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教育欤？俗教育欤？──关于僧才培养的现代性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佛教发展史就是一部“得人”史──“得人”，则兴宗立派，光宗耀祖；不“得人”，则门庭冷落，影响式微。而“得人”之关键，则在教育。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以寺院为基地的传统僧才教育体系已明显不适应于新的僧才培养要求。佛教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要求新的僧才培养以僧教育为本、俗教育为枝，两面开展，兼收并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

一

明教契嵩论及云门宗兴盛的原因时曾以“得人”加以概括，黄启江先生解释说：“凡禅师个人之传法风格、其宗派意识之深浅、悟道和接引学徒之途径与方法、对文字经教之认识、经营与领导寺院的能力等等，都是得人与否的考量。”以此解释，“得人”之“人”绝非简单之人，马克思韦伯所谓“克里斯玛”（charisma）应该具有的个人学识与人格魅力全都包含其中了。

岂止“孤危耸峻，人难凑泊”的云门宗！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乃至黄龙、杨岐，何宗不是如此？不只禅宗，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例均如此，无论是简便易行的净土宗，还是高深莫测的唯识宗，抑或天台、华严云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佛教发展史就是一部“得人”史──“得人”，则兴宗立派，光宗耀祖；不“得人”，则门庭冷落，影响式微。愈值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得人”与不“得人”即愈是佛教是否撑持发展的关键，在佛教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

纵观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其社会转型之巨、对佛教挑战之烈，当莫过于清末以来的时代际遇。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中，陈兵、邓子美先生曾就此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二）新的政教关系的挑战，（三）传统佛教经济基础的崩溃，（四）科学、无神论等新思潮的挑战，（五）基督教等“外道”的挑战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佛教“从未应答过的挑战”。与此相映，佛教自元明以降的积弊复成历史的包袱，沉重地压在当代佛教身上。其所要者，陈、邓二先生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作为“住持佛法”主体的僧尼队伍素质低劣，（二）教团及传布方式等积弊。佛教本具的庄严与张力尽在类似的积弊之中稀释萎缩，非但不能凝聚全力应付外界变故，甚至僧尼被与蚤虱蚊蝇并列为人间“十害”。一方面是佛教内部的积重难返，另一方面是其外缘的前所未遇，当代佛教复兴之困难远非古代所可比拟，非一大批超凡卓绝的高僧不能担此重任。故自杨文会、太虚等人始，一直把僧才的培养视为当代佛教振兴的关键。在《救僧运动》中，太虚即明确表示：佛教复兴的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僧伽。太虚以后近半个世纪，佛教内部的深重积弊未获根本解决，而其外缘的挑战反更严峻，在全球一体化的挤兑中生存空间更见艰难，“得人”更为不易。尤其是经文化革命的挫折后，僧尼年龄普遍老化，旧有高僧大德相继谢世；而青年僧尼“文化程度过低”，“佛学修养太差”，管理缺乏能力，“至于能够研究佛学，发扬佛教文化的僧尼，人数就更为稀少”，僧才奇缺成了当代佛教突出的问题。1992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赵朴初先生在言及佛教工作的主要矛盾时大声疾呼：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与此同时，在《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中，真禅法师也称：“大力培养青年僧人，已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在《在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祝词》中复称：“只有了大量的、有高尚道德品质、有渊博的佛学知识，而又为广大教徒所尊敬的爱国爱教的青年僧人，佛教事业才能健康发展。”由此看到，是否具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僧才，已经成了当代佛教能否复兴、转型的关键。

二

所谓“高素质的僧才”，出于当代佛教的特殊要求，较之于古代似更苛严。以内缘论，他们必须具有深而全面的佛学修养，自觉以弘扬佛法、利国利民为己任。用真禅法师在《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中的表述，就是要做到“两爱”、“三懂”。

所谓“两爱”，就是“爱国爱教”。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首先必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佛学院校的学僧同样如此。其次必须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等等。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

有了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还必须要有弘法利生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做到“三懂”，即：

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

“教理”，即佛教的理论，包括各宗派的理论，“教史”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种佛教史，其中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南传佛教史和藏传佛教史等。

