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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新闻

2011-4-11日:第十届“山花奖”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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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00:18:58|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38:59,吴靖平,李屹,周巍峙  d7_4086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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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00:20:31|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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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1 17:39:15,吴靖平,周巍峙  d7_40865.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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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00:22:30|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39:49,绵阳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邱明君主持招待会  d7_40869.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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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2:54:07|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3:10,中国记者协会党委书记翟惠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  d7_40899.JPG  保存到相册

  1954年出生的赵塔里木姓赵,塔里木的名字源于他出生在新疆。“有时有人喊我‘赵塔’,或者‘里木’,都是不知其然。”赵院长风趣地说。采访赵塔里木院长之前,记者在脑海中搜索3年来在不同场合中见到的他:低调、温和、冷静,嘴角总挂着一抹笑意。可是因为没有机会能跟赵塔里木近距离接触,感觉嘛,他总还是有一丝神秘。
  赵塔里木的办公室里挂着他在新疆工作的前任、一位新疆艺术学院老院长油画作品挂历,正对着办公桌,翻开的一页是新疆民间艺人演奏木卡姆的场景。赵塔里木指着这幅图说:“你看看,这幅画画得多好呀,这种多民族文化对人的感染,你不生活在那里,体会不到那么深刻。”挂历是2007年的,陪伴着赵塔里木2006年底从新疆调任北京这3年的时光……这是深情的赵塔里木。
  在赵塔里木就任第二天的2009-9-24日,中国音乐学院迎来了建院45周年,那晚,最后一个曲目是附中的花季学子演唱《感恩的心》。年轻学子走下台,将手中的花朵献给前排就座的老教授们,相拥而歌,苍苍白发掩映青春面庞。“看到这里,我很感动,眼泪根本止不住,我感到了文化薪火一代代的传承。”这是感性的赵塔里木。
  当年赵塔里木还在备考大学时,为了保持清醒,寒冷的冬夜,赵塔里木硬是不生火,再困就到屋外凿冰洗脸。为了做硕士论文,他回到新疆,深入蒙古族额鲁特部采风。为了赶路,他搭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坐在近两米高的草垛子上,靠抓紧勒草垛的绳子保持平衡。
  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赵塔里木双手双臂累到麻木肿胀,而且,因为脸正对着拖拉机的排气管,被熏黑到只看见两排牙齿和冒着“贼光”的眼睛。还有一次,跟额鲁特部人打成一片,喝酒喝到大醉连睡3天3夜……这是激情的赵塔里木。赵塔里木的父母建国之初为支援新疆建设,双双从北京到新疆。1980年,两位老人先后回京。
  他们对新疆这片土地感情太深,每一次儿子毕业择业之时,甚至有北京的单位力邀赵塔里木,两位老人都坚持让儿子继续留在新疆,为那片土地奉献。2006年,中国音乐学院第二次向赵塔里木发出盛邀,赵塔里木考虑到母亲瘫痪父亲病危,为了兼顾父母双亲,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新疆艺术学院院长之职,离开了生长大半辈子的热土。
  “研究民族音乐学,让我的视野和胸怀都更加开阔。一个人,身处多民族文化,你的体验和认识肯定比在单一文化中得来得多。而且,你只有了解一个民族的衍生发展史,才能懂得和研究她的文化。你会对每种不同的文化保持尊重,对文化差异和人与人的不同予以理解。”赵塔里木说。
  民族和音乐,在这样一位民族音乐学者身上真正融为一体。赵塔里木最想做的是学科的整合和建设。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整合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理论与技术、音乐学和音乐表演学科,将不同专业优势互补,统一协调成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赵塔里木1978年进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系就读,1982留校任教。1987年他到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民族音乐学。1998年,赵塔里木获得扬州大学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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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2:57:50|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4:05,绵阳市市委书记吴靖平致欢迎词  d7_40905.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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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3:06:39|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4:36,周巍峙  d7_40907.JPG  保存到相册

