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雨村诗话》未录张问陶之缘由

简析《雨村诗话》未录张问陶之缘由

胡传淮

摘要：李调元因与张问陶立场观点不同、诗学主张有异，且担心张问陶取代自己在四川诗坛的地位，故意排斥张问陶，其《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其实，张问陶之实绩、地位、影响，远超李调元；是元明清三代巴蜀诗冠，东坡之后，一人而已，真正的清代蜀中诗坛盟主。

关键词：李调元；雨村诗话；张问陶；缘由

清代四川地方诗人李调元撰《雨村诗话》，把活跃在乾嘉诗坛上的巴蜀诗人记录殆遍，为何唯独不录“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享誉全国的乾嘉时期大诗人张问陶呢？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号雨村、童山，清代四川罗江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官吏部主事、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兵备道。为蜀中怪才，编辑有《涵海》，撰有《童山诗集》、《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曲话》、《雨村剧话》、《雨村赋话》等。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清代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五十五年（1790）进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检讨。嘉庆五年（1800），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莱州府知府。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申时，病逝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山景园乐天天随邻屋寓所。逾年，归葬蜀中故里四川省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唐家湾祖茔。著有《船山诗草》20卷、《补遗》6卷。

窦强《从李调元、张问陶关系看乾嘉四川诗坛的一桩公案》云：“李调元作《雨村诗话》（话今）十六卷补遗四卷，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巴蜀诗人，却不录名气、才气最大的张问陶；而张问陶《船山诗草》也难见与李调元唱和之作，这是颇为令人疑惑的。”（载《中国诗学》第十四辑）。

我认为《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诗歌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立场观点不同

张问陶具有民本思想，喊出了“宦海名场都领略，才知高雅是农夫”、“我爱寻常百姓家”，这是所有乾嘉诗人中所罕见的，这些民主思想火花，下启龚自珍、魏源等进步诗人和近代思想家。清代崔旭《念堂诗话》云：“船山夫子，或目为才子，为狂士，乃有识之才子、狂士也。忠孝之节，兄弟之情，朋友之谊，见诸篇什，有目共睹。于朝贵无献媚贡谀之言，于同列无含讥带讪之语，下至能诗之奴，卖饼之叟，久侍之老仆，工书之小吏，无不一往情深。”《船山诗草》中，有许多专门赞美劳动人民的诗篇，如采桑女、山民、羌族儿女、老僧、长年、佃户、老卒、秀才、田户、娼优、舆夫、店主、舟师等，在船山诗歌中均留下剪影。船山写了不少赞扬农民起义的诗作，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泛传天下，得老杜《诸将》之遗。“白莲都为美人开”，赞颂白莲教女将王聪儿，很是大胆，其卓著之胆识，超越了当时所有诗人。

李调元观念较保守，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敌视农民起义。他认为农民起义军非“醇良”之民，被镇压是罪有应得。《雨村诗话》称台湾林爽文起义为“作乱”，起义军为“贼”。同时，李调元性格浮躁，乾隆四十二年（1777），京察时，被填入“浮躁”而谪官，乾隆亦批评李调元“气性不好”。后因获罪下狱，充军伊犁，化了二万两银子才赎还蜀中老家，但他结怨官府，邻里关系亦很僵，家庭关系恶化，还将其长子李朝础及养子李朝龙逐出家门。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他还亲自跑了几百里到四川资阳县去追一个他家的佣人，把佣人抓回来治罪。他还几次向官府告发啯噜子，致使啯噜子死伤不少，对其恨之入骨。嘉庆五年（1800）四月，啯噜子宋士义等为报仇，把李调元的万卷楼一火烧了。李调元在蜀中，正如朝鲜学者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载：“问：‘李雨邨尚在成都落拓否？’（纪晓岚）答：‘征歌选妓，玩水游山，兼作《诗话》若干卷，甚得意也。’”因此，《雨村诗话》不录张船山盛传天下的《宝鸡题壁》等诗歌，亦就很好理解了。

二、诗学主张不同

张问陶是性灵派大师，与袁枚、赵翼并称清代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主张诗歌要独创，要有自我，要有真情反对模仿，强调自我，独树一帜。船山云：“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论文八首》）“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人必须要有情，作品才能动人。他说的情主要是指诗人自身的感受。“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饾饤古人书。”（同上）注重了生活实践对诗歌的作用。“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论文八首》）诗中无我，就算万卷堆床也枉然。船山反对规唐模宋，自己创作，力求摆脱前人，绝去依傍。“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求李杜不张王。”（《颇有谓余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可见他不拘泥于某家某派，力求抒写性情。“想到空灵必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我服朝冠对美人。”（《论诗十二绝句》）显然是针对沈德潜等人要求诗歌合乎儒家诗教“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的主张而发的。船山一反当时肌理派以“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的主张，不满诗中用僻典奇字，堆垛书卷，乃至于要加笺注才明诗意的风气。“放笔刚如所欲言”，不仅表明他提倡性灵，主张诗歌要有感而发，而且也开启了后来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等近代诗歌创作的理论。船山诗学理论广泛涉及了创作主体、审美对象、诗歌本质等许多方面，建构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清中叶著名诗学理论家。

李调元主张诗歌创作要“温柔敦厚”，《雨村诗话》多次征引沈德潜的《说诗啐语》，其诗学观点尊唐黜宋，与沈德潜接近，颇受沈氏影响，李调元“有折衷格调和性灵两说的倾向”他明确表示“余最不喜尖新”。道既不同，不相为谋，以故张、李二人无唱和。李调元《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诗，也就不奇怪了。

