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秦晓:妙手再造招商局

导语：在体制内，却对市场脉搏洞若观火；执掌中信和招商局两大央企，却执著于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与启蒙，秦晓的职业生涯穿越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里，却令人惊讶地达到了内在的完美统一。

■　文：本刊记者李 彤

十年一瞬，多少英雄跃马扬鞭终成霸业，多少豪杰折戟沉沙泯于烟尘。2010年8月23日，63岁的秦晓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为十年的招商局生涯，也为央企掌门人这一特殊的职业身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秦晓近四十年走过的道路真的应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优”字的含意重点不是成绩优秀而是“有余力”。这也正是秦晓令人羡慕之处，不论是求知问学还是掌舵央企他都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早年毕业于北京四中的秦晓，怀着满腔热情主动要求下乡插队，在内蒙古一干就是四个春秋。在跟随牧民追逐水草的马背上，秦晓把带来的几本文学名著读了又读。尽管亲历了那段蹉跎岁月，但秦晓在学习上的有心还是让他在36岁那年获得了经济管理硕士学位。在今天的职场，过了35岁找工作都不容易。秦晓赶上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先后进入中南海、中石油和中信集团。至此，秦晓的人生划出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漂亮轨迹。

十几年后的1995年，秦晓就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两年后的1997年，他却出人意料地又回归到“学”的起点上，开始了一段对他影响深远的在职求学之旅。他读的显然不是“西太平洋大学”，而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精研学业，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年过半百身为中信老总的秦晓根本不需要用文凭当“敲门砖”。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秦晓凭着对知识的热爱，年届不惑又完成了“仕而优则学”的壮举。

在秦晓一边忙于中信的工作，一边攻读剑桥的学业之际，命运为他安排了又一次的“学而优则仕”。

2001年，秦晓从中信集团空降到招商局集团任董事长。

招商局这块牌子源自李鸿章，几经沉浮，于1978年迎来了又一次辉煌，独资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并相继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但草莽式的左突右冲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大相径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盲目扩张，使招商局集团面临着与“三九”相似的命运。秦晓掌印招商局，首要任务就是给招商局这只“大象”施展手术，着手重组。

妙手再造招商局

当时招商局集团总负债近240亿，不良资产超过50亿。在破败的财务报表之下，是更为触目惊心的管理漏洞。盲目扩张和无序多元化，导致招商局旗下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多达5、6层。据秦晓回忆，2001年招商局集团经常性的现金收入和经常性的现金支出的缺口高达8个亿，而全年的赢利水平却仅有可怜的0.44亿港元。

理论与实践珠联璧合的秦晓，开始推行强势总部战略。

管理层级被压缩至两层：总部+子公司。从前处于两者之间的层次，如运输集团、科技集团都被撤销，船运、科技、工业等业务也都被排列在核心产业之外。

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现金由总部统一调配，形成的基本局势是下属的经营单位既不是利润中心，更不是投资中心，而是作为成本中心存在。无法纳入这个体系的参股公司，即便属于优秀资产也要择机抛售。其中，招商局集团将其在平安保险的股权抛出，套现近15亿。2002年，招商银行成功上市募集107亿。2003年，集团负债率降到40%以下。三年间，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招商局。

剥离“腐肉”、夯实基础后，招商局重新步入快速增长。但这一次的扩张主业鲜明，2004至2007年间总投资额的96.5%集中在交通、金融和房地产三大核心产业。秦晓率领招商局“高点起跳”，提出从2007到2011年实现净资产、利润再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胜利在望。

仰望星空

尽管曾经执掌中信和招商局两大央企，作为企业家的秦晓终究还是会被世人淡忘。但他对中国“现代性”的探索性思考的深远意义，却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重视。正如钱颖一院长所言：“秦晓提出来的问题对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极其重大的问题。”

首先，秦晓指出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别。“现代化”涉及的是经济、技术指标和硬件装备、基础设施，是物质指标的堆砌。今天中国的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高铁）比之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在“软件”方面还没有真正启蒙。因此秦晓提出“现代性”这个概念，特“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周其仁语）。秦晓尖锐地指出“思想启蒙的滞后和价值体系的缺失”及其导致的两点问题：“其一，是未能很好地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弊端，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生态破坏、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其二，过早地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如对金钱的崇尚和追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其次，作为体制内位高权重者并在一线亲率央企参与“中国奇迹”的秦晓并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而是客观地指出“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秦晓认为，政府除了制定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之外，“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土地、矿产），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这种以政府职能替代市场机制的权宜之计，不能“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以“中国模式论”抗拒普适价值是“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

最后，秦晓告诫我们要警惕抽离了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的“中国现代化叙事”。他认为“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民族振兴）与个人利益、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等）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平衡”，而不是以前者替代后者。例如“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而不应简约为“民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

孔子到卫国去的路上，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多起来后该怎么办？”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起以后呢？”冉有问。孔子说：“教育他们。”庶民、富民、教民，这就是孔子的“三民主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族国家，使人口增长了一倍，算是“庶民”；邓小平则开创了“富民”之路；但“教民”之路还很漫长。实际上，秦晓期盼的思想启蒙就是一个“教民”过程。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纵横百里的庐山就能让人“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坐地日行八万里”呢？眼下，中国现代社会需要像秦晓这样仰望星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