  周巍峙(1916-6-13~)著名人民音乐家。出生于江苏东台一个贫民家庭,原名周良骥、何立山。建国后,曾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届全委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部长、党组书记。周巍峙幼时家境贫寒,少年失学。从祖父起就租赁大华家巷华汉香家住房。祖父周松权,大伯周鑫甫,三叔周少卿,父亲排行老二,名慰堂。周巍峙4岁时,父亲就只身闯荡上海当了工人,5岁时他由祖父领着进了私塾,在东台昆剧团敲锣打镲的祖父经常带童年的他去茶馆里听书,他也像大人似的迷上了武松打虎的段子。祖父又常常带他到一些做丧事的人家看和尚放“焰口”,做法事,周巍峙就成了祖父的影子。逢年过节时,更是跟着耍龙灯、舞狮子的队伍到处跑,还扮过女孩跳花篮舞。他从小时候就领略了民间文化习俗,耳濡目染,与民间音乐结下不解之缘。童年的他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吮吸着中华民俗文化。9岁那年,周巍峙进入小学三年级读书,在校期间,他以清纯悦耳的歌喉,动听美妙的歌声,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他唱得最多的是悲壮的《苏武牧羊》。1926年,10岁的周巍峙随着在国民革命军当官参加北伐战争的父亲赴绍兴、上海等地,初步参与了革命歌咏运动。1930年他14岁时,在上海《申报》图书馆参考资料部当练习生,次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报》图画周刊部当秘书。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周巍峙转到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日报》筹备处当文书,不久《生活日报》被扼杀,邹韬奋将他介绍给李公朴,任李公朴私人秘书,一干就是四年。在李公朴的指导下做青年工作,并开始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进步思想。1934年,他深切感悟到旧社会太多不平,太多黑暗,决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旧社会巍然对峙,从此,他改名周巍峙。

不做亡国奴创作抗日歌
  受进步思想影响,风华正茂的周巍峙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激情与日俱增。1934年至1937年他便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进步出版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业余合唱队和歌曲研究会等组织,担任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执行干事。组织领导了新生合唱队、女工合唱队、新生口琴队等许多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救亡歌咏活动及其他革命工作。他以巨大的爱国热忱和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创作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起来,铁的兄弟》、《今年是收复失地年》等多首抗日歌曲,并为《国难记》及《义勇军歌》配上地方戏和民歌曲谱,迅速在民间传唱。1936年7月,周巍峙以惊人的胆略和魄力,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敬献给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行遒劲的大字赫然镌刻在该书的扉页上。第一版15000册刚面世很快被抢购一空,接着加印了第二版。国民党勾结上海租界当局禁止该歌集发行,他便将歌集改名为《民族呼声集》,以“何立山”笔名增订出版后继续发行。这几部歌曲集在全国发行约45000册,对推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外,他还通过介绍国歌的方式,巧妙地将当时叫苏联国歌的《国际歌》公开介绍给国内读者。而在中国国歌页却用空白处理,表明不承认以国民党党歌为代国歌,等待新国歌产生再补入。那时他没有想到他们正在高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人民新中国的国歌。与此同时,周巍峙还担任了《读书生活》杂志助理编辑及读书出版社出版部主任,具体负责出版了很多宣传抗战和进步思想的书刊。“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与刚出狱的救国会领袖李公朴和中国地下党员、著作家柳氵是,词作家桂涛声等一起奔赴华北前线,与共产党、八路军直接联系,从事宣传抗战、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在西安、太原等地,他多次开办短期音乐训练班,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在太原决死队等团体及学校中教唱抗日歌曲,组织群众歌咏大会,在西安打破国民党的阻挠,创办了西安新生合唱队及新生口琴队等音乐组织,深入抗日宣传。

