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成都历史的再现──西德尼·甘博照片解读

这是两幅法国领事馆战乱后的照片。位于顺城街上翔街的法国领事馆也在战后中受到严重损害，房屋已被炸开，木檩和瓦砾散落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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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南北军阀的斗争与川人自治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凭借手中的北洋六镇夺取革命果实，并四处安插北洋系统的亲信，渗透北洋势力。袁世凯希望控制四川震撼西南，为其称帝创造条件。袁称帝失败，滇黔军阀控制四川，这与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策略发生尖锐冲突。南北军阀的冲突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四川军阀在南北冲突中始终都处于从属地位。于是四川各界要求川人治川的呼声日盛。

　　（一） 川人治川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条件

　　四川是古蜀国故地，地势险要，北有剑阁，东有夔门，西连康藏，南为滇黔之门户。进可东下夔门而驭湖、湘，出汉中而控中原，足可据固自守。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它历来为兵家所必争，也常有人欲据四川而谋独立之举，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之说。

　　四川谋求川人自治的历史文化根源：首先，地缘因素。蜀地险要，四面环山，又地处西南边陲，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向心力较弱。其次，由于地理的隔绝状态，使四川人形成一种排外自治的心态，不能容忍外人统治。排外情绪强烈，并且由于地理和民族杂居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内涵。再次，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经济上能够实现独立自给，为川人自治创造了物质条件。最后，四川历来就有独立自治的历史，如：刘备蜀汉政权、王建的后蜀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等。

　　四川人谋求川人自治的现实原因：1、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林立，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中央的国家凝聚力削弱。中央政权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对内提防各地方政权的政策激起了各地方政权强烈不满，中央政权的无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2、唐继尧推行大云南主义，欲割据滇、黔、川，这与段祺瑞推行武力促统一发生尖锐的冲突，使四川陷入南北两大军事集团的冲突之中，致使四川军阀分为两派而混战不断，这使四川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强烈要求川人自治。

　　（二） 军阀在四川的争夺与四川军阀驱逐客军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但其个人权利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他希望拥有君主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袁世凯推行极为反动的政策。对外，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内，推行高压政策，刺杀宋教仁等反对派领袖，并四处安插亲信，渗透北洋力量于全国各地。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最终触发了反对袁世凯专政的二次革命。四川地区在熊克武的领导下，也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熊克武等被别有用心的滇、黔军和忠实于袁世凯的胡景伊联合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极为看重这块地方，便派自己的心腹陈宦入川，掌管军政大权，填补西南地区的权力缺口。在陈宦入川之前，“指使陈与袁克定拜把”，并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可见袁世凯对四川的重视。1915年，陈宦带着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北洋混成旅入川。袁希望通过控制四川，在西南地区对滇、黔保持军事压制，向东出夔门，可以威慑长江下游非北洋系军阀，为自己顺利称帝创造条件。陈宦带着北洋三旅入川以后，为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与刘存、周骏的师生关系，委以重任，加以笼络，同时他借整编川军为名，削夺兵权，一是，大批撤裁川军，特别是骑兵和炮兵，一是，撤换川军将领，加强对军权的控制。另外，还借“清乡”之名，使川人打川人，分化川军力量。陈宦的这些措施，激起了部分四川军阀的不满，为四川军阀分为两派埋下隐患。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天人共愤，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袁的“护国运动”。护国军第一军在蔡锷的率领下进入四川，并得到四川军阀刘存厚的起义响应，和熊克武领导的护国军四川招讨军的积极配合。虽然陈宦极力抵抗护国军，怎奈袁氏称帝已“绝恩于世”，“北洋分家”北洋军无意抵抗滇黔护国军，且川军复杂，陈宦无力统御，最终陈宦宣布四川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护国战争至此结束。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发遣大批滇军来四抢占地盘”，并且“密电滇黔将领长期占领四川，不容撤退。[1]”其实滇黔军欲占四川已酝酿很久，并有几次行动。如在辛亥革命时的“援川”和二次革命时滇黔联军入川镇压四川革命军，后在川军强烈的反对和北京政府的干预下，没有留在四川。滇黔将领明白“盖无川，则滇、黔不克自强；有川则滇、黔方可自立也！[2]”。打通川道，才能将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使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得以实现，而黔军也得一块食饷之地。故而滇、黔军在北伐援鄂、援川、援藏，而在数次行动中都以四川为第一行动目标，并滞留四川不前。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以“再造共和”为名，利用黔系刘世显集团的帮助，“以征服者自居，联黔倂川，希望实现滇黔并治”[3]。在蔡锷因病去职后，由罗佩金和戴戡共同治理四川后，滇黔共治局面形成。

