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薛凤:政学两界长袖而舞

导语：浦薛凤一生政学两界，从政十九年，四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人尊“逖公”，为政亦清正廉洁。至于说是不是 “一代完人”，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或以怎样的标准加以评判。至少在我看来，一个完全服从于党派意识形态的学者，总是有所缺失的。

《浦薛凤回忆录》

很多年前，读过一篇浦薛凤（逖生）追忆清华级友闻一多的文章，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他对这位教授老友1946年在昆明死于非命，尽管“叹息不已”，但又说“何以致此，迄今不明”，让人徒生疑惑。实际上，以浦薛凤专业的政治学素养以及个人从政的经历，怎会不知道闻一多之死的真实原因？原来他只不过是想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已，即闻一多这个人“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尤其在抗战初期，“即曾高谈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毁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最近在大陆首次出版的《浦薛凤回忆录》中并没有专门提及此事，但三册回忆录却已显见浦氏一生的政治态度或立场。在浦薛凤眼中，清华老友闻一多即为左翼教授，因而对他持以上看法也就无怪其然。同样，他对清华辛酉级友罗隆基（努生）的看法亦不甚客气，认为罗隆基“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这其中当然包括他本人对民主同盟的看法。回忆录中册有这样的记述，浦氏曾与罗隆基辨论，当时罗对他说：“逖生，你毕竟还是个书生，只求理论。我是在搞实际政治。我们清华同学搞实际政治的委实太少。”浦则不以为然，说：“努生，你们民主同盟也是在借理论而搞实际政治，但是请你牢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台湾学者张朋园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及西方学者将知识分子分为两个类型：知识型和革命型。套用这一分法，张朋园认为黄遵宪、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皆属于知识型的知识分子，其表征为：“他们一生以启蒙主义为己任，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之道，苦口婆心，有如传教士一般。知识型的知识分子性格温和，或者不如革命型者轰轰烈烈，但他们所思所见启迪大众，引领社会，期望欣欣向荣，长治久安。”若从这一点来看，浦薛凤亦即知识型者，他的政治理念以及道德理想，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民富国强”，也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浦薛凤强调的是“自由与法治相辅相成，是为民主政治的金科玉律，国民人人守法，尽其应尽之义务，个人才能获得真正之自由。教育首要在重视伦理道德，陶冶国民健全人格，国家才能康乐富强”（郝亦尘：《一代学人浦薛凤教授》，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页39）。

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社会抱以进取的态度，固然反映求变求新的心理，但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阶段的不作为，经济上虽有一定成就，在政治上却不幸演变成“一党专政”而让人无不忧心忡忡，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的政治诉求。因此，同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归来的罗隆基认为浦薛凤是一位“只求理论”的书生，并非毫无道理。浦薛凤从政之前执教于清华大学，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关于“民主与独裁”较为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对待国家问题时的思考及价值观的争论中，浦薛凤却采取了旁观态度。尽管他亦认为引发这场争论的清华同事蒋廷黻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见解“不仅反映时代局势，抑且具有历史眼光”，然其本人却“抱定不为报章杂志撰写政论之宗旨”，“故虽屡承《独立评论》方面朋友嘱写文稿，始终未曾应命”（浦自语）。相反，从政之后，却写过《治乱和战与民主独裁》、《大战与政体相互之影响》这样的政论文章。作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读到后专门电话倍加赞许，“谓为根据历史之客观分析与允当结论。”由此亦可见浦氏与蒋廷黻对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持相近看法，即首先无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其次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这与争论的另一方胡适等人的民主政治观有相当的距离。

抗战之后，熊天翼（式辉）将往东北主政，邀浦氏前往襄助，并“愿以高位相待”，浦薛凤以其“甘还初服”（拟重返大学执教）而婉言谢绝。而蒋廷黻出任行政院善后经济救济总署署长一职，邀其协助办理，浦薛凤“当即答应”，被任命为副署长之一。当年在清华一位是历史系主任，一位是政治系主任，因其理念相近，或公私两谊之故，可谓一拍即合。

浦薛凤是江苏常熟人。浦家世代书香，为当地之望族。浦氏生于满清末世，国政不纲，又适逢义和团之乱，幼年遭此动荡，乃发愤读书，“以期为国效力”。1914年十四岁，即考入北京西直门外的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入校复考因其成绩优异，被校方插班跳到中等科二年级，与吴国桢、闻一多、罗隆基、萨本栋等同班。至1921年留学美国。七载清华，来往知交甚多，如潘光旦、杨廷宝、吴文藻、姚崧龄等。浦薛凤在美国先后求学于明尼苏达州翰墨林学院和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1926年5月，学成之后自纽约赴英国乘船返国，“经大西、印度及太平三洋”，沿途考察各国政治，历时两月。浦氏在回忆录上册中对此“只身自美绕欧回国”，殊感“自夸自豪”，其游历之细节无一遗漏，笔触生动，力透纸背，甫读有如身临其境一般。

