民营企业先后4次成功实施亚轨道探空火箭发射任务。其中，最近的两次均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是民营商业航天发射在国家管控体系的首次探索。
　　目前，我国建设有酒泉、太原、西昌、文昌四大航天发射场。成立于1958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则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和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据中心主任张志芬介绍，自1970年第一次执行航天发射任务以来，中心先后将11艘神舟飞船和140余颗卫星送入太空，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等为代表的20多个第一。
　　“民营商业航天发射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在确保发射成功的基础上，突出兼具市场经济效益这一特点，有针对性的精简优化传统航天发射体系，探索完善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实施规范，构建了新的服务保障体系。”贾立德说，“当然，这个探索还需要根据后续民商航天发射的执行，不断积累经验、继续充实完善。”
　　根据计划，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后将继续执行民营商业火箭发射任务。中心党委书记纪多说：“承担民营商业航天发射是中心‘建设世界一流航天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中心将建设成为既有载人航天发射也有卫星发射，既有液体、固体火箭发射也有民营商业航天发射的一个全面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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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中最漫长的19秒”里，他坐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指挥中心后排，根本听不见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星箭分离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卫星可能会报错，可能在弹射中出问题，其他国家也曾有过还未分离星箭齐毁灭的可怕先例。

　　这是他们创造的星星。这一次，没有国家力量兜底。

源自：中青报·中青在线 冰点周刊

⊙作者：王梦影

　　编辑：从玉华
　　星空有了中国新势力的加入。
　　过去一年里，被人类之手放置的443颗卫星中，267颗是商业卫星；火箭向天宇的91次冲刺中，26次是被商业公司推了一把。他们是新的力量，区别于“国家队”的存在。
　　自打60年前苏联人将那颗小土豆似的卫星送上天空后，航天一直是大国角逐的战场。那些听着耳熟的名字：加加林、好奇心号、天宫、杨利伟……背后均站着各国政府支持的航天机构。然而，从这个世纪初开始，搅局者来了。他们便宜、快速、亲近市场。到了去年，商业航天贡献了全球航天产业3/4的产值。
　　从新加坡的科技园到以色列的大学城，造卫星火箭的初创公司冒出头来，仅美国方面去年一年的商业融资就达到了33亿美元。最著名的当属自主回收火箭的SpaceX公司。它2005年还曾被NASA（美国国家航天局）认为只是送卫星上天的“的士”，如今已经成了NASA的得力合作伙伴。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被民众在漫威电影里找到了对照──钢铁侠。
　　浪潮到了。2015年10月2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通知》，鼓励支持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发展。同年，国内出现了第一批商业航天企业。
　　金钱的嗅觉总是先人一步。去年，全国这个领域有17家企业获得投资，总额高于21.6亿元人民币。今年入夏以来，4家公司分别获得1亿元到2亿元的融资。
　　在北京亦庄，十几家团队隐藏在科技园区的试验场和写字楼里，筹备着造火箭的大业。其中两家今年春天相继发射了两枚亚轨道火箭卫星。数十颗商业卫星已经在轨道缓缓旋转。
　　作为航天大国，我们有了东方红、长征、神舟、玉兔和天宫。高校也会投入小微卫星和探空火箭的制造，学术性很强。航天的主旋律仍是体制内各科研院所，手笔恢弘，军歌缭绕。
　　“国家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位商业公司的高管说，“我们是有力后补。”他们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来自体制内的科研院所。过去的岁月是成功必需的宝藏，也会是想要挣脱的条框。

