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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奎 发表于: 2016-9-10 11:32:39|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自然科学] 从施郁检视爱因斯坦里奇张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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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郁检视爱因斯坦里奇张量成果
量子密码、量子纠缠、量子隐形传态、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联系爱因斯坦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方程中的里奇张量,已经有100年了。类似潘建伟教授团队在量子通信技术上的突破,我国成为量子卫星首发国家,这不但是理论上,更是技术上的一场争夺战。例如潘建伟院士说,研制过程每一次困难都让人近乎绝望。但他们在技术上的突破,现在已经开始以产业化应用于金融、政务、军事等领域和市场。有分析认为,随着未来量子通信在城域网、城际网、广域网全面铺开,量子通信的应用领域将推广到个人生活,到2030年量子通信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水平。
今天潘建伟敢于欢迎对他们基于科学实验的严肃质疑,这是2014年3月份发生马航MH370失联客机以来,才公开或凸显出来的整个世界科学的原则已发生的重大调整,而确立了“握手原则、对方承认原则、去保密原则”等三大科学原则的双赢,和在推动科学进步时代潮流的科学顶层设计。“握手”,是马航MH370客机失联后搜寻的需要,指类似国际卫星监视客机组织,是早先就在主动出击,发跟踪遥感信息,并接收反馈信号,以备查找存档,而对方并无握手。这与我们在公众安全场所和重要道路,安装“天眼”工程相似。这一原则的普及应用,引申到科学研究上,指主动对自己管控的科技业务或对有关的所有在公众交流平台发表的有价值的科学思想、发现、信息作“握手”工作,以帮助自己或他人、社会的成长。
除“握手原则”之外,科学基础研究还需要“对方承认原则、去保密原则”。不然屈服于压力情况下,集体发声的“民主”,会带来混乱。这里,“对方承认原则”来自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创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英国是敌对国,爱因斯坦公开广义相对论,并预言星光经过太阳会发生偏折,偏折角度相当于牛顿理论所预言的数值的两倍。爱因斯坦自己的祖国德国,支持的人却不多。加上战争,敌对国更不会支持对方科学家的有重大影响的发现。
但恰恰是德国的敌国英国的科学家爱丁顿,不顾战争的对立和艰辛,1919年奔赴非洲西海岸普林西比岛进行的日食观测,证实了是爱因斯坦而不是本国牛顿所预言的结果。回来后,他想方设法在英国的大报等国家媒体上进行了公布,震动了整个欧洲科学界。以后很多国家的科学家也进行过验证,包括解放后我国的科学家也进行过验证,都说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但当时由于此事发生在敌对国之间,而加强了科学判据的可操作的严格性和全球性,而被国际科学界把这一原则确立下来。
“去保密原则”是来自我国20多年“水变油”事件,被逼出来的。“水变油”被上海许驭先生等宣传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徐光宪院士、师昌绪院士在背后支持。在常态情况下,水是不能变成油的。而且“水变油”是众所周知还没有公认的商品。据上海师范大学的陶康华教授说,他们捐赠给许驭两万元钱,也没有看到实验。许驭对我们说,“水变油”是国家机密,说了是要杀头的。
科技是有保密的部分,但这可以申请专利保护。而对于“水变油”的科学基础知识部分,是可以公开的。但许驭先生公开的是“客观存在着无穷无尽的高能宇宙线渺子(μ子),引发天然冷核裂变,可以让水变油”。然而天空中每天都有大量宇宙辐射的μ子进入地面的水里,如果宇宙线μ子引发水裂变属真,正如陈广民先生所说:这不是绿色清洁能源,而是污染严重不可挽回的水大量消耗。所以原理去保密,可以争论、比较。众所周知潘建伟教授的量子隐形传态技术研究,握手不存在问题,但国内质疑的“专家”确“风起云涌”,“对方承认原则、去保密原则”应很具体。相信者自有相信的各种理由,怀疑者也有不好辩驳的诸种质疑,但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去保密不等于有的技术不保密;对方承认不等于专利含的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他人的实验重复。更重要的是他推出的产品,让大众要认可是成功的。
问题如,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教授,是反潘建伟教授量子通信实验的。金秀良博士在《从基因魔剪专利之争来说科研忠诚和守信问题》的博文中,提到饶毅教授推荐的林帅亮博士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张峰的实验室,卷入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的纷争。但饶毅坚持表示,他对林帅亮的学术印象是正面的。但到底正不正面?金秀良说:据有关的规定:组内的成员要对组内研究成果具有忠诚和守信;组内成员的不忠诚和不守信,可能会对科研小组今后的发展造成很大不良影响。林帅亮为到与张峰竞争的加州大学杜德娜的实验室谋求职位,有不守信之嫌。