参加八路军走上革命路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顾全全民族大局,实现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时的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如火如荼,这更加坚定了周巍峙的革命信念和必胜的决心。1937年9月,他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11月任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处秘书及八路军学兵队音乐教官。同年12月在山西临汾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担任八路军和救国会合办的全民通讯社的编辑及前线记者。1938年7月在西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报务团回延安。同年参加了现代题材京剧的音乐改革工作,后在张家口、石家庄、天津等地积极团结戏曲家,大力开展有关山西梆子、京剧改革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有计划、有步骤改革旧剧的工作提出有关方针政策的意见。1938年11月,他根据中央决定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指挥、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北岳区党委文委委员,北岳区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文联宣传部部长,边区音协主席。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他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开展边区乡村艺术运动,首次在敌后创办了乡村艺术干部学校(简称“乡艺训练班”),并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讲作曲课等。在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通过演出、展览、宣讲等活动鼓励敌占区、游击区人民的抗战信心。1939年冬,他在敌后首次指挥了由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写出了大量歌曲和合唱,创作或参与创作了《两年间》、《相信谁》、《八路军和孩子》、《不死的老人》等歌剧;撰写了很多关于工农文艺活动及音乐问题的论文。1942年,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4年4月,周巍峙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直至全国解放前夕,先后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音系助理员,前方干部学习班、地方干部学习班班主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副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音乐系主任,中共张家口市委文委委员,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委委员兼秘书,华北人民政府文委委员,华北文联常委,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处长等职。繁杂的行政领导工作,艰苦的斗争环境,丝毫没有减弱周巍峙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热情,反而由他主持或参与的艺术创作、艺术演出等艺术实践活动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曲保家乡执导《东方红》
  新中国成立后,周巍峙一直在文化部工作,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兼戏剧音乐处处长,艺术局副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办公厅代主任,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委员,文联党组成员,中国音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舞协副主席,中国曲协副主席,人民音乐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这期间,他不仅创作了一些引领时代潮流的歌曲,撰写各类艺术论文,而且更多地组织创作(包括评奖)、演出(包括多次汇演)、艺术事业建设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其中对戏曲工作、民族民间文艺工作及群众文艺活动(包括少儿文艺)抓得很多,多次率团出国演出,担任国际艺术比赛的评委。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时任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一直关注着这场关系新中国安危的战争,并着力组织抗美援朝的文艺宣传工作。11月30日上午,正在艺术局局长田汉家开会的周巍峙拿起当天的《人民日报》,一段大气磅礴的志愿军誓词跃入眼帘:“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立时受到极大鼓舞,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不到半小时,一首经典乐曲──《打败美帝野心狼》就迅捷诞生了。人们争相传唱,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最高亢、最激动人心、最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代表作之一。后来,文化部将这首歌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并获1953年全国歌曲比赛一等奖。此后,全国相继涌现出《我是一个兵》、《英雄赞歌》等一批表现抗美援朝、歌颂人民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的优秀“兵”歌。这些歌,至今唱起来,依然倍感亲切,令人热血沸腾。1951年,他率中国青年文工团出国访问演出达一年之久,一次出访了九个国家。为庆祝建国15周年,1964年7月中,周恩来总理找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同志开会,提出用歌舞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胜利的创作任务,并问,时间很紧,能不能完成?周巍峙当时根据革命音乐舞蹈创作情况及文艺队伍的创作表演水平,毅然表示,只要工作条件允许,一定可以完成。在周总理最后决策和直接领导下,他精心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这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检阅。周巍峙任总指挥之一,从中央、地方、部队调集人才,参与全剧的构思策划,执笔全剧提纲第一稿。一个半月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面世。周巍峙所表现出的杰出组织才能和艺术才能,得到了周总理的较高评价,称其为“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才。”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周巍峙一家都未能幸免于难。经过多次批斗,在审查期间,周巍峙带着年仅10岁的小儿子周月下放到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的夫人王昆随东方歌舞团到部队劳动,住在张家口;大儿子周七月因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莫须有罪名,被投进监狱,历时九年半,“文化大革命”后无罪释放。在干校向阳湖,周巍峙和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都是“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有人戏称他们是“新四条汉子”,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由于周总理过问,并说周巍峙没有多大问题,“中央专案组”欲草草给他一个有“历史问题”尾巴的结论,周巍峙拒绝签字。
  直至1975年6月才宣布了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周巍峙满怀深情,为乔羽等人的歌词《十里长街送总理》谱曲,再现了那高山呜咽,大海悲鸣,让人撕心裂肺的一幕,旋律荡气回肠。周巍峙的夫人,著名歌唱家王昆亲自登台演唱,台上台下泣不成声。