第三个元年
　　九天微星CEO谢涛见过马斯克，隔着很远的距离。彼时他还在航天院所工作，对体制外的风云变幻好奇而缺乏认识，从朋友那偶尔知道了这位“商业航天教父”的存在。2014年4月，马斯克来华推销电动汽车特斯拉，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一场峰会，门票被炒到3000元一张，同来的伙伴嫌贵，他咬牙进场。
　　他记得马斯克在演讲开场放了一段视频：SpaceX公司研发的火箭“猎鹰”穿云箭一样扎入天宇，又准确地找到了海上回收平台，稳稳降落。放毕，马斯克轻描淡写地表示，特斯拉也会使用火箭上的技术。
　　“那真是个好商人！”台下人群里，谢涛瞪大了眼。
　　创业后，这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生致力于做一个好商人。他的任务是呈现出一个好产品，能赚钱。“我们的技术不是最顶尖最前沿的，但我们基于客户需求进行技术创新。”他说。
　　谢涛自豪于公司的“少年星一号”“在发射前就收回了成本”。基于少年星的测控，公司研发了相应的系列课程，太空创客实验室，“少年星一号”入轨后，孩子们能在课堂上与卫星互动。他计划让卫星采集候鸟的迁徙数据，用于地理课教学，让孩子们画出迁徙轨迹。
　　那是谢涛未曾体会过的童年。他高中时代从北京旅游回来的亲戚处获得了一本杂志，封面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图片。那是他的目光第一次延伸到地球之外。
　　他正在琢磨让下一颗卫星能“眨眼”。实现这点不是装个灯那么简单，还需要控制飞行姿势，计算重量和能量平衡，是一项新技术。这是个科研意义不太大的功能，但他推测市场会喜欢──谁不希望能一眼看到自己的星呢？
　　天仪研究院初创不久，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上门拜访。他需要将全新的X射线偏振探测装置送到太空，对黑洞做全新探测。无奈每年的上天资源有限，竞争激烈，最有希望的答复是10年后升空。
　　CTO任维佳熟悉这种无奈。他创业前在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作，曾负责审核有机会被带上天的科学项目，“1000份里面不过几十份入选。”上天资源非常稀缺，决定因素众多，单从科研角度看，多有遗珠。
　　如今，这些排不上队的科研需求给了天仪市场。去年7月，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与天仪达成合作，将于今年下半年将X射线偏振探测器送入太空。同时，清华团队还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发射24颗卫星，展开引力波监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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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乘探索科技有限公司的卫星应用则以遥感为主，这是个更广泛的范畴，遥感载荷能拍摄地球的高清图片，密切监控大气山川、洪灾干旱和农林牧业。
　　遥感卫星一直是“国家队”的“拳头产品”之一。CEO苗建全“绝不敢想和他们竞争”。他的服务对象是需要了解地球状况的商业公司。“‘国家队’顾不上的那块蛋糕，我们来分。”
　　商业卫星产业的玩家们都有建立卫星平台的野心，这就好比互联网企业想做出安卓或苹果水平的平台，承载更多应用。这也是出于成本的考量，“越是量产，越是便宜。”
　　“量产”的野心催生了另一热潮：“星座”──不同轨道的一组卫星。
　　打更多的卫星上天亦是国际趋势。因为高度和频率的要求，卫星轨道资源总数是有限的。每圈轨道上，不“追尾”，均匀按照一定间隔角度只能放下一定数量的卫星。目前，最抢手的地球静止轨道早已经超过了容量，不得不发展技术让2到3颗卫星能挤在同一位置里。其他轨道距离客满还有很大差距，但在先到先得的刺激下，谁都不愿意被落下。
　　“大航海时代来了。”谢涛说，据一家美国金融机构估计，全球范围内，这门生意有千亿美元级别的潜力。
　　“2018年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元年。”数位观察家评论道。
　　“这都是我听说的第三个元年了。”苗建全笑了。
　　他知道产业将一段时间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圈子里的同仁们经常要需解释各类基础问题，包括卫星和火箭的区别是什么。
　　但他也初步体会了资本在利益前惊人的学习能力。一位投资机构代表第一次见面时对航天一无所知，第三次见面已在详询技术细节。“你可别想着糊弄他。”
　　更需要习得的还有理念。这个领域，几乎每位创业者在与资本的双向选择中，都会强调：目的是赚钱，但钱是没有那么快赚到的。航天是高密集产业，投入大，周期长。“我们可不是互联网。”
　　天仪研究院CEO杨峰这两年最大的后悔之一是A轮融资磨合了太久。他已经醒悟，本不应纠缠着“多要那几百万元”，该早一点开始研发工作。“对我们来说，时间更值钱。”