归国后，浦薛凤初在东陆大学（云南）、复在浙江大学任教。滇浙两校，虽然时间均不长，但在执教中，对于研究政治之方法，则大胆尝试之前无意中之领悟，即所谓“政治五因素论”：一切政治，包括现象（亦即事实）、人物、制度、观念（即是思想）与势力，此五项因素有其相互变化与彼此影响，前后响应之密切关系。可以说，浦氏终其一生都在坚持运用这一自创的学说理论，无论早年国内大学执教二十余年，晚年美国执教十余年，都未曾放弃这一观点。他本人始终深信政治具有定律或原理，即“历代之治乱兴亡，君主之得失成败，政制之有名无实，均非偶然肯有定律”。虽然他亦曾感到“定律不易寻求”，但“朝代政治之定律而能发现，自亦可为研究民主政治之参考”。

1928年，浦薛凤应聘于清华大学，并兼课于北大，主讲政治学概论及西方政治思潮。其间赴德国柏林大学访学一年，专门研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其后撰写出其一生的经典之作《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此书被入“国立清华大学丛书”，后经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于世。浦氏晚年在台湾另写《现代西洋政治思潮》一书，以弥补前书未能涉及“英国功利主义之后，政治思想界又掀起一极其阔大的波澜，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一美中不足。此书由正中书局刊行，并被列入大学用书，“故前后两册，实际上构成一部西洋政治思想史。最重要者，两书均系根据予之‘政治五因素观点’”（浦自语）。如果说当年，浦氏或如罗隆基所说只是一介“只求理论”的书生，但后来从政十九年的经历却让他对中国的现实多有参悟。他在《国民参政会中民主统一运动之研讨》一文中指陈：“国民政府在军事与政治方面，具有其错误、欠缺与失策，无可讳言。但除此以外，更有许多别的事项，有意无意，造成国民政府在大陆上之崩溃。”浦氏在此文中特别强调他本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即任何既成事实，并不能因为只系既成事实，便可辩白一切，而目的不择手段之说，亦决不能作为护符，颠倒是非曲直”，这大概就是他“治学必本实情”的一个转变。

浦薛凤自访学归后，任《清华学报》季刊总编辑三年，其编委会成员计二十人，其中包括陈寅恽吴宓、蒋廷黻、钱端升、陈岱孙、陈达、吴景超、王文显诸人。从浦氏回忆录中可以知道，那时的研究风气坚守传统的严谨，“绝少收到不能采用之文章”，且无任何报酬。清华学报不似国内其他大学“大抵半数文稿自外而来”，所刊稿件乃清一色本校教授之作。浦氏除担任政治系主任与主编《清华学报》外，还为清华大学评议会之评议员、聘任委员会之委员以及教授学会之秘书。浦氏执教清华前后十载，事业有成，一帆风顺。浦氏之妻陆佩玉晚年撰文回忆当年新婚之后“相夫教子”的往事，尤以清华生活最为安定，“未曾受迭次内战之影响”，“此期一住十年，生男育女，专心抚养，可谓为黄金时代”。她本人不仅与朱自清夫人、俞平伯夫人等延请一位旗人学习昆曲，清华二十五周年校庆盛会时，“经人怂恿，居然与蔡可选夫人在大礼堂中彩排梅龙镇，予饰正德皇帝”（浦陆佩玉：《相夫教子鸿爪雪泥》，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27卷第6期，页68）。这一段桃李春风的从教生涯，难怪浦薛凤在回忆录中要称之为“清华弦歌”呢。

浦薛凤从政，从大的方面来讲，与抗战军兴有关，即被政府征召；就其个人而言，“锦绣江山总一撑”则是他数年来的一个志愿（浦自语）。浦氏从政初始，即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这一机构为战时最高决策机关，“职权似绝大，一时颇受重视”。参事室最初成员几全系教授出身，以清华教授为多。由此而观，当时的知识群体在国势阽危、救亡图存的特殊背景下，不惜与权力发生联系，实际上也是对国民政府决死抗战在理性上的一种认同。

