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爱过的人

蔡登山着　　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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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与鲁迅交往过的人入手，去廓清围绕着鲁迅所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台湾学者蔡登山的这本书，涉及到鲁迅与内山完造，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北大校花，鲁迅与朱安、许广平，鲁迅与萧红等之间的事情。爱在这里并不是狭义的情爱，而是包括了兄弟情、师生情、人情等更广泛内容。
　　“台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戒严的关系，对于鲁迅及诸多三十年代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是禁止阅读的，也因此造成‘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当时的文学创作者是从西方文学去吸取养分，形成所谓‘横的移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而1987年解严后，原来禁止阅读的书，可以进来了，但年轻人对此似乎不热衷了，加上本土学术的兴趣，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台湾文学’，对于‘五四’的新文学传统，依旧无法‘纵的继承’。”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世界里有恨也有爱，这种爱，不只是情爱、父子之爱，还有朋友之爱、师生之情，甚至在他对与朱安之间“无爱”婚姻的背负，后面也有对母亲与朱安命运的特殊承担。台湾学者蔡登山，在完成了对张爱玲《色·戒》现实与创作的解读之后，又在今年推出他现代文学的研究新着《鲁迅爱过的人》。这本书名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与联想的研究论著，被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评价为“志存高洁，趣味清醇”，“没有偷窥的心思，也不带猥亵的眼光。是同情的理解，但不局限于爱情。”而蔡登山则自称，这是一本写给台湾年轻人的鲁迅书，想让他们了解真实的鲁迅以及鲁迅所处的历史现场。
　　为什么要给台湾人讲鲁迅，他们还需要读鲁迅吗？蔡登山坦言，这块文学领域，对台湾年轻人来说，是个空白。“台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戒严的关系，对于鲁迅及诸多三十年代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是禁止阅读的，也因此造成‘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当时的文学创作者是从西方文学去吸取养分，形成所谓‘横的移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而1987年解严后，原来禁止阅读的书，可以进来了，但年轻人对此似乎不热衷了，加上本土学术的兴趣，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台湾文学’，对于‘五四’的新文学传统，依旧无法‘纵的继承’。”
　　这个空白需要填补。蔡登山认为，“从文学角度看，鲁迅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我常认为一个好的作品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作者对语言的掌握要驾轻就熟，举重若轻，二是内容的密度要够，也就是它的信息量要大。而鲁迅在这两方面恰恰是做到顶峰阶段。他的作品无疑是经典，是会长久地流传下去的。”
　　作为一个台湾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蔡登山承认，他自己对于鲁迅的阅读与认识，也是在近十年来才趋于完整的。“因为鲁迅的书曾经是禁书，阅读只能处于地下阶段。无法系统全面地阅读，更无法买到《鲁迅全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本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台湾当时还有翻印本。直到1993年因为要拍摄《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我才全面地阅读鲁迅的作品及研究鲁迅的文章。”
　　《作家身影》是蔡登山曾经供职的春晖影业公司出资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也是蔡登山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五四”那批了不起的作家所做的一次努力。这个系列纪录片历时四年，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萧干、张爱玲这些人的传记影像都纳入其内，片中有大量大陆取材镜头，还有大量对大陆学者的专访。该系列片拍成后曾荣获1999年台湾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这次拍片经历，也让蔡登山接触到大量大陆现代文学的研究学者，像钱理群、汪晖、王富仁、王晓明、孙郁、朱正、林贤治等大陆鲁学专家以及海外的李欧梵等学者。蔡登山认为，相对早期老一辈的鲁迅研究者，这批学者是比较少受到政治的干扰的，也是比较能持平客观地立论的。
　　也是在对他们研究论著的阅读与拍片交流碰撞中，蔡登山确立了他自己的研究焦点──从鲁迅周遭的人写起，逐步逼近到鲁迅的自身。“这立论或许不算高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但是另外一视角，藉此可以重建当时的历史现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很难的，也许我们只能借着某些人与事，逐渐地走近他。”
　　尽量以通俗简洁的论述还原历史事件的清晰轮廓，是蔡登山作为研究学者最为擅长的。所以读书中的朱安与许广平、鲁迅与内山完造、鲁迅与萧红，甚至不乏敏感的鲁迅、高长虹、许广平三角恋，兄弟失和与鲁迅对北大校花爱意的流露，都能迅捷地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不做惊人之语，不立惊世判断，甚至对于鲁学新史料的采纳与运用，笔端之间仍不难看到蔡登山式的审慎。蔡登山说，我的着书原则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在证据不足之下，我情愿悬而未决。”（孙小宁）