再快一点
　　杨峰讨厌停滞。
　　他因此警惕过于宏大的愿景，比如“一上来就聊实现多少技术突破，赶超多少年”──“那得多久能看到呢？不停开会，不了了之了”。标语、口号和壮丽画面不适合商业航天，他更关心这周能办多少事，“目标越小越实用。”
　　他如今大多数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见形形色色的人，从政府官员到艺术家，后者在公司的第二颗卫星上免费画了一条龙。办公室常常是空的，墙上挂着《星际穿越》的海报和托马斯·穆勒的球衣。
　　每次下决定，他都在心里设定一个最糟糕状况的底线，并为此做好预案。“退一万步说，哪怕都有一颗卫星都哑了，发射得足够多足够快，公司就是在进步的。”
　　任维佳的热情则在“玩儿”上。辞职创业的初衷是个有点不靠谱的点子：发射一台望远镜到天上去，看看从那里望出去的星空是什么样。
　　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没有比创作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更好玩儿了。他爱说“玩”卫星，倒腾最新的技术，实验更有效率的解决路径。他甚至拉了一个全部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团队负责卫星的软件系统，控制遥远卫星的大脑。这支团队有机会“可劲儿玩”，试遍可能性。
　　任维佳常被朋友调侃：两年做别人几年的事儿。这家公司发射了4颗低成本小微卫星。前两颗只间隔了3个月，然后准备了不到一年，后两颗被同时送入轨道。今年接下来的时间还有10颗计划升空。他却渐感从容，每次到了酒泉还能不紧不慢看看胡杨林。
　　第一颗卫星“潇湘一号”，从融资完成到卫星上天不过6个月，研发时间不超过1年。它于2016年11月10日升空，被期待环绕地球、执行4项科学实验。到了10月，各项进度仍严重落后于预期。
　　像早早出发赶火车的乘客，卫星需要在发射的前5天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火箭从不等待，“乘客”赶不到，加个同等重量的载荷就上天了。
　　几乎每个环节都比计划允许的更耗时间，意想不到的问题频频出现。卫星需要经历实验，模拟太空环境发现潜在风险。直到各部件完成组装成形，实验的结果始终不理想。任维佳咬咬牙：拆了重装吧。
　　任维佳曾参与神舟三号到八号，天宫一号、二号项目。他习惯于长至5年的研发周期，在庞大系统中做“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徐徐拧紧。
　　这一次，不比鞋盒大的卫星挡在眼前。资源需要各方协调。团队不到20人，不少人是杨峰亲自电话面试的，其中数位是当年的应届生。天仪在长沙的办公室正在装修，尘土飞扬，好几位新员工以为找错了地方。
　　“不再有国家兜底了”，他们还要为投资人和员工负责。
　　出发前最后一周，天仪长沙研究院，睡眠成了最次要的事情。一楼厂房式的实验场地里永远忙碌，无论昼夜。三楼休息室的沙发区经常横着人，偷一小时阂眼，手机铃响又一个激灵坐起。任维佳衣服没换，一股味儿，也没人注意到。
　　11月3日，原定一早出发去发射场地，星星还没准备好。只得退了票，翻找出当天傍晚发车的另一条路线，再争取半天。夜色降临，没完，仍需半天。最终，任维佳改签了4次火车票，于4日中午抵达了卫星发射基地。
　　整个团队出动护送。每人平均拖着2个箱子，除了行李还有卫星组件，浩浩荡荡──精密仪器无法带上飞机座舱，又会因托运受损。火车里，方便面气味、婴儿笑声和手机播放的电视剧对话里，藏着将离地500千米以上的秘密。
　　其实用不着去那么多人，但年轻人忍不住，“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要远行了”。他们严重缺觉，不少人前夜还在工作，一路不语，可内心雀跃。一些南方孩子途中不住惊叫──第一次见到戈壁滩，在初冬的天色里连绵不断。
　　2016年11月10日7点42分，“潇湘一号”随火箭升上天空。
　　此后很多年，杨峰可能还会提起“一生中最漫长的19秒”。他坐在发射基地指挥中心后排，根本听不见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星箭分离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卫星可能会报错，可能在弹射中出问题，其他国家也曾有过分离前星箭齐毁灭的可怕先例。
　　19个滴嗒后，他们创造的搭车客跃入了宇宙。
　　这不是圆满结局，是故事的开始。卫星需要看天看地，将所见传回地球。按计划，星箭分离4小时后，卫星将传回第一批数据。它失约了。
　　任维佳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向负责接受数据的瑞典合作方反复确认，心越来越沉。母亲和哥哥出席了这个他人生的重要事件，那会儿不敢出声，轿车沉默穿行在荒漠里。远远看见机场建筑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1600公里外，天仪北京研究院数据分析进行的办公室里，欢呼声爆发出来。迟到了近3个小时的数据包被打开分析，确认是天上“孩子”报的第一声平安。
　　谢涛知道等待数据回传的滋味。2018年2月，他们的第一颗星，3千克重的“少年星一号”在酒泉由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接受卫星信息需要专门的天线，状如大了几倍的有线电视接收“锅”。少年星的测控主站位于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那其实就是玉渊潭的八一湖边一座不超过10平方米的铁皮房子。快过年了，城内大小水面均已结冰，风声隔着玻璃窗，像在头皮上呼啸。
　　这颗星升空后要主动沉默半小时。同批搭载火箭还有其他更重大使命的VIP“乘客”，要保证它们的信号优先被听到，不能捣乱。升空8个小时后“少年星一号”问了声好。
　　后半夜，海南、安徽、河南和广东省陆续发来消息。这些地方的测控分站建在中学校园或科技馆内，学生有机会参与观测。这颗卫星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中小学航天科普教育。孩子们汇报：星星刚刚飞过我头顶了。