因据张峰实验室所在研究所官网介绍:林帅亮是在张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虽才仅呆了几个月,但张峰仍在申请专利时给林帅亮挂了名。对林帅亮不正面动机的怀疑是:2015年3月1日林帅亮的美国签证要过期,2月28日林帅亮向杜德娜发送倒戈邮件求职信,并在3月2日得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职位。林帅亮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当时的实验记录,帮杜德娜打赢基因魔剪专利之争的官司。
所以潘建伟院士说:我们的这个量子通信本身是安全的,而且量子通信是只管通信过程的绝对安全。不过有一个前提是,即使“无条件安全”的内涵是合理的,但基于一个假设是:信息传递的这两个终端,自己不要出问题。潘建伟说,要做到“完美”的信息安全是把终端的安全,也一起管起来。这必须保证两个终端房间里面是安全的,例如我在我的房间里,你在你的房间里,我们进行信息传送。而你把传送的内容告诉了你屋里的太太,你太太再告诉别人,那安全性就无法保证,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潘建伟在这里无疑类似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国家需要根据“握手原则”实施“科学天网工程”。首先类似国家投入到“中科院在线”平台下“中科院科学智慧火花”网站的钱,不如用来建“科学天网工程”。即不管是名科还是民科,不管正面创新还是反面颠覆,凡是自愿涉及自然科学和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技,在纸质和电子媒体等公共空间发表的中文文章,法律允许“科学天网工程”有权进行收录检视分类,以便为国家评奖、知识产权法院、学术道德法纪检查委员会、国情分析等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原因是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虽然表示,设立“科学智慧火花”专栏,是该院“开放兴院”打造的吸收科学智慧的窗口、沟通科学思想的渠道。这个重要举措为广大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良好互动建的平台,在充分的交流中迸发更多更亮的智慧火花,可促进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和国民科学素养提高,而做出贡献。但事实证明从2011年以来的实践,是“挂一漏万”,这不好。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这没有贬义,而是自然。中科院虽找的是一些中科院和科协退休的老同志,成立的“科学智慧火花”网站;这批号称科技研究和管理经验较丰富的人员,压制更多创新成常态。这种组成的共同负责,这真应验了“中科院既开发又各自封闭”类似雷元星先生的三个科学院的说法。例如,“科学智慧火花”网站这个“科学院”,多年树立的不倒标兵王金甲先生,受自身学历、知识所限,虽对不均匀物体自旋与进动的深度联系不懂,但因掌握有高超电脑技术,能机械地表达不均匀物体地球的自旋与公转岁差的计算与图像,居然征服了“科学智慧火花”网站编辑组,让编辑组寻找的负责投稿、来信刊登和处理的有关研究单位和专家,跟着造势反牛顿力学的正确部分。
这能说聘请的各学科领域资深专家,科学知识面较广?又如“天地生人学术论坛”,这个中科院退休著名科学家宋正海先生等领军的自然国学“科学院”,我们与宋正海先生多次接触,他人品不错,是一个十分关心同志,与人为善的优秀老科学家。他人也十分聪明,但宋正海先生不可能到过很多地方去深入考察,和掌握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中数学知识很深的部分。这类知识局限性,使他把自然国学只看成是整体论科学。宋正海先生反对中科院的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不分青红皂白乱扣“伪科学”帽子是对的。但何祚庥院士在层子模型和两弹研制上也有贡献。他因只留学过苏联,熟悉“以苏解马”哲学。他办事以自己观点和知识水平划线处理,代表的也只是部分主流科学家的“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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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6-9-10 11:34:47|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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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是和宋正海先生相近的中科院著名科学家吴水清先生领军的“科学院”。吴水清先生是中科院科普杂志原《高能物理》的主编,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善于团结反相反量的名科和民科,人缘好。