主政文化部艺坛执帅旗
  1977年初,年逾花甲的周巍峙老当益壮,先后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代部长、第一副部长、文化部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顾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长、顾问,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第六、第七届全国文联主席等职。主持编纂了被海内外学者称之为建设“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系统工程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并担任《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田汉全集》、《夏衍全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副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副总编,创作、出版了《文艺问题论集》。1982年10月,周巍峙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领导和组织创作、演出了又一部令国人振奋不已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特别是在他主持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工作后,更加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品,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实际生活,向群众学习,向民间文艺学习,开展各类学术研究,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纪念活动,举办了多次高水平的艺术汇演和展览。如纪念夏衍、田汉、阳翰笙、周扬、沙可夫、冼星海、贺绿汀、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吴晓邦、戴爱莲等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并主持为舞蹈界先驱吴晓邦建立了舞蹈艺术馆。
  他积极奔走呼吁和大力组织挖掘中华文化历史资源,倡导民间文艺活动。他对弘扬昆剧艺术特别重视,作了大量工作,主持建立了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团结和尊重京昆大师俞振飞及昆剧艺术家,大力发掘昆剧传统剧目,培养昆剧表演新秀,开展昆剧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他对启动中国“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等十分支持,他积极参与“晚霞工程”、“彩霞工程”和“朝霞工程”,大力开展“德艺双馨”会员表彰活动,推动文艺队伍的艺德建设。周巍峙以他“德艺双馨”的榜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周巍峙以文艺为武器,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把全部的精力与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功勋卓著,名闻遐迩。1938年9月获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荣誉奖章;1944年冬在延安获文教英雄一等奖;1947年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获模范工作者奖;参与领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奖;领导和组织、创作演出的《中国革命之歌》获文化部集体奖;创作的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获文化部群众歌曲创作一等奖;《十里长街送总理》获文化部合唱一等奖;主编的《冼星海全集》、《田汉全集》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奖,《聂耳全集》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10月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2001年5月获首届中国音协“金钟奖”设立的“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周巍峙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2001年12月18日上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362名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和878名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代表济济一堂,聆听了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报告,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主持了开幕式。在22日的闭幕大会上,85岁高龄的周巍峙众望所归地再次当选为新一届中国文联主席,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伟大中华民族浩浩荡荡文艺大军的带头人。他是人们的骄傲。
  而今,年近九旬的周巍峙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依然活跃在播种先进文化的第一线,正以新世纪如火激情,续写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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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3:21:10|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4:42,冯元蔚  d7_40910.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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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3:26:28|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5:32,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张华山  d7_4092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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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3:39:53|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5:37,仲呈祥  d7_40926.jpg  保存到相册

  中国文联副主席。1946年8月出生,祖籍上海,生于成都,求学立业于北京。曾从师于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先生和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寨先生。中国文联赴台湾访问团团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中国电视》杂志主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10所高校客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艺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文艺评论家。著有《“飞天”与金鸡的魅力》、《当代文学散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合著)、《大学影视》等十余种。2004年出版了约30万字的学术理论专著《艺苑问道》,其著资料翔实,注重评析,学理性和现实性强,为构建中国当代影视艺术理论和美学体系的一家之言。2008年1月出版了30万字的文艺评论选《审美之旅》,真实地袒露著者本人文艺理论批评的实践轨迹和在当代文坛艺苑的审美反思,以及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潮批判的思想发现和美学发现。此外,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电影艺术》、《中国电视》、《当代电影》、《当代电视》、《理论与创作》等报刊发表百余篇文艺评论和美学论文。

事业领域
  曾经担任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仲呈祥教授,从事专业文艺评论工作已经30年了。如今,仲呈祥的最新职务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并同时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博士生导师。除此之外,仲教授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艺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客座教授。仲先生擅长以哲学思辨阐述文化艺术问题,将社会热点与文艺理论共冶一炉,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仲呈祥,是一位有着丰富知识与多学科背景的文化学者,他博览群书,研究领域涵盖文学、艺术、哲学、影视等,对待学术的勤奋态度和惊人记忆力使他成为文艺评论界的引领者之一。

人物性格
  仲教授快人快语,思维敏捷,语言犀利,直达问题本源;
  其二,仲教授语出惊人,单位时间内从其口中输出的信息量大,且内容真诚而充满思辨;
  其三,仲教授性格豪爽,幽默感十足。