可靠性和可能性
　　对失败的恐惧深藏在航天基因里。代价太大了：远在天外难以再做补救，前期的巨大投入付之东流。
　　也因为此，大国航天，可靠性是最被看重的品质。中国航天拥有被世界公认的优秀质量控制体系。“归零”是重要一节。研发过程中出了岔子，整个项目停下来，一步步倒推回源头，即“零”的位置，并举一反三。这个体系的“精神”被从体制走出的人带到了商业航天公司。
　　可是，市场的速度在“国家队”是不可想象的。惯例是：尽量选用已被验证的方法和技术，哪怕那不是最先进的。
　　一位航天系统的工程师告诉记者，他参与的“归零”过程多少有点“为找错而找错”。每个部件都需要他提交一份报告，一周写近百份。报告的格式出错，数学符号实用不合规格会被打回。每批报告都要在细节上纠缠几个回合。
　　对可靠性的执着非常花钱。在中科院时，任维加需要在航天器中加装一台德国产的小风扇，用于散热。这是此前设计中没有的。风扇不贵，一台两三百元。为了证明这台风扇不会在各个环节因为热、冷、声音等因素而出岔子，对航天器的任何部分造成损害，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测试。测试花了20万元。
　　“进市场了，每家公司都需要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间找个平衡点。”杨峰说。
　　对自己的定位影响着他们天平的微妙偏向。两条常见的路径是：做航天的创业公司或创业的航天公司。
　　谢涛希望九天微星做前者，希望能比拟互联网公司的“快速迭代”。这是一个程序员常用词，指新产品取代旧产品，飞速扩张。
　　苗建全则认为千乘探索是后者，信奉扎实。“在体制内，每次决定都要找一堆专家来反复论证不会出问题。我也烦啊，但那确实有用啊。”
　　一个公认较为普遍的趋势：相较于卫星公司，火箭公司更重稳健。火箭失败的成本太高，点火一瞬定成败，没有第二次机会。
　　北京蓝箭科技有限公司CEO张昌武相信“慢一点比较快”──“我们身上有中国商业运载火箭发展的责任”。
　　张昌武搞金融出身，经常得学习一番才能看明白交给他的技术报告。他的执着在于管理，信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发现问题，提高效率。公司内部会谈以至少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发生，不只在会议室，非直属下级的技术负责人可以直接找CEO提建议。这类跨级沟通催生的成果之一是一种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喷管，技术和材料都是全新的。
　　“火箭是公司工程师的作品。”他说，“这个管理体系将是我的作品，它在不断发展着。”
　　这个作品可能不会受航天或创业的传统限制。按照张昌武的设计，它的身上可以有一切”优秀公司”的影子，比如SpaceX、福特汽车和苹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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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外
　　蓝箭走过一段弯路。张昌武希望以外包集成的方式完成产品，缩短第一支火箭的研发时间。零部件不必全部亲自动手，火箭的核心──发动机更可以仰赖体制内科研院所的技术转让。
　　与“国家队”合作也是国际商业航天初创公司的普遍做法。2005年，NASA送上一份价值5亿美元的订单，让SpaceX开展军事卫星发射工作。对于这家当时不满100人小公司，这笔钱是种子基金，也是一系列政府购买的序幕。到2018年，SpaceX获得的政府订单总额不少于42亿美元。
　　NASA还提供了技术支持，甚至派专门的技术人员进驻SpaceX进行监管和指导。SpaceX如今以“黑科技”闻名，早期的核心技术不少来自NASA淘汰下来的专利。
　　但蓝箭的火箭发动机交易合同最终落空了。
　　张昌武多次在采访中表示，他们是被“倒逼”上了一条”创新之路”。团队五分之四是技术人员，他们中的一半主攻发动机。
　　一位商业航天业内人士有着与“国家队”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对方是乙方，却有着甲方的气场。2015年，他需要寻找合适的科研院所交付一个部件的订单，其中一位代表出离愤怒──“被‘比价’可能让他觉得被侮辱了，尽管在市场上这再正常不过。”
　　现在，商业航天公司与体制内打交道时已少受冷遇。苗建全带着队伍和几家核心院所合作，八个月工期结束，庆功宴上已经拍着肩膀称兄道弟。“一开始，他们有点观望的意思，看看深浅。”苗建全说。