所以雷元星先生说的三个科学院有不同偏重点,他们结合的优势是,如果国家实施“科学天网工程”,才可能为国家评奖、知识产权法院、学术道德法纪检查委员会、国情分析等有关部门,提供学术观点多元的大部分中国“科学智慧火花”的各类具体人员名单,作相关全面研究。今天之所以能出现潘建伟等量子通信墨子专家,都因党中央能突破旧的中科院举国以一派主流观点和知识水平划线的封锁,认可他们与国际公认成功成果相比较的结果,使他们能主动去解决矛盾,针对性地进行补课、实验,提高。潘建伟院士说“棱镜门”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窃听,前面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但第三个方面终端自己泄密,就不是他能解决的。既然三个科学院也类似中科院的三个终端,如果三个科学院各自的成果都无法做到国际公认,所谓“智慧火花”发表的新问题、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自说自话,科技复兴中国只会是一句空话。
潘建伟等这批反国内旧实在论主流搞量子卫星通信的专家,能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很不容易。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中科院著名退休科学家吴水清先生2016年8月29日主编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美国格物杂志网,发表美国著名科学家王令隽教授2016年8月25日写的《关于中国量子通信卫星上天的微信讨论》文章后,北相会员涂润生(价值承担者)先生立马跟帖说:“潘建伟和他的导师塞林格及学生陈宇翱,都是大科学骗子。中国人才想要一个世界领先(第一)了,骗来个第一,让不少人高兴一阵子”。“相信等三五年有结果的人是比较天真,因为他们还会将时间往后推,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是10-15走进千家万户。另外他们还可以将实现了光子通讯说成是实现了量子通讯;光子就是一种量子嘛”。“量子纠缠来源于量子态叠加原理。量子态叠加原理根本算不上是原理,只是包含两种假设的假设”。另一位北相会员张培贵(高原猎鹰)跟帖说:“钱已经花了,就是失败了至少可以让这少数人‘纠缠纠缠,最后当一种很好的反面教材,教育世界人”。
王令隽教授是著名层子模型领军科学家之一的戴元本院士等,培养和推荐到美国的研究员,文章还同时登有王令隽教授会见北相吴水清会长和徐实副会长的大幅照片。王令隽教授的文章说了什么,影响会这么强烈呢?他一是说党中央不懂科学,受潘建伟的欺骗。如王令隽以内行自居说:“局外人不太知道,在物理科学前沿,学术界的争论非常剧烈,通常理所当然地根据主流媒体的报道,和中央是否支持来判断是非选择立场。只有专业人士,才可能看出骗局,并且有勇气公开揭穿。可是他……配合当局急功近利的领导,蒙骗科研经费;利用宗教政治媒体宣传,猎取名利,支撑自己的科研经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只有中国拥有,外国人没有。而今皇帝的新衣,已经量子化;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却已经天文化、宇宙化”。
王令隽教授还说:“掌握了量子纠缠和隐形遁术的裁缝们,编织出来的量子纠缠新衣,可以识别一切不称职的大臣和科学家。就如检验皇帝的新衣是否成功,不要听裁缝们天花乱坠地告诉您,他如何改进了纱线的弹性模量和光学折射率,如何改进了布料的柔软度和下摆的式样设计,而要看这件衣服,是不是可以判断大臣们是否称职?能够测出诸葛亮可以委以社稷,袁世凯不可托付庙堂。还是那句话:检验皇帝新衣真伪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遮住陛下的裤裆”。
第二是说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隐指潘建伟与钱学森一样是投机的人。如王令隽教授说:“综观潘的全部工作,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指导哲学,都是潘的前老板塞林格(Anton Zeilinger)的。polik 揭发潘的前老板与回教、佛教打得火热,请达赖喇嘛到实验室访问演说,参加达赖的宗教-科学对话活动之类。如此招摇,卖力公关,以致不诸形式的科学家,在史上是绝对少见的。当我看到他对达赖喇嘛写的书‘单原子中的宇宙’推崇备至时,觉得他与那个曾经证明亩产万斤粮、宣称人体科学、是高技术平方的力学专家,有同样的投机嗅觉能力”。
第三是说潘建伟出卖国防机密,为美俄效劳。如王令隽教授说:“先进的通讯技术,是最高的国防机密。奇怪得很,潘建伟院士不仅不对他的无坚不摧的能破译任何密码的量子计算机技术,和坚不可摧的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技术保密,反而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媒体大肆宣传,寻求和外国专家的合作,将研究结果,和外国人分享。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各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增加军费之时,潘院士团队居然以近乎威胁的语气,敦促美国和俄国,在量子纠缠上面大量投入资金。害怕中国领先?你们是在为美国担心,还是为俄国担心?还是你们其实是在为自己,形单影只而担心?这种国防机密技术,怎么可以泄漏给敌国呢?”
