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结束语

张军锋主任在电话中回答说：他没有去作过核实的考察，他依据的研究结论只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

2017年11月12日在江油市召开的全国“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刚好过去一年，2018年11月11日上午绵阳市社科联的《绵阳论坛》杂志特约编辑刘文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告诉：“绵阳市党校刘仲平校长说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晚上刘仲平校长要约几个人一起作一些交流”。

晚上见面后，只有刘仲平校长、刘文传先生和我们，主要是研讨中央民族大学姜秀荣教授在《光明网-学术频道》，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文章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观点，无疑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我们认为姜秀荣教授的观点，只属于党史研究中归类于“书报公开史”的考证结论，不属于“口传地方史”的考证结论。到此时刘仲平校长才告诉说，不是绵阳市党校要成立“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而是在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在筹建“王右木烈士研究中心”。进而刘仲平校长问我们：“王右木烈士参与过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你哪里知道的？”。

我们回答：“是‘口传’知道的”。聚会此时结束，但我们过后不断思索：为啥很多人怕把王右木烈士与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联系？才意识到张军锋主任，也许类似“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才要说到“张军锋”的。当时张军锋已从河北电视台，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我们与他打交道属偶然──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和3月13日《光明日报》长篇发表有关“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的报道后，是当年《晚霞报》对此的转摘报道；我们看到后才关注和知道张军锋的。

张军锋主任的90余万字的书《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虽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才出版的，也许张军锋的书稿在交出版前没有看到《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公开报道。但从《开端》中588页“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文章，他已经知道2010年夏天北京开过《重庆日报》和《光明日报》报道的研讨会，以及,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杂志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和杨奎松教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等几篇公开的文章。

我们也是孤陋寡闻，直到2019年初才从网上搜索到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1996年至2002年间与中国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等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简称《选编》）。

沈志华教授1950年生，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等职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经中央书记处决定内部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资料汇集，国家““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经中国社科院组织近百名专家多年翻译整理、编辑加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选编》内容丰富，涵盖上起1917年初下迄90年代初，近70年期间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10000余件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来自俄国10余个档案机构的原始卷宗以及美、德、荷兰等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弥足珍贵。

1992年苏联解体，苏联档案可以开放给外国人复印。可当时中国各院所都没有研究经费，沈志华于是立即个人筹集资金，最终也得到中国社科院的支持。随后他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组建《选编》编委会，在1995年10月沈志华带领一行人飞往俄罗斯。可到了俄罗斯后才知，俄罗斯开放档案最繁荣时间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去时已经开始收紧，而且外国人想复印的话，费用极贵。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且国家档案局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为了复印档案，沈志华毫不犹豫地一掷千金。事实证明就在他拿到档案后不久，俄罗斯政府就下令封存所有国家档案，不再开放。当然美国在1995年时，对俄罗斯档案可说是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

所以沈志华还又两次跑到美国，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带回复印的苏联档案十多箱，比从俄罗斯带回的还要多。至上世纪末，沈志华已收集、带回的前苏联档案共计15000余件之多。他把这些文献复印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同时沈志华教授在全国组织翻译编辑队伍，一起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经历了整整7年终于一套34卷的《选编》问世──但查遍34卷的目录，却没有类似杨尚昆主任1956年从莫斯科拿回的实际是俄国人自家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以及分析俄国人综合整理参考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和《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两组等内容的、早期国际共运和苏共与中国共运交往的文献档案──但网上有《选编》是36卷的说法，是否“重庆组织”-“上海组织”原件秘史文献档案作为中俄世纪难题，仍被封存不对外开放，或者沈志华教授等专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历史意义而放过。

其实看沈志华教授早期遭遇的几次不幸打击，从第一次遭遇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就与搞“文革”宣称的两个口号──“打到走资本主道路义的当权派”和“反修防修”两个目标产生的误区有关联。同时也与“重庆组织”-“上海组织”相连相似的“击鼓传花”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同样，“重庆组织”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成立的。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与日、英、美、德、法、意等列强为争夺“远东共和国”等接壤我国地方的控制权，开始在外国复制克隆自己的组织模式──当然这是那时世界革命洪流发展出现的必然和必须。“革命”发生武装“暴力”，是矛盾双方的争执不可能一开始都以“和谈”解决，不然需要“革命”干什么──毛主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出现的必然和必须。

一是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类似“巴黎公社起义”，在盐亭从陕西会馆到存古学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探索如果成立“共产党”，如何走中国特色的路线。这些影响不局限于盐亭，而且传到陕西。如后来的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陕西地区老革命家，早期的行动就在实践──“重庆组织”立足于“军运”，是因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等组建的“保路同志军”，在旧军队在有联系。

但“重庆组织”的根本路线是立足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解放”；立足于“保家卫国，创建经开区、工业园”；立足于“无产阶级专政，但不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化，而是合理合法”等等。这就需要有一个大智慧的隐蔽求生存求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与后来的“上海组织”苏俄特色，有相似也有不同；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理解这一点──苏俄特色作为世界潮流，只有通过的曲折实践才能唤醒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的必然胜利；这是一个与左、右斗争很残酷很艰苦艰巨的过程。马林挑明“重庆组织”被排除出“上海组织”，是陪同他的张国焘作梗。其实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四位直接负责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共产党，是早曾相约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等京津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的湖南马克思研究会等川外成员、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唁电或唁函，世界各大媒体都发表或转载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国家却是历来亲近的苏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张国焘只说是“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张国焘1933-1935年在四川“借刀杀人”，留下的“尾巴”并没有过去。1921年张国焘对马林同意湖南派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位代表同去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自此开始不满。

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2017年我们联系上了张军锋主任后，在通电话和多次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中也提到上述难题。因为《开端》中588页提到的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涉及王右木。

我们对张军锋主任说：“你的《开端》一书虽是2011年7月出版，但采用的探疑材料，有何盛明等的分析，是1983年-1998年的，没有提及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张国圣、刘志平、向泽映、程必忠等人的分析，所以不怪你。重庆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与《开端》书中592页提及吴玉章等1924年1月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与苏共党内的把不同意见的对立面作为肉体消灭对象，影响解散的重庆共产党与马林达成的条件有关。事实证明，1932年张国涛进入四川后，就发生杀害旷继勋等解散后加入马林组织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人员的事情。而李井泉政委是支持张国焘这样做的。李井泉政委的功劳，是反对张国焘分裂毛主席为首的红军上。

但李井泉政委1949年底进川后，仍支持汪克明追随张国焘在1935年杀害盐亭革命老区拥护毛主席的共产党游击队，因怀疑他们知道与解散后加入马林组织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人员被杀害的事情。汪克明化名文强，是1932年-1935年四川共产党省委的军委负责人，兼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到盐亭龙潭革命老区驻点。两次被捕出卖同志。何明盛是张秀熟的秘书，张秀熟害怕李井泉的打击，虽然他知道王右木、袁思尧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适社’的人员，而是1920年3月重庆共产党的成员，后是上海共产党的烈士。但何明盛仍说袁思尧是无政府主义者，王右木主办的《人声报》是适社的刊物”。

张军锋主任回邮件说：“来信收到。重庆早期党的组织是中共建党时期的长期以来争议较大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倒是很想去听一听当地学者的意见。我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请把会议时间、地点告我，我看一看有没有时间。另外，如参会，还需给单位发邀请函来。函寄：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9号，张军锋收”。

事实是，在苏俄国内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是知道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和被用来干扰前者的“适社”的一些情况。

也许两者一拍即合，就把储存在档案中的《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以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等难题，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

以致被如今的何盛明主任评为“不伦不类”。因为何盛明主任的文章说：“何以秦慧僧会加入写报告，因为四川去了17人的大团队，经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安排，秦慧僧作为领队参加了这个团队，也就是四川赴俄考察队的成员。落款四川四人，并不是指四川籍贯的四人，应该是代表四川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派去俄国考察的四人。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写这份报告的‘四川四人’应是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四人。落款‘四川四人’却把这个《报告》搞得不伦不类，既是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就应落组织名称，是四人所写就不应是组织报告，何以要写四川四人呢，自有其特殊用意”。

其实这是何盛明主任弄错了，把苏联综合整理的《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等同于只有《“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一组文件，不承认还有另外《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一组文件，可见王明和一些苏共书记处老人比何盛明聪明。

