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第五章结束语

1、or是或者、还是变共赢、共享

作者赞同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列宁，中国也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也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为啥？

我们不是常说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吗？毛主席早在1935年10月长征快结束的路上，就把此论发展为类似的“珠峰映射原理”──如毛主席在他写的诗词《昆仑》中说：“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把汝裁为三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就可定义为“珠峰映射原理”。

“一截还东国”就类似“柯猜”──第二次世界大战，连日本反动派都打到了我国本土内；国民党政府被赶到重庆建都，大批的川外学子，包括国外留学回归的高级人才，很多也被疏散到西南的川内学习或工作。解放前柯召、赵华明、张圣奘和魏时珍等一批著名教授的青年时代，就处在这种背景下。这也是为啥“柯猜”出在巴蜀，不出在中国其它地方和著名大学？而且也说明人类是地球的主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推动了社会发展，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未来即使是一个多极世界，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也需要全人类共同努来维护。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是全人类的希望和史命，也是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了。那些逆潮流而动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必将受历史惩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些为人类和平幸福，作出贡献的人，是人民英雄，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全世界的人民及子孙后代，会永远崇敬他们，爱戴他们！但愿天下永远太平，人民幸福！

所以本书，书名中虽然用的是“or”，英语中or的意思，含“或者”、“还是”。但“愿天下永远太平，人民幸福！”，我们的心中or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愿它含“共赢”、“共享”。这种or是或者、还是变共赢、共享，要明白这个道理，是本书先从自我解剖开始。

如“文革”就是一种自我解剖──“战狼”解剖，迎来的不是“改革开放”和“科学春天”吗？这种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自中国是有万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礼仪之帮，永不称霸，从不欺凌别国，特别是弱小国家；但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强大的、勇敢、勤劳、团结的民族。有坚忍不拔、无所畏惧的民族精神；有敢于打败何强敌的决心和能力。也是人类唯一个，数千年来屹立不倒的民族。

任何个人和国家，均不应逆规律而动，逆潮流而行。结束语之前，本书再来一点自我解剖，是如实说：当今世界美国，自持有一定的实力，为所欲为，妄图称霸世界。如不改弦易辙，将被摔得粉碎，而受害最深的定是美国及人民。二战时的德国和妄图统治世界的希特勒，就是前车之鉴。美国称霸世界唯一的障碍，是中国及中国代表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因为中国是有5000年优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数千年来从不好战，那怕比其它任何地区和国家都发达、强大，都从未不欺凌其过它国家。相反仁慈的帝国，在1840后竞还被一串弱小国家欺负。自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原则，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己经强大起来，但仍然奉行睦行友好政策，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绝不称霸”，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

如实践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引领世界各国走共同发展之路。近几年来事实证明，这已惠及世界各地，成绩斐然，特别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受益最大。因此，中国的政策和作法，深得民心，深受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广泛赞誉和支持。而美国却千方百计制造事端，妄图阻止中国前进步法，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不仅从道义上讲，美国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其恶劣的行为已经激起公愤，丧失人心；而且一个衰落的美国，根本无法与蒸蒸日上，朝气勃勃的中国抗衡，更无法与一个在中国引领下的欣欣向荣的世界对抗。

现在，美国对中国在军事上还有那么一点优势：即原子弹比中国多，航母也比中国多几艘，除此而外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就多出的原子弹，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原子弹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100颗可以彻底毁灭一个国家，和用1000颗毁灭同一个国家的效果完全一样。说通俗点，100颗把一地区化为无人的焦土区，你用1000或10000颗多炸几遍，也是那个结果。因此，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对地球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有上千颗原子弹，己足以摧毁任何国家，足以威慑任何战争狂人，用不着花那么多钱，生产六、七千颗原子弹放着，而且每年还要花巨大的财力、人力去维护。只有傻瓜才干这种蠢事，当然在冷战时期，失去理智的当事人，以为这样作可以占上风，可压倒对方，这反而成为自己的负担，成为留给后人的笑柄。

美国多了几艘航母，那就更没意义了。二战时航母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那时没有导弹，没有卫星定位，没有先进的制导系统，对航母很难对付。但在科技十分发达的当今，一旦发生战争，航母就变成了靶标，无论你躲到什么角落，都可以把它找到，几颗导弹，就可让它葬身海底。在聪明的战略家眼里，航母只是吓唬小国家，彰显霸权的道具，对拥有先进导弹的中国，或其它任何大国，均没有威慑的意义，更何况中国自己生产的航毋也陆续下水了。

此外，美国还有对抗中国的资本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所有的城镇，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国际大都市，还是中西部的边远县城或乡镇，崭新的高楼大厦，清洁漂亮的街道，优美的环境，各类人群安居其中，其乐融融；没有抢劫，没有枪击，没有种族岐视，没游行示威等混乱场面。一个全新、美丽、安全的国度，美国能比吗？根本无法相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即39个大类，525个小类中，有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工业体系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从2010年起，中国已径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8年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美国仅占16%。

在500多个工业品种中，有220个中国是全球第一。低端产品中，中国产量占全世界总量80%。有人开玩笑说，日本人家中除了中国产品，只有裸奔，连他们的棺材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人离开中国产品一样没法生活。高端产品，美国有的中国也有，甚致不少种类比美国还先进，这也是感到恐惧的特朗普想打压、扼杀华为、中心等企业，阻止中国发展的原因。然而，随时间推移，中国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美国还能与中国比吗？当然不行！

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有世界第一的长江三峡水电站。有世界最长、最先进的港诛澳跨海大桥。有世界第一宏伟的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有世界最长的八纵八横，高水平的高速公路网。有世界最长，联结国内、国外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有世界上最先进的500万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网。有世界上最先进、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有全世界最大、最现代化的航空体系和遍布全国的三百五十多大大小小民用机场，运力上千万的机场有37个，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北京雄安机场，已投入运营个……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能比吗？不能！我们再看看美国引以为豪的军队吧：

在朝鲜战场，美国自持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有强大的陆、海、空军，并派出美国最精锐的王牌部队，还纠集了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结果被才建立的新中国，装备极端落后的志愿军打得惨败，联合国军前线总指挥，美军司令沃克中将，在溃逃中车祸身亡。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１９６０年访问中国后，在香港说：“我要告诫全世界的军队，切忌与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布雷德利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在错误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连麦克阿瑟也不得不哀叹：“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西点军校一位教官的评论更有意思：“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态下失利，而且输得很惨，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伤疤。”然而美国不学历史，不长记性的美国总统和军队高级将领，不听前辈的谆谆教悔，于1968年又在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最后被打败赶下海，不得不与越南签订《巴黎协定》，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被打败的、耻辱的战败条约。