　　这些年龄不超过3岁的产业新选手在公司装修上，就足够让传统航天人琢磨的。九天微星的休息室里有两张床，造型仿照的是宇航员睡眠舱，即马特·达蒙在《火星救援》里用的那种。天仪北京研究院地面上铺着星空的图案。他们还生产二次元周边：印有已发射卫星图标的冰箱贴、钥匙扣和夹克衫。
　　每家公司的办公室墙都是玻璃的，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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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体制支持来自各级政府。不少商业航天公司总部在北京，注册地点和生产厂房在其他省市。天仪在湖南长沙的三层办公楼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那也是领导视察必经的样板站。
　　千乘则以极低的房租进驻了北京市海淀区邻近北京大学的一栋写字楼。今年年初，提供场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又在这栋楼的高层另辟了一块三面落地窗的场地，那里将成为一个小型的卫星控制中心，一面屏幕监控逐渐完满的“星座”。
　　另一方面，成员有谁来自“国家队”，常常被作为考量这些年轻团队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谈判场上，投资人会私下找来信任的前“国家队”成员坐镇，搞清楚那些“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是否真的圈内人。
　　“在工程这个领域，经验非常宝贵。”苗建全说。
　　据他介绍，火箭和卫星的原理是可以公开学习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到。本世纪初，航天科技集团牵头，联系各分系统技术专家，编纂出版了一系列上百本技术指导书籍，。这套书一度可以在网上买到。
　　然而，理论到工程的距离难以轻易跨越。苗建全打了个比方：为实现一个功能，懂得理论原理的普通人可以学习基本理论，写出正确的几十行代码。
　　实际在工程中应用的程序更为复杂，可以包含几十甚至几百条“如果，那么（if，else）”的指令，为卫星在实现功能时可能遇到种种状况做好应对。
　　“如果”前的问题和“那么”后的方案，来自国家产业半个多世纪的工程积累，有经验也有教训。
　　亦庄的“火箭街”紧邻中国航天五院。天仪北京研究院就设在中科院新技术基地，咨询体制内的老伙伴只需跑趟隔壁楼；从体制跳过来的年轻人还和前同事搭同一趟班车。
　　“我们也为体制内的伙伴提供选择。”任维佳说，“做航天久了，你会感觉到与周围世界的脱节。市场上没有同类公司，你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水平。”
　　一个90后姑娘今年刚从体制内跳到天仪，参与新路径的摸索和实验。在“国家队”，“总体”部门负责决策制订和规划统筹，层级高于分系统内其他技术部门。在市场，姑娘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总体”。
　　“钱是多了，累也是真累。”她笑道，“当然学到了不少，逼着飞速成长。”她认同那句话：所谓的美好时光，在当时看都是无比艰难的。
　　苗建全是在34岁跳出体制的，父亲一度反对这个决定，暂时的和解出现在一个夏夜。他去北京南苑机场送父亲回家，航班晚点。小卖部外露天广场上，父子一人坐一个石墩，在飞机起落轰鸣声里聊了数个小时。最后老头儿叹了口气：其实我理解你的抱负。上世纪80年代，私营商业不再被看作“投机倒把”，这个男人在内蒙古家乡第一批辞掉公职，做了个体户。
　　苗建全的新办公室保持体制内的风格：红色木头家具，书柜里摆着技术指导书，唯一的装饰是女儿的一幅水彩画。他特意为公司添置了航天院所同款格子间，希望跳过来的团队能有点亲切感。“结果他们都说我土！”
　　过去在体制内，卫星已经装载上火箭了，他还在和伙伴们一遍遍在脑海里“过流程”，“像出门之后反复紧张家里门有没有锁一样”。发射成功，他们在食堂吃着特意备好的夜饭，就着酒。在大师傅漠然的注视下，几个男人抱成一团大哭。
　　现在，他和合伙人常在会议室里为一个技术决策吵架，互拍桌子，抢过马克笔在白板上画曲线写数字，字迹因为激动而潦草。新招聘的行政任人员第一次参加会议，被这阵势吓得不轻。老员工拍拍她的肩，表示见怪不怪。
　　在他看来，两段岁月都是馈赠。只不过前者是渺小生命与宏大事业相连的荣耀，后者则是凭借个体力量有所创造的快乐。

