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观念的萌芽

1900年冬，孙中山与起义失败的自立军骨干人物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尢列、唐才质、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

李根源

1964年1月1日，朱德(左)和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老师李根源(右)交谈。

滇西边疆地区一般来说指今云南省保山以西地区，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保山地区的腾冲、龙陵等地。这一地区历史上聚居着傣、景颇、德昂、傈僳、阿昌、怒等族，至清末民初，大部分地方还属于土司治地。

19世纪后期，缅甸为英国殖民者吞并，地接缅甸、边界未定的滇西边区，成为中英边界之争的焦点。此外，清末腾越开关，随着商业的繁荣，人员来往增多，教育水平提高，也使得滇西边区风气渐开。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滇西为革命重要基地，在腾（越，今腾冲）、永（昌，今保山）地区出入，传播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辛亥革命后，云南政府在滇西推行土流并治的治边建设。

历史上社会背景的复杂，加上清末民初内外环境的变动，导致滇西边区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呈现相当复杂的态势。随着政治和社会变动而来的思想意识的鼓荡激扬，边事急迫引起的对本地社会状况的关注，使关于滇西边区民族状况、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对民国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等问题的观念和思考在各种语境中得以表达、重塑。

边地民族的“归化”和“进化”

19世纪以前，清代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一般看法可总结为：其一，未开化的“夷”，皆“蠢如鹿豕，性类犬羊”，缺乏文明人类所应有的智慧与礼仪；其二，对归化之夷，当使其“悉沾圣化，渐格 榛”；其三，对于拒不开化者，且得之不足以恢弘帝国的版图，则“置之”，“设法羁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土司之地已经“归化”，乃是天朝的疆域，其人民尽管受到歧视，也是天朝的人民。天朝所辖之“夷民”，就应设法“用夏变夷”，使之脱离野蛮。

这种对“夷”所应采取的态度，亦深入滇西边区汉族知识分子的意识当中。1905年《腾越乡土志》的作者寸开泰在历数腾越各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之后，总结说：“滇南为百蛮杂处之区，腾越为滇南极边之境，唐宋以来惟羁縻之，一任其自为风俗；至元世祖拓我边疆，列入版籍，声教之所及，固已汉夷咸遵矣。兹即旧志所有者详纪之，或昔有其人而今未见者，或今有其人而亦仅存者，岂夷与汉之势不相敌，其种渐至泯灭耶？盖其归王者久，故其默化者，亦转移于不觉。谓非王化远被，而用夏变夷者！”

作为熟悉本地历史和政治之人，寸开泰的议论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清代在西南边疆实行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清末“新学”大兴，用现代民族话语论述滇西民族现状的文字也开始出现，只不过是在千里之外的日本。杨发锐在《新民丛报》谈论滇西少数民族概况的文章中讲到：“腾越沿边种人，据父老相传不下百有余种，今确实调查仅得十有六种，余则循天演例矣。此后人群愈进步，淘汰愈酷烈，诸种人能留片影于地球上，为吾人历史之一研究料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循是十年二十年后，吾恐黄种人之对皙种人，亦如此日诸种人之对我种人，可惧哉。且诸种人亦久为我所卵翼者也，谋其生活促其进化，实端资吾族自谋谋人，责任不綦重哉。”

前述乡土志的议论中，“夷人”种的泯灭，被归结为“王化”之“默化”，而在这里，“种人”的减少被归为人群进步、优胜劣汰的“天演例”。话语变了，思考结构却有相似之处，都构筑了一个种族文明进化的阶梯，认为汉族人的文明高于“夷人”。所不同的，后者引入了文明更高的“种人”──白种人，认为黄种人相比白种人，仍须在种族竞争中进化。在这一结构内，对“沿边种人”的同情，夹杂了对汉族自身的“种”的存亡的担忧；而境内弱校厚族的“灭种”命运，更激发时人对“亡国灭种”危机的警醒。

随着进化论观点的迅速传播及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种汉族文明必须向西方（白种人）的文明进化，同时也须领导境内其他文明程度更低的民族，促其进化的观念，亦成为处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民国初年关于滇西边区民族的各种材料中，“进化”、“开化”等词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当时无论是提倡“合种”的维新派，还是力言“排满”的革命派，并无区别。不过，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排满”的民族主义毕竟成为推动社会变动的一大力量，滇西边区亦莫能外。

革命话语中的反满与“合种”

“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滇西地区的传播，可以从一位参与辛亥腾越起义的年轻人的经历中得到证实。据一个叫陈定洲的回忆，光绪三十年甲辰，他离家学商来到干崖（即今盈江）。当时的干崖土司刀安仁带领几个人去日本留学，旧城街也到处开办新学。受此影响，陈定洲开始醉心“新学”。当时到干崖的革命党人见陈定洲在读一些诸如《中国魂》、《新民丛报》等反映康粱学说的报刊，就对他说：“这些学说不对劲，要看‘种族性’的书报”。并给他提供了像《民报》（孙文主编）、《天讨》（吴才越著）及其他的书。

