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治乱”与治蜀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的枢纽地带，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自古为人称颂为“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它虽然远离中原，但它的历史演进步伐却和中原大体一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四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历来被视为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没有哪一个朝代不重视四川，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把治理好四川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对治蜀的历史及其经验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四川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重任。本文对此略加论述，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天下治乱”与四川省、衰

四川古称蜀。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这个说法原是史家特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川陕之间的混乱局面和所受荼毒而言，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应是指南宋时金、蒙先后屡攻川陕，从而导致四川经济衰颓而言，另有学者以为明末张献忠之乱亦是由陕及川，致使四川败落而言，等等。这些说法，都有确凿的史实作为立说依据，不过都是以某朝某代作为观察对象的，都没有跳出短时段历史观的窠臼。而在世人看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似乎已是从古至今四川治乱的铁的规律。四川历史究竟是否遵循着这一“规律”演进的?这关系到怎样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治蜀问题和四川的盛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细致的思考。从长时段的历史观即历史的全过程看，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行说法，其实并非四川历史的治乱规律，应予否定。但以四川历史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而言，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就中国各个省区的历史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样的治乱交替现象，它并不是四川一省所独有的历史景观，更不是四川历史上的治乱规律。

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如同中国所有的区域史一样，四川历史不是呈线性发展的，而是在曲折中发展演变的。大致说来，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学家基本上同意四川历史发展的“三盛二衰”之说。意思是：四川历史发展存在三个高峰两个低谷，秦汉、唐宋、清代表现为三个高峰，魏晋之际和元明之际是两个低谷。不过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它并没有提到商周时期和民国前期四川的治乱与盛衰。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已经充分揭示出这样的史实：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曾取得重大成就，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星堆文明的卓越与辉煌，足以表明四川古代文明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交相映辉，共同缔造了伟大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清末辛亥年间四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引起中华革命先”(朱德语)，并在全国率先举起脱离腐朽的清王朝的义旗，建立起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军政府“荣县军政府”。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认为“天下未乱蜀先乱”确为事实，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首义可以称得上是其典型。民国前期，四川军阀混战长达20余年，形成军阀割据的“防区制”，造成四川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如果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上，认为“天下已治蜀后治”确为事实，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防区制”也可以称得上是其典型。但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军令政令统归中央，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四川人民为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特殊的贡献。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看待四川的治乱与盛衰，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表述应该是：四川历史的发展表现为“四盛三衰”，先秦、秦汉、唐宋、清代是四个高峰，魏晋之际、元明之际和民国前期是三个低谷但高峰和低谷是相对而言的，高峰期的四川也并不总是直线上升，其中充满了迭宕起伏，同时它的盛衰局面也必然受到全国政治经济大局变化的影响。

四川历史上四个高峰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直接取决于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稳定，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其次是周边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当然，全国大局的安定是最重要的。先秦、秦汉、唐宋、清代四川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这几个条件。

与此相反的是，四川历史上三个低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关系的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是由全国战乱的局面所直接造成。魏晋六朝之际，不少割据政权统治过四川，四川归属不定，政区建制变动频繁，难以组织生产，经济文化大幅度后退。元明之际，四川长期战乱，文物菁华毁灭殆尽，难以复苏。民国前期，蒋系新军阀与各省军阀连年大战，而四川军阀在此背景下也割据争雄，混战不已，军阀“防区制”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民生凋敝，社会破败不堪。铁的事实说明，分裂、割据、战乱是发展进步的大敌，而统一、和平、安定是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

考察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不论魏晋之际还是元明之际，四川历史低谷的出现都不是由“蜀先乱”引起的，绝不是什么“天下未乱蜀先乱”;而四川古代史上两次低谷的结束也不是在全国政治平定之后，绝不是什么“天下已治蜀后治”。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混战和军阀“防区制”局面之所以得以形成，也同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全国政局不稳、各省各派系军阀集团间的大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长时段视角而不是仅仅从某个短时段来看待历史上的治蜀，四川的治乱与盛衰问题应当是比较清楚的。

其实，翻拣史籍，我们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四川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处于相对安宁因而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历史上四川之所以能够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闻名于世，其根本原因在此。

二：后来治蜀要深思

以上我们讨论所的，主要是四川治乱与盛衰的外部条件或必要条件，而四川治乱与盛衰的内部条件或充分条件，应是历代治蜀者在四川所实施的治蜀方针、政策和措施及其成败与得失。在这方面，成都武侯祠的一副楹联是为近世以来治蜀者们所共同关注的一个论题。