即如果只单纯抛出《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一组文件，虽然能打击“上海组织”，说明后者之前也有来者，以此可表“羞辱”，但这等于促使中共树“重庆组织”，而帮倒忙。所以更妙的是，本来他们曾策划的“适社”，就是用来干扰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的，何不一箭双雕，把两者的《报告》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抛给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而这之前早已把李大钊、杨明斋、冯玉祥送走。1921年8月14日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李大钊的牺牲虽然与张作霖有关，但内幕是苏联使馆没尽到保护的责任。知情人之一的冯玉祥曾与张作霖、张学良有联系。何拔儒是1913-1917年曾教过毛主席的老师，也知道其“上海组织”的情况。再说王明对剩下的关键当事人毛主席如何判断，他是打过交道的。

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把“适社”说成“重庆组织”也是贡献──因为她自己也觉得是“不伦不类”，那“适社”就不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还说“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明陈独秀也不全等属于“上海组织”。何盛明主任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新华学校。萍水他们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派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

何盛明主任想把“适社”攻击陈独秀，说成就表明与“上海组织”无关，但她没有想到在1937-1938年的延安时期，王明和康生也攻击“陈独秀”。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682-683页上说：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诬称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在683页张军锋主任还说：康生在1938年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上发表长文，诬称陈独秀与日本国达成合作默契，“日本给陈独秀……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切的原因，在681页张军锋主任说：“任建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搞”。

“乌奸文化”虽是1992年苏联解体后，因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发的争论才产生的“名词”。其实在何盛明主任的文章中，提到早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在装饰：“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党”=“乌奸”，后来居上。

何盛明主任是这样说的：“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郑佩刚和尉克水等都参加。郑佩刚还负责宣传，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他们还自认是社会主义中最坚决，彻底的一派，并且认为布尔塞维克革命是到达无政府主义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组织自认是‘共产主义组织’。查1920年重庆建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并曾派出廖划平等人去俄国考察，这表明是一种政治倾向，他们不仅信奉无政府主义，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今天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跑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使人们明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炮声，实际类似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同样，“十月革命”炮声失灵，也并不代表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而且昭示正确处理好“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历史误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类似“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参加‘一大’之谜”、“李大钊牺牲的背后之谜”、“冯玉祥之死的背后之谜”、“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之谜”──不少文章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因为工作忙，分不开身；或因争取资金，显得更实在，才不参加“一大”的。这实际是说建党大业，不如地位、金钱重要──这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崇高形象吗？小平同志解放后到去世不回家乡广安，是小平同志无孝敬生前早已过世的父母、想见他一面的乡亲父老的心愿吗？其实，从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小平同志等谜中谜，都与他们关心和考虑“重庆组织”这道难题正名在未来的影响有关。

在2017年11月12日江油市召开“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前，我们在写《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一文后，查到并读了《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由于王右木（1887-1924）烈士与袁诗荛（1897-1928）烈士交往密切，且袁诗荛是盐亭麒瑞乡人，所以笔者写王右木时得到的“口传地方史”材料，也多于“书报公开史”材料，特别是张国焘入川影响的历史。

例如，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de红色记忆》一文，开篇不久就说：“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但在正式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记载袁诗荛烈士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

2022年12月成都出版的精装本的《古镇情韵──玉龙乡友征文集》一书，编辑刘崇兴和何秋涛老师的女儿何宇妮写的何秋涛老师生前披露，亲身经历的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袁诗尧1926年9月借四川各县办民团之风，到玉龙书院开办“团练讲习所”，暗中为党训练农民武装的《革命烈士在玉龙──袁诗尧指引贫困少年走上教坛》一文，读后令人困惑是县市党史书籍却不提──玉龙是我们的家乡，1963年在盐亭中学读高中时，在班长杨崇汇同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放映革命传统教育电影《怒潮》和杨崇汇班长鼓励下，我们曾1963年放暑假期在家乡玉龙地区作过1936年前中共地下党领导革命活动的英勇事迹的访问，也听到过刘崇兴和何宇妮说的类似事故。后来说《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也就没有再提。袁诗尧1927年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28年2月16日牺牲于成都下莲池。袁诗尧据说参加过“重庆组织”。

8、张太雷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李大钊帮助下，到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被李大钊派赴俄国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年6月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还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

2016年4月28日四川《晚霞报》发表缪国庆教授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称是鲜为后人所知的历史。

因为叫“缪国庆”名字的人很多，在搜索中，才知道缪国庆教授的文章最先在2016年4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2016年4月25日人民网文史版已转载。那么缪国庆教授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中共一大给马林当翻译的人真正是张太雷，准确吗？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副馆长张小红介绍：参加中共一大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另一人叫尼科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和翻译。

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名字，历来关于“一大”的文章中都可看到；与会代表包惠僧和张国焘曾提到过他，虽然两人对尼科尔斯基的来历略有分歧，但对他担任马林的助手一事都是相同的。不仅如此，张国焘还回忆，他在1921年10月前往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行前拜访了尼科尔斯基，在其指导下，找到了苏俄在满洲（中国东北）的秘密联络点得以越过国境，安全抵达了苏俄。这个尼科尔斯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有如此神通？到21世纪，俄国国内研究者应中共领导人的请求，公布了尼科尔斯基的情况，才逐渐看清他。

根据俄国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的研究，尼科尔斯基不是普通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他曾是一名军人，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部队服役，1921年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机关工作，后来被派往满洲地区。2006年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找到了她所梦寐以求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珍贵档案资料。А.И.卡尔图诺娃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指出，原来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就进入了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情报特工。至于他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机关时候，是否隐瞒了这个身份就不得而知，至少，在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候，已经是苏俄的情报人员。

但尼科尔斯基为何懂中文？何时开始懂中文？仍然是个迷。因为介绍只说尼科尔斯基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当列兵，1920年4月转入红军；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由此分析，尼科尔斯基在沙俄时期是否是个“白俄”？他当列兵是否就在中国满洲地区？因为清朝末期在中国境内的“白俄”，与中国边境一边的地方势力也有矛盾，被多次赶回俄境内。十月革命后，为了对付中国边境一边的地方势力，也曾在利用“白俄”中愿意为其服务的人。

其次，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这份发现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而在缪国庆教授写的文章中，还提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让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等三人没有想到的是，到达莫斯科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缪国庆教授说：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姚作宾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

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后屈服于袁世凯淫威，曾宣布解散。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

1921年5月，他应邀带妻子出访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并和托洛茨基、齐契林等高层人士进行了交谈。在会见中，江亢虎即席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新时代颂》，博得了苏联党、政、军要人们的好感。眼下，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

再说张澜、吴玉章等1920年重庆建党，主要力量不但是保路运动的骨干，而且李大钊、陈独秀等北京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支持和参与了的，这就是为什么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内因。

因为张澜和吴玉章等也曾帮助过他们。例如，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并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把解散的南充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也带到北京。

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

这时有一个是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蒲殿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他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这时他的四川老乡、保路运动的老战友张澜和他商量，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推荐蒲殿俊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

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9、何盛明

何盛明，1929年出生，重庆市人。1950年四川大学法律系司法组毕业。曾在四川省总工会、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先后主编《四川文史资料》、《四川党史月刊》、《保路风云录》、《锦江怒涛》等书刊。1998年获编审职称。

何盛明教授的难为情说党史，是1983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否定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如杨松奎、杨世元等出生重庆的学者“知难而上”，进行过分析。何盛明教授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五年”。即《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是1983年何盛明主任作张秀熟（1895-1994）主席的助手，才完成的。

2013年1月13日新浪网《何盛明的博客》上，何盛明教授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中，她更明确地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那时笔者正在张老身边工作，张老嘱我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此件（指《报告》）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

但四川省党史办的“岷啸”先生，在写的《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一文中说：何盛明主任曾任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专职委员（属党史工委专职领导之一，分工负责“专题”业务工作）。“岷啸”先生说他在办“专题材料案”落实“叛徒”问题上的经历中发现：“此案被捕的人的经过情况，当然只有抓人的人与被抓的人才能说清楚。我当场还对那个期间有些人对有关自己个人的政治历史，在向组织交待时是一种说法，而在党史会的‘回忆’及撰写回忆文章中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现象，提出‘这本身就不是负责任的态度’的意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党史征集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借机吹嘘自己，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借搞党史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张秀熟主席1928-1936年遭国民党逮捕坐过牢，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网上有介绍张秀熟主席《舌战王灵官》的文章，不可能是“写小说”笔法。

