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时代的群体传播：鲁迅、任继愈、季羡林，各领三十年

一：季羡林任继愈的去世与当年鲁迅去世之比较
　　季羡林任继愈在7月11日同一天去世，这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引起一片反响。我们知道，比起任继愈的沉寂，这几年季羡林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但是知道任继愈的老人都会联想到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如果算起这六十年，这其中更长时间任继愈的名声是高过季羡林的。
　　可以说，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任继愈和季羡林代表了中国社会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当然，任继愈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角度来建立这种价值的。
　　建国以后长时期，任继愈的四卷《中国哲学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批判性继承的正宗理论。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普遍富裕，而以执政党中央呼唤八荣八耻为标志，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所以，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一批对国学提倡和研究的学者，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也就是说，从社会的发展心理和对于传统继承需要出发，无论是任继愈还是季羡林，都代表了不同时期当时一种社会的期待心理。也就是说，人们对于这两位学术人才的期待，表示他们曾经占据着一种神圣的随时补偿社会心理的崇高地位。
　　所以今年──建国六十年时候，两位学术巨匠去世才会带给社会的这样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如果说在历史上有一个对比的话，那就是1936年鲁迅的去世。
　　还记得当年鲁迅的去世带给中国社会的震动吗？这种震动就是社会丧失了价值载体的那种震动。
　　还记得1936年鲁迅葬礼上覆盖在棺木上的大幅字迹──“民族魂”吗？为什么独独鲁迅称得上这三个字呢？
　　有人说，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等，在鲁迅同时代都对中国文化进行过发掘和批判，为什么独有鲁迅达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价值载体的高度呢？
　　这是因为，鲁迅是在“通”的意义上，把中华文明与今天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艺学结合起来的巨匠。
　　尽管鲁迅没有长篇学术系统理论和巨幅的文学作品。但是，鲁迅的学术和作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今天打通了。所以，鲁迅在1936年去世，彰显了社会良心的一种缺失。也就是说，苦难的中国、即将面临日本全面侵略的中国，这个社会曾经长期期待着鲁迅发表意见，期待着先生哪怕发表一篇短文，以不断代表这个民族见证良心和补偿亏欠。而1936年，大师的去世使得中国社会突然发现，我们民族失去了什么？因此全社会对鲁迅才有了“民族魂”的高度评价。这可以说是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评价了。

二：“应时的国学还是批判的国学”之一
　　今年2009年，是“五四”九十周年，是建国六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刚过三十周年的年份。
　　如果把鲁迅、任继愈、季羡林分成三个三十年的话，那么他们刚好各占三十年。
　　鲁迅所代表的三十年，是五四运动对旧中国知识分子遭受到的桎梏和民族遭受到的儒家道德账簿的批判，鲁迅最著名的句子就是，这个账簿满本写满了仁义道德，我看了半夜，才从字里行间看到都是“吃人”两个字。
　　鲁迅对于国学的厌恶甚至导致他厌恶中医和梅兰芳的京剧。但是，不管鲁迅如何厌恶国学，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国学的种子。所以鲁迅对于青年学生群体，他是既想接近又想疏远，就是怕自己从旧国学得到晦气和暮气沾染了青年。他痛骂给青年开必读书单的知识分子，生怕他们开的旧书单子给青年带坏了。
　　鲁迅于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当1936年，鲁迅的灵柩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时候，这些青年和“孩子”们则自发地拥在他的身边，一幅巨大旗帜上写着三个醒目大字──“民族魂”。这就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对于代表自己灵魂和价值的人物去世的巨大反应。
　　任继愈是跨越了三个三十年的人物，他在继承了北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旧哲学批判传统的基础上，在建国之后，集中力量对旧国学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整理批判。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有了一套正宗的教材。
　　1964年以前，任继愈在北大哲学系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是中国各高校关于中国国学、中国哲学的基本教材。
　　1964年，任继愈奉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所。于是任继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之外，还开辟了一套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任继愈关于儒家也是宗教的理论，独树一帜。
　　翻开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满篇都可以看到进步与落后的这样的评判字眼。
　　下面我们摘录部分篇章的题目如下：
　　第五篇 统一封建国家重建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公元589年～公元960年）
　　第一章 隋唐五代时期经济善、阶级矛盾与思想斗争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斗争
　　第二章 傅奕反佛教斗争及吕才、卢藏用、李华反对方术迷信的进步思想
　　第一节 傅奕的反佛教斗争
　　第二节 吕才对当时社会浒的迷信思想的批判
　　第三节 卢藏用《析滞论》对占卜术的批判
　　第四节 李华对占卜迷信的批判
　　第三章 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
　　第一节 对传统思想的怀疑与批判
　　第二节 对历史典籍中五行灾异神鬼迷信记载的驳斥
　　第四章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上）
　　第一节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的形成和它的兴衰过程
　　第二节 天台宗教哲学
　　第三节 法相宗的宗教哲学
　　第五章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下）
　　第一节 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有人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割裂了中国哲学历史上丰富的原始材料，把它们割裂成碎片，然后分装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历史范畴里面。
　　尽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比起鲁迅当年的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国学，比起鲁迅生怕旧国学习气中的晦气沾染了青年的做法，任继愈在学术上加以整理批判，毕竟是对于新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因为任继愈对于国学的马克思主义整理，说任继愈影响了建国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和一代代青年，这一结论一点也不为过。