二：懂法务活动

“法务活动”，包括启建各种法会、唱诵仪规等。现有一些佛学院校，对此不够重视，以致有一些从佛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会唱念，不会做佛事。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将“佛教唱诵教程”列为汉语系佛学院校的必修课。这是一项明智而又正确的决定。

三：懂寺庙管理

“寺庙管理”，即将传统的四大寮口制度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套科学管理寺庙的制度和方法。

在《青年是佛教的希望》中，真禅法师就“三懂”进一步阐释说：

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在教理方面，要深入钻研以《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为中心的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体系；以《华严经》、《楞伽经》、《解深密经》为中心的华严宗和唯识宗的思想体系。还要化（花）大力气研究禅宗的经典及思想。而且不论研究哪一派系的经典理论，都要以人间佛教为著眼点。因为人间佛教的思想，是佛陀的心髓，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教史方面，要懂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部佛教史，要懂印度、日本、朝鲜和中国佛教史。只有懂得佛教史，才能使知识系统化，避免保守、僵化的错误。

二懂法务活动。佛教法务活动，包括各种法会、唱诵仪轨等，每个青年法师都要学会。

三懂寺庙管理。寺庙管理在佛教传统中有客堂、库房、禅堂、衣钵寮等四大寮口；现代寺庙管理则有法务、财务、物资、人事、接待、治安、生产、服务等各方面。每个青年法师都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学习和探索。真禅法师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两爱”和“三懂”才能使学僧成为一个合格的僧才。其中，懂佛教教理和教史当还包括了方便善巧、随机开释的能力，懂寺庙管理则要求具有现代管理学的知识。以外缘论，近代历史的巨变改变了传统佛教的认知构架，新型僧才被要求具有更丰富的学识与经验。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文化知识全球化的结果改变了传统关于文化知识的结构，佛教文化知识被压缩到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比例之中，不再带有全息的色彩，要求新型僧才除佛教外知道尽可能多的东西；

第二，科技主义的盛行对一切形而上、非理性的传统文化知识形成咄咄逼人的态势，传统佛教文化知识在此进逼之下几乎失去了还手之力，要求新型僧才最大限度的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

第三，资本主义文明前所未有地膨胀了个人的物质欲望与现实诱惑，对佛教一以贯之的观念基础形成巨大的溶蚀，要求新型僧才具有高超的继往开来、应变化俗能力；

第四，新型的国家体制与政治构架改变了传统关于正教体制的模式，消解了佛教长期累计的类似认知与经验，要求新型僧才具有崭新的应对思路与技巧；第五，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全面崩溃，凸现了佛教传统中经济知识、管理知识等等的缺位，要求新型僧才于佛教传统知识以外获得补充；如此等等。由此看到，所谓“高素质的僧才”紧跟了一个不低的要求，不如此则不足以担当当代佛教复兴与转型的时代重任。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以来，经过近两千年的传播发展，已由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同时扩展成为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和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就宗教言，通过吸收与衍生它已累积了较印度佛教更为丰富的内涵；就学问言，通过互摄与合流它已和中国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等混融一体；就文化言，通过构成与影响它已逐步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管教界与学界如何认识当代佛教，新型僧才不可避免地将在三重界域出入，尤其是那些志在将人间佛教理念落到实处的僧才。那么，所谓“高素质的僧才”当有比我们上面所言更高的要求。

三

僧才奇缺需要培养。培养僧才依靠教育。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流行地区，过去没有任何形式的学校。寺院是其学习文化知识的唯一场所。出家为僧的人，除了念经学律外，还需学习傣文以及历史、历法、文学、艺术的知识。因而，从寺院出来的和尚，本身就是受过综合教育的知识分子，深受社会和群众的敬重。当过二佛爷后还俗的人，傣语称作“康朗”。康朗是傣族对知识分子的专称，因其有较深的佛学知识，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一般说来，有的康朗不仅精通傣文，深通佛理，且还懂得一些天文历法，能够帮助群众编写历书，规定各种节令，以利农业生产的进行。个别康朗甚至能较精确地推算出日食、月食的时间；有的精通药典，成为农村草医；有的能歌善文，成为传播文化的著名诗人──“赞哈”；有的成为各级统治机构中的文书和官员。可以说，“佛寺起着学校培养傣族知识分子的作用”。正因如此，这些地区的男子一生被要求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寺院生活，不仅是为其宗教修行，同时也为学习文化知识。他们认为，男子只有出家当过僧侣，才能成为新人或受过教化的人，才有结婚建立家庭的权力。在这些地区，寺院教育是一种全息教育、国民教育，而非宗教教育。