如果认可党史研究室官网是照抄“敌伪档案”的记录，也可证实何盛明教授在《百年潮》杂志2011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刑庭激辩震山城──共产党人张秀熟的革命传奇》，来自“敌伪档案”的记录。

《舌战王灵官 》文中说：1928年10月1日，由于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彭兴道与团干部廖时勉先后叛变，是日深夜张秀熟在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重庆七星岗吴师爷巷被捕。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于打枪坝公馆，连夜提审：“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讲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卑不足道了”。王陵基气极败坏，暴跳如雷，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连连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10月14日下午，王陵基在卫戍司令部礼堂公开审讯“重庆共案”。重庆军、政、绅界头目以及报界、学界旁听者达数百人。“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问案的必要程序。“哪里人？”

“四川平武。”“是受共产党委派的吗？”“是受代表大会选举的。”王陵基认为头开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于是平和地向张秀熟说：“我在你们机关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你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

张秀熟看穿了王陵基的心机，决心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演说台，对问：“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 回答“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共产党员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你们那点钱，够吗？”“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

王陵基有些坐不住，提高了噪门：“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先生是何人杀死？从实招！”“谁叫戴至诚，我们不知道。你既然指认是我们杀的，请拿出证据来”。王陵基拿不出，就说：“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王陵基尽量克制自己：“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罗？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喽？”张秀熟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叫道：“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

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王八蛋！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给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帐！”张秀熟不再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审讯再也搞不下去了。 这天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登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成都《国民公报》也以《重庆共案观审录》为题，发了快讯。一时间，“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了巴山蜀水。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太“诡谲”，好像1928年的重庆《新蜀报》、成都《国民公报》是今天办的一样。

“诡谲”还多。党史研究室官网说：1935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特科派张曙时到四川。张秀熟是张曙时点名要放的人，遂于1936年10月首批释放出来。他入院时未办任何手续，出院时也未发“自新”书。出狱后，张秀熟返回平武老家，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当校长，招生上课。“7•7”芦沟桥抗战爆发后不久，张秀熟在成都见到张曙时，张曙时代表成都特支宣布：“你在监狱10年的情况我已了解清楚，从现在起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张秀熟对张曙时说：“组织上需要我干什么，请安排，我一定服从。”这时张秀熟的全部工作就是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张秀熟代笔写了一篇《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作为刘湘出川抗战的宣言。刘湘看后一字未改，以《告川康军民书》为题，发表在8月26日的《四川日报》上。9月四川成立战时后方统制委员会，刘湘任委员长，张秀熟任委员。1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四川学生军训总队长，保安处长王陵基等任副总队长，张秀熟经组织同意任政训处副处长，负责政训处实际工作。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复发死于汉口，张秀熟的川康绥署顾问也随之终止。此时四川省的党组织恢复，1938年6月张秀熟当选为中共川西工委委员（当时中共川西工委对外称作中共川康特委）。这一时期，张秀熟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协助张曙时做上层统战工作，与刘文辉、田颂尧以及成都市长陈炳光等来往。1949年10月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抗解放大军。中共绵阳临时工委书记王朴庵找到张秀熟，说已通知蹇幼樵暗中联系，要张秀熟到成都做王陵基的工作，帮助蹇幼樵取得山防总队长的委任，同时暗中把平武地方势力纳入山防总队。张秀熟领到任务，恰好此时平武县新县长要找一位认识王陵基的人去成都，领取一批枪支回县，于是张秀熟便趁此机会来到王陵基的公馆。王陵基很是客气，对于张秀熟所提蹇幼樵任职之事，王陵基当即同意，并答应给平武60支枪，充实山防总队。

1949年12月22日江油解放，张秀熟即参与地下党一起研究如何组织民众迎接解放军。解放后张秀熟经贾子群介绍，找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时任成都军官委员会兼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马识途把张秀熟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川西区统战部，不久经李劼人、熊子俊等人介绍，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秀熟为成都市树德中学校长。1950年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张秀熟担任川西文教厅长。

通过如今党史研究室官网的宣传，看来在绵阳市内的平武、江油、盐亭等三个县市级中，早期“上海组织”人物张秀熟主席比王右木烈士、袁诗荛烈士更有政治智慧。与张秀熟主席1936年同时走出监狱的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也不能相比。

张秀熟主席的经历比王右木烈士、袁诗荛烈士强吗？党史研究室官网文中有不少介绍：1912年17岁的张秀熟，到江油县城武都镇报考原龙安府的最高学府龙郡中学（1906年，匡山书院改为龙郡中学堂，迁址到武都镇）。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当时在龙郡中学担任教务长，负责招录新生，张秀熟有幸受教于王右木先生。

王右木打开了张秀熟的思维和眼界，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1913年王右木回到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13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复课，张秀熟也跟随王右木的足迹来到成都读书，插班到成都五世同堂街口的共和大学校中学部。

王右木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龙郡中学任教时，张秀熟也回到龙郡中学复学。王右木到龙郡中学不久，便决心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国富民强之路。1914年张秀熟和一些同学专门为王右木送行，从学校一直送到武都镇西门外的水巷子。不久以后，王右木就给张秀熟来信，得知王右木老师考得了明治大学中国官费生卧名额，就读于该校的政治经济学系，并于1918年夏天获得明治大学政学士学位后就离开。张秀熟于1915年从龙郡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他特别喜欢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的课。

1919年5月成都成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张秀熟和比他低一年级的盐亭籍学生袁诗荛，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理事部正、副理事长。两人因有共同的人生观，工作上配合得恰到好处。1920年5月23日四川省学联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四川学生潮》，张秀熟因临近毕业，就由袁诗荛担负了大量的工作。 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一年之后张秀熟收到张澜，请他去南充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的邀请信。不久又接到王右木老师的信，知道袁诗荛也应聘要去南充。张秀熟与袁诗荛再次联手，担任王右木所创办的《人声》报在南充的特约通讯员和代办员，不仅写文稿，还在南充发行代售。

但1920年袁诗荛被王右木介绍参加“重庆组织”，为啥王右木烈士不介绍张秀熟主席参加“重庆组织”呢？是否因张秀熟不如袁诗荛有参加过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锻炼？但党史研究室官网介绍：1922年10月张秀熟收到王右木老师的来信，信中王右木委托张秀熟在南充组织建立川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此张秀熟找来了老乡袁诗荛，他们二人在学生中物色过如南充县立中学农业部的罗瑞卿和师范部附属小学的任白戈等一批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和考察。可见王右木在发展“上海组织”上也看重张秀熟没有“重庆组织”的经历。

张秀熟在南充任教一年之后，应聘到江油龙绵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暑假，张秀熟接到成都高师附中（今成都市第十二中学）的聘书，遂带上妻子罗文淑到了成都。此时的成都由1923年打败了熊克武的杨森掌权，教育界的负责人全是拥护杨森的“新人”，王右木已经离开成都。张秀熟也辞职来到重庆。在重庆，《新蜀报》的主编周钦岳介绍张秀熟认识了萧楚女（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4年夏王右木不幸牺牲。1925年9月张秀熟回到成都，在高师附中任教，同时在省立第一师范兼课。王右木牺牲前，为啥介绍袁诗荛参加“上海组织”，而没有介绍张秀熟是一个谜。因为张秀熟入团最先，已多年；他的入党，却迟到1926年。

1926年2月下旬，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不久，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找上门来，与李劼人共同将张秀熟介绍给《西陲日报》主持人徐幼根，聘为主笔。3月底的一天晚上，刘愿庵又来到张秀熟家，这次是与童庸生一起来的。童庸生当时任重庆团地委书记，负责领导全川的团组织。刘愿庵告诉张秀熟：党组织决定，由他们二人作介绍人，发展张秀熟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都特支又派黄理州来，代表党组织正式向张秀熟个别谈话，从此张秀熟就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成都发生了二•一六事件，3月31日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事件，打死群众137人；到4月4日逮捕了杨闇公同志，并于6日将其残杀。四川各地党、团组织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中共中央要求，这一时期，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必须有良好的上层关系作掩护。顶着险恶，是1927年7月袁诗荛调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公开职务是成都高师附中教导主任（校长）。