美国军队有多励害，我们不妨听听军事家的评价吧！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二战时的美军：“二战时，盟军开辟的第二战场，是在苏军发起大反攻并一路奏凯以后。所以盟军并未受到有力阻击，打的顺风顺水之战，德军投放苏联战场的总兵力８００万，西线（包括非州）兵力，不足六十万。而巴顿中将单独对付德军，最多那次只一万多人，他算那门子天才。”朝鲜战争中后期美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客观地找出美军打败仗的根本原因：“部队（美）不愿放弃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和敌人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这支部队是这样依赖公路，不愿意夺占沿途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用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步行，不愿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简言之，一支图享受，怕吃苦、不会打仗没有战斗力的老爷兵，还会打仗吗！这就是美军实力的写照。

所谓美军天下无敌，战无不胜都是吹起来的神话。这能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能和“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中国铁血军队较量吗？特别是当今的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与美国齐鼓相当，人员素质、军事素养比美军强得多的情况下。美国陆军将领麦克尔。艾伦说得好：“只有傻瓜才选择中国作对手”。坦率地讲，中国军队才是世界最强大的，如果美国不吸取教训，要真正和中国作对，较量起来美军绝不是对手，而且会输得更惨。

奉劝那些自不量力，浅薄而狂妄，企图统治世界的人，不要挑战爱好和平的中国，不要挑战引领世界进步，共同繁荣的中国，更不要挑战仅汉族就有十三亿多的中华民族。友好地与爱好和平、善良的中华民族和睦相处，才是人间正道。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才能保证你的国民幸福，安康，也才能保证世界和平、繁荣。

作者写本书的愿望是or从或者、还是变共赢、共享，结束语就介绍代表性的三类共九位人物，来见证这其中的复杂与辉煌吧。

2、文扬

文扬，1961年生。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水中兵器学会会员，船舶工程学会会员，军事科学学会会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文扬教授18岁高中毕业入伍加入海军，后上军校。舰载武器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舰艇部队，后调任海军司令部参谋。2000年去新加坡，在一家投资公司里做顾问。2001年起，先后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时评作者、北美《多维新闻网》专栏作者、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新西兰华文文化沙龙主席、海外华文传媒协会理事、《新西兰联合报》社长、英文报纸The United Press社长。2009年旅居新西兰与寒竹合写《中国力》一书出版。回国后，2012年起至今，任《观察者网》主笔。2017年创造的“广土巨族”概念产生很大影响。2018年7月出版新著《人民共和国》。

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据介绍作者讲的是，中国数千年来，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天下型经济体固有潜力的爆发，才成就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进步的。

文扬教授重新解读中华文明，是时代的要求，也正属于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通过回顾过往的历史，审视当下现实的情况。

文扬教授将中华文明与西方各大文明进行比较，也才创造性地提出“广土巨族、天下型定居文明、运动主义、秩序主义”等概念，阐述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解释了“中国奇迹”的本质，以及为什么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而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阐述的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

文扬教授说的“天下”其实也包含“现实主义”，是指没有接触到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中，中华文明诞生历史的上五千年前──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是包含有“纯科学”研究成分的，不然就难免不出现“天下中华”与“现实主义”的“里应外合”之疑？例如，类似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成果──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在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张独特的金面具。有学者考古说是来自黄河中原文明，又有学者考古说是来自中东和埃及古文明，这两种说法尽管相反，但本质相同，“天下中华”与“现实主义”难免 “里应外合”。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授予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以表彰他利用DNA技术测量了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主要是尼安德特人）和人类进化的发现。帕博虽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不全是完人。如《参考消息》网2021年3月17日曾报道：帕博教授从尼安德特人骨头中提取到的DNA样本进行分析，发表相关论文说：遗传自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DNA4人类祖先基因的一部分现代人，能够减轻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或可抑制新冠病毒──“西方优秀”了不得。但现在又有说法是：“2022年诺奖：新冠重症风险，遗传自尼安德特人（我们继承了尼安德特人的那些基因）”。我们不是说帕博不应该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帕博的古DNA技术测量方法具有很大促进作用。如2023年9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93万年前人类祖先仅剩千余人？人类自古就是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中国科学家通过创新构建的全基因组分析方法和理论，研究发现93万年前人类遭遇了严重的“群体瓶颈”──人类祖先在早、中更新世过渡期，由于剧烈的气候变化，短期内丧失了98.7%成员个体；在此后长达11.7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祖先平均成年个体数仅为1280。

帕博教授其实多年来，是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他为“西方优秀说”争光，据《进击的古基因组研究》中说：是1997年帕博团队获得了第一个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mtDNA；2010年帕博教授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安德特基因组草图，第一次直接比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现今欧洲人类的基因组，使得有关人类“非洲起源说”大打折扣──这项研究发现，除非洲人以外，当今欧洲人的基因组成里全都包含有 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这种古老型人类从未被完全替代。也许这似乎给我国部分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帮了忙。但这个忙帮得太大，是帕博教授再接再厉──2014年帕博团队又成功从西伯利亚距今约4.5万年的人类股骨中，获得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其约在70万年前与丹尼索瓦人具有共同的祖先。“西方优秀说”铁上钉钉，让“北京人”和“资阳人”等不是被“欧洲人”杂交，就是一同完蛋──这项研究不仅首次提出了现代人祖先进入亚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的南线，还确定了现代人祖先与已灭绝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时间，为“西方优秀说”丰富了古DNA数据库，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不可否认，西方古DNA测序的生物属性具有化石证据无法达到的量化精度，而管控了国际古DNA研究的话语权。但所谓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人才，可以和国外一线研究机构“并跑”，实为“西方优秀说”的“跟跑”。因为发现远古人类骨化石的地方，多为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远古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远古人类并不都是“傻子”，喜欢在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生存，而不喜欢人类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

德国马普所的古尼人、丹人超过“非洲人”说，打出“西方优秀论”，培养了大批新秀，使“黄河文明优秀论”跟跑“西方优秀论”成为潮流。如2020年6月3日“中国新闻网”发表《中国科学家通过古人基因组数据探寻中国文明源流》的报道，介绍中国科学家通过研究距今7500年至1700年的55个中国北方古代人全基因组数据，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找到汉藏语系起源所谓的基因方面的重要证据──该成果由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联合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辽宁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漯河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作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诺尔博物馆、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共同完成。

崔银秋教授等人支持近年来学界有人认为的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潮流作宣传“维京人”优秀──中国分子人类被尼人和丹人杂交学派认为，尼人和丹人比“北京人”厉害──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非常有可能是尼人和丹人给藏族人的。藏族人走上青藏高原的时，发现他们已直接和丹尼索瓦人进行了基因的交换。于是藏族人身上带有了丹尼索瓦人的这样一个基因突变，让他们可以非常快速地、不用经过严酷的自然选择，就可以在高原上面生活下来等──但这遭到中国分子人类学泛第三极学派坚持顽强抵抗。

5000年来中原黄河文明在中国的优秀，是我们不争的事实。

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观，阐述中国数千年来，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天下型经济体固有潜力的爆发，才成就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进步，也是正确的。但不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中华文明发源的“天下大同”理念天生联系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真正科学考古，就难免不天生“现实主义”。