中国的SpaceX
　　几乎每个商业航天公司都被问过这个问题：你会是中国的SpaceX吗？
　　“我们和SpaceX的技术差得太远了。”苗建全说。
　　决定创业时，他考虑过着手商业火箭制造，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最终选择卫星，是因为火箭自主研发的周期太长了。“媒体总觉得，火箭发动机研发难。发动机造成了，火箭就成了，其实后面还有千难万难呢。”
　　这位资深工程师觉得公众偏爱简单的技术故事，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问题，一种解决，完美结局。实际上，技术发展的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像树一样枝叶相连。
　　创业以来，老朋友和老同学们提供了很多支持。有几位已经是航天系统的业务骨干，被他请了过来。还有一位在北京郊区做公务员，牵线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实验场地。
　　这数年间，他和他们几乎没联系过。上次见面还是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本科毕业。送走最后一位同学时已到傍晚，校园空旷安静，他抠下了相处了4年的宿舍金属门牌号，揣在兜里。
　　十几年过去，当年的男孩过了而立之年，有了妻子孩子，父母老去。手机号码竟还没变，还是大一入学一起去运营商办的，连着号。如今朝夕相处，他依稀能想起一起在学校附近喝酒吹牛的岁月，小龙虾刚进入北京，2元一大盆。没人猜对过自己今天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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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初，“水立方”音乐轰隆，台下手机闪光连成一片，上一批站在这个台上的是孙楠和李宇春。16盏射灯照耀着当日的明星：一台两人高的火箭模型，“朱雀二号”中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系统设计工作已经完成，计划于2020年首飞。
　　这是张昌武少见的高调，他自认是实用主义者。“火箭研发不会有很多公众能理解的成绩，又不能像互联网公司隔一周发一个新版本。”他说“但其实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成就。”
　　他情绪内敛，不易激动，每天早起却总有隐隐兴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杨峰无意间看到了SpaceX官方发布的一个2分钟的视频，记载了2013年至今的失败经历。伴随着欢乐的音乐，视频里的航天器栽倒、坠落、爆炸、因为支架问题而诡异乱跳，或是搞得整个发射平台火星子乱溅。字幕极尽嘲讽之能，比如“它确实是降落了，不过是变成几个碎片下来的。”
　　“航天常被看作是不可能失败的。”他感慨，“其实航天是最容易失败的行业了。”
　　航天计划出了问题，NASA通常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上个月，因为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再次延期，一份60页的问题调查报告和NASA针对报告的回应在官网上公布。这不是我国航天的习惯。
　　杨峰觉得，这支视频显示出了SpaceX的底气──实力已经被肯定，经历过失败又怎么样呢？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商业航天公司也能发布一部讲述失败的视频，那是对实力自信的最好证明。
　　2018年08月01日 12 版