张秀熟这时虽未担任党内职务，但面临险恶形势正值暑假，张秀熟派人把妻子罗文淑和才11个月的长子张益龙送回平武老家后，成都特支负责人黄理州就安排他离开成都，到川北一带去查看各地党组织的情况，避一下风头。张秀熟先到广汉，随后到了绵阳。中共成都特支对江油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认为在江油的省立二中建党的条件比较成熟，准备派出适当的人选去创建党的组织。中共成都特支党员章璞的堂兄章雨初，系驻江油县国民革命军29军屯殖司令部参谋长，故中共成都特支决定章璞到江油建立党的组织。章璞通过同学的介绍和中共成都特支的活动，被四川教育厅委任为省立二中的校长。

此时张秀熟还在绵阳县，中共成都特支交给章璞一封信，指示他转交张秀熟。1927年7月章璞赴任途径绵阳时，转交了中共成都特支给张秀熟的书信，张秀熟阅后即按指示，与章璞同往省立二中任教，张秀熟任教务主任。同月张秀熟按照中共成都特支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坝省二中支部，张秀熟任书记。在江油过了半个月，张秀熟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成都，方知中央已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代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四川也由临时省委代替了重庆地委。临时省委下设川东、川西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于11月中旬在成都建立，因刘愿庵已到重庆临时省委，组织上就确定张秀熟任特委书记。

1927年开始“上海组织”内的斗争激烈，不亚于外部的激烈。发展到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召开扩大会议建立正式省委，刚调重庆工作的张秀熟，就被选入省委五人常委班子，张秀熟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诡谲的是，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大批军警就将成大、高师、高师附中等几所学校包围，当场逮捕袁诗荛等师生100余人，到下午4时就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杀害于成都莲花池，不给袁诗荛像张秀熟有《舌战王灵官》的宣传机会。到1928年3月9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兴隆巷8号巴县县委举行会议时，又被军警包围，傅烈、周贡植等9人被捕，4月3日即被杀害于朝天门下。至此“重庆组织”解散后加入“上海组织”在四川工作的高层成员，全部牺牲。

此后省委才正式决定由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但刘愿庵于1928年4月底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转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此遂决定由张秀熟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顺理成章。据1929年4月29日《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反映：“省委本身仅张秀熟同志一人及临时吴秀鸣等共三人支持，人少事紧，极难应付，经济缺乏更形[困]窘”。党中央见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就派木青（于1930年牺牲于重庆）到四川协助工作；又派在江西搞过农暴的李呜珂到四川担任军委书记。李呜珂性情急躁，决心要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其中心任务是处决主谋枪杀9名中共党员的戴弁（第21军政治部主任）。张秀熟本来不同意李呜珂这样做，在几次会议上都表示这仅是一种中共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报复行为，对全川的革命行动不会有多大的好处，而可能后果更坏。但李呜珂坚持必须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与他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用手枪将戴弁打死在大街上。

刘湘当即下令“大索十日”，进一步血腥镇压。事情既已发生，张秀熟只好布置同志们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也许张秀熟主席此时从江西搞过农暴来的李呜珂书记，和与李鸣珂从江西带来的枪手李觉民等人身上，进一步掌握了“趋利避害”的政治智慧的。

据介绍，与张秀熟主席打过交道的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883-1967)，四川省乐山人。川军五行中资格最老，刘湘、杨森都要喊他一声老师。因死保北洋被打成光杆，才投奔刘湘。王陵基帮助刘湘重掌兵权，但因倚老卖老又一度被刘湘撤去一切职务。

抗战初期王陵基争夺四川省主席失败，编组16个保安团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1946年7月31日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江西省军管区司令。1948年4月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1950年2月6日王陵基化装潜逃时，在四川江安县被人民解放军孙重远同志等人逮捕，先后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北京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

田颂尧(1888-1975)，四川简阳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参加苏浙学生军，任军事部部长兼营长。之后田颂尧加入川军，曾先后担任川军第4师参谋、川军第2师清乡独立支队长、第1军2师骑兵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等职。1918年田颂尧任北京政府第21师41旅旅长，第21师师长。1925年田颂尧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年5月任川西北屯垦使，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1927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1月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0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2路总指挥。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田颂尧被撤职查办。1936年9月田颂尧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1948年3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中央和四川省委委员。

据绵阳市党史研究室网说：“1920年暑假张秀熟毕业，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生的资格，回到家乡平武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这期间张秀熟主席到重庆参加过“适社”无政府主义组织了吗？何盛明主任是如何完成张秀熟主席交给她写“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的泥？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含有把矛头指向王右木烈士和袁诗荛烈士。

例如，在何盛明主任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文章，诡谲中一点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流传中，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始终未与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对立局面……四川早期的党团员中，不少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有的如童庸生、袁诗荛还成为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何盛明主任在文章中说：“重庆‘适社’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即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之广”。

何盛明主任不说明1921年春“适社”出版的《人声》刊物，与王右木烈士1922年2月7日开始一再用刊名《人声》，创办出版的《人声》刊物的区别；更不说明王右木烈士为啥对《人声》这个已被无政府主义组织污染的刊名感“兴趣”？实际是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是为其纠偏挽回名誉。因为重庆“适社”按何盛明主任的介绍分析，其实是被筹备“上海组织”幕后的苏俄远东共和国情报机关物色，用来对付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玩的“把戏”。

为啥张秀熟主席同意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写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袁诗荛烈士也混迹“无政府主义”？“上海组织”成立后，张秀熟主席与袁诗荛烈士背后有个人矛盾吗？因为《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20页中说：1919年“5月25日‘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后改名‘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推选张秀熟为理事长，袁诗荛为副理事长。袁诗荛担任省学联领导职务后，于1920年5月23日创办了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这是当时四川许多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刊出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为袁诗荛所写”。这说明1920年如果袁诗荛能参加“重庆组织”，张秀熟主席有可能听说。也许他本人也曾被动员介绍，但最终没有参加，为他赢得后来生机。

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在1921-1936年间，分别当过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等党内主要负责人；被捕坐牢后都同时在1936年释放。但不同的是，《盐亭党史》书137页说汪克明写了“登报脱党”；而《绵阳党史》书534页说张秀熟是“获释回平武”。张秀熟主席和汪克明书记作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被国民党逮捕坐牢，能出狱活下来到解放，继续干工作，是一件幸事。如今盐亭人民也是通情达理的，问题是：大家不理解类似汪克明书记1933-1934年在盐亭龙潭地区领导革命，盐亭本土1934年因“西山坪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就义牺牲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就有300多位，解放后被说成“叛徒”，为啥与他两次被捕释放没关系？

《盐亭党史》书137页说汪克明第二次“在狱中坚贞不屈”。盐亭城关小学孙昌金校长在新浪网博客上写诗，也赞扬汪克明“狱中坚贞不屈”。我们有次与孙昌金校长在绵阳体育馆相遇，问他是怎样知道汪克明“狱中坚贞不屈”的？他说是照着盐亭党史办的文章说的。

《重庆日报》也有记者写文章说：“刘湘妄想通过反省院收买、感化共产党人为他所用。因此被关押者中刑期最长的为十年，如原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张秀熟主席1928年10月被捕后，与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因“坚贞不屈”，国民党军阀才不杀他的吗？而且张秀熟也没有坐够10年牢。《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树立的盐亭本土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闹革命响当当牺牲的烈士是袁诗荛（1897-1928）和侯伯英（1907-1935）两人。但他们在盐亭本土实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很短，而且离开盐亭后，都打入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29军，为以后地下工作留有“内线”。

《盐亭党史》书120页就说：“1934年1月，保安大队长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29军内党组织决定并通知他迅速转移”。盐亭本土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砍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有“内线”，也是因有共产党员刘仰高打入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作保安大队长留下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对我们说：上面认定1934年10月在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包围的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愿意“投诚”被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收编，是“被捕叛变”；后又在1935年5月被国民党29军砍头，是国民党认为他们“反水”，解放后上面也认定他们不是“牺牲的烈士”。