例如，说丝绸起源于北方，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占主流，实际是“里应外合”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在现生人群的体内存在基因，即使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在2万年前至3万年前灭绝的人种，但灭绝的古“北京猿人”和留下的“汉人”的祖先，都被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杂交”过，有“洋娃娃”之实。

我们不否定人种之间有“杂交”，但这是双向的。“汉人”的祖先是西来说，还是世界第三极说，是科学。文扬教授在提及的全国性的一系列古人类遗址考古中，他把“资阳人”考古被遗忘了，好像新中国曾经的“资阳人”考古是一场“骗局”──这种情况，在目前大多数学者和历史专家中，似乎很普遍。

当然文扬教授是无意的，他论述“天下人--天下观”是非常精彩的，然而他似乎对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在新中国刚解放，就在这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方向，例如，抓“资阳人”考古等重大战略部署并不理解。

其实文扬教授说的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不提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以及“远古联合国”有关；“天下国家”也不是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的吗？

因为文扬教授把这个“天下”型国家起源的历史，限定在中国东部、中原和夏商周时代，这就有个缺陷──类似“维京人”的“西方优秀论”，是一个中华文明一直是“中原优秀论”。这无形与如今“80后”的古DNA学界，有人认为的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以及古丝绸文明起源于东北亚等研究，一同提供了误导。

这类考古，实际暗中是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作宣传“维京人”优秀──认为欧洲古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古丹尼索瓦人，比“北京人”厉害──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有可能是被尼人和丹人杂交的“洋娃娃”人。但这是没有我国西南土著人群，DNA实测根据的研究。

当然“观察者”网从2019年年初起，发表文扬教授的《“天下”型定居文明──70年对话5000年》的系列文章，到2019年12月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文扬教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文扬教授对“天下人”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演变原理的阐述，很有独到之处。例如，他说：在空间上，全新世气候到来之后，文明在地球表面不同地区先后出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面临不同的气候变迁、地质变迁和动植物变迁，文明的演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如黑格尔所说的，各民族历史都有自己的“地理基础”，或杜兰特所说的“地理是历史的子宫”。

“天下”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科学概念。文扬教授说：不同文明虽然被理解成为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与不同文化的盛衰兴亡保持同步，相互之间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意义。但文明与文化不同，与政治的昌明关系更大。

其次，虽然一般来说文明本质上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而且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多个政治单位，但对于中华文明这个“天下”型定居文明来说，文明和政治实体几乎是重合的、一体的。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中国“自命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作为最为持久、最成规模的定居农耕文明，始终离不开一个能够履行维持秩序、制定法律、确立制度、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等职能的政治实体。

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就是靠中华政治传统支撑的，中华政治传统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是中华文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密不可分。今天的学者们在说到他者文明或异质文明时，往往联系到西方文明，自西学东渐、西力东击之后，关于中西文明互为他者、互为镜像的文章著作就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上，西方文明进入视野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面对的他者文明，是欧亚大陆干旱带上的草原文明。所以，要讨论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必须同时讨论与之相对的草原骑马民族社会。但这里文明也还包含有“科学”区分，这是“政治”背景的学者不愿意说或含糊解读的──事情不简单是，现代人类历史开始于20万年前智人的出现，而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大约1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95%的时间并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狩猎采集，人类过上依靠驯化动植物维持。

如果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人类全球化来历的“寻根”，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如果是徐道一教授、李后强教授等说的──“珠峰辐射原理”产生的──青藏高原是全球最高的一个巨型构造地貌单元，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中国未来的出路，世界未来的出路，也许都寄托在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上──黄河文明近五千年是先进的，但它之先的文明源头在哪里？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类似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西方优秀论”──近十多年来，德国马普所创新出顶尖的人类分子考古学方法，搞古尼人、丹人的“杂交”能力超过“非洲人”说，培养了大批新秀，使“黄河文明优秀论”跟跑“西方优秀论”成为潮流，甚至不敢把毛主席、小平、周总理等开辟的“资阳人”道路走下去，甚至把“资阳人”开辟的道路看成骗局。

众所周知的三星堆考古近百年，今年更倾四川及全国之全力，得出结论仍然是：青铜面罩等文明要不是来源中原，要不来源中东埃及，要不来自外星人等猜想，不敢承认三星堆考古的文明起源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孵抱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今天欧洲各国的发达，都来源他们的考古学家们团结，心往一处想：欧洲文明的源头来源于古希腊。不像我们有些考古学家，心想的只是三星堆文明的源头来源于中原等地之间存在的关系。

“资阳人”开端的青藏高原人类/文明起源统一认识，成为难题。因为“资阳人说”认为：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如果走的是海路，就不需要10到15万年──仅用被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由此也不难想象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又都是从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它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

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即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曾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即反之，渡盆塞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

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就类似档案记录。再分析远古大地震串形成巴蜀盆地内的堰塞湖到盆塞海，又由大地震引起的不同阶段的巴蜀盆塞海长江三峡的几次大的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活着留下失去亲人和东西的人群中，会有人组织一部分人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最终会有人留在下游“积水区”生活，他们带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并有所发展──称这种“积水文化”，会形成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像的两个古丝绸文明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古地貌和历史形成的不同。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

那么古尼人和古丹人来自哪里？现代欧洲人种来自古维京人，是“第二孵抱期”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中最早走出，向最北面北海边的西欧迁移求生存的智人，而不是原先最早走出非洲的古尼安德特人。因为“5•12”大地震后，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

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岷江上游迭溪一带于71ka左右，发生了大面积堵江事件，形成了上游长约30km的堰塞湖。堰塞坝位于迭溪以南的下游河谷，沿江分布约10km。该堰塞湖持续了60ka，于11 ka左右，彻底溃坝。青衣江上游五龙乡古堰塞湖85ka前形成，35ka前溃坝，规模不详。大渡河上游开绕村古堰塞湖长于5km，堵江时间不明，20～17ka间溃坝，堰塞坝位于色玉村一带。依据这些古堰塞湖的沉积、构造、关键层位光释光测年数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划分出青藏高原东缘晚更新世中、晚期，存在85～70ka、43～30ka和20～10ka的3个构造活跃期，可对应于青藏高原古里雅冰芯δ18O曲线，体现出的C1,C3和C4的3次气候冷暖转变期。

他们指出大规模堵江事件，是快速的能量物质转化过程：地震释放强大内能，气候因素使得物质得以积累，深切河谷是堵江的有利场所；构造-气候耦合，促使大型洪积扇发育、大规模堵江事件发生，进而改变河流动力、塑造河谷地貌。据李海龙先生介绍，这只是张岳桥教授领军作的青藏东缘工作之一。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张岳桥是温总理亲点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

由于上古巴蜀集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要用到计量地质学。这需要投入大量科研经费和人员，所以至今或将来难以进展。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报道，如解放初有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盐亭人何拔儒分析，上古巴蜀堰塞湖变盆塞海，是在约一万年前，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这类似钟毓龙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梁州”指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的图像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