　　学者谢泳近来在台湾出版著作《何故乱翻书》，此书系他在大陆出版《杂书过眼录》的姊妹篇，原本准备题名为《杂书过眼录二集》的，无奈大陆书商大多不看好此书，幸有台湾出版人很感兴趣，于是改为现名得以出版，也因此，在这书的后记中，谢泳特意向这位名为蔡登山的出版人致谢，“感谢蔡登山先生的厚爱，这些短文章能以现在这个样子面世。”恰巧，近日读刚刚收到的民间刊物《开卷》，刊载有北京师范大学朱金顺先生的文章《〈打开尘封的书箱〉后记》，也提到了这位蔡登山先生，从未在台湾出版过著作的朱先生在蔡登山的帮助下，出版了他的新著《打开尘封的书箱──新文学版本杂话》，在此文中，朱先生也不免有如此一番真诚的感慨与致谢：“海峡那边的蔡登山先生，他不仅愿意出版这册杂谈新文学版本的小书，还不止一次地用电话催促我，叫我快编书、快交稿。”
　　这两个关于出版的小细节引起了我对蔡登山先生的兴趣，在《开卷》杂志朱先生文章后面附录了关于他的著作的出版信息，也才知道蔡先生所经营的出版社全名为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让我还感兴趣的是，蔡先生热情引介出版的两位大陆学者谢泳和朱金顺，都是对于现代旧版藏书颇有心得，也都是钩沉旧籍史料的高手，由此忽然想到近来在《万象》、《书城》、《温故》、《老照片》等刊物中依稀有蔡先生的文字，于是立刻翻箱倒柜，果然搜罗到若干蔡先生的文字，也大都是关于现代文人研究的随笔文字，以前大都匆匆读过，这次重读，方才觉得蔡先生的文章功底颇深，几乎都是建立在对史料的筢梳的基础上的，许多文章皆能够从细微中剥去历史的尘埃，焕发出新鲜的色彩；最近在《新京报》上读到蔡先生的文章《遗落的明珠：寻访三十年代的女诗人徐芳》，得知在海峡彼岸还隐居着一位曾受到过胡适器重的现代女诗人，恰好又在《书城》杂志上读到上海学者陈子善先生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得知在此之前蔡登山先生曾发微掘金，写有关于徐芳与胡适交往的文章《师生之情难“扔了”？》，也获知徐芳先生尘封了近七十年的著作《中国新诗史》和《徐芳诗文集》也都在蔡先生的努力下在他的台北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也难怪，由此足可见蔡先生能够热情出版谢泳和朱金顺两位学者的著作，大约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吧，因为以我的猜测，这种著作即使在台湾大约也是缺乏商业价值的。
　　我颇为喜欢阅读这些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文章，因为作者常常能够剥隐发微，如侦探高手断案，曲曲折折，环环相扣，最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读来十分痛快。但这些的文章的写就常常是颇为困难的，每一个论断大约都是要有可靠材料支撑的，否则一个环节断裂，则所有的推断和论断都没有意义了。因此这不但是一个辛苦的劳动，也是需要耐心和智慧的精神付出。我将散落在杂志上的蔡先生文章逐个阅读之后，真有些的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在书店购来蔡先生于去年六月份在大陆出版的著作《百年尘埃：张爱玲〈色，戒〉》，这册书我以前在书店里见过，但也以为不过是李安电影《色，戒》的跟风炒作之书，其实此书出版在电影公映之前，且在我一口气读完全书之后，才发觉自己之前的判断是非常偏颇的。
　　《百年尘埃》通过对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的研究，层层剥离出小说虚构的人物原型，蔡先生以为小说《色，戒》写易先生与王佳芝，其实是了断自己与汉奸文人胡兰成一段失败的情缘，蔡先生详细论述张爱玲对于这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复杂心情，其中为了剥离她自己的身影，居然将小说在胸中酝酿修改几达三十年之久，而蔡先生此间的书写颇含情感，读来让人内心澄澈，其对张爱玲的欣赏与喜爱几达痴迷状态，诸如写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最后一见，就有如此千回百转的记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地回到上海，在常德公寓张爱玲的住处住了一晚。