那么汪克明书记1934年一年两次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逮捕，都和他追随张国焘：第一次被捕叛变就与国民党策划消灭盐亭龙潭共产党游击队有关吗？这是到1934年10月在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300多位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田颂尧29军包围，何登甲和申秋成才最终相信袁诗荛和侯伯英在29军留下的“内线”，和刘仰高在国民党盐亭县保安队留下的“内线”，曾揭秘汪克明“被捕叛变”的暗示的。但为啥这些“内线”不向更上级的党组织负责人反映呢？

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有关。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那时也有“口传”是早期追随张国焘“内部人”，策划告密当地反动势力，对外却称是“土匪”所为。

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类似复杂，打入“内线”的袁诗荛和刘仰高的人不得不考虑；而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在被包围中研究突围，假降接受盐亭县保安队的整体收编，以等待时机，也许也来自和同意29军内党组织决定的“权宜之计”。但《盐亭党史》书中120页只说是：1934年10月一个晚上，秘密通知龙潭地区党团员、“工农前卫团”等数百人，在西山坪集会，“因叛徒密报，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诡谲是，如果仅是“当地团防”，是难对付300多人的共产党游击队的。而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田颂尧29军，在龙潭地区的活动严密，在《盐亭党史》书中多处提及。

例如，《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年9月下旬游击队“在石狗场打了29军的提款委员吴慎修，游击队员陈朝发被捕”。同页中还说：“1933年11月，29军谍查队长董咸仁率队在盐亭石狗场，逮捕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何什民叛变”，相继逮捕了十余人。《盐亭党史》书54页中说：1933年10月，“曾在绵安中心县委任过常委的陈燮和……转移回盐亭，被29军逮捕后叛变”。可见盐亭革命老区是国民党29军重点监视区，西山坪集会用“当地团防”去包围，是否“诡谲”？因为《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何什民是汪克明来盐亭后的1933年7月才提拔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何什民叛变后，“三台、盐亭共逮捕100余人”。

而汪克明来盐亭之前的1933年5月，当时的中共盐亭县委书记余国政，《盐亭党史》书118页中说：就“因党内身份暴露，去重庆”。汪克明是在何什民逮捕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仍然继续在龙潭石狗场从事地下工作，能“有惊无险”，是何什民没有告发他吗？那么《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1934年4月，汪克明调盐亭富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任三台中心县委秘书，赵济舟随汪克明路过盐亭县城时一同国民党逮捕，赵济舟“叛变出卖了汪克明”。但“6月27日汪克明在被军警押赴绵阳途中逃脱，经三台转回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直到1934年10月石狗场“西山坪事件”集会，“当地团防得知，在会场四周设下埋伏，将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送县警所”。

29军内党组织“口传”汪克明也“叛变”不是没有根据──《盐亭党史》和《绵阳党史》两书揭秘的诡谲“跃然纸上”：是国民党军阀田颂尧29军“愚蠢至极”，身为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汪克明，1934年4月被捕逃脱，他们也不理不问。1934年10月也只以“汪克明以盗匪罪名逮捕”──难道不知道身份？

国民党29军为啥不像砍杀何登甲和申秋成的布告称是“共匪匪首”，而仅称汪克明是“盗匪”？也许《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有一条原因：1933年“8月下旬一个夜晚，游击队员到三元乡保安场袭击了财主杨寿堂家，毁掉佃当文书、破仓分粮、缴获银币150元”。

这类事，解放初我们小时也听邻近的何家湾村贫农协会（贫协）主席唐开元和贫农叫何礼成讲过。但他们不赞成游击队夜晚蒙面去袭击财主，当时内部也有“工农前卫团员”说，造成革命老区不必要的恐慌，要干就公开干，不然弄巧反拙，财主们会认为是自家的佃户贫农“点水”，而让财主、反动派们更厉害残酷对待佃户、贫农。

这事也许反映了本土部分共产党游击队员，与汪克明和张国焘路线的分歧。那么汪克明与张国焘到底有没有联系呢？《盐亭党史》书119页中说：1933年“8月四川省委为了输送党员、干部支援和巩固川陕根据地，从成都到巴中（川陕省委驻地）建立了一条交通线”。《盐亭党史》书135页中说：刘仰高（1893-1968）“1930年7月，受命赴洪湖任洪六军军长。1932年，中共四川省委派刘仰高回盐亭从事地下活动……后又担任省委与川陕苏区交通员”。

这里说的成都的“四川省委”和巴中的“川陕省委”，在张国焘1933年6月肃反中杀害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后，实际成都的“四川省委”由巴中的“川陕省委”直接指挥的。

《盐亭党史》书120页中说的1934年1月“刘仰高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离开了盐亭”，与张国焘没有联系吗？刘仰高是盐亭1920年参加“重庆组织”的17个人中，唯一与袁诗荛两人是在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又单独申请参加的。张国焘配合马林组建“上海组织”，他一开始就知道“重庆组织”的原始《报告》和成员名单，在刘仰高任洪湖红六军军长时，张国焘也就认识刘仰高。其实在1932-1935年的盐亭，可作三台中心县委立足的“群众革命情绪高”的根据地，南北各有一个──除盐亭龙潭五龙石狗场西山坪外，就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攻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仲纯的家乡，盐亭石牛庙店垭地区──这个北部大山区，还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伯父蒙公甫，1911年在家乡组织四川保路运动的地方。《盐亭党史》书61-63页中说：1935年3月一部分红军来到店垭，发动群众，“组建了游击队，1935年4月5日，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红军在石牛庙场镇建立了村苏维埃”。可见这里比南部更能配合川陕苏区。

但在1933年汪克明当然要听“川陕省委”张国焘的指挥。为啥说是张国焘？《盐亭党史》书159-163页是汪克明对在盐亭经历的回忆录，161-162页中汪克明说：“当时四川省委告诉过我：‘红四方军突破嘉陵江后，可能经梓潼地区，走盐亭与南部之间进军……造成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其余军事计划全部我不知道）。’”这里汪克明说的“四川省委”，只能是“川陕省委”。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是要北上抗日的。“进战合川、攻打重庆之势”的军事计划，不可能是毛主席的部署，而是张国焘想南下另立中央的打算。这样重要的军事计划能亲自告诉汪克明的，张国焘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读《盐亭党史》书159-163页的汪克明的回忆录，他在盐亭一些“左”的搞法，与张国焘的思想一致，如“唯成份论”。李井泉书记进川也如此。

汪克明和张秀熟在1936年前的大革命时期，都被如今的一些党史书报描述为“传奇”：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只要坚强不屈，表明共产党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就不会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但与他们同样共事的共产党地方主要负责人王右木和袁诗荛，就没有这样“幸运”。特别是如四川的高级党史专家何盛明主任等，或明或暗把王右木和袁诗荛说成与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有关联的人。这是否与“岷啸”说“1981年10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新建立的时候，86岁高龄的张秀熟突然来了精神，再度担任副主任，主持这一中断了15年的工作。这时的编委会不仅要继续编修《四川省志》，还要负责指导各市、州、县的修志工作”有关？

事情的演变，还把“重庆学”与“上海学”联系起来，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学术顾问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等文章，把袁诗荛和王右木、汪克明与张国焘、张秀熟与李井泉等历史人物推到前台。但张秀熟主席与李井泉书记也主要是在解放后才共事；其次1936年前李井泉书记也不可能深交汪克明，最多他也只能听闻汪克明在盐亭的活动故事。

至于袁诗荛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荛，正能量讲他们之间的“师生情、同学情、战友情”的说法虽然很多，但何盛明主任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把袁诗荛和王右木、张秀熟和王右木，张秀熟和袁诗荛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挑明摆在了人们面前。

事情也不奇怪，王右木和袁诗荛先后牺牲后，张秀熟在中共四川省委中的地位自然上升。如张秀熟是省委五位成员中负责宣传的，袁诗荛只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宣传的。袁诗荛牺牲后，张秀熟很快上升为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但袁诗荛的被捕牺牲，没有张秀熟组织营就和处理后事的“口传”。相反“口传”1917年秋袁思尧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3月袁诗荛经老师王右木和同乡袁焕仙介绍加入“重庆组织”。《盐亭党史》一书128页，在“盐亭地方党史人物介绍”条目的第一个人物“袁诗荛（1897-1928）”中说：“1920年，参加了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其后，王右木又和袁诗荛创办《新青年旬刊》，宣传革命真理……这年暑假，袁诗荛毕业于成都高师，应张澜先生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