　　

1、“刘罗”和“刘戴”之战

　　罗佩金和戴戡分别掌握四川军事和民政后，刘存厚成为川军联合反对滇黔共治的核心，四川军事力量渐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川中的争夺也主要表现在刘、罗、戴之间和他们背后的支持力量的较量。

　　罗佩金是滇系在四川的代理人，在罗佩金主事之后，表面上维护“滇黔共治”的局面，而实质上“常侵略主义而欲握全川之政权、财权、兵权，尽归之滇”[4]。希望独霸四川的督军和省长职务，这样既可以推行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又可以扩充自己的势力，排出黔系军阀的掣肘，于是他暗中支持四川军政人员反对戴戡上任。戴戡是黔系的代理人，同时也是梁启超的进步党的利益代表。戴戡在黔西和进步党的支持下和罗佩金就四川权力分配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此时，刘存厚则投靠了北洋段祺瑞，希望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驱赶滇黔势力。面对四川军阀排外力量的增强和北洋军阀的压力，罗佩金与戴戡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对于四川排外情绪的高涨和川军的威胁时，两者都是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暂时团结起来以对付刘存厚和北洋势力。于是戴戡顺利的掌握四川民政。罗、戴矛盾也就暂告结束。

　　

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之后，在四川积极推行裁兵计划。将滇军、黔军改为中央军，其中滇军一师一旅，黔军一混成旅一独立团，名义上隶属于中央陆军部。每连兵力可达120人。而川军则由原来的5个师，改编为3个师，每连限兵员90人，并且为暂编地方军，即随时都可以撤销编制。北京段祺瑞政府虽然明里支持罗佩金的裁军方案，但暗里却支持刘存厚，透露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希望以川军力量抵制滇黔军阀为其武力统一全国创造条件。罗佩金明为“强干弱枝”，而实际上是“强滇弱川”的裁军计划，激起了川军将领的强烈不满。且川军在护国战争中素有战功，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川军头目不满滇黔军头目视川军为庶出，且害怕“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刚刚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却又落入滇黔军阀的管辖之中”[5]。新仇加旧恨，在“素抱野心、觊觎督军”职位刘存厚的团结下，川军将领因利害而趋于一致，联合起来，“企图实现川人自主共事”。川军将领刘存厚内依四川军民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外与靳云鹏建立密切的关系，投入北洋军阀的怀抱，希望与滇、黔军阀对抗。自罗佩金裁军阴谋的败露，刘存厚就愈发的坚定的武力驱滇的决心，加上戴戡暗中挑拨，并暗许给刘存厚以重利，刘、罗矛盾愈发尖锐。1917年4月15日，罗佩金强制解散第四军，致使刘罗战争爆发，最终罗佩金被赶出了成都，削弱了滇系在四川的军事力量，但滇军并没有从四川境内撤走。

　　

刘罗之战后，戴戡攫取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刘、罗之争的最大受益者。由于刘存厚未得戴戡曾经许下的军务会办职务，对戴戡深怀不满，加之“由于主客军利害关系”[6]。戴戡成为川军的众矢之的，川内各进步党人和绅商基于“省界排外”的原因对戴戡也抱不合作态度，明显的偏袒刘存厚。戴戡与川军刘存厚的矛盾日益激化，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张勋复辟后，戴戡“置刘存厚已公开表达拥护共和反对复辟于不顾，仍令黔军做好对林存厚川军的作战准备.”[7]，并且与滇军联合，以期一举全歼，彻底实现滇黔并川的计划。七月十五日，刘戴战争爆发。战争一起，刘戴双方互相攻击，推诿责任，戴戡指责刘存厚私受伪命，率先攻击黔军，以掩盖首先攻击川军的事实。刘存厚首先表明自己“不忍甘受亡清伪职，甘作天下罪人”，指责戴戡“前者构祸川滇，将渔人之利，复乘川滇嫌疑，迭电挑拨。…复乘中央政乱，阻我通电，并宣传存厚甘受伪职，故入人罪”。声明“矣大局定后，静听中央解决”。攻击滇黔军“夺吾川土地，目以吾川之财产，供祸川之盗贼；以吾川之械弹，杀保川之军人” [8],以“保川排外”为口号，激起四川军民对滇黔军的反对。戴戡最终因川军的提前准备、英勇战斗和滇军的按兵不动而失败，戴戡战败自裁。