与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情形稍异，藏传佛教一般是在寺院内设立学院，隶于扎仓，专授佛典礼仪与文化知识。以拉卜楞寺为例，寺中设有6大学院：1个闻思学院，两个神学院（续部上院、续部上院），两个天文学院（欢喜金刚学院、时轮学院），1个医学院。闻思学院注重学习论辩，其他5院注重学习修持。经过严格的寺院修习，僧人可以考取各种学位或僧级，在寺院/政府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故在藏传佛教地区，喇嘛实是社会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和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一个寺院犹如一个大学，或者专门学小。”。比于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流行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更像是一种精英教育，虽然仍属全息教育。

此种（宗）教教（育）一体的情形在汉传佛教地区发展虽不充分，然近代以前，寺院本身亦有学校的性质。除少数家道丰厚、学养较深的人出家为僧外，多数僧众入寺时是一字不识。入寺以后，通过师父的言传身教与自己的刻苦学习，最终获得相当的文化知识，成为社会的知识文化精英。禅宗六祖慧能初为薪夫，目不识丁，投到弘忍门下后，复为碓米僧人，通过耳濡目染与勤奋好学，最后竟然成为一代宗师。同样，崇信初靠卖饼过活，出家以后，经过自己的刻苦研习，后也成了禅宗的一代宗师。类似情形在禅宗里极为普遍，反映出禅宗寺院教育极其有效的事实。不止禅宗，在其他宗派乃至非宗非派的情形里，寺院教育亦是如此，为汉传佛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

近代以前，无论是南传佛教上座部流行地区，还是藏传佛教流行地区，抑或汉传佛教流行地区，寺院本身一直是僧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随着佛教中国化的逐步完成，佛教本身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文化。藉此重叠，僧才教育所达成的结果不仅是佛教的，同时也是社会的。那些高素质的僧才，不仅在教内具有很高的威望，在教外亦极受人尊敬。其佼佼者，几可与当时社会名流比肩。秘演与欧阳修的引为至交，佛印与苏轼的相与往还，可以视为两个典型。

至于近代，伴随时代的巨变，以寺院为主的传统僧教育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此一冲击夹带文化知识全球化、科技主义、物质文明、新型政教关系、经济一体化等等矢量，几乎崩溃了佛教教育的传统构架。而最致命的，是新式国民教育体制的逐步确立，弱化了佛教教育固有的传统价值，寺院不再成为令人羡慕的学习和教育中心。概括起来，传统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知识小化（由全息变为部分）、老化（由实用变为过时），另一方面是方法陈旧（师徒式的传授）、简单（仅靠口传身授）。以此情形，即使可以勉强维持，也已很难培养出时代所期望的高素质的僧才。质言之，传统佛教教育体系已经到了不能不有所改变的时刻，出于新型僧才培养的需要。故陈兵、邓子美先生称：“晚清佛教传统教育模式的转换已系着中国佛教的生死。”

四

传统丛林教育虽有优长，而其与现代之不适应已很明显。故近代以来，主张佛教教育改革者，无不首先就此求变。其思路，即是将新式教育方法引入传统佛教教育之中。此一改革的肇始者杨文会曾经明确声称：“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在其开设的祗洹精舍学堂中，杨文会还模仿新式教育体系，将旨在培养僧才的内班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等，设立不同的学历与学位。不止是在形式上，在教学内容上也求有所拓展。杨文会认为：佛教教育主要为培养僧才，振兴佛教，因而学堂既要兴佛学，也要兼习新法（指西学与维新之学），同时还可借鉴日本佛教教育和欧洲基督教教育的成功经验。