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如果嫘祖类似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历史上称她是“行神”、“道神”，这也正是她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性常态，分担和代表了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完整向中原黄河文明转移的任务──良渚--钱山漾离西亚、印度和东欧太远，而且良渚接近苏北、鲁南和中原，之先良渚文化吸收的第二个孵抱期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早在反过来影响到了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来自丝绸文明主流的第二个孵抱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更容易被良渚文化吸收。如这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有良渚文化的风格，而江苏新沂花厅遗址也证明这两大集团文化有过相互的碰撞。而且良渚文化早先吸收沉淀的诸多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因素，也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

所以说，远古巴蜀盆塞海后期的长江三峡溃坝，对其良渚--钱山漾影响的中断，与长江下游文明后来发展的中断和回归也有关──正因为如此神奇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直到吴越文明兴起的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但由于文扬教授等学者，是从“天下”型论述过中华文明，他们都没人追溯到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珠峰辐射”原理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二孵抱期，对中华文明和其它远古文明的影响与塑造。如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岐伯、嫘祖、大禹诞生在此。

为啥？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的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盆塞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但四川也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盆塞海、大围坪等许多地貌特征。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徐仁院士，就曾通过对希夏邦马峰地区一块高山栎化石的古今对比研究，提出了该地区近几百万年间出现快速抬升的观点。这次对青藏高原中部2400万年前高程和景观的重建，为认识和理解青藏高原抬升动态过程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生物学实证。由此的贡嘎山人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

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新中国初四川文史馆馆员何拔儒先生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

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现在已有人工智能自动形式化能搭建桥梁──大语言模型可以通过大量通用训练数据获得一些潜在能力的认知，如14亿多人口说中文“大语言模型”，分析毛主席的“莽昆仑”类似的“珠峰映射原理”整个逻辑链条，证明中文话语权是能够抓在中国人自家的手里的。

如四川省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后强，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美学”说：成渝地区充满美，有协同之美、博弈之美、轴心之美、圈群之美；双核差异协同、非零和博弈，竞争双赢，实现1+1大于2增值效应。因为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等思想。青藏高原的剧烈隆起对中华文明和印度的影响──其中，中国未来的出路，世界未来的出路，也许还寄托在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上──黄河文明五千年是先进的，但它的文明源头在哪里？

因为考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要解决大地震、大海啸以及盆塞海干涸等灾难造成大量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等难题的办法，是向未开垦又可开垦的地方搬迁。由此也许他们想到的办法，与马克思、列宁想到的办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是，“西伯利亚”好绘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国蓝图：你拿起地球仪一看，亚洲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与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类似人的左右两肺叶。在白令海峡建海底隧道接通，亚欧和美洲可连成一片。

而西伯利亚和中国以前原是一体，加拿大和美国在建国前也是一体。“两叶肺”配合活动起来，蓝图就活了。所以后来列宁，能读懂马克思包容增长的全球化思想从哪来？也就是从被沙皇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期产生的──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地，西至乌拉尔山，东至鄂毕河，向北直达北冰洋，其统治中心正位于额尔齐斯河一带，受其影响和归宿之地，正是《世界境域志》所述人类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

列宁提出，重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但俄共中央全会讨论，也不赞同列宁的提议，而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74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依法解体，这是马列主义的胜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崇拜列宁，也因他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理想。例如，我们读中学，语文课文中有列宁讲：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头脑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深受影响。列宁的这种全球化思想从哪来？难道是从被沙皇流放在西伯利亚时看到中国10万多劳工为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受尽凄凉产生的；这正是中华文明的“有得有失”。

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成为不可阻挡的一场世界革命的洪流。而列宁反对“乌奸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保证──1917年十月革命炮响后，列宁提出建立欧亚联合国的设想：依法治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进出由人民自决。列宁的设计非常英明，不愧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一百年已过去，还有人说这是列宁埋在俄罗斯大厦下的“定时核弹”──反之可见列宁英明。

3、任正非

任正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行政总裁。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祖籍浙江浦江县，任正非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任正非的父亲任木生是一位乡村中学教师，曾在国民政府军工厂工作过，后来因历史问题被打倒。他的母亲程远昭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受丈夫影响，通过自修，当上了中学数学老师，他们共育有7个孩子，任正非排行老大。1963年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参过军，入了党。1983年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并于1987年创立了华为公司。

2019年1月20日，任正非在接受央视和国内外媒体采访中讲的主旨：“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比赛是和平的竞争，技术竞争是和平竞争。我们有很多东西，欧美国家最终非买不可。我们是市场经济，当他们要买的时候，我还是会卖给他们的。但是我重点，把想买我东西的国家做好。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没有基础研究，产业就会被架空”。

2020年5月11日，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2020年3月24日任正非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纪要《我们一直在做6G，与5G同步》的摘要。“进攻性马”被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的战略──中国早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就有成立共产党的准备，是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其实践──1911年保路运动就让辛亥革命去建立政权；等到1920年在重庆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因十月革命是世界潮流，又让给1921年来上海帮助建组“以苏解马”。109年和99年过去观后效，成熟就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总裁走出“进攻性马”的样子。

再看500多年前，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在谪居贵州的几年时间里，创立了“阳明心学”，首次把心学思想运用到实践中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威力巨大，能让一个落魄的人翻身，能让一个陷入绝境的人获得生机。心学诞生在贵州，得益于贵州的山水、人文与社会思潮。王阳明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主“开国”、“求维新”和“独立主权”者用以反对“锁国”、维持封建的传统观念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最终日本人就靠王阳明的一部《心学》，推翻了500多年的封建幕府统治，成功实现了明治维新，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度──这类似《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人的“心学”──“天”变了还是“天”，“地”震还是“地”──“进攻性马”类似王阳明的心学与中国传统自然国学中的观念分不开。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智能，向人工智能升华中还能看到的是像王右木，1924年在贵州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应该被消灭；但王右木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以苏解马”与“进攻性马”也许是一种“竞争中性”──2019年4月13日“观察者网”记者戴苏越采访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教授，发表的《中央文件里出现了“竞争中性”，怎么解读？》文章中，寒竹教授说：所谓“中性”仅仅是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中以相同的地位，遵循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而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更不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一种源于古代中国、却不局限于中国的概念，它能处理“全球化动态形成过程中”的普世性问题。

这个概念像桥梁一样把古代中国，与21世纪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受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霸权争夺，定义的各种政治概念，正在逐渐失去意义；主导未来的新兴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网络。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它把在王右木烈士牺牲的地方出生成长起来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即使在不惑之年43岁才开始创业，也能一手把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并且能同时创立开中国企业先河的企业治理大法──“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实际这是“与狼共舞”。

我们把任正非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称为“进攻性马”。任正非用的什么办法把“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历史智能引向人工智能，实际仍是马克思主义功能的本身──“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各国之间形成左、右两翼的“东西方对立”，以及一些国家内部也形成左、右两翼两翼的“东西方对立”等世界性、世纪性难题，也能从加强科技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创新，促进各国开放合作，得到逐渐解决。即搞革命，也需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智能，向人工智能升华中还能看到的──像王右木1924年在贵州，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应该被消灭；但王右木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以苏解马”与“进攻性马”也许是一种“竞争中性”──2019年4月13日“观察者网”记者戴苏越采访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教授，发表的《中央文件里出现了“竞争中性”，怎么解读？》文章中，寒竹教授说：所谓“中性”仅仅是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中以相同的地位，遵循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而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更不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来看任正非对这种“进攻性马”：