源自：新浪科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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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南方都市报 吴铭

　　5月17日7时33分，重庆零壹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的OS-X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在中国西北某基地成功升空，被视为我国民营火箭的“首飞”。
　　我国正从航天大国逐步走向航天强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营航天企业及其航天产品已成为“国家名片”，同时，也可以看到，我国民营航天公司也已走向前台。对于我国民营航天公司的出现及发展状况，南都记者专访了在国家航天系统工作数十年的80多岁的航天技术专家黄志澄。
　　黄志澄对南都记者说，我国民营航天公司现在处于萌芽阶段，所谓的民营航天公司，基本都是含有民间资本、国营资本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至于民营航天公司的科研人员构成，很多都是来自国有航天系统，我们要鼓励民营航天公司的发展，但要正视与国有航天公司及世界航天强国航天产业的差距，中国民营航天产业发展道路漫长。

中国民营火箭公司以混合所有制为主
南都
　　在你看来，我国民营航天公司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黄志澄
　　首先要分清什么叫民营航天公司。我国情况很复杂，我国最主要的航天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它完全是国营，后来又有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科工新成立了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公司，这个公司是由国营企业主导，也吸收了十几亿元的社会资本，它是混合所有制公司。
　　现在我国纯粹的民营资本航天公司其实并不多，混合所有制公司比较多。比如这次发射火箭的零壹空间公司，开始是社会资本，后来国营资本进入，比如哈尔滨工大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是国营资本，重庆地方政府注入的也是国营资本，所以严格来说零壹空间公司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混合所有制航天公司有两种典型，一种是国营资本为主，民营社会资本为辅，一种是民营社会资本为主，国营资本为辅。国内有好几家这样的航天公司，除了零壹空间公司，还有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蓝箭航天也吸收了很多地方资本，比如西安高新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资本。
　　从我国的商业火箭来讲，我国的民营火箭才刚刚起步。应该理性对待民营火箭的发射，我们是处在萌芽状态，才刚刚起步。

南都
　　民营火箭公司的科研人员构成是怎样的？

黄志澄
　　从体制里面出来了一些科技人员加入零壹空间公司，零壹空间公司创始人就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应该说民营火箭公司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
　　美国SpaceX公司老板马斯克曾挖来知名火箭专家，目前来讲，我国民间火箭公司还没有出现长征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级别的火箭专家，体制内真正的火箭领域领军人物，目前还没出现在所谓的民营企业。
　　民营火箭公司的科研成员往往都有一定的经验，比如零壹空间公司的马超，他是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在国家航天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经验；蓝箭公司有一些体制内出来的科技人员，也引进了一些国外科研人员。
　　现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有航天企业，还是航天专业毕业生工作首选，也会有少量航天专业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工资更高一些。但在某些方面，比如评职称，国有航天系统内50多岁可以做型号总师，接下来可能当选两院院士，院士称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所以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到体制内工作。现在是有一些人去了民营企业。出来一部分人，对整个航天事业也有好处。

中国民营火箭公司还不具备发射卫星能力
南都
　　国内政府机构和部门，以及国有航天系统，对民营火箭发展给予了怎样的关注？对民营火箭的发展，是否有来自国家的政策、资金支持？

黄志澄
　　国家出台文件允许做民营火箭，具体过程中还需要协调一些问题，比如这次发射得到了国防科工局的批准，是列入发射计划的，政府态度是开放、鼓励的。我把我国商业航天火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争得市场，第二阶段是要进入公共航天领域和军方产品发射。

南都
　　我国民营火箭的产生与发展，可能会对我国航天产业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黄志澄
　　民营航天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肯定有很大促进作用，民营航天公司成员待遇比较高，效率比较高，也会迫使国营企业进行各种改革。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前不是主要搞航天的，随着商业航天的兴起，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单独的火箭公司，也成立了搞卫星的空间工程公司，都引进了社会资本，做得生机勃勃。这种情况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也会进行很多改革，把内部人才充分利用起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零壹空间公司现在还无法发射卫星，我们对他们取得的成绩高度肯定，但要清醒、理性的认识到目前我国民营航天企业刚刚起步，是新生事物，我们要鼓励它，不能捧杀，这需要国家的鼓励、社会的关注，中国民营火箭道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