　　“刘罗”、“刘戴”之战后，唐继尧不能接受滇黔天然屏障的丢失，滇黔军摆出要“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进攻川军的姿态，借张勋复辟之机，以刘存厚接受伪职为借口发动对四川的靖国战争，不久张勋复辟失败，而刘存厚也一再表明自己维护共和的立场，使滇黔联军靖国战争的目标不复存在。而北京政府乘此机会，则任命倾向于北洋系的周道刚代理四川督军，直接排除了滇系割据四川的企图，命吴光新率兵入川，希望由吴光新督川，“使四川纳入北洋系掌握之中，借便控制滇黔两省”[9]。8月10日，周道刚就任代理四川总督，四川又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刘罗”之战是自护国战争以后，西南军阀间的第一次混战，它既是四川军阀排外情绪与滇黔併川尖锐矛盾的结果，也是南方军阀和北洋军阀争夺四川的结果，而“刘戴之战”则是刘罗之战的继续。战争结果使南北双方势力在四川的主从地位发生改变，北洋军阀在四川影响力增强。自此，四川军阀为了谋求自治由联合北洋排斥滇、黔转变为联合、黔排斥北洋。虽然刘罗、刘戴之战仅是西南军阀之间和南北军阀之间对四川争夺的集中表现，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刘戴、刘罗战争背后四川军民的排外意识和谋求川人自治的积极意义。

　2、滇系图川与靖国护法战争

　　“刘戴”、“刘罗”之战后，西南地区川、滇、黔系军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滇、黔在四川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北洋军阀再度控制四川，从军事是上保持对滇黔的威慑，使滇黔再次联合起来，其图川决心也愈加坚决。其次，川军将领虽然对刘存厚排滇、排黔的行为表示接受，但也明显分为拥护中央、依附北洋的刘存厚派，和以护国和民主共和精神自诩的熊克武派，他们对刘存厚投入北洋系统，置四川于北洋控制之中表示不满。

　　1917年8月，护法战争爆发，唐继尧出于自身政治的需要，立即宣布护法。唐继尧宣布护法，一方面希望借护法的巨大号召力阻止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一方面，则利用护法出兵四川，唐继尧公开宣布护法以后，明显团结四川军阀熊克武以驱除刘存厚，暗中与北洋军阀进行试探性勾结，表明“只要段祺瑞不阻止滇军进据四川，”并提出由唐出任由北洋政府任命的“滇川黔巡阅使”。然后，唐继尧就联合滇、川、黔、湘，一致拥护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否则，“滇黔惟有背城借一，以求得立足之地”，唐的连黔併川的计划，遭到段祺瑞的断然拒绝，并受到段祺瑞支持的刘存厚的坚决反击之后，才坚定了唐继尧反段护法的决心。并去电表明自己的护法计划“滇军家旨相同，惟因川事未决，急切不便宣布。佚川事得手，即当明白宣布与粤沪一致进行，以达护法救国目的”[10]，并表示思维北伐，宣先靖蜀，希望孙中山能为滇军入蜀代为疏通。

　　 滇军的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团结的川军的熊克武的帮助下，击败依附北洋系统的川军刘存厚，周道刚势力。1918年2月，“滇、川、黔靖国联军”占领全川。在滇、黔联军联合占领四川后，唐继尧极力加强对四川的控制，排挤四川军阀熊克武，完成了对四川的军事占领和军政权力的全面控制，成为统治四川的“太上皇”。

