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是和宋正海先生相近的中科院著名科学家吴水清先生领军的“科学院”。吴水清先生是中科院科普杂志原《高能物理》的主编,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善于团结反相反量的名科和民科,人缘好。所以雷元星先生说的三个科学院有不同偏重点,他们结合的优势是,如果国家实施“科学天网工程”,才可能为国家评奖、知识产权法院、学术道德法纪检查委员会、国情分析等有关部门,提供学术观点多元的大部分中国“科学智慧火花”的各类具体人员名单,作相关全面研究。今天之所以能出现潘建伟等量子通信墨子专家,都因党中央能突破旧的中科院举国以一派主流观点和知识水平划线的封锁,认可他们与国际公认成功成果相比较的结果,使他们能主动去解决矛盾,针对性地进行补课、实验,提高。潘建伟院士说“棱镜门”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窃听,前面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但第三个方面终端自己泄密,就不是他能解决的。既然三个科学院也类似中科院的三个终端,如果三个科学院各自的成果都无法做到国际公认,所谓“智慧火花”发表的新问题、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自说自话,科技复兴中国只会是一句空话。 潘建伟等这批反国内旧实在论主流搞量子卫星通信的专家,能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很不容易。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中科院著名退休科学家吴水清先生2016年8月29日主编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美国格物杂志网,发表美国著名科学家王令隽教授2016年8月25日写的《关于中国量子通信卫星上天的微信讨论》文章后,北相会员涂润生(价值承担者)先生立马跟帖说:“潘建伟和他的导师塞林格及学生陈宇翱,都是大科学骗子。中国人才想要一个世界领先(第一)了,骗来个第一,让不少人高兴一阵子”。“相信等三五年有结果的人是比较天真,因为他们还会将时间往后推,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是10-15走进千家万户。另外他们还可以将实现了光子通讯说成是实现了量子通讯;光子就是一种量子嘛”。“量子纠缠来源于量子态叠加原理。量子态叠加原理根本算不上是原理,只是包含两种假设的假设”。另一位北相会员张培贵(高原猎鹰)跟帖说:“钱已经花了,就是失败了至少可以让这少数人‘纠缠纠缠’,最后当一种很好的反面教材,教育世界人”。 王令隽教授是著名层子模型领军科学家之一的戴元本院士等,培养和推荐到美国的研究员,文章还同时登有王令隽教授会见北相吴水清会长和徐实副会长的大幅照片。王令隽教授的文章说了什么,影响会这么强烈呢?他一是说党中央不懂科学,受潘建伟的欺骗。如王令隽以内行自居说:“局外人不太知道,在物理科学前沿,学术界的争论非常剧烈,通常理所当然地根据主流媒体的报道,和中央是否支持来判断是非选择立场。只有专业人士,才可能看出骗局,并且有勇气公开揭穿。可是他……配合当局急功近利的领导,蒙骗科研经费;利用宗教政治媒体宣传,猎取名利,支撑自己的科研经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只有中国拥有,外国人没有。而今皇帝的新衣,已经量子化;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却已经天文化、宇宙化”。 王令隽教授还说:“掌握了量子纠缠和隐形遁术的裁缝们,编织出来的量子纠缠新衣,可以识别一切不称职的大臣和科学家。就如检验皇帝的新衣是否成功,不要听裁缝们天花乱坠地告诉您,他如何改进了纱线的弹性模量和光学折射率,如何改进了布料的柔软度和下摆的式样设计,而要看这件衣服,是不是可以判断大臣们是否称职?能够测出诸葛亮可以委以社稷,袁世凯不可托付庙堂。还是那句话:检验皇帝新衣真伪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遮住陛下的裤裆”。 第二是说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隐指潘建伟与钱学森一样是投机的人。如王令隽教授说:“综观潘的全部工作,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指导哲学,都是潘的前老板塞林格(Anton Zeilinger)的。polik 揭发潘的前老板与回教、佛教打得火热,请达赖喇嘛到实验室访问演说,参加达赖的宗教-科学对话活动之类。如此招摇,卖力公关,以致不诸形式的科学家,在史上是绝对少见的。当我看到他对达赖喇嘛写的书‘单原子中的宇宙’推崇备至时,觉得他与那个曾经证明亩产万斤粮、宣称人体科学、是高技术平方的力学专家,有同样的投机嗅觉能力”。 第三是说潘建伟出卖国防机密,为美俄效劳。如王令隽教授说:“先进的通讯技术,是最高的国防机密。奇怪得很,潘建伟院士不仅不对他的无坚不摧的能破译任何密码的量子计算机技术,和坚不可摧的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技术保密,反而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媒体大肆宣传,寻求和外国专家的合作,将研究结果,和外国人分享。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各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增加军费之时,潘院士团队居然以近乎威胁的语气,敦促美国和俄国,在量子纠缠上面大量投入资金。害怕中国领先?你们是在为美国担心,还是为俄国担心?还是你们其实是在为自己,形单影只而担心?这种国防机密技术,怎么可以泄漏给敌国呢?” 第四是说潘建伟学术造假,潘建伟一定不如美国佬、俄国佬。如王令隽教授说:“潘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对其前老板某些方面的工作有所发扬光大。但是,把将光子纠缠用于量子计算说成是‘潘建伟研究组的工作’,潘起码无法向塞林格交代”。“如果量子隐形传态,真能够实现超大容量、超光速的绝对安全的通讯,难道美国佬、俄国佬都是死人,不在这方面花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研究?”。等等。 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的“量子隐形传态” 学术来自哪里?中国本土能不能超越塞林格与美国佬、俄国佬?以及是如何超越的?这是下面要说话题。众所周知,“量子隐形传态”自1935年爱因斯坦发表EPR效应质疑以来,国际上的争论十分激烈。《量子之谜──物理学遇到意识》一书说: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克劳泽和阿斯珀克特,证明在EPR问题上玻尔是对的之后,国际上的认知天平开始向承认量子隐形传态方向倾斜。但至今我国仍很争论激烈,这也许是有在文革前层子模型等,就开创批判玻尔量子力学的惯性。王令隽教授代表的,就是科学院中的这股主流。 潘建伟院士代表的是文革结束后,我国基础科学发生的转折,这不是偶然。因为国际上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论到超弦理论等前沿基础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潘建伟的博士导师、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塞林格,就是受到这种变化的洗礼者之一。1989年塞林格曾与如今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物理学家格林伯格和马萨诸塞州伊斯顿石山学院的霍恩,一起合作研究三个及以上粒子量子纠缠的原理工作。这对该领域以及对塞林格本人,都是一个转折点;特别是1997年塞林格在室内,首次完成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原理性实验验证。 其实,塞林格等这一切,也只是后续。他们都缘于阿斯珀克特在上世纪80年代,对贝尔不等式定理所做的三个实验,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如自阿斯珀克特的实验之后,才有更多物理学家开始思考: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非定域特征”,不是像爱因斯坦和玻尔尔之间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哲学之争,而可以是在实验室里成为检验的热门课题。从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美国物理学家西摩尼和他的学生霍恩,是跟踪阿斯珀克特这位法国科学家,在80年代初期证实克劳泽-贝尔不等式实验的人。特别是此期间的霍恩,常到MIT克利夫•沙尔的中子实验室交流,才结识的格林伯格和塞林格。反过来,格林伯格和塞林格有才跟霍恩密切合作,三人一直保持研究“非定域特征”的友谊。由量子纠缠引发量子通信,三粒子纠缠态是关键。到1993年才有了以他们三人姓名第一字母命名的三粒子纠缠态GHZ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