那是爱玲到温州千里寻夫，并伤心而别的八个月后。当时他们的感情早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的时候了。当晚他们分房而睡。第二天天还未亮时，胡兰成来到爱玲的房中，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他也许想不到，这竟会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别了。”而随后蔡先生继续刨根问底，才逐步引出关于小说《色，戒》的“本事”，即民国抗日期间郑萍如刺杀汉奸丁默邨的故事，这段往事被蔡先生得以还原，写得引人入胜，极为出色。此故事与小说的内容极为相仿，然而张爱玲却竭力去证明和反对自己是受了这故事的影响，由此，蔡登山先生从多个方面分析认为，这些不过都是张爱玲的障眼法而已。
　　读完此书，可以发现蔡登山先生对于张爱玲和他的著作的熟捻，特别是其中对张爱玲的喜爱之情洋溢字里行间。蔡先生是台湾最早研究张爱玲的学者，在此书出版之前还曾有著作《传奇未完──张爱玲》，为了写作张爱玲的研究著作，蔡先生在进行史料的钩尘发微之外，还亲自到张爱玲生活过的地方去寻访与体验，这些都使得他的研究推断更多几份的烟火气息和历史的质感，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我在读蔡先生的《百年尘埃》，一下子就被他刚刚开始对张爱玲生活环境的描述所吸引，由此也更深地理解了张爱玲和她笔下的作品。蔡先生的这本著作在大陆出版不久，李安的电影就立刻风靡全球，其中关于道德与情色、情感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分歧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这些我们都暂且在此不谈。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就道拍成一部电影大约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而这一篇特殊的小说则是更为艰难，李安选择这一篇，对于他自己来说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我通过对蔡先生的了解，也才知道他竟然是李安选择这部电影的幕后推手之一，难怪有了如蔡先生这样的学者在幕后做支撑，《色，戒》也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功，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蔡先生对张爱玲的真正喜爱。十多年前，蔡先生就曾是台湾一家名为春晖电影公司进行电影企化和制作的经理人，他曾制作了《作家身影》的系列记录片，其中就包含有作家张爱玲。我在网上查阅了蔡先生制作的这十三位作家名单，其中还包括有鲁迅、陈独秀、胡适、曹禺、吴宓、钱锺书、徐志摩等现代文人，这些记录片据说后来又被他改写成著作出版，均受到很大的欢迎。
　　如此以来，蔡登山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逐渐地清晰起来，诸如出版人、学者、电影制作人等身份，但我以为，无论是从事怎样一种职业或者工作，蔡登山先生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文人。需要我多余的一句话是，这位蔡登山先生，出生于一九五四年，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和行销部总经理；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代表著作还有《鲁迅的爱人们》、《往事已苍老》、《百年记忆》、《人间花草太匆匆》、《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另眼看作家》等等，而这些著作，我也都是很有兴趣继续搜集和阅读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16日，发表时有删节）