联系华为的实际的解释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是为了财务报表，我们是为了实现人类理想而努力奋斗。华为过去30年，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更不要用猜疑来诠释事实。华为的文化是以进攻性，高要求著称……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所以，我们不要回到工业革命砸毁纺织机的时代。华为公司的政策和基本商业准则，是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规”。

对“进攻性马”的这种可见证，任正非说：“在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时，与难民逆向前进的是华为员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周内恢复了680个基站，为抢险救灾做出了贡献。印尼海啸，我们有47个员工，在13小时内就把海啸灾区668个基站恢复了，支持了抢险救灾。非洲不仅有战争，而且是疾病频发的地区，我们有很多员工都得过疟疾，大量员工在这些疾病和贫穷地区穿越。

人类信息社会未来的膨胀是无限巨大的，所以任何一个市场机会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独立完成，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在工业和管理中的使用，过去工会问题、福利问题、罢工问题……都会随之而解。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又比如，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开放改革政策。

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以苏解马”属于“战狼”文化，华为的所谓“狼文化”不是“战狼”文化──“狼文化”可能是被外界曲解了，其实就是三个精神：敏感性、团队性、不屈不挠性。

任正非总裁解读华为的“狼文化”说：一，狼最大特点是鼻子很敏感，能知道客户的需求在哪儿，能知道十年、二十年后科学技术的方向在哪儿。这就是对市场的敏感、对客户需求的敏感、对新技术的敏感，代表一种敏锐的认识。二，狼不是单独出击，而是群体作战，代表了团队精神。一定要有团队精神，做得好的是谷歌军团，我们现在也学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把批判谷歌军团的文章同时放在网上，一边支持一边接受批判，也是组成团体。三，狼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屈不挠，拼死拼活也要做成这件事。任正非总裁说：成功真的太难了。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总裁如何守正创新？1999年下半年希望辞职的华为副总裁李玉琢说：我们不是说任正非总裁，就是全知全能。

从华为离职后李玉琢通过出书和访谈，透露了很多他在华为的经历和细节，耐人寻味。《华为原副总裁李玉琢：我与任正非的合作与冲突》一文介绍，李玉琢说：“跟任正非一起工作，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严重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既严厉又有趣的人。他的脑子不停地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看问题的方法总与别人有所不同。跟他在一起，得随时防备他的突袭。他有时会突然地冒出一个什么主意，让你一时反应不过来；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对你发火，让你防不胜防，胆战心惊。大多数人会怕他，我倒觉得，他挺有趣的”。

李玉琢还说：“华为有了不起的一面，但在我眼里也存在很多危机，他们没有让那些危机成为它发展的障碍，仍然能够高速发展，这是我至今没有想清楚的地方。但不能说华为高速发展了，这些问题就随之不存在了，如果不适当注意并加以改进，也许会成为大问题”。李玉琢也“礼让”任正非，即使任总再三挽留、示好。

他提到华为成功的两个策略和方法：一个是战略聚焦，一个是由战略耐性。聚焦能量，厚积薄发。你在上一个项目不成功，不要紧，可以加入到别的成功团队去，带去了经验和教训，就会给成功团队一种支持。我们不要因为一时没有跟上步伐就气馁了，而是生生不息的自我努力。任正非说的是：“进攻性马”，不是“以苏解马”，指“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是指进攻自己，逼自己改进，从而产生更大优势。乌龟就是坚定不移往前走，不要纠结、不要攀附，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坚持合理的发展，别隔山羡慕那山的花。我们没有不同于别人的命运，唯有多努力。华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公司，合不合作都是利益问题，比如有时候我汽车没油了，我就蹭他的车坐一坐，总比我走路好，总比我骑毛驴好。所以我们要敢于、要善于搭上世界各种车，我们这个利益就多元化了。利益多元化，谁能消灭你？就像微软，多少人在微软上开发了二次应用、三次应用，如果微软没有了，他所有的应用都要重新搞一遍，他怎么会希望微软垮掉呢？

苹果短期也不会垮掉，因为苹果有很多伙伴，你看现在教学系统都是用苹果软件。我们要向这些公司学习，也要走向这条路。如果我们去集成，我们就树立了一大堆敌人，就要去颠覆这个世界。谁要颠覆这个世界，那最后他自己灭亡了。所以说大家要想一想你们要创造一种方式，鼓励大家上战场，上战场完蛋就完蛋，死了就是英雄，爹妈享福了；不死就是将军，爹妈也享福了；就是胆小鬼也可以回家，能和老婆天天在一起，也很幸福。

任正非总裁还说：没有“自古华山一条路”的事情，只要能激活组织，只要能产生价值。美国为什么强，美国为什么成功啊？美国有啥人啊，美国的原装人就是印第安人，美国就是利用它的机制把全世界的人才拉到那里去，到那里去以后，都在美国生蛋。然后我们反复去说服，你们不要歧视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要买你们的高科技啊。好不容易就买了两个蛋回来，一打开才发现是中国蛋。

为什么不把中国鸡留在中国生蛋？为什么中国的鸡跑到国外去？资本为什么要外流？人才为什么要外流？要反思我们有什么不对。现在华为公司改变结构以来，才有现在的逐渐强大。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盟，我们不就是一个“小美国”机制吗？我们要超越美国就要像美国学习。你看Google赚了很多钱，但在中国只招50个人，我们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华为公司以前实际上是三流人才的公司，一流人才、二流人才跑光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能胜利？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公司15万人像我们这么团结。我们要学会战略上舍弃，只有略才会战胜。当我们发起攻击的时候，发觉这个地方很难攻，久攻不下去，可以把队伍调整到能攻得下的地方去，我只需要占领世界的一部分，不要占领全世界。胶着在那儿可能错失了一些未来可以拥有的战略机会。

任正非总裁类似把“进攻性马”，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创新了“莽昆仑”世界第三极裁为“三截”的战略。而且这也是百年变局下，任正非总裁解释的“进攻性马”，类似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郭学堂教授的表达：中国深切地明白，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合作而非斗争，才能可持续地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以苏解马”主要用于“战争与争霸是时代的主题”上。“进攻性马”主要用于“抓革命促生产”上，配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进攻性马”与华为的所谓“狼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就是任正非总裁说的“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有人要逞能争先，就让他先行实践看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张维为

张维为，1957年生于上海。1975年招考进上海雕刻二厂当技工。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1981年加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1983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为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担任翻译。1988年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同声传译译员。1994年获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后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张维为教授是位与时俱进的学者。2012年起至今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是观察者网重发2013年的此文，以此纪念2020年12月20日去世的傅高义教授。这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1930年生。他历时十年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发行后反响巨大；张维为教授对他谈的内容，已得证。