三：“应时的国学还是批判的国学”之二
　　季羡林也同任继愈一样经历了三个三十年。
　　季羡林与任继愈的不同之处，在于季羡林有着国际留学背景和东方学的深厚功底渊源。
　　因此，当任继愈为着新中国的青年费心尽力地对旧哲学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式地整理的时候，季羡林却在中国佛教来源的古印度梵文等领域积累着大量的学养底蕴。
　　季羡林与鲁迅、任继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理解的中国旧国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东亚现象，而是包括古印度恒河文明在内的整个东方学理论。
　　中国历史上的显学只有三家，那就是儒释道。儒家、道家都是东亚的理论，而释家也就是佛教的世俗理论和经典理论，就是来源于古印度的。
　　因此，我们看季羡林对于唐代佛教中哲学因素的分析，就绝对不同于任继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佛教史研究中，季羡林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找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不要小看季羡林的研究，在儒释道三家显学中，儒家一直是官家理论，而道家是知识分子在进行隐士行为时普遍持有的理论。
　　那么，季羡林的作为佛教来源的东方学研究为什么重要呢？有人说，季羡林代表了应时的国学，是一种现代广告。但是这是粗鄙的看法。
　　佛教是五代、唐代以后进入老百姓民间的普遍学问，和尚、寺庙的普渡众生行为，是活生生的给普通人崇高思想和行为的阶梯和轨道。
　　由于有了佛教，在中国老百姓眼里，从此学问不再是生僻冷峻的，而是活生生的中国化的。“我佛在我心”，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进而是东亚老百姓的经典理论。每个人都成了理论家。
　　季羡林的贡献，就在于把原先来自古印度的上层的佛教，它为什么在中国和东亚能够民间化、中国化？这样一个重大的渊源问题解决了。你说他重要不重要。
　　或者说季羡林起码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他才为全国老百姓所接受、所爱戴。
　　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中国人普遍富裕起来了，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民间显学和处处见到的庙宇佛像，不再满足于当做旅游资源，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要探个明白的时候，季羡林的学问就显出功用来了。
　　看看季羡林的学术得奖目录，就知道他的学问被社会所接受和所需要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即，全是在中国人富裕起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以下是季羡林的获奖目录：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