据考证，当时到干崖的革命党人应该是由缅甸转入滇西的同盟会会员秦力山等人。秦力山等人在干崖曾开办民族学堂，“开课时，学生三十余人，所授之功课，悉发挥民族大义，学生咸为动容”。曾任云南讲武堂监督的李根源更说，秦力山“时往来野人山，出入腾冲，短衣负铳，为人民道汉族光复事，冀藉边裔为窟宅，因以倡义”。由于得到“有志排满”的干崖土司刀安仁的支持，这种“排满”的民族主义在滇西边区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甚至辛亥云南首义，也因此起于腾越。

“排满”的民族主义从形式上与传统的反满思想颇为相似，对于以革命为己任，少考虑革命之后如何建设的底层革命者而言，宣传收复汉族河山，比起说明如何建设共和国家，更有革命的煽动性。细阅与哥老会（起源于四川的秘密结社组织，对清末革命有很大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腾越起义领导人张文光的演说和文告，“排满”民族主义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张文光的话语中，传统的家族、血缘、黄帝华胄、华夏夷狄等观念都被纳入进来，国仇家恨夹杂强烈的民族自我中心和对敌对民族的蔑视，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就其排满民族主义观念而言，张文光与其他的辛亥革命领导人并无二致，皆为煽动革命的极端之辞。

实际上，云南各地的革命中，“排满”更多的是指推翻清政府，对具体的满族人，革命参与者的态度颇耐人寻味。当听说顺宁府（今凤庆）知府、满族人琦守璘首先反正，空宦囊以资办公的时候，一位腾冲的革命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闻道顺宁已更新，同心原不问种人。”迤西国民自治会负责人赵藩更是以云南军政府名义致电各厅、州、县等曰：“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藉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

在当时滇西很多革命者心目中，“同心”远比属于何种民族重要，只要以“汉藉相待”，便非“异族”了。因此，在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对云南各属的布告中有下列宣示就并不奇怪了：“此次各省义军，风发云涌，恢复旧土，保卫民生，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造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一文告中又有共和建设之七条大纲，其第六条曰：“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

这一文告较早地在光复各省中提出与“五族共和”相似的主张，即强调境内各民族平等联合，组成统一的国家，而非汉族独有的国家。共和各族的列举，则根据云南情况，适宜地加上了“夷”、“苗”两族。云南军政府之所以在民族问题上能有此较为高明且具前瞻性的见解，一方面与云南本身多民族实际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都督蔡锷特别强调国权一统的政治思想有关，还有可能是因为蔡锷接受了其师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根源对滇西地区人民的告示中，未提到省政府布告的“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等语，而采取了“土司守土，历数百年，巩我藩篱，皆吾邦族”这样的说法。“邦族”一词，强调与缅甸、英国等“外族”的区别，至于其是否“合种”意义上的“国族”，值得探讨。从文义上说，“邦”和“国”同义，“族”也有种族/民族的意思。李根源自己可能也有某种“合种”思想，例如，他派入怒江地区的怒俅殖边队中，不仅有军人，亦有商贩工匠，而且“令兵匠夫准与怒俅妇女结亲婚，时由局助洋四十元，一年中婚者多至数十人”。这种试图以通婚促进汉族“殖边”的行为，可能有“合种”意识作为根基。

然而，仅此还不能得出结论，即“邦族”与梁启超所谓“国族”是同一意义上的，或者与之后孙中山所说“同化主义”的“国族”是一样的。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把土司当成治理“夷民”的汉族。所以这里所说“皆我邦族”也可能专指土司而言，既然土司是汉族，邦族也还是汉族，而非“合种”后的“国族”。

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推断，李根源和其他一些人的民族观念中，可能暗含了“融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国族”的观念。例如蔡锷等人在辛亥革命后就明确提出：“普及文化融和国内民族。”

“改土归流”与开化边地民族

革命成功后，云南军都督府对滇西地区的治理与建设，其第一大端便是改土归流。当时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周钟岳后来总结滇西边区土司治理的目的，较为简洁完备，即：“惟各土司幅员辽阔，而殊俗异政，虽隶域中，俨同化外，内足为文化之梗，外足为边境之忧，军府以为同是国民，理难歧视，则思所以因势而利导之。”故民初治理土司治地，对外而言，是巩固边疆；对内而言，则是改革、整齐内政，真正实现共和，推进新文化的普及。1912年初，李根源就对滇西边区的改土归流提出急进、缓进两方案：第一方案“以兵威迫令改土”，第二方案“以恩惠煦人士，而以次清户籍、垦荒地、兴教育、抚土民”。最初的云南军都督府，可能是赞成急进方案的。但最后，仍然是顾虑颇多，只能采取较为平稳的缓进之策，除在条件成熟地方设立县治之外，大多数土司地方实行“土流并治”，设弹压委员（后改行政委员）分土司司法之权，促教育实施。