受益的人
  仲呈祥仲教授坦言,对自己早期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鲁迅先生。“通过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让他懂得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民族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懂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要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要像鲁迅那样,对社会、对时代、对祖国、对人民,富有责任感。从鲁迅身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分子要说真话,求真理,诉真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第二位对仲呈祥影响较大的则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寨先生。“文化大革命”刚过,从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仲呈祥追随朱寨先生参与编写“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30多岁的仲呈祥与50多岁的朱寨,住在社科院为他们在陶然亭公园里租的房子中,每天笔耕不辍,最终成就了这部至今仍具有珍贵学术价值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仲呈祥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为后来编写《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朱寨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回首过去,仲呈祥充满感慨。
  被仲呈祥尊称为恩师的中国著名电影美学家、评论家钟惦棐先生虽已辞世二十年了,但其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至今仍然影响着包括仲呈祥在内的众多当代文艺评论家。作为钟老的关门弟子、学术助手,仲呈祥曾经在钟老一生的最后几年中,学习、工作、生活于他的身旁,耳濡目染钟惦棐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和美学观,专注于宏观审美思潮的演进和发展,以及从整体上导引全民族的电影文化活动和审美鉴赏修养朝着更高层次发展。从钟老身上,仲呈祥懂得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哲学不过关是不行的,哲学是人的总开关,要重视哲学,重视辩证法,重视历史。“晚年于病榻上的钟惦棐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的学识,相当重要的部分都得益于两部书:一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前者教他以辩证思维,后者给他以历史智慧。”
  另一位对仲呈祥的学术风格影响深远的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王老每有新著,总不忘赠他;他每赴沪出差,总挤时登门向王老求教。“从王元化先生身上,我领略到艺术的思辨之美,懂得了反思的真正含义。王先生针对中国电影讲的一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电影),如果像股市上的股票一样,通过炒作来求得升值,那便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悲哀。’我以为文化思想的价值在于其自身,商业手段虽然可以把它炒得热火朝天,却不能改变其真善美的价值法则。”
  十几年来,有心的人们会发现,无论是担任金鸡电影节评委会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还是在各种电影节、研讨会和看片会上,仲呈祥从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在美学评析与历史评析辩证统一的前提下,客观地评价每一部文艺作品。

文化之辨
  仲呈祥接受采访曾经作为国家广电总局的副总编辑,仲呈祥笑称自己可能是全中国境内看电视剧最多的人。“因所做工作,每年需审看大量的影视艺术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还要参加如飞天奖、星光奖等各种奖项的评定,其中的佳作固然令我受益匪浅,但大量平庸之作却挤掉了我攻读图书馆里经历史筛选和确认的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的时间,远离经典的结果是令我智商越来越低。”
  面对当前国内的文化环境,面对客观存在的文化问题,仲呈祥在出席各种学术会议时,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应认清楚并处理好文化领域的三种关系。
  第一,是文化“化”人与文化“化”钱的关系。在仲教授看来,面对充斥于荧屏的大量平庸的电视文艺作品,以及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应当坚持以“化”人,即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作为终极目标;切勿以降低人的素质为代价急功近利地“化”钱。事实证明,能否正确处理好政治、文化、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回顾历史,文化是人作为高级形态的理性文化动物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者,乃人之天下。所以,文化是化人的,把人的素质化高,高素质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我们的国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有了经济实力,应该自觉地加大对文化的投入,提倡‘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而非一些人倡导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虽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如果长期把文化当配角,势必降低文化的地位,结果是人的素质降低了,搞上去的经济也是泡沫经济,迟早要跌下来。”
  第二,是艺术养“心”与养“眼”的关系。仲呈祥教授认为,真正的艺术是需要启人心智的,不是只注重感官、刺激人快感的。真正的优秀艺术是要通过受众的快感,达于人的心灵,让人得到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绝不是刺激感满足了后,就可以画句号的。
  “从艺术美学角度看,一个亟需澄清的误解是:误把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一时快感,当成了艺术创作理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艺术当然要给受众以快感,绕过快感就成了说教,那不是艺术,但仅仅止于快感,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活动。精湛的艺术,必然通过快感达于受众心灵,令受众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上的净化,求得人自身与外界的和谐,最终由快感而升华为美感。”
  第三,是文化引领与迎合的关系。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他认为,“引领的反面是迎合,一味迎合势必强化受众文化心理中的消极落后的东西;被强化了的这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又势必反过来刺激产生品位更低下的作品。这种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务必防止!”
  “能不能化人,能不能养心,坚不坚持引领,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觉。文化建设者倘陷入盲目,势必误人子弟;文化领导者倘陷入盲目,势必酿成灾难。”
  仲呈祥的高度概括源于他对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理解,仲呈祥的忧虑则源于他对社会现象进行冷思考之后的理性总结。他在用自己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去反思文化的得与失、悲与喜。

