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破个人崇拜,结束干部终生制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统制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从对神的崇拜,到帝王的崇拜,到对领袖的崇拜,一脉相承,遗害无穷。一个国家要有权威,要承认权威。在封建社会的权威,就是皇权、帝王,是最高统治者,说一不二,统管天下,治理国家。现代社会也有权威,西方社会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总统、总理。在我们国家的权威,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会,选出的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集体。 有权威、承认权威,是指民众对当权者的信任和支持,但绝不是崇拜,绝不是盲从,更不是封建王朝时期的民众,对皇帝那样,不加思索、不论是非、好坏及正确与否,而盲目信任、跟随。把个别人的话当圣旨,绝对正确,一句顶万句,必须句句照办,不能更改。这样造成的灾难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他可以凌驾一切之上,无人敢言,无人敢反对。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把整个国家、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历史悲剧。 邓小平复出后最伟大的功绩: 一是开创改革开放,引领国家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二就是纠正个人崇拜,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起正常的离、退休制度。无论你职务多高,贡献多大,到时都必须离开领导岗位,才能实现国家权力正常、平稳过渡,并把这机制,写入从党章和宪法,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邓小平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复出后多次谈道:“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是危险的,难以为继。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为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以身作则,不当党主席,也不任总书记,把年轻同志推上前台,自已带头退居二线<实际退休>。 在他的带领下,一大批老革命跟随他,到临时成立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才得以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他这种不贪权、不恋权,高瞻远瞩、高风亮节的品格,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并且他从不张扬,显示自已的权力;从来不要别人吹捧他、崇拜他;而他在幕后,还默默地为新的领导班子,保驾护航。也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得以平息八九年的政治动乱,把控住中国革命的航船的正确方向。为此,他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政要的赞誉,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永保国运昌盛,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五.邓小平的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邓小平处事果断,雷励风行,决不拖泥带水,尽人皆知。而他的语言也十分简洁、幽默、妙趣横生,听后终生难忘。 她女儿毛毛问他:“长征在干什么?” 邓回答:“跟着走。” 毛毛又问他:“在太行山干什么?” 邓回答:“吃苦”。当谈到刘、邓大军解放半个中国,战功着著、军威显赫,邓回答说“合格”。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过后,邓在抓经济恢复工作时,曾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著名的猫论。 脍炙人口,余味无穷。 1973年2月,邓从江西回到北京,毛泽东文革后,第一次召见他,问他:“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 邓回答两个字“等待。” 1975年邓小平在抓整顿工作时,面对四人帮的攻击、威协时,邓淡然一笑“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态度鲜明,要与四人帮斗争到底,令四人帮心惊胆战,恨之入骨。 1975年11月,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出来主持做一个总体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换一个人肯定会满口应承。可邓小平却说:“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巧妙拒绝毛泽东的要求。 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华时,问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秘诀,邓的回答两个字“忍耐”。 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总统在白宫接见邓小平,两人握手时,面对众多记者、友人,邓笑着说“这是两国人民在握手。”他的幽默风趣,引起在场人士一片笑声,颇受舆论界好评。 在这次访问期间,记者雪莉,麦克莱恩,与邓谈起他三起三落的政冶生涯时,邓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奥林匹克奖,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1985年7月,一位外宾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回答说“乐观主义”,“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1985年8月,邓小平接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指着自己右耳说:“这个零件不行了。”“除了耳朵,其它零件还运转正常。”引得穆加贝大笑不已。 1992年1月,在深圳参观植物园时,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竹子是从四川引过来种植的,邓笑着说“这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呀。”引发一片笑声。走到发财树前,工作人员告诉他,传说摸一下能发财,邓小平听了,边摸边笑着说:“是嘛,那我也摸一下,让我们大家都发一下财嘛!”在场人员全都笑了。 邓小平精采的人生,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简洁而幽默风趣的语言,使人感觉他就是一个平易近人,慈祥的老人。尽管没有长篇宏论,令人惊悚的政治口号,但他那补实无华的人格魅力,却彰显了别具一格的伟人形象,这种形象将永远植根于历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民打心眼里尊敬他,永远爱戴他。 2.3.5.4高超的领导技术,非凡的驾驭历史的能力 改革开放经历了40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短短的一刹那,但是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变富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显著提高了,这使人们不得不感谢和怀念,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那位老人──邓小平。因为,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眼前的一切是那么平淡、自然,心安理得,但回顾过去的四十年的历程,却是充满艰辛,痛苦、甚致惊心动魄。邓小平曾说,这是第二次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艰难历程。 第一阶段。文革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改革开放的准备阶段。这时期因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加上邓小平很快复出,表面上看局势很平静,实际暗潮涌动。一股极左思潮根深蒂固,就是受十年文革裹协和影响的巨大的人群,对粉碎四人帮有看法,认为是对毛的背叛,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尽管在大形势下,敢怒而不敢言,但心中不服。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坚持左的思想路线,坚持“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就连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困难重重,别说改革开放。但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提出,要正确完整地理解贯彻毛泽东思想,指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并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支持和推动了,全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理论战线实现突破,为清除极左思想的影响,纠正文化大革的错误,彻底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扫清了障碍。全国人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指引,形成了敢讲真话、敢讲实话、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为把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打下基础。这一过程矛盾错综复杂,进展仍然十分艰难。 第二阶段。从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革命就必须付出代价,就一定会有阵痛。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付出的代价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因为改革要彻底打破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触及整个社会,牵动到每个人的神经。在计划经济下,整个国民经济都由政府控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由什么渠道购进材料、销售产品,都不用操心,只需等待政府计划指令。企业盈利还是亏损都由政府包干,工人 只要每天按时上班,到月底按时领取工资,那怕工资微薄,只要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即可。从党政机关领导、公务员,到厂矿企业职工、扫马路的清洁工,都是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都一样穷,大家都心安理得,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吃“大锅饭”。人们没有积极性,企业没有发展的动力,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整个国家处于崩溃状态。但改革开放却把贫穷的平衡打破了,计划没有了,企业被推向市场,有市场需求,有订单企业还能活下去。若企业领导能干,转型快,办法多企业就蒸蒸日上,工人收益大幅增加。如企业抱残守缺,不求进取,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企业效益不好,甚致跟不上改革大潮,只有死路一条,工人就没有工资,全家人就要饿饭。 有的企业被收购,大部份职工下岗,由于当时政策不配套,对这部分下岗职工安置不妥,使其生活没保障,造成困难。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民众上访、静坐、上街游行,要工作、要生存,造成社会混乱……比比皆是。这使极左思想回潮,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错误的,认为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后还不如改革前好。加上改革开放中,一部份人趁改革之机,损公肥私、贪污腐败,鲸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成为攻击改革开放的口实。我们权且叫它左也难。 另一方面是极右的思潮的干扰。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认为纠错还不彻底,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就应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都彻底否定。少部份人甚至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在大学、研究机构、甚致在部份党政机关内甚嚣尘上。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大学校园、部份单位内又出现大量的大、小字报,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的文章,攻击中国的现行制度。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十分耽忧,分别在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上;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多次告诫全党,特别是党内负责人胡耀帮、赵紫阳,要他们防右的错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加强教育、严格禁止、防止自由化思想泛滥,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的大业。当时的党内负责人,始终不听劝告,任其发展,形势十分严峻,严重到我们党的干部,连坚持党的领导,坚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都不敢讲,终于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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