浦氏的从政经历，以其参与联合国制宪及四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而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前者作为学者官员奉命前往，基本上未脱其专业及治学范围，只是此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后者即省府四任，在权力的更迭中长袖而舞，深获四位省主席所倚畀，或可反映出浦薛凤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特殊才干。但亦不尽然，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未必适于任何人，尤其政府秘书长系一级权力中核心人物，往往一人之下，众官之上，而像浦氏这样一连四任，在当时恐无有出其右者。魏道明之后的台湾省主席乃陈诚，他的一句话透露出浦氏为官的秘诀，“逖生兄，我知道你守口如瓶……”浦氏自九岁即开始写日记，九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浦氏享年九十有八），陈诚当时对时局变化及当局之措施有诸多不满，时而私下发泄，“伊每次所吐露，予在日记中，也未曾提及一字”（浦自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若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防，刚刚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其处境可称危殆。战争的突然爆发，在事实上缓解了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危机。然而，在其内部，随着“改造运动”的波澜，分歧与矛盾却越发尖锐。接替陈诚为省主席的吴国桢因与陈诚等人政见不合，在其任上三年五个月之后获准辞职，以“行政院”政务委员之身份赴美“养病”。吴国桢的辞职及日后在美对蒋氏政权的猛烈抨击对浦薛凤来说，应当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因为他不仅与吴清华同班，而且从政也与其有关，数十年两人交谊笃厚，关系非同寻常。不久，吴国桢即遭撤免“政务委员”之职，省主席任内的“违法渎职”亦要“撤查究办”。浦薛凤对“吴国桢事件”三缄其口，此中背景实情，亦从未向任何一位政要“提询一句”，甚至在吴赴美之后“将及三十载，彼此未通音讯”。这无论如何都有悖人情之常，或者说这就是官场，浦薛凤居然能做到“隐忍不发”，因而避过社会上的某些“谣诼”。无独有偶，吴国桢出事两年之后，即1956年，浦薛凤的另一清华老友孙立人将军因其所谓的“匪谍案”遭至政治构陷，被明令免职，禁居台中市寓所。浦在台大医院走廊中先后两次得遇，“彼此举手招呼，未曾交谈一语”。

清华两校友政治上先后出事，对浦来说“绝非意料所及”，尽管并未影响其仕途，甚至亦认为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对国家社会均有贡献”，然在回忆录中又不得不说：“此固宦海风波，当属咎由自取。”实际上，自吴国桢与蒋氏政权分手之后，浦氏所能做的只是与妻子不时去看望吴的老父与老母，对他来说，或许只能这样了。对待出事老友采取谨慎态度，固然反映浦氏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但却亦可见其受制于体制的某种自觉。在之后的“雷震案”这个问题上，浦氏对当局也是多有谅解，认为政府“乃属不得已”，对雷震则是“求仁得仁”，话虽然讲得含蓄委婉，却与他一贯倡言的“自由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雷震的“坐言起行”实则是于自由民主与宪政的一种具体落实，但在威权时代，却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牢狱，作为有影响的政治学者浦薛凤（其时已重返校园执教），恐怕不会不知道当局的违宪吧？

浦薛凤一生政学两界，执教三十余年，从政十九年，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位“硕德饱学”之士，人尊“逖公”，为政亦清正廉洁，待人谦和，至于说是不是“一代完人”（郝亦尘语），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或以怎样的标准来加以评判了。至少在我看来，一个完全服从于党派意识形态的学者，总是有所缺失的。浦氏在回忆录中推究自己“先后执教从政原因”，除却“童年训育”这一深远影响，与“时代环境”也有密切关系。而且，无论执教或从政，“两者且均系受人聘邀，非由自己营谋”。他本人更喜教书而不愿仕途，乃因“从事教书，研读著述，培植交情，实有浓厚久长之愉快”。

《浦薛凤回忆录》从童年时代写至晚年赴美定居之后，即至1973年止。其余回忆文章均散见于台湾的报章杂志，另一本回忆类著述《音容宛在》（台北复兴书局刊行），“分别忆念素所敬仰之尊长与导师及长期熟识之友好或晚辈”，共计五十二位，其中包括吴稚晖、蔡元培、郭秉文、蒋廷黻、梅贻琦、王云五、张公权、陈布雷、王宠惠、周诒春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实为三册回忆录的延伸或补充。

浦氏家庭生活美满且又有不幸，其妻陆佩玉温润大方，娴雅多才，结缡四十九年，历经战乱，甘苦共尝，始终相依为命。晚年定居美国，“更是出入必偕，形影不离”，却于1977年肝疾早他而去。浦氏夫妇育有一女三男，均先后留学美国，卓有成就。长子大昌早年因车祸而亡，次子大邦生前系美国加州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能源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会科技委员会顾问，1984年12月赴台湾出席“行政院”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会议时，心脏病猝发不治，年仅四十九岁。浦薛凤隔海痛悉噩耗，不禁号啕欲绝，哭到泪干。老友吴文藻、谢冰心驰函唁慰，称其不朽。不过，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