在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称研究为“重庆学”）中，23岁的袁诗荛是成员，而没有张秀熟。“口传”1921月8月14日马林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的承诺，但建议“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1921年8月29日张澜回到重庆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于31日正式解散。这之后，王右木很快以个人名义写信申请参加马林指导上海1921年8月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简称“上海组织”，称研究为“上海学”）。

王右木的信转到上海和北京后，陈独秀、李大钊把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也很快委托交给王右木。1922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人声》周报，同时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委会，就吸收张秀熟和袁诗荛入团。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温勇和马志强发表的文章说：《人声》报的前身是《新四川旬刊》，创刊于1921年1月，其宗旨是配合四川自治运动，建设新四川，“王右木亲任编辑，袁诗荛（王右木的学生）为经理”。1923年1月再经王右木介绍，袁诗荛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王右木1924年牺牲后，是由杨闇公担任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袁诗荛1927年春在盐亭，根据党组织决定去重庆见杨闇公。当时袁诗荛的公开身份是盐亭县的教育局长，杨闇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盐亭党史》一书129页说：“1927年春，袁诗荛以国民党川北特派员身份到三台，任国民党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主任和田颂尧军长的高级顾问，并任潼属联立高中校校长”；可见袁诗荛是杨闇公、王右木和张澜的得意学生。1927年袁诗荛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928年他被反动派杀害，年仅30岁。

袁诗荛的牺牲，当时张秀熟已是他的上级中共省委负责人，不出面也可以理解。为啥关心袁诗荛的是在盐亭的彭健修？如到成都找张澜、袁焕仙出面筹划买了棺材，将袁诗荛的灵柩运回盐亭。彭健修作为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兼盐亭中学校长决定，在盐亭中学校内为袁诗荛设立了灵堂，以供各界悼念。其实袁诗荛1920年加入“重庆组织”，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等前辈中，就为袁诗荛这位晚辈，也是他们曾教过的能干学生作有安排打算。

李大钊和张澜同意马林和杨明斋解散“重庆组织”的建议，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而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

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张秀熟主席是王右木的比袁诗尧更早从高小到大学、更亲密的学生，但袁诗尧是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1920年3月经王右木、张澜介绍参加“重庆组织”。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解散后，又经王右木介绍最早参加“上海组织”，并隐蔽下来。

即1925年春天的袁诗尧，被“重庆组织”解散后而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的在盐亭教育战线的成员们的推荐，应邀请，离开南充返回盐亭任县教育局长。1927年3月初袁诗尧被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及组织决定，以他国民党川北特派员的身份，派他到田颂尧的29军作政治部主任。不久田颂尧又任命他兼任潼川联中（三台中学）校长。1927年7月13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公开叛变，中共四川省委决定调袁诗尧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是成都师范大学附中教务主任。1928年2月14日军阀们疯狂举起屠刀镇压革命志士时，中共川西特委决定要袁诗尧等人疏散，但他仍坚持斗争，忙于动员、掩护其他同志退却、隐蔽。

同年2月16日黎明，袁诗尧被国民党军警搜捕中不幸被捕，与14位同志被敌人秘密残杀于成都下莲池。现今中央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当年党组织褒扬袁诗尧同志的历史文献说：“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真是川党中少有的宣传鼓动家”。袁诗尧也是张秀熟主席的战友，张秀熟因没有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的经历，王右木没有介绍他参加“重庆组织”；1926年经刘愿庵、童庸生介绍，张才入党。

何盛明主任与张秀熟主席的关系，何盛明主任在她写的《沉痛悼念秀熟老师》一文中说：“1978年我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张老是省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根据何盛明主任自己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中央档案馆曾函讯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同志”。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回信：“说明1920年四川没有共产主义组织”。张秀熟主席的话“属实可信”吗？

绵阳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陈云达主任，2023年4月23日在麻辣社区盐亭论坛网发表的《记优秀的红四方面军地下工作者刘仰高将军》一文中说：“旷继勋任洪湖红六军军长，刘仰高被任命为参谋长代理兼第二纵队长，参加红四军开辟川陕鄂三省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时他更名刘洪，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刘队长就是他的化身”。

旷继勋和刘仰高参加过1920年重庆组织的共产党，1933年旷继勋被张国焘错杀。再是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简奕主任，发表的《王右木与“四川三人”》文章说：“以王右木方案为起点，以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得出一个结论，即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简奕主任说的这件事与“重庆组织”密切相关，是证明“重庆组织”存在过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

“王右木方案”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及预先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有关。2017年8月底中共江油市党史办等单位，在王右木诞辰130周年之际在开展资料征集活动。王右木在四川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将建立革命政权要坐实到有革命武装实践的运用，使他能在隐蔽的革命斗争中，深入观察自己队伍中的革命武装人物，指引他们在基层开展工农兵群众运动的工作。这中间王右木与他的好学生和好战友旷继勋，是最为长歌的动地诗之一。

王右木与旷继勋交往，结识交好于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期间。旷继勋从此受王右木的革命方略的影响，最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4年夏，王右木（1887-1924）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时“走失”，年仅37岁。旷继勋（1895-1933），贵州省思南县继勋村张湾组人，汉族。少时只读过三年私塾，从小好动，爱弹跳，会骑马，练就了一副轻捷矫健的身躯。辍学后随父串乡摆摊卖药。1911年春，已会串乡摆摊卖药的旷继勋在16岁时，离开父亲随友人入川。1911年夏遇上保路运动，在秋天他就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听到范仲纯、吴玉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能发展生产力，盼望投身革命。但在四川保路运动流产后，1912年他只能投川军赖心辉部当兵，后又返回家乡。旷继勋在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中营救张澜等领导人，就认识张澜。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军内后，也成了旷继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重要时期。1919年端午节后，王右木带着妻子儿女前往成都，受聘任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监。此期间王右木就开始与张澜商量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情。1919年旷继勋返川继续当兵，到1920年已升任连长。

此时经吴玉章、王右木、张澜介绍，旷继勋参加“重庆组织”。吴玉章和旷继勋是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领导荣县起义，旷继勋曾参加，两人都有武装斗争经历。所以在“重庆报告”中提到的革命武装，就与他们有关。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四川旬刊》，并代表成都地区共产党支部参加重庆1920年3月12日的共产党成立的大会。

此时看到过《新四川旬刊》的旷继勋，更加崇拜王右木，已把王右木当成老师。所以在重庆建党期间的相识，摆到过去的经历，旷继勋与王右木两人都有相恨离别太久之感。由于王右木有办刊经历，长于写作。所以当张澜在重庆建党会上，提醒有李大钊建议大会要给共产国际写报告的事情时，王右木就自告奋勇愿意承担写《重庆报告》。吴玉章、张澜等同志都很赞同。这次起草报告，杨闇公没有到场，还在日本。但他事先已向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说明要加入“重庆组织”，所以“重庆组织”的四位负责人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杨闇公仍被当选。1921年王右木在成都建立“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8月张澜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解散。

现在一些媒体和书刊发表文章，炒作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清朝的改革“红利”被“保路运动贪污犯窃取”；清朝政府的官是好官。这类似当年对付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苏俄远东局派到上海的杨明斋在不明真相下，听令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去作干扰的说法一样。这是违背列宁意志的苏俄部分高层及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自1920年起，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

“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得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莫斯科会控制远东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在部分红军基础上，为远东共和国组建“人民革命军”，赞成中国“应并入远东共和国更强大”的“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幻想计划──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理所当然要先下一着“棋子”──支持已准备10年之久的张澜等返回重庆，立即成立“共产党”──即使再成立“上海组织”，历史也要清白中国有过自主权。即使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到两年──1921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解散之前的1921年8月14日，在北京与马林一起商谈“重庆组织”解散条件的关键当事人，是李大钊和张澜，以及杨明斋作他们两方的俄语和汉语翻译，共四人。双方达成的解散条件也很简单──不得像布尔什维克消灭孟什维克一样，追杀无违法的参加过“重庆组织”的成员；反之，前者不违反该条件下“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暴露成立过的事实。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及预先提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方略有关──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其次，特别是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所以“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科技园”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时，就主张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莫斯科方面，为啥硬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才安心理得交还中共？