　　从1916年讨袁战争开始，川军形成了两个军事宗派集团，“一个以依附北洋派的刘存厚为首，一个以站在西南一面的熊克武为首。四川军人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要把四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愿外来军阀染指，刘存厚并非甘心依附北洋派，只是由于受到滇黔军的压力，才不得已求助于北洋派。而川军驱逐刘存厚，也正是反对刘存厚勾引北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的。熊克武也不是真心倾向唐继尧，为了打击北军和刘存厚，也不得不求助于滇黔军”[11]。1918年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在四川地区也基本结束了南北军阀力量的冲突，滇黔系完全控制了四川，四川军阀的依南排北的策略也到此结束。南北冲突在四川结束后，主客军矛盾又逐渐上升，并逐渐形成了以熊克武为核心的寻求川人自治的四川军阀集团。

　　4、川军独立排滇黔

　　 “溯辛亥革命，滇军号为援川，实则据城邑，刮资财，以义始，以利终。挟窃据之野心，施殖民之政策”[12]。1918年，北军退出四川和刘存厚逃往陕南后，唐继尧、刘世显自封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副司令，成为四川的新统治者，他们处处以削弱四川军阀为要。同年9月召开“重庆联军会议”企图分化川军，削弱、孤立和限制熊克武的权力。力图巩固滇系对四川的统治，并秘密成立“同盟倒熊”，激起了新川军领袖熊克武的强烈不满。而四川处于南北前沿，常年受到战争的蹂躏，四川遭到客军和四川本地军阀的骚扰，四川各界强烈要求川人治川事。四川军阀熊克武利用川人自治要求，秘密发起“川人自主”运动，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熊克武一方面防备滇黔军的进攻，同时对川军将领发动“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政治攻势，说服了吕超、刘湘等川军将领加入排滇黔军的行列之中。各地士绅也要求“把川土收回，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钱粮”[13]。1920年5月，川军与滇黔军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川军进展顺利，但随着唐、刘增兵和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熊克武领导的川军排滇黔军前期作战失利，退守阆中、南部、西充一带。在熊部退守川东北时就积极与刘存厚联系，熊、刘本来就有排客军，实现川人治川的共同愿望，此时以利害关系结成同盟，组成靖川军，公推刘湘护理四川督军事务，8月24日，刘、熊通电讨唐，三路南下，军事进展顺利，各路川军纷纷加入靖川军，9月23日收复成都。并继续三路南下，欲尽赶滇黔军于川境之外。10月15日，攻下重庆，随后又收复万县、夔州。至此，四川省内才没有外省军队的踪迹，而唐所推行的连黔併川的大云南主义也至此完蛋。

　　

由于四川多年来受军阀战争的蹂躏，在赶走北洋军，滇、黔军以后，“自治声浪，渐增高涨，军、政、学、绅商各界，以及议会中人，咸积极与自治运动”[14]。熊克武、刘存厚、刘湘等也明白，此时如果依附北洋，响应其所谓的统一令，则表明自己违背了“护法的初衷，未免自形难堪”，也会激起川中国民党人的激烈反对，如果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则本非初衷，而且川军曾因依附滇、桂护法军政府，与孙中山有较大的矛盾，也会引起刘存厚的旧川军的不满，使四川再次陷入混战之中。他们都认为“南北两个政府都没有力量过问四川”[15]。与其响应北京政府或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不如“选择联省自治，做出不南不北的姿态，”。这样“既可在南北对立的夹缝中求生存，也可在自治潮流中顺应大流”[16]。1920年12月30日，四川宣布自治。

　　 从辛亥革命成功到1920年四川宣布自治，四川各派军阀无论是依附北洋系统还是依附南方的孙中山，都无不利用南北政府争夺四川之机，发展、扩充个人力量。虽然四川军阀进行的一系列附南排北或附北排南的军事行动，都含有独占四川的政治、军事的企图，所进行的独立派滇、黔军以图实现川人治川的行动也没有任何民主和进步色彩，但却体现深埋在四川人心中的反扩张争省格的独立自治意识。自滇黔军入川以后，占据四川富庶地方，食饷与川中人民，为满足军队需要，对四川征收田赋附加税，并推行税收预征制度，大大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负担。因此，四川军阀驱逐客军运动，在客观上“为四川人民赶走了恶棍”，减轻了滇黔军对四川各界的剥削，为四川稳定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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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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