第四是说潘建伟学术造假,潘建伟一定不如美国佬、俄国佬。如王令隽教授说:“潘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对其前老板某些方面的工作有所发扬光大。但是,把将光子纠缠用于量子计算说成是‘潘建伟研究组的工作’,潘起码无法向塞林格交代”。“如果量子隐形传态,真能够实现超大容量、超光速的绝对安全的通讯,难道美国佬、俄国佬都是死人,不在这方面花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研究?”。等等。
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的“量子隐形传态” 学术来自哪里?中国本土能不能超越塞林格与美国佬、俄国佬?以及是如何超越的?这是下面要说话题。众所周知,“量子隐形传态”自1935年爱因斯坦发表EPR效应质疑以来,国际上的争论十分激烈。《量子之谜──物理学遇到意识》一书说: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克劳泽和阿斯克特,证明在EPR问题上玻尔是对的之后,国际上的认知天平开始向承认量子隐形传态方向倾斜。但至今我国仍很争论激烈,这也许是有在文革前层子模型等,就开创批判玻尔量子力学的惯性。王令隽教授代表的,就是科学院中的这股主流。
潘建伟院士代表的是文革结束后,我国基础科学发生的转折,这不是偶然。因为国际上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潘建伟的博士导师、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塞林格,就是受到这种变化的洗礼者之一。1989年塞林格曾与如今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物理学家格林伯格和马萨诸塞州伊斯顿石山学院的霍恩,一起合作研究三个及以上粒子量子纠缠的原理工作。这对该领域以及对塞林格本人,都是一个转折点;特别是1997年塞林格在室内,首次完成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原理性实验验证。
其实,塞林格等这一切,也只是后续。他们都缘于阿斯克特在上世纪80年代,对贝尔不等式定理所做的三个实验,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如自阿斯克特的实验之后,才有更多物理学家开始思考: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非定域特征”,不是像爱因斯坦和玻尔尔之间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哲学之争,而可以是在实验室里成为检验的热门课题。从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美国物理学家西摩尼和他的学生霍恩,是跟踪阿斯克特这位法国科学家,在80年代初期证实克劳泽-贝尔不等式实验的人。特别是此期间的霍恩,常到MIT克利夫•沙尔的中子实验室交流,才结识的格林伯格和塞林格。反过来,格林伯格和塞林格有才跟霍恩密切合作,三人一直保持研究“非定域特征”的友谊。由量子纠缠引发量子通信,三粒子纠缠态是关键。到1993年才有了以他们三人姓名第一字母命名的三粒子纠缠态GHZ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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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王德奎 发表于: 2016-9-10 11:36:10|显示全部楼层
再说格林伯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1950年格林伯格高中毕业所在的班,优秀程度令人乍舌和刮目相看。因为后来他的同班同学有7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如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格拉肖和温伯格。潘建伟与博士导师塞林格之间,也是长期保持着极具竞争性的友谊。这可以看作不走国内主流科学家们宣传“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老路的一个标注。“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体现潘建伟和博士导师塞林格,在远程量子通信隐形传态领域长达七年是竞争对手,如今又是其合作者。  
从潘建伟及其团队,上溯贝尔、克劳泽和阿斯克特,以及霍恩、格林伯格和塞林格,成功都是立足在工匠精神,而不是碰运气。2016年工匠精神在我国得到共识,如在2016年的两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院士说:“尽管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都代替不了工匠精神。现在大家都在讲工匠精神,我觉得搞科研就需要工匠精神”。这种赞成,如有委员说:“如果说科研的目标是创新,那么没有工匠精神为核心指导思想,创新的结果往往经不住考验,成为无效的结果”。“除了少数基本理论外,绝大多数科学创新的来源是实际应用,因此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就是创新成果所必须的品质。如果技艺不好,别说重复好的就连差的结果也很难重复”。
量子通信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或者说“经典”的卫星通信和潘建伟的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有什么不同?2016年8月25日《凤凰资讯》发表记者陈伊凡的《对话潘建伟:欢迎基于科学实验的严肃质疑》一文中,潘建伟院士说的四点,我们从中可以解开谜团: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可以说,就是引力通信或里奇张量通信。