是因为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是沿续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以苏解马”──以所谓“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之名，改为就是要“搞东西方对立”的阶级斗争方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看“改革开放”到“重庆组织”当然不对，而且始终是中俄过去、现在和未来难解之谜和敏感课题。再加之那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旅顺港，和说到做到，更加强了苏共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因素。这里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是，1955年2月9日张澜去世不久，何拔儒也去世。张澜去世前也许向向杨尚昆主任谈“重庆组织”的事情。

为啥？也许关系杨闇公、王右木、袁诗尧等参加“保路运动”不忘初心的原“重庆组织”老同志牺牲之谜。杨闇公是杨尚昆主任的亲四哥，有些事情杨闇公曾向杨尚昆谈过。也许像盐亭1934年的“西山坪事件”，上千共产党游击队及其追随者，被田颂尧的军阀部队包围──背后与在四川张国焘--汪克明等追杀参加过“重庆组织”成员有暗中联系。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指导，中国自己独立组建共产党，和在苏俄帮助下组建共产党，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中美建交及1月小平同志访美，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将设为中心的精神，实际已经给“重庆组织”正名。

而列宁当时再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面协调处理之意，也有让其他领导人看：如果1920年3月中国自己独立组建的“重庆组织”，和1921年6月苏俄派去的马林，又帮助组建的“上海组织”，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内乱”今后如何办？这个问题焦点在哪里？

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这里诚然国际上，存在“东西方对立”的事实；各个国家内部，也有掌权和没掌权的组织和个人、派别、阶层交错的各种矛盾等诸多惊涛拍岸的问题。

变局激荡，动荡的世界，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共赢还是零和，人类携手走出危难与困苦的历史回响──不永久搞“东西方对立”阶级斗争的现实抉择，笃行的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始终坚守合作共赢，始终坚信多边主义，为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任乱云飞渡，向着创造新稳步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和平发展初心不渝，命运与共大旗高举，通盘运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

四川经历明清时代的“湖广填四川”，但现在一些四川年轻人，只想到川外去问祖寻根，对于“马列”如何去治理全球的“难民、灾民、饥民和移民”等真谛无动于衷，这也是今天对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不理解的根本原因。“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今天，为啥还要说到“张秀熟”，不是别人？

在张秀熟之前，北京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为啥没有一个说破的？或为啥不指认是重庆“适社”和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他们不想乱说。张秀熟表面也采用北京类似的办法：“待查，暂不宜发表”。但改革开放后，他一直是自己或让下属宣传自己解放前对敌斗争的壮举，而对曾跟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袁思尧烈士、亲近老师王右木烈士等，即使不尽名誉保护和公正评价的责任，他完全可以把“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推给张圣奘(1903—1992)。

因为张圣奘也在成都，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秀熟，是知道“万能教授”大名的张圣奘，是四川省政府参事、省文史馆特约馆员──张圣奘20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上天津南开中学即与周恩来同学；进北京大学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结识毛泽东；在法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又与邓小平认识；张圣奘是知道“重庆组织”1920-1921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还活在世的人之一。

但张秀熟主席指导和何盛明主任，都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们不理解自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和马克思总结的《法兰西内战》等“时政要闻”，民间“口传”和“书报公开”传入我国的147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批中国早期和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跟跑”，到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和1921年成立“上海组织”的“赶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领跑”，充分地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成立的“共产党”，是一件合理合法的大好事。这本可把1921年国际共运及苏俄指导帮助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和为“重庆组织”正名妥善处理结合起来。不像苏俄远东共和国书记处和情报处“小心眼”，得知1920年成立“重庆组织”后，搞个“适社”1920年在重庆等处干扰。

张秀熟主席是知道“适社”的，旁证是：“重庆组织”成立的疑难1982年底传给“张秀熟”后，正遇上改革开放后何盛明主任报道张秀熟主席《刑庭激辩震山城》等文章公开发表，谈张秀熟主席曾在敌人的法庭上舌战“王灵官(王陵基)”的壮举。

一位网名“向北堂主”的先生写的《访张秀老》的网文说：他还看到张秀熟的在大革命失败时，说在成都报纸上与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章，关于“国共之争”论战的文章。“向北堂主”1985年5月24日为核实这场论战，便上张秀老在成都的宅院专访了他。

当时张秀老已是90高龄，但思维还非常清晰。他留下张秀老回忆内容的记录是：“1926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孙倬章主办的《民力日报》的态度越变越坏，就有《评国共之争》的文章发表。虽然面对的是好朋友，但在当时的成都，社会舆论一般认为他是革命的，广大的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受其影响；我的文章发表后，对他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一共写了两篇文章，我的第二篇是针对他的答复写的，直接寄给他，要求在《民力日报》发表，他没有发表”。

再从何盛明主任介绍“适社”1920-1921年在重庆建立搞宣传，与1926年社会民主党党魁孙倬办的《民力日报》宣传，性质也差不多。张秀老多次与“孙倬章经常见面，是好朋友”，区别只是“原则问题不能让”。这当然使人联系到王右木，1922年在成都办《人声》报，是否跟回击1920-1921年“适社”在重庆办《人声》杂志有关──因为“适社”与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前后的活动指导有关──王右木加入“上海组织”后，为了挽回“适社”对“上海组织”的不良影响，不惜再采用《人声》这个刊名曾被“适社”使用过，也要一而再再而三用《人声》这个刊名，发正面文章改变社会对“上海组织”的负面记忆。这正是“王右木精神”的“爱党”、“护党”精神。

在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上，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冯铁金，发表的《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沿革考》文章说：“此前他还创办过《新四川旬报》，最后创办了《人声周报》”。冯铁金校长说：“王右木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起草的《本社（<人声>报）宣言》提出的八条主张可以得到证明……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但也有别的文章说：“这一时期有《人声》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右木是“无政府主义”？创办《新四川旬报》时，王右木已参与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重庆组织”不是准备参加议会竞选的党派；作为秘密革命组织成立，为避免敌人的打击，“重庆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自己的名称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种策略不是“无政府”。

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重庆组织”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一加入“上海组织”后，就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担负起解决“以苏解马”搞“单极化”的误区，把“重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到“上海组织”的方向中──也许这遭到党内外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他1924年遇害的一个外因──“以苏解马”极端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划分左、右两翼，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集体分析”的方法解决──停住“两条路线斗争”说法，是到1979年我们党的11届3中全会才确立的。王右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他写的《<人声>报宣言》中“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来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说：“前苏联经济改革──就是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啥不搞“以苏解马”？也许与李大钊等先于“上海组织”指导张澜等出头成立“重庆组织”时，就引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在革命的延安时期“南泥湾生产大运动”，是其端倪之一。

如果因张秀熟是五四时期四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四川学生潮》主编，通过学联与刊物和各地先进青年都有联系，张老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话应属实可信。那么由此从张秀熟主席嘱咐何盛明主任“属实可信”，佐证“重庆组织”难题“击鼓传花”到张秀熟，也“属实可信”。

但为啥认为只有何盛明主任的分析，具有“综合”的重大价值呢？第一，她采取的是用“书报公开史”考证的传统党史研究方法，据理力争，是重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所为。这实际把她说的参考有领导她的老前辈──张秀熟讲解的“口传地方史”，考证升华“整扎实”了。也许跟着张军锋主任书中也说：“由此可以推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很可能就是廖划平等四人在途径伊尔库茨克时提交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中华文明近万年的成功与失败，其实是一把信息的双刃剑，在同时强化“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去规制化”与“再规制化”、“去治理化”与“再治理化”的国运，从不可治理向可治理的转变，所催生的不同于“以苏解马”的“进攻性马”身份认证机制──“进攻性马”被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的战略──中国早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就有成立共产党的准备，是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其实践──1911年保路运动，就让辛亥革命去建立政权。等到1920年在重庆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因十月革命是世界潮流，又让给1921年来上海帮助建组“以苏解马”。112年和103年过去，观后效，成熟就像华为公司走入“进攻性马”的样子。将现实身份认证嵌入信息环境，不同于“以苏解马”的“进攻性马”，是坐稳中华文明国运这条船，是最能促谈止战的。