张维为教授说：“邓小平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和实践改变了中国，现在看来也在改变世界……比如，当时我第一次给邓做翻译是1985年8月28日，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来访问。第二次穆加贝来华访问，也是我做的翻译。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我自己有记录，之后看来真是觉得很精彩。其中在第二次时两人的谈话很有意思，穆加贝非常左，他是游击队出身，他认为中国在搞资本主义，邓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公有制占主体，邓小平甚至讲到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要把中国转入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用国家机器把国家的方向扭转过来，但穆加贝显然没有听进去。这次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我现在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好心给人家解释100遍、1000遍也没有用，只能让他自己去碰，碰个头破血流，才能长智慧”。小平同志说话的“等文化”，在改革开放后已应验。

2017年11月6日穆加贝解除了长期被视为“接班人”的副总统姆南加瓦的职务，引发11月14日津巴布韦军方走上街头、占领国家广播公司（ZBC）、扣留总统穆加贝。2017年11月16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张维为教授的《邓小平早有预言──这个人（穆加贝）要自己碰！》一文说：“93岁的穆加贝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津历来友好，但穆加贝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评。在享有崇高威望的同时，其执行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使津国大伤元气，始有今日之乱……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小平同志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从啥时产生的？数十年来几乎国内外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没有说清楚。也包括写出巨著《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教授。

例如，2013年傅高义教授对话张维为教授《聊聊邓小平》一文中说：“邓小平很可惜的是他不写自传。虽然他不太谈自己的思想，但是儒学肯定有影响，比如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为什么他不回到故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要表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中国的孩子、也不是为了自己亲戚，也不想给亲戚提要求的机会……第二，我认为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不太融洽。邓蓉也曾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但是他父亲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15岁去重庆参加留法预备班，在这些方面按我的理解，儒学对他影响非常深”。傅高义教授的论点是矛盾的：他类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部分联系儒学对小平同志影响深；“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但马上又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等待解释之谜：为啥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赞成：“邓小平没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而且还把这种说法延伸到伟大导师毛主席头上。这是真实的吗？反过来问：为啥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都不谈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的父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吗？恰恰相反，因为2020年是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2021年是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上海和重庆同饮一江水；早期马克思主义早在1911年前的湖广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思潮中传播。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父亲，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面有收集到的资料供参考。

所以看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中，张维为教授回答傅高义教授的话说：“您的书中提到，1926-1927年，邓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现在再回头看，这段时间似乎特别重要，因为当时正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列宁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结束。我替邓小平做翻译时，至少听他三次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这是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把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归结为1926-1927年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学习，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的影响。其实这也许仅是小平同志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经验的印证。

2023年3月20日在东方卫视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97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与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教授，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前景。张维为教授对中华文明的概括，其中有说：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仍然生机勃勃而且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明具有拥抱新事物，同时能够“守正创新”的特点。二是中华文明是见过大世面的文明，它很少惊慌失措，而是勇敢地面对挑战，既来之，则安之，尽可能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这样一个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三是中华文明具有“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具有“兼听则明”、“有事好商量”的文化传承。

张维为教授说：“我研究国际政治，我的判断是说不定人类还得走过去核武器发展的老路，最终通过竞争、摩擦、斗争、交锋到一个点上，人类智慧和理性才会回来。就跟核武器一样，甚至已经用过了，超级大国、拥核国家之间才通过谈判达成各种协议，但执行时还会碰到困难。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张维为教授说的机遇是，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方便人类的工作、生活；从挑战来看，它可能颠覆许多产业，甚至被武器化，最终伤害整个人类。而如何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他认为可以从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汲取智慧。中国人拥抱新事物的热情举世罕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千年古训，一直激励着我们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短短数十年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明，又迈入信息文明的伟大变革。中国今天已经处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第一方阵。张教授说得很好。

人工智能包括ChatGPT和“中文智能聊天手机”，但他没有说“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类似处置促谈止战，统一中国，统一世界全部搞定，是类似ChatGPT这样的机器人？还是类似“汉字横写横排”，类似“科技圈外”的中文智能聊天手机？因为中文智能聊天手机类似中华文明，也包括新中国解放整个七十多年间的一些特点，如他说的“推己及人”、“和而不同”、“兼听则明”、“有事好商量”、“很少惊慌失措，而是勇敢地面对挑战，既来之，则安之”、“拥抱新事物”、“守正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正类似未来“中文智能聊天手机”的特征，而中英文ChatGPT永远不可能做到。这就如他说：“说不定人类还得走过去核武器发展的老路，最终通过竞争、摩擦、斗争、交锋到一个点上”。

新中国解放整个七十多年间，“科技圈内”如何“通过竞争、摩擦、斗争、交锋到一个点上”，张维为教授有过亲身经历。他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在外交部工作时作过中央领导人小平同志等同志的外文翻译；读他这段经历前后写出发表的文章，他是紧跟“政治”的。

这是否类似中英文ChatGPT所属的情况，他跟朱松纯教授还“和而不同”。即后者主张“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这一批中国最聪明、最刻苦的学生培养成为杰出人才、未来的学术领袖”。

因为张维为教授一直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之后就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合’的国家，是自己漫长历史上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两千多年前，我们古人就有政治智慧，治理这样的国家必须是统一的执政集团，不能搞对抗性政治”。这是对的。但张维为教授知道巴蜀远古联合国吗？他是“英语通”，这与他说“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有关。

中文科技论文必需写“英文摘要”，这是中国人提供科技水平“从0到1”的突破吗？张维为教授没有说，他研究的是“智慧、治理，国家必须是统一的执政集团”。如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背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政府、国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一流的高速公路、一流的高速铁路、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村村通，全覆盖，从西藏到新疆，包括山区、村庄、公路、铁路，都可以手机看视频。同时民营企业抓住了机遇，把整个互联网商业服务做到了世界一流”。

我们把他假设成是“智能中文聊天手机普及”的提出者和聊天手机扮演者，因为近十年我们看到他在“观察者”网发文，类似与我们聊天，受此启发，“中文聊天手机”觉得很必要。

在“观察者”网之前，我们没听说过张维为教授。他认为中文和英文的矛盾，从“理论与实践，连续与间断”看，也很精彩。例如他说：“我们也可以指出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这是一种基础理论上的突破，有了这样的突破，再来看西方，真是‘一览众山小’。我们可以问西方国家：贵国有没有整体利益党？没有整体利益党，你们怎么进行改革？怎么进行规划？既不能改革，也不能规划，那么你们国家在21世纪怎么可能成功呢？但这种‘中国心胜’非常之重要。比方说，这几天特别炎热，但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空调普及的国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不起空调，因为市政电力跟不上。西方国家用空调的也是少数人，我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欧洲过去气候比较温和，夏天短，大概两星期左右特别热，所以大家不用空调。现在全球变暖，欧洲夏天的炎热时间也很长，但多数欧洲人现在用不起空调，因为设备贵，人工更贵，现在还有能源危机，电费还要贵。如果家家户户都用空调，估计欧洲的市政电力也跟不上。首先感到震惊的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便利”。