学术观点
  仲呈祥2007年11月,仲呈祥受聘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事实上,早在十年前,仲呈祥就已经开始在这所学院招收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了,对艺术教育的深厚感情让他在花甲之年来到这里,用自己的所学传道授业解惑。
  在艺术教育领域,仲呈祥教授提倡全面、辩证的审美把握理念。所谓“全面”是指在学科建设上,应当充分重视对艺术学学科及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他指出,在资本运作、市场逻辑以及技术至上等理念的冲击下,当前的艺术学科建设在艺术哲学层面上对当下的艺术创作、艺术思潮、艺术鉴赏的宏观价值判断和美学评析缺乏大智慧,而往往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小聪明。这已成为一些有识之士与知识分子忧虑的问题。“艺术院校在造就实践性人才上有独特的优势,应当在艺术每一个门类的本体研究上有深度,有特长。但单科性艺术院校在尽享优势的同时也带来必须引起重视的劣势,即“近亲繁殖”,失缺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宏阔背景和学术支撑。这样,容易在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哲学上出问题。”
  “如果一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上盲目,在艺术上盲目,这个民族将是非常悲哀的。如果这个民族不把艺术学提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求得宏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的支撑,那也是非常悲哀的。”2007年12月在南京举行的“艺术学学科定位与建设发展高层论坛”上,仲呈祥继续呼吁艺术学应当尽快从“一级学科”变更为“学科门类”,他认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落实十七大发出的号召,能否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能否真正引领民族文化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实现艺术自觉和提升国家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所谓“辩证”,是指仲教授倡导艺术教育应当鼓励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互相借鉴。他认为,21世纪是科学与艺术结缘互补的世纪。一方面,在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背景下培养造就艺术人才,另一方面,在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下培养造就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才,两者是和谐互补、相得益彰的。既有利于人才的智商、情商全面协调发展,又有利于科学与艺术、大学与社会的和谐共进。

评论风格
  他不但秉承了钟惦棐先生文章的言简意赅、力透纸背,而且在史学观、美学观上不断创新,追求深意。如在仲教授发表于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的《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食粮》一文中,谈到近五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仲教授总结出两条宝贵经验,他说,“一是在主题开掘上,注重在宏观的审美价值取向上把握好‘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心民情,切忌趋时媚俗消极迎合,反对以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取代艺术审美的精神美感,尤其是在涉及人类情感领域的敏感问题──如婚外情、第三者、精神出轨、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离婚再婚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做出符合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规范的艺术表现和审美评判;二是在艺术构思上,注重自觉突破鲁迅当年批评过的此类题材往往囿于家庭婆媳、姑嫂、妯娌之间‘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观,并以这小悲观为大世界’的局限,努力把私人情感与普世大众情感、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尽可能折射出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大风貌,传递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社会与家庭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内心的和谐。”
  在谈到当前中国电影以及“大片”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时,仲呈祥认为“从《英雄》到《夜宴》,全是讲虚幻的关系和夸张的人物,徒有视听奇观。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成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缺少人文精神和历史内蕴,将使观众越来越远离电影院”。

作品
  著有散文《沙汀与刘家沟》,报告文学《新星,是怎样冉冉升起的?》,评论《理想·道德·人生观──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直面人生,开拓未来》、《塑造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1982年全国优秀小说获奖作品漫评》、《故事好编,零件难找》、《坚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论》、《题材的选择与作家的责任》、《爱情小说与文明道德》、《理想性格:丰富性与明确性的统一》、《希望就在这一面》、《乐遣春漫上笔端》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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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kang 发表于: 2011-4-16 13:44:41|只看该作者
2011-04-11 17:46:18,罗杨,周燕屏,王瑜  d7_4093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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