10、杨明斋

杨明斋(1882--1938)，1882年生于山东青岛市平度马戈庄。1938年在苏共肃反中被错杀，终年56岁；与他同期遇害的，还有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布哈林。1989年苏共中央通过决定，指出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及50年代初，有数十万人根据非诉讼机关的判决遭到迫害，建议最高苏维埃撤销这些非法的判决，为受害者平反。杨明斋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杨明斋7岁开始读私垫，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

“十月革命”前，他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入党后的他被党组织安排到沙皇俄国的外交部，表面上为俄国政府工作，暗中则为党从事地下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被派回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讲：1920年3月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后多次在北京向李大钊建议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适社”，担任负责人。1920年8月中旬他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取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组织”，陈独秀为书记。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了一幢房子，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参与一些理论宣传和对“适社”的教学活动；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

1920年至1921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以及“适社”成员赴苏俄学习。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如1920年秋天他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回平度向乡亲宣传俄国革命。

张军锋教授的《开端》一书681页上说：到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后，“当时几乎没有人敢于反对，只有忠厚的杨明斋持异议”。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但装在鼓里的杨明斋，到死也没明白帮忙打压“重庆组织”也会被抛弃。这也才证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背离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成熟之处，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使像杨明斋这样最先反感陈独秀的人，后来也明白在1920年代他为苏俄工作，先是物色组织“适社”，干扰“重庆组织”；1921年“上海组织”成立后，杨明斋又帮助调教陈独秀，转变陈独秀不听苏俄指挥的态度，策划触发陈独秀生气犯错，使他在上海租界两次被外国巡捕拘留，这时马林又才拿钱去让巡捕放人，终于让陈独秀明白了苏俄背后拿钱的意义。

1921年1月杨明斋陪同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也难劝说纠正张太雷按李大钊的意图，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以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等事情。所以同年6月杨明斋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杨明斋没开完会就立马返回北京，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协调马林作张澜解散“重庆组织”的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

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并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1924年6月杨明斋出版约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杨明斋1925年夏在广州任苏朕顾问团翻译，10月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在内的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初杨明斋奉命回国，经上海秘密到京津地区工作，所以了解李大钊没有被保护成功的内幕。杨明斋在白色恐怖，以及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同时出局的内外苦闷中，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出约18万字的《中同社会改造原理》一书出版，就有反思曾协助打压“重庆组织”的认错之意。

杨明斋因为已涉初次的“离经叛道”，他被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后，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8年2月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数十万，在30-40年代及50年代初被处决和迫害的人平反，杨明斋是搭“顺便车”恢复名誉。杨明斋的悲剧是苏俄把他杀错了吗？但为啥王明有没有搞错呢？

王明(1904~1974)，安徽金寨县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明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至1934年间他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50年10月25日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国，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不好，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2月1日飞抵莫斯科，从此未归。1956年叛逃到苏联的王明，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深入揭批，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

1974年3月27日70岁的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而我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共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其实作为对等，苏俄的报刊在毛主席逝世时也如此。

与杨明斋、冯玉祥和李大钊之死诡异连在一起的，如果冯玉祥不离开北京，也许他们后来的命运，不会那么令人怀疑与苏联有关。

冯玉祥(1882-1948)，生于河北沧州市，有“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一般，又与张学良有往来──1911年冯玉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到1921年7月后任陕西督军，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4年9月张作霖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帮助，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北上主持大计。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也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

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虽然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张作霖与冯玉祥在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李大钊和冯玉祥的联手，可见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李大钊是“四两拨千金”。或许中国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本不会像后来那么的“诡谲”──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病逝──如果中国人把握自己命运与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即使与苏俄把握的中国革命蓝图有不一致。

历史没有“或许”。中国“筚路蓝缕”不管如何努力迎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道说不完变数的难题──这是先后产生“重庆学”和“上海学”的必然──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千方百计把“适社”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说成《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中落款的“四川四人”，以代换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是“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川四人”。按理说，杨明斋开办的外国语学社所物色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是亲近苏俄的，本可以参加“上海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为何又不让他们代表“四川”参加呢？也许“上海组织”的背后还有把关的人物李大钊，即使他没参会，也指示他的代表张国焘不让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适社”参加──因为他们是太露骨了。

当然对“重庆组织”的解散，李大钊也是赞同的。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杨闇公不在重庆。成立“重庆组织”，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产生学习接受马克思指导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想法。1917年后杨闇公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因响应五四运动，在日本领导留日学生运动被扣留，直到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后，杨暗公才从日本返回四川的。

而“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真正背后操控的“四人”，其实就是李大钊、张澜、吴玉章、王佑木。但为啥李大钊也赞同“重庆组织”的解散呢？其实马林和杨明斋，先后来北京早在做李大钊的工作，不断向李大钊挑明：“重庆组织”的纲领及实现蓝图，如“建立川陕根据地，以迎接全国解放”；“‘强军’不‘强君’，以保家卫国”；“建立乡镇工业园，经开区，以减少产生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的压力”等，在苏俄看来，是行不通的；杨明斋等物色“适社”进行干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李大钊一直是把列宁看作中国的“老大哥”，对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思想，深有研究。《进一步，退两步》是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组织路线，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著作，写于1904年2月至5月，同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量运用，战无不胜。例如，“进一步，退两步”是指放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改而实行带有“新经济政策”。

因为“战时共产主义”高度垄断，激化社会矛盾，并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列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重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是利用这种韬光养晦之术，避免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击，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政权──这也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讲的策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建议立即进行公正、民主的和约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实现和平。当时苏俄政权面临着诸多危机：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反革命势力蓄意反扑，列宁深思熟虑，做出单独和平谈判的决定。

但是当时列宁在中央领导层内，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领导人反对他的判断，一些基层党委以及一些普通党员也不同意列宁的立场：正如列宁要把沙皇占据的西伯利亚交还中国，现在也依然遭反对一样；1918年1月28日德国向苏俄提出愿意立即接受和约条件的最后通牒，而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违背同列宁的约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月18日德国发动全面战争。在这危急关头，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党中央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当天晚上决定向德国发出接受的电报。但此时德国已无照继续进攻，攻占了大量城市。

列宁发出《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法令，与此同时他决定分开为缔结和约而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拒绝和约就是把党、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冒险和生存受到威胁的道路。2月23日苏俄接到德方的短短答复，但它又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要求，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为此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托洛茨基继续反对签订和约，并声称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在会议中先后作了8次发言，力排众议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3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在列宁坚定不移的态度下，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他的建议。当天深夜，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也接受了同样的决议。这样历时3个月的对德和谈，冲破重重阻力，1918年3月5日苏俄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恢复经济、建立红军、巩固工农联盟的和平时机。

至今中国人难辩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我国长期的“以苏解马”教育，培养了一些人把自己的“爱憎”说成是李大钊“亲俄”。

如2017年4月29日“百家号”网“万象”特约作者“宁馨儿”发文说：“1922年（33岁）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

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大钊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以上“宁馨儿”即使指证李大钊说的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李大钊的真心。

而能证实“重庆组织”存在有关的材料，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02页提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召开的“三月会议”之谜。《上海党史网》2018年报道上海党史作家、诗人缪国庆，他在201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说，1921年1月在北京的维经斯基临行前，要李大钊派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李大钊就决定派已大学毕业的张太雷去。这要说到张圣奘；张太雷虽出生江苏省武进县，比张圣奘大五岁，但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读书时，与周恩来都是天津学生领袖。由于张圣奘的家在天津，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北大读书，由周恩来介绍认识张太雷，又因同对俄文学习有爱好相识相交。后张圣奘把张太雷介绍给北大教书的李大钊和俄国人鲍立维作英文翻译，鲍立维又再把张太雷介绍给维经斯基作汉语翻译的。

张太雷协助维经斯基在华第一次逗留的9个月时间，维经斯基并没有新成立起全国性组织，只是指导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起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他知道1920年3月12日已经在重庆开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1921年3月又要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以前很多组织活动的经费，已有“重庆组织”的支持。但维经斯基初次来华，建党经验还不多，加之张国焘的蒙蔽，和当时复杂的各种类似进步思潮在多地风生水起，并不容李大钊、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乐观。

例如缪国庆教授说：一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共产党”（姚作宾南充南部县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二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所以1921年1月张太雷与维经斯基同行离开北京前，李大钊暗中交代张太雷必要时，可以亮出代表1920年3月12日已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出席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