清末举人赵藩在题成都武侯祠楹联中写到“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著名的“攻心”联曾引起近世不少政要显宦和学者的极大兴趣与思考。仔细推敲并结合历史事实来看，赵藩“攻心”联的上下联，其实包有两层含义：上联为一层，讲的是用兵之道;下联为一层，讲的是治民之道。兵、民乃制胜的源泉。所以，将两层含义合起来看，讲的正是治国之道。这里不谈前一层含义，仅对后一层含义略陈管见。

所谓“后来治蜀要深思”，显然是以前车为鉴，警示后人。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天下治乱与治蜀的关系，而是说治蜀者即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应该审时度势，根据四川的历史与现实，亦即根据四川的具体省情，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才能，制定治蜀的具体方针、策略和措施。

诸葛亮治蜀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审势”，即准确把握四川形势。刘备集团入蜀之初，在对于如何治蜀的策略上，曾发生过激烈争论。刘备的重要功臣谋士法正认为：“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即应先施恩惠，放宽刑罚，以收人心。但诸葛亮通过对蜀形势的深入分析，却得出了与法正相反的认识，他认为：“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不是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而是要“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必须以严治蜀，严明法纪，整顿吏治，做到罚不避亲，赏不避仇，赏罚必信，不因位高而不罚，不因位微而不赏，刑教结合，选贤任能，以身作则。在刘备集团据蜀以前，刘焉、刘璋父子先后据蜀为益州牧，他们作为四川的最高统治者，法纪松弛，赏罚无信，任人唯亲，以至政治腐败，将弱兵疲，民生凋敝。这与秦末楚汉之争时的全国大局已完全不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效法汉高祖“缓刑驰禁”，必将导致蜀汉政治的进一步恶化。所以不但不能以“缓刑驰禁”之策来收揽人心，恰恰相反，必须采取严明法纪的政策，才能收拾二刘治蜀所留下的残破局面。历史事实证明，诸葛亮以严治蜀的方针、策略和措施是基本正确的。这说明，所谓审势，就是要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既不必“法先王”，也不必“法后王”，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从中得出合乎治地形势的正确认识。

但是，赵藩所谓“后来治蜀要深思”，是否仅此而已?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诸葛亮治蜀，在治民之道上确实取得很大成效，有功于蜀，然而在“治官”之道即建立有效、有序的行政体制方面，却是颇有瑕疵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缺乏制度保障，名曰“法治”，实为“人治”，而且把“人治”发挥到了极致。《三国志蜀志》裴松之注引《蜀记》说：蜀汉“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全由诸葛亮个人决断。虽有纸上的制度，却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这样，不但阻绝了其他大多数官员贡献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和道路，而且也使执政者后继乏人。果然，当诸葛亮殁后，其后继者均非其任，“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而蜀汉之亡，便成为了最终定局。历史何以如此?赵藩楹联中说到“宽严皆误”，其中的深刻内涵的确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上治蜀，除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是一个典型范例外，其他朝代还有相当多的史例可供评说，如宋代范成大治蜀、清代丁宝桢治蜀等等。他们之所以在治蜀上取得一定成效，其基本前提，莫不是能够比较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四川形势，都离不开“审势”二字。南宋范成大治蜀，鉴于北宋初朝廷对蜀士禁锢不重用，而南宋初秦桧又“深抑蜀士”，“蜀人未尝除蜀帅”。范成大作为吴人治蜀，深刻地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于是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争取蜀士支持方面做了两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网罗人才，其结果是“蜀士由是归心”，达到了预期成效。晚清丁宝桢治蜀，上任即旁咨博询，又在赴川途中沿途悉心体察四川省情，确知“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其中吏治腐败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夫川省之坏，据目前情形而论，其象已见于民，而其毒尚种于官”。于是制定相应治蜀措施，以整饬吏治作为当务之急，取得相当成效，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

事实上，历史上各个朝代治蜀，都有当时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治蜀方针、策略和措施。但历代治蜀却有大致相通的一面，即是历代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治蜀时，除厉行中央方针、政策外，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的历史与现实，制定相应措施，励精图治，而把着力点大体放在吏治、法治、发展经济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

对历代治蜀的成败得失及其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从中获得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要准确地做到高度概括，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仅仅是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诚望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为作者主编的《治蜀要览》“绪论”的部分内容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