私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

──从蔡登山《梅兰芳与孟小冬》说起

谢 泳

近年来台湾蔡登山的文史研究，很受中国大陆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关注。最近黄山书社在电影《梅兰芳》热映期间，推出蔡登山的《梅栏芳与孟小冬》，很受读者欢迎。记得《色戒》放映时，作家出版社也推出了蔡先生一本类似的书《张爱玲：色·戒》，不但在市场上抢得先机，也带给研究者许多信息，可见蔡先生的知识积累和他平时研究的先见之明，他对研究对象的判断和史料搜集，使他的研究工作在获得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学术意义。

蔡先生这些工作，表面看起来有些迎合市场的意味，但细读他的研究发现他不是迎合市场，而是市场的热点契合了他平时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有一贯的追求和明显的学术风格。蔡先生与一般文史研究稍有不同的是他能另辟蹊径，他对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和事功并不太注意，而是把研究重心放在研究对象的私人生活上，特别是对他们的婚姻、家世、交游和婚外生活，有相当的关注。他的这个研究视角，不但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更发现了丰富的史料，这种关注研究对象私生活的视角，对于丰富学术研究，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内心，有相当的学术意义。蔡先生的学术追求，已获得了社会认可，在学术界也非常受人推重，这来源于他的严肃认真和把私生活放在重要学术背景下观察的学术眼光。

蔡登山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作家私生活研究，贡献最为突出。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婚姻和婚外情的研究，特别是他引出的研究方向，让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作家生活极其丰富的时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鲜有在正常婚姻生活以外没有婚外生活的，蔡先生把眼光投向这一方面，不但是从趣味出发，而是把作家私人生活和他们的文学活动结合关注，并试图从这些作家的私人生活中，发现与他们文学创作的关系。比如他对沈从文私生活的研究就非常给人启发，他能把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学时期的生活与他的中篇小说《八骏图》联系起来，并用史实梳理出当时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群体与一个重要女性──俞珊──的关系，对深入理解作家的文学活动都有帮助,这个线索虽然过去有研究者提出过,但蔡先生能梳理清楚并提示出学术意义。在对鲁迅、胡适私生活的研究中，蔡先生也独具慧眼，他发现的史料方向，常常能引人深思并深化对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蔡先生的研究工作，一般都建立在完整的史料基础上，对史料的真实性读者可以怀疑，但他绝对不臆测和过渡解释史料本身以外的事实。1949年后，曾经与中国现代作家有过直接交往的历史人物，有相当一部分出走海外，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从海外定居台湾。蔡先生直接访问过其中的一些人，他从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中获得第一信息，然后再去寻找相关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判断。

对重要文化人物的私生活，获得第一信息是相当重要的，这常常要得自亲属或者有直接交往的当事人，如果没有这个直接信息，研究者在一般的文献阅读中很难发现作家私生活的直接线索，蔡先生的工作所以获得学术意义，就是他在提供第一信息和用史料印证信息方面，为研究者开拓了思路。这个研究方向恰恰是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缺乏的东西。我们过于关心作家的社会生活和公众生活，对于他们私人生活的忽视，不但影响了研究的深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变得索然无味，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比如在鲁迅、胡适、郭沫若、田汉、沈从文、老舍、张爱玲、胡风周扬等等这些作家的研究中，如果不引入对他们私生活的研究，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问题就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蔡先生的研究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就是现在这本《梅兰芳与孟小冬》，也用很丰富的史料把历史人物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私人生活关系解释清楚了，还原了历史人物真实的存在关系，并对这些关系给出了“了解之同情”。这种学术工作的努力，不但丰富了历史人物真实的生活，也丝毫不损于他们的形象，因为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也最能令人敬仰，对中国现代作家如此，对梅兰芳这样的艺术家也如此。

蔡登山研究工作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他极少在研究工作中加入自己的臆测和主观想象，他每叙述一个细节或者一种人物交往的细密关系，都有史料依据，他没有在这方面迁就市场，也没有故意迎合读者。我认为蔡先生的书比较好地把阅读趣味和研究结合起来了，这个特点从《梅兰芳和孟小冬》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蔡先生是重叙述而少判断的研究者，不过这不等于他没有判断，他的叙述常常就是判断。做有趣味的学术工作，我想这是蔡先生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