张维为教授说基础理论的突破是“政治”。而有人却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基础理论的根基。这里的“理论与实践，连续与间断”是什么？政治类似算计，要说话；说话需要文字，文字类似计算，是工具，类似机器。其实政治要赢，需要武器，也是机器。即语言和文字的“理论与实践，连续与间断”的统一，是“机器”。

但这里机器是时间区别的。例如，远古联合国时期产生的太极阴阳古卦爻文字，具有注音、注义、编码和缩写的功能，如果类似发电报用的发报机，有打写长短线和点的办法，那么太极卜爻符号用三横排打写，只能26种排列，可对应英文的26个字母符号。但那时还没有发明发报机这类高水平科技，卜爻符号的文字实践间断了。

张维为教授也许不知从约公元前4170年发明卦爻文字没有类似的发报机，到他说文明型国家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之后就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理论与实践，连续与间断”得到技术材料、大模型、大语言模型的大量多种通用训练，是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民族不曾有过的。即使类似近代“湖广填四川”中国人杀中国人，也发生过多少次──今天我们看到身边一些四川人寻根，不忘“湖广填四川”，写家谱、族谱说是祖先来自湖北麻城，也许是可信的。

5、毛主席的父亲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就提到“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先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把毛主席列入其中也当之无愧的。而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父亲的命。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早在1911年前的湖广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思潮中传播，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父亲，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

想杀掉他们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和“以苏解马”中极端或左或右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

毛贻昌先生（1870-1920），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0年。1886年16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年、1896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

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年至1904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20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

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从第四师范合并转到第一师范，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学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

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

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保路运动新思潮的趣事。因此到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6、小平同志的父亲

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

小平同志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小平同志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邓绍昌作革命党人，能掩护他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也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

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仇敌暗杀。邓绍昌去世之迷，有说是他曾经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又有说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对邓绍昌先生下毒手，而谎称转嫁是“土匪”所为。

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类似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被张国焘所杀。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

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旷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

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为什么是革命党人？其背景是，张澜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四川顺庆府（府址在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906年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10年，张澜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在成都法政学校毕业的邓绍昌，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邓绍昌自然成了四川军政府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

此时张澜还发起创建了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即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当然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也没有了依靠。1920年张澜回四川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并兴办职业教育。1921年张澜先生首次出任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当然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些也体现有四川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

20世纪初极贫极弱的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就业，云集在重庆、南充、成都等地的王右木、张澜、杨闇公、吴玉章、袁诗尧、何拔儒、邓绍昌等人，他们想到的存古，已经不是存孔孟之道，而是像上古嫘祖一样开发丝绸经济带。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已经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也要走的社会主义。在四川家乡中学时代的邓小平同志，那时也受到过这些思想的熏陶；这些思想也包容在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

他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张澜、吴玉章等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旧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

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无论如何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王右木对他的关心，邓绍昌在重庆期间，证实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于是他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同志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与还大他一岁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的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

邓绍昌曾就读的成都法政学校的“绅班”，是晚清修律，国内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急切；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其中法律学被订为学堂政法科下与政治科并列的一门学科。成都法政学校创始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在赴日考察近代教育后，在已开办半年的仕学馆基础上，创办四川成都法政学堂。

1906年法政学堂成立，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堂初分“官班”和“绅班”，彼此相互独立。由于官班专为有科举功名和世家阀阅的人而设立，故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学教育为绅班，称“官立绅班法政学堂”。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1912年四川法政学堂发展成为四川法政学校。1914年更名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连同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五大专门学校，组建成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成为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

1931年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

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1919年夏邓绍昌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帮助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1919年到1920年间，邓绍昌也还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四川的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曾参加组织过四川保路运动的同志，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8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由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张澜先生首次出任南充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没有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后来转入“上海组织”再参加共产党。此后邓绍昌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再后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

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他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但在那种旧中国，社会异常复杂，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病死无后。

第二个妻子淡氏（1884--1926），生三男二女，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母亲是邓小平的第一位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淡氏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深深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来解决贫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其实，从最早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最终到明末清初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他们的血都没有白流──只能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

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1896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天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1646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1665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陈奎先生，收集涪城、江油等地的史料，2015年他出版写的《古水井》一书，采用写小说的办法，披露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在四川绵阳地区就早有活动的真实故事──提到有我国南方来的马林式的共产党人，隐匿在绵阳地区的寺庙中，指导革命运动和物色人才──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和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到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也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而20世纪初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和成都法政学堂，曾在四川为保路运动、“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与明末清初以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的社会大灾难、大变故有关。与全中国其他地区非常不同的地方，是20世纪初前后的四川殷实人家，不管曾经是来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还是生存下来的本地人，他们成家立业的几代人，都经历过大灾难后恢复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生存压力和坎坷。数十数百年这种家史的传承与熏染，是巴蜀社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另一个维度。而且是从远古文明到近代，巴蜀几千年从动乱、灾害不断的兴衰轮回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有的虽避险躲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也有类似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说的“入世界之苦”的想法：“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康有为说他的生活以彻头彻尾的乱世为起点，最终理想景象不管现实能实现多少，描绘的也应是和平互惠共享双赢的“大同之世”。其实巴蜀从秦汉以后有这类想法的人，就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研究。

特别是经1856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等商业、人员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入侵，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华工归国以及东西方官员、教员的交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革命”和“大同”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新闻，影响传播已开始在巴蜀一些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以及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情理之中也能理解类似范仲纯、王右木、邓绍昌等巴蜀殷实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历史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

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 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远久，在盐亭也有回响。

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是巴蜀能人首先在重庆自主建立共产党。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凡，是辛亥革命前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保路运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张澜、吴玉章等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和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

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如何也要走的社会主义？正是他在重庆期间，才知道了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

由于受过新式教育，跑过世面，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很有影响，由此当权者也极力拉拢。那是在旧中国一个社会异常复杂，生存十分艰难的世道，如果你设身处地邓绍昌，你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如何去做人？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看出这不是他的过错，而命运造就。

邓绍昌虽然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但旧式的家庭和婚姻，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原配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萧氏病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老人，生三个女儿。

邓小平的母亲邓淡氏，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也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邓小平的生母淡氏，是邓绍昌的原配病世后的续弦。淡氏，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恒升镇有点小名气的“淡家牌坊”一个较为富有的大家望族。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这能给邓家带来繁荣。

邓绍昌与淡氏婚后一年，生下邓小平的姐姐邓先烈，她成人之后结婚家住在重庆。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作为邓家单传几代后出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邓绍昌夫妇十分高兴，祖父邓克远和祖母戴氏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严于家教，要求子孙学圣、修身，治家、清廉。由此可见，邓小平既是在百般呵护中度过他的幼年、童年和青年，又是在母亲严于家教，“学圣、修身”中前行。5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去读私塾，学名邓希贤。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据说他对孩子们的管教很严厉，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四川省商会办公室秘书长黄靖先生，是盐亭县龙泉乡人，2017年10月1日从成都来绵阳到他母亲赵家大舅那里作客。因邀约我们作陪，听黄靖说：他祖母的父亲，就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的彭健修先生，曾教过邓小平同志。原来早在1911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原因是与邓绍昌是同班同学的袁焕仙，又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因此他们常来常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1911年张澜、蒲殿俊、罗纶等发动的保路运动，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