潘建伟院士说的四点:“量子通信的基本原理有两条:一是量子信息的传播媒介单光子不可分割,二是未知的光子状态是不可复制的”。三是通过量子卫星提高密钥分发数量,潘建伟最初搞量子纠缠实验,就想到搞星地量子通信。如上世纪90年代,量子信息在我国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发展缓慢。2001年潘建伟开始回国组建量子通信实验室,2002年就提出放弃地面上的自由空间,用卫星做量子通信;2006年就向中科院提出要做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08年潘建伟团队整体回到中科大,通过多次实验证明被爱因斯坦否定的量子纠缠是存在的,在太空与地面之间开展远距离量子通信是可能的。到2011年底中科院正式立项支持量子通信卫星的项目,到2016年6月将近4年半时间把卫星研制出来了。四是量子通信只管通信的过程是绝对安全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无论破译者掌握了多么先进窃听技术、多强大破译能力,只要量子力学规律成立,由量子通信建立起的秘密,就无法被破解。不过信息传递的两个终端,自己不要出问题;绝对安全要把终端也管起来。终端自己泄密,就不是潘建伟要解决的问题。如美国家安全局合约员工斯诺登跑到俄国,泄露棱镜计划的类似棱镜门事件,从纯保密意义上说,不但要防别人,也要防自己。
为什么星地量子隐形传态通信,是引力通信或里奇张量通信?这可以拿施郁、张天才、曹正军和郭光灿教授等的有关文章作比较。施郁教授的《揭秘量子密码、量子纠缠与量子隐形传态》等博文,只谈及潘建伟院士说的前两点,虽然和潘建伟说的相同,但都没有说到不可克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秘密。因为施郁本身就没有实际操作过,他是从书本到书本克隆别人的思想。张天才、曹正军和郭光灿教授实际只部分操作过。张天才,重庆江津人,1966年生,1988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1998年在山西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山西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量子光学和冷原子物理方面的实验与理论研究。1993年赴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从事半导体激光器量子噪声的实验研究;1999年再次赴法从事单原子俘获实验;2000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完成了对一束激光的量子隐形传送。读张天才教授的博文《量子隐形传送》,这是直接讲量子卫星“墨子号”的,举的例子,读来似乎生动有趣,但并不沾边。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从1983年起就在进行量子通信研究,2000年开始将目标锁定在量子纠缠态光场产生及连续变量量子通信研究,先后获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领衔的是彭堃墀院士与谢常德教授夫妻俩。彭堃墀,1936年生于江苏镇江,原籍四川广元,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2003年当选院士,1991-2000年任山大校长。1982-1984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参加研制“高输出稳频YAG激光器”。1988-198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完成用双KTP晶体,经OPO参量下转换首次证实量子相干性和连续变量的EPR佯谬。谢常德,1939年生,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同年任教于山西大学至今。其间1982-1984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988-198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1991年后又多次赴德、美、日、意、澳等国,进行高级访问、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郭光灿,1942年生于福建惠安渔家,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2003年当选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中科院-北京大学超快光科学和激光联合中心双聘院士。196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1981-198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访问学者。郭光灿是国家科技部973项目“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技术”的首席科学家,2015年郭光灿及李传锋教授研究组,在固态系统中首次实现对三维量子纠缠态的量子存储,保真度高达991%。郭光灿院士和彭堃墀院士与谢常德教授,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我国杰出科学家,他们比年青的潘建伟院士研究量子通信起步更早,但与更成功的潘建伟比,差距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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