三、实绩地位不同

张问陶是清代乾嘉诗坛射雕手，是实绩卓著、地位崇隆、影响深远的一代诗宗。船山天才雄放，文采风流，照映四国。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云：“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李白）和仲（苏轼）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洪氏认为：船山能同李白、苏轼媲美，乾嘉诗坛其他诗人无人能及张船山。袁枚最推崇的四川诗人是张问陶，张问陶与袁枚交往，系由洪亮吉引荐。袁枚在给洪亮吉信中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未见耳。”袁枚读了《船山诗草》后，认为张船山之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又赞张氏为“倚天拔地之才”，并视其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对张船山可谓推崇备至。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张问陶云：“所为诗、古文词，奇杰廉劲，一时名辈皆敛手下之。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孙桐生是绵州人，与李调元系同乡（李系绵州罗江人），孙在编《国朝全蜀诗钞》时，只选李诗一卷，而张问陶独占六卷，占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孙犹感船山诗未全选入《国朝全蜀诗钞》而感到遗憾：“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孙桐生评价张船山云：“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船山有“青莲再世”、“太白少陵复出”之誉。清代学者张维嘉《跋船山自书诗册》云：“船山太史英年以才敏见重艺林，初官京邸，声华藉甚。自袁、蒋、赵三先生以主持风雅坛坫数十年，先生与阳湖洪稚存太史同时继起，才力相埒，仍不袭三家轨辙，遂称词苑后劲。吴兰雪（嵩梁）舍人谓先生，诗善用笔，千岩万壑，转而益奇，其超脱灵敏有阳湖太史所未到处。”查奕照《寿张船山五十》云：“政声海上三山颂，诗句吴中万口吟。”李德扬《读船山诗题后》甚至说：“从无只字上荆州，李白还应让一头。不羡心花开万窍，端钦气骨重千秋。”近代学者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云：“遂宁张船山，诗学太白、东坡而不袭其貌，袁、赵、蒋三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队，洵为豪杰之士。”沈氏言张问陶独立于袁、赵、蒋三家之外，自成一队，别定门户，不依傍他人。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则说张船山是“有清二百余年，蜀中诗人无出其右者。”此乃不刊之论。

当代著名国学家钱钟书《谈艺录》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当代著名清诗研究家钱仲联亦“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著名性灵派研究专家王英志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问陶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刘扬忠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

李调元在清代诗坛地位不高，时人及后世对其评价亦低。他是一个杂家、编辑家，类似明末冯梦龙，以编辑刻书为主，自身创作较差，故清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李调元时云：“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光绪本《国朝全蜀诗钞》卷十四评李调元云：“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李调元与从弟李鼎元、李骥元号称绵州“三李”，清代著名学者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说：“近日绵州称三李，以墨庄(李鼎元)为最。”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三《雨村词话之误》云：“罗江李雨村调元著《词话》四卷，其于词用力颇浅，所论悉非探源，沾沾以校雠自喜，且时有剿说，更多错缪。顾此书多拾升庵、元瑞余唾，牵强殊甚，雨村误矣。”当代香港学者罗忼烈《李调元<雨村词话可入笑林》云：“清人词话最浅陋空疏，又复强作解人，以致谬误百出者，莫过李调元之《雨村词话》。”(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新六〇二期)。因此，李调元至多算二流诗人，未能进入《清史稿·文苑传》、《乾嘉诗坛点将录》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亦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如窦强《从李调元、张问陶关系看乾嘉四川诗坛的一桩公案》云：李调元撰《雨村诗话》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确立自己在四川诗坛的盟主地位。”“不过李调元的诗，未必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实际地位是远不及后起的张问陶的，这在当时及稍后即已有定评。”“张问陶更是全国性的诗人，绝不仅仅如李调元那样只坐稳在四川诗坛而已。”《乾嘉诗坛点将录》点张问陶为“青面兽”，位列天罡星第十八位，是乾嘉诗坛的大将。在船山逝世不久，他就轻易地被评定为清代巴蜀第一诗人了。“平允而论，张问陶是乾嘉时期唯一一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巴蜀诗人，而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所享誉的诗名，则大多是文人之间的应酬之辞。李调元未必不知道这个事实。”“李调元于乾隆五十年回蜀，至嘉庆七年殁，执掌四川诗坛十七载。而对巴蜀第一诗人张问陶的存在，他竟熟视无睹。他会不会把张问陶看做是对自己诗坛盟主地位的一大威胁，而有意加以排斥的呢？而张问陶往来巴蜀之间，也绝不见李，也极有可能不屑于李调元所谓的盟主地位。如此看来，《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及《船山诗草》不与李调元唱和，反而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载张伯伟、蒋寅主编《中国诗学》第十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综上所述，由于立场观点不同，诗学主张有别，加之李调元性格偏激，怕后起之秀张问陶取代自己在四川诗坛的盟主地位，故有意排斥张问陶，在其所撰《雨村诗话》中，不录张问陶诗作。其实，“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立。”船山虽未入《雨村诗话》而自有面目，自有千秋。张问陶是天才踔厉、价重鸡林的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性灵派后期主将和代表人物，元明清三代“蜀中诗人之冠”，东坡之后，一人而已，巴蜀诗坛真正的盟主。

参考文献：

[1]张问陶船山诗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M]成都：巴蜀书社，1985

[3]胡传淮张问陶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2005

[4]王英志性灵派三大家简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4）：33-38

[5]温秀珍张问陶及其论诗诗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6]胡传淮张问陶研究文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