1914年经张澜推荐，1914年至1919年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就在这次聚会上，黄靖的大舅赵老师告诉我们说：“何拔儒教过1907年至1908年在四川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求学的朱德”──这是我们第一听说，感到很惊奇。赵老师1950年代初就在盐亭县文教局工作，他的父亲也是解放前的老教师，也许有他消息的来源。

6、张军锋；

《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作者张军锋，河北人。研究员。原河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及撰稿人，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出社科书十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党的文献》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30余篇。

201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第14章第4节《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一文开头就讲：“提起哥德巴赫猜想，人们都知道这是一道数学科学界至今仍未完全攻破的世界难题。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有这样一道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这就是众所周知、长久以来无法完全破解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但我们要公正地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离休干部何盛明研究员，对解开这道被称为中共党史学界众所周知、长久以来无法完全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作出了《报告》应是一份俄国人整理的综合稿的贡献──即《报告》，最少要分为6个版本。

第一是，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即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国人的俄文“翻译”稿，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报告稿子，我们简称为《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

第二是，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包括《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在内的“一大”档案回国以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这批俄译稿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印刷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主席审看后，于1958年6月3日作出的批示，间接证明这批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复函：“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随后中央档案馆作出结论：“上述材料‘比较可靠’”。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译成中文。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据此，中央档案馆确认李玲等翻译《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中文稿版本，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即李玲等翻译《俄国综合整理〈报告〉俄文稿》的中文稿版本，我们简称为《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有文章说，新中国成立后，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可见《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还是“一支笔”法，不是“重庆组织”《报告》中文原稿意。

第三是，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发表了何盛明《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何盛明自称的“只能起破题的作用”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可以认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是重庆‘适社’派去俄国考察的成员所写，时间是1921年4-5月他们停滞在哈尔滨的期间，参加写报告的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1921年6月由秦慧僧、廖划平带到伊尔库茨克，呈交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即“适社”《报告》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中文稿，我们简称为《“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

第四是，重庆“适社”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实际并不精通俄文，且为“上海组织”物色。有文章说：重庆“适社”被物色的“其余的因为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俄语是杨明斋教授”。

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忠厚长者杨明斋的生死之谜”一节介绍：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1988年9月已经为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十年时间的余世诚教授，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写信，叙述杨明斋在中共创建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他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精神，诉说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总书记能给予帮助。

1989年2月已得到解决。即帮助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翻译成俄文的，有可能是杨明斋教授，我们简称为《“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

第五是，“口传”1920年3月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当时在日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共产党后，北京李大钊传来维金斯基被共产国际和俄共派到中国了解建党情况。

张澜与吴玉章、王佑木等商定，由王佑木向共产国际起草了《报告》，1920年3月31日王佑木写好的《报告》，经张澜、吴玉章等通过。但送到北京，请李大钊转交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4月才和他的妻子及翻译──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杨明斋等到达北京。但维金斯基在张国焘的蒙蔽下，推迟没收下《报告》。张澜听说后，要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再派人来时，再通报并告诉“重庆组织”要面见他们。1921年6月列宁派的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张澜再次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原稿上修订。

由此我们把此前后《报告》简称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且莫斯科可能保存有两种稿：1920年3月31日最先的，后1921年7月15日再送稿。即《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原因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后，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是张澜与何拔儒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和朋友，张澜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

李大钊找到张圣奘完成俄文翻译稿后，将这两种稿（中文稿和俄文翻译稿）拿上，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

1921年8月15日张澜起身，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赶回。1921年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解散会议，马林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同意，并决议不允许任何人再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愿意加入“上海组织”的，以个人名义申请；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

第六就是由李大钊找张圣奘翻译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俄文稿，我们简称为《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

以上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即以上说的第一种。

除开以上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以及《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等这两组的外，是否还参考有其它中国组织的《报告》，这里不作讨论。但来自四川的可以肯定地说，只有《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这两组。正是由于《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它才奠定了“重庆组织”和“重庆学”的基础，也才打开了“上海组织”和“上海学”的大门。

“重庆组织”的存在，出生四川的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新中国四大元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应有所闻。就是参加上海“一大”的毛主席和董必武主席也有所闻。然则《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的存在──不但对中国，而且对苏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一道政治难题和敏感问题。

张军锋教授的书中还提到，四川党史学者杨世元主任也曾赞同过他的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的说法──杨世元主任1932年生于重庆，建国初期被调任重庆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邵子南的秘书，文革结束后调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年他在《四川党史》第4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一文，说“重庆组织”是道哥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这是太悲观了。

诚然，“重庆组织”的存在，是可解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是如《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书中提示：类似采用山东党史专家、山东石油大学余世诚教授，研究杨明斋死亡之谜所采用的方法──给当今俄国总统普京写信，请求普京总统给予帮助，允许在不要回原件──如今科技发达条件下，能复印或录像回《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最好。

二是如《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第五章《北方星辰》第8节“张太雷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一节中提示：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要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去远东书记处参加工作。李大钊把派遣苏俄的任务告诉张太雷。张太雷当即表示同意，不久张太雷赴伊尔库茨克，成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机构的第一位代表。众所周知，1921年7月前“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重庆组织”在1921年4月前是正式成立的，张太雷当时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就是“重庆组织”的派驻？

因为百度搜索张太雷1921年1月陪同维经斯基到苏联，后参加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8月才回到中国这段时间的“分身之谜”，有介绍，以及张太雷纪念馆也有介绍：都提到“1921年6月，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后多次与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和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等商谈，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张太雷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提交马林修改”。这表明张太雷在中国，不在苏联。

当然这些介绍同时又说：“1921年初他被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1921年6月，张太雷受党的委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出现于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使者”。

2017年在江油市11月12日召开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前大约一个多月，我们联系上了张军锋主任。在通电话中，我们问张军锋主任：“廖划平等四人提交《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认定，你作过亲自考察吗？因为193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的当事人，有知道“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原因是它还遗留与张国焘等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初开展的‘肃反’扩大化有关。何盛明主任再三发表类似《1920年重庆究竟有无共产主义组织 》等文章，指名道姓矛盾直指1920年代的盐亭袁诗荛烈士，说他混迹‘无政府主义’等，与背景的真实有出入。她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适社’廖划平等1921年所为有失公允”。

张军锋主任在电话中回答说：他没有去作过核实的考察，他依据的研究结论只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

2017年11月12日在江油市召开的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刚好过去一年，2018年11月11日上午绵阳市社科联的《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告诉：“绵阳市党校刘仲平校长说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晚上刘仲平校长要约几个人一起作一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