无论民初滇西改土归流的初衷、过程如何，其当政者在民族观方面的某些特点仍是值得注意的。其一，认为土司制度是专制余毒，如其不除，当地人民不得进化。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民国成立，蒙古西藏，尚宜改设行省，以谋统一。滇西十余土司，自亟应改土归流，以促进其进化。”其二，革命者对土司的敌视，并不能说明其对少数民族心存偏见。对普通少数民族群众，他们是充满同情的，认为其同是国民，只是在土司统治下不能与全国“同享共和”，“犹沉黑暗”。在具有启蒙意识的革命者看来，改土归流的目的不仅是整齐政治，绝除边患，也是使落后的“土民”能得以进化，与内地得享“同等之法治”。其三，具有新思想的人可能隐隐地有这样的观念，即边疆少数民族更为愚昧，更少国家（民族）意识，往往因利之所驱而为外国人所笼络，即使不能改土归流使之直接得以进化，亦应加强教育，使之脱离愚昧。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政府最初在改土归流问题上的犹豫态度，一度导致土司治区暗潮汹涌，土司各怀异志，故确定“土流并治”方针的缓进之策后，不得不对土司特意安抚。在此过程中，新政府所使用的话语，一反之前，居然大有为土司制度辩护之意。

但新政府的民族观念仍与清代有明显区别，表现为：其一，强调国家版图和疆域的概念；其二，无论在不在土司治下，对其人民皆不能歧视，强调国民权力；其三，由于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们始终认为土司治区需要进化；其四，土司制度的好处可能仅仅是一种对土司的“宣传”，新政府并未认真考虑“以夷治夷”与国家体制是否可能相容。

出于国防战略的考虑，民初云南政府在某些方面采取了比清政府更具进取精神的边疆政策，尤其在未设治的滇西北“怒俅”地区。早在清宣统年间，李根源便上“经营怒俅策”，请在此地设治，改变当地小土司和“野夷”杂陈的局面。很快，民国元年正月，以军队为主体的殖边队进入怒江地区，经过几次战斗，平定了当地“夷人”。在这类行动中，政府的出师设治，目的除巩固国防之外，自然也不离要“开化土民”的目的。对此，筹划并实施滇西边区改土归流和“怒俅殖边”的李根源说得很清楚：“弹压（指土司区的弹压委员）之责，在保安边境，绥辑夷民。尤望开诚布公，用使慕义从化，以无负建设之初心。怒俅为我藩篱，殖边即以固圉……但能不避艰险，悉力经营，将见一变獉狉，渐开文化，是则西陲之幸！”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初云南政府面对外患日亟，内部又纷乱不已的局面，尽管有比清政府更为明确也更为急切的“开化”边民、巩固边疆之志，却无力实施。当然，他们的种种“宣传”和措施，仍使清末以来力图加强边疆少数民族认同统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得以延续和深入。

总之，从民族国家或“国族”层面而言，在滇西边区，从清代开始就有了明确的疆土版图观念，并区分“外夷”和内地民人、“夷人”。辛亥革命前后，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上有短暂的狭隘“种族民族主义”国家观念出现，但并未对社会造成深层影响。很快，“五族共和”等强调各民族共同组成民族国家的观念成为主流，并进一步有各族合为一“国族”的观念萌芽。由于滇西边区的多民族实际，这种民族国家观念出现得比其他地方更早，也较普遍地为各民族人民接受。

例如，大理光复时，街市一律悬挂汉字红旗，当地回族看到后，“疑之，惶惶走相诘问，几酿变”，后大理自治总机关部“集回民会议……为演说回汉一致，五族平等之旨。并令公推代表，得杨杜二人入部共事，始各帖然”。大理自治机关演说之“回汉一致，五族平等”等观念，为大理回族民众接受，说明其认同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观念，并积极参与其中。另外，这里所说“五族平等”如果确为当时演说的原话，至少可说明：这一标志中国民族观念巨大变迁的提法，甚至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西南边陲就已成为处理民族关系使用的套语。

对于有些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方式与认同汉族和“天朝”有相当的相关性。例如，在腾越起义十多天后，腾越七土司曾“派代表送来髦马和银杯银盘等物品，向张文光举行旧的仪式”。这一举动，是“封建时代土司对上级汉官表示服从尊敬的一种古礼”。从民族观念的角度言，这说明其对腾越起义之初所宣传的大汉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理解，只是单纯地认为，作为土司，应当向新的统治者表示效忠。但还可以说，这是一种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对国家的认同。

从民族关系层面来说，相比传统观念，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的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民族平等成为当然理念，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国民在法律上一致平等基础上的，民族歧视在法统上得不到任何的支持。“五族平等”的观念在某些少数民族中也得到传播和接受。另一方面，受进化论的影响，主流观念以文明开化的名义，对滇西边区少数民族仍然维持了野蛮落后的形象。这种观念与以文化本位区分“夏”、“夷”的传统观念有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民初云南政府对少数民族仍持“开化”、“教化”的观念。从民初政府滇西边区改土归流的出发点分析，认为土司制度野蛮落后，毫无价值，必须去除的想法，除了政治因素的考虑之外，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落后而不能自立的观念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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