四：“应时的国学还是批判的国学”之三
　　通过以上鲁迅、任继愈和季羡林他们三位学问所对应的不同时期的回顾分析，也就是对三个三十年中的中国社会价值建立需要，与相应国学的的关系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的国学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重要。
　　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鲁迅，等等等等。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体现自己民族价值的学术，特别是这方面的学术大家。
　　但是，不要把大家理解为超人，恰恰相反，学术大家都是植根于民间的，适应了时代需要的，具有超前知识和见解的人。
　　任继愈、季羡林去世的第二天，张生泉在东方网写了一篇文章《大师最敬畏民意》，此文突出地体现了大师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摘录如下：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的去世消息传出，悲恸之情实在难以言表。纪念和学习大师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风范，我想还是从敬畏民意说起吧！
　　──民意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在一般人看来，好像民意只是应该当官的才需要了解、尊重和敬畏，其他人，包括知识分子可以自己管自己研究、讲话，不要考虑民意，更不要说尊重和敬畏民意了。
　　──然而，在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大师眼睛里，民意比天还大、比海还深、比宇宙天体的时间还长。以季老为例，他做北京大学副校长时，可以为一个殊不相识的新生在校园里默默无闻地看管行李长达一小时多；他对登门来访的客人，只要同意接待者，离开时他都会目送到对方离开他的视线为止。现在我们很多教授，不要说在校园里帮助新生看管行李这样的“掉份”的事情，就是下课时你求他在课堂里多留一会也很困难；至于你到他家去，离开时人还没有走远，“碰”的一记门声也让你吓得一身冷汗冒出。民意不是抽象的名词，也不是仅仅发表在论文中的夸夸其谈，有时它就是平常人的需要、热心人的相助、大家亲身传播开来的一个话题、一种期待、一片心灵渴望的绿洲！
　　──老百姓需要国学，可老百姓对那么多“国学大师”的演讲、签名和电视广告式的推销方式有些迷茫，在国学普及似乎热情多于理性的情况下，任老的态度就是一个无声的支持和尊重民意的最好表达──因为，只有他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才最合适担任国学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民意，不仅需要表达，更需要提升和深化，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代表或帮助老百姓把这个任务完成。任老做到了。他不愧是民意的代表和形象。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季羡林先生对前往探望他的温总理深情地说道：“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人的内心和谐是最重要的一种和谐”这个观点得到了总理的认可。实际上，在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最重要的对手，可能不是自然的险恶，不是他人的不从，而是自身的内心不和谐、不科学、不全面。人家成暴发户了，我为什么不是？人家当大官了，我为什么不成？人家博士、教授、长江 学者等头衔一大串，甚至妻妾成群、花天酒地，我为什么享受不到？发出这样的疑问，产生这样的困惑，肯定有客观原因；但是，个人内心失衡、从而导致不和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季羡林先生的话语，语言不多，但对民意的了解不可谓不深刻──敬畏民意，不是一味地迁就民意，而是对民意中隐含的、一般人难以体察的、而且可以提炼和改变的元素进行直言。
　　──大师最敬畏民意，根源还是和他们的个人修养有关。任老说：“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季老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一个要我们敬业，一个要我们看见人生的不完满性，两个加在一起，肯定要超过一般数学意义上的“两”的内涵，民意也就有了在新的时期，在任老、季老这些老一辈国学大师去世之后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追求。
　　让我们与张生泉和众多心怀理想而非小理性的人们，一起悼念和追想两位逝去的老人，是他们在这个处处充满小我小理性的物质时代，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大理性和大智慧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的时候是要否定小理性小智慧的。
　　因此，才有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群体传播，那就是对于处处物质欲念的小理性进行否定的非理性时代的群体传播──一个民族在需要确立理想和价值的时刻所要进行的传播。
　　任继愈、季羡林，你们与鲁迅一样代表了民族的不同时期的价值载体的要求，你们将同你们的学问一样将永远存在下去，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之中。

我的天，字太小，内容太多，没时间看了，只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