承续杨文会的尝试，深知现代僧才在传统僧教育手段下难以培养的太虚，一生创办了一系列的佛教学院，而尤以武昌佛学院最为知名。太虚的现代僧教育思想，“即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坚持佛法根本，借鉴吸收国内外近代僧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培养出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够推动佛教革新事业的僧才。”具体而言，国外主要是对日本现代僧教育成功经验的吸收，国内则主要是对杨文会祗洹精舍教育思想的继承发展。在教学内容上，太虚所办佛教学院亦不止学习佛教经典，同时兼习世俗学术文化，外语、伦理、心理、生物等等课程均有开设。太虚认为：将来担任复兴中国佛教大任的青年学僧要从四方八面学习锻炼，即修行、讲学、用人、办事。

1922年，欧阳渐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生人才”为其宗旨，培养居士道场为其目的。初设学、事两科，教学、研究、述译、考订等属“学”科；藏书、刻经、宣传等属“事”科。后又改设问学、研究两部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教育方面分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级，大学中又分补习班、预科、特科、本科。其课程设置，中学部修身与佛学课约占1/3，国文、英文、史地与自然科学课占2/3；大学部与研究部课程重心则在法相唯识学，兼及别的一些课程。“与当时一般佛学院不一样，内院确实达到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相应普通中学、大学水准。”在某种意义上，支那内学院更近于是一所佛教大学。

建国以后，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建立了中国佛学院，把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作为办学宗旨，集中全国有名的佛教教师，分设本科、专修科二班。学僧来自全国各地寺院，素质相当整齐，毕业后大都成了各地佛教骨干。80年代恢复以后，中国佛学院开办了预科、本科和研究生班。其中，本科佛学课程设有佛教史、中观、唯识、禅宗、天台、贤首、净土、楞严经等，文化课有古典文学、历史学、中外哲学、外语等。中国佛学院成为汉语系佛教的最高学府，毕业的学僧填补了文化大革命命后青黄不接的佛教断层。与此同时，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和寺院也先后恢复或成立了佛学院和培训班，培养了不少佛教人才。

不难看到，近百年来僧教育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第一，针对丛林式教育的弊病，自祗洹精舍而至中国佛学院，大抵均以新式教育作为改革的思路，在佛教内部设立学堂，以培养僧才；第二，针对知识老化、小化的弊病，在传统佛教教育的基础上扩展教学内容，增设与佛教相关的其他课程，以扩展学僧的学识。较之于传统僧教育体制，类似改革的意义显而易见，成效亦显而易见。但问题仍然很多，诚如某些学者所忧思的：当今海峡两岸为数众多的佛学院尽管正在培养着成千上万的僧尼，但按现行佛学院体制能否培养出具戒定慧和现代意识的合格僧才，尤其是能否培养出堪作民众人格楷模的高僧；即便能培养得出，寺僧中心的传统体制是否能适应未来社会，是否能永保僧伽的真正质量，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比照于上面关于高素质僧才的要求，类似僧教育体制似仍不能肩负时代的重托，因其仍是在佛教内部寻求变革。而当佛教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时，此一僧才培养思路即明显过于狭隘，减约了时代赋予僧才的“高素质”要求。

五

僧才是佛教的人才。培养僧才是为振兴佛教的目的。故说千道万，精通佛教本身理事应是僧才培养的根本。诚如真禅法师所说：“我们培养的新一代的佛教僧侣，是必须既懂得佛教的教义和教史，又要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学会诵经，做功课，参加各项佛事活动。”连佛教本身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清楚，一不懂教理，二不懂法务，即使学富五车，也非僧才。就此，以佛学院为主的僧教育体系仍然应是僧才培养的基础，像真禅法师所说：“办好佛学院校，既是百年树人的大计，又是解决目前管理寺院缺乏人才的良好办法，办好佛学院校，是振兴中国佛教的良好途径，这一点在近代和当代都是早已得到证明了的。”尽管个中仍有很多问题，如王雷泉先生所指出的：在办学形式上，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学院，浪费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非僧非俗，学修一体化和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在教育对象上，限于僧伽，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佛教实业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在大陆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时，却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为我所用。又如陈兵、邓子美先生所指出的：从具体教学环节看，课程设置特色不够鲜明，教材建设收效甚微，师资力量愈加薄弱，社会人才不能有效利用，轻视佛学研究与教育的相互促进作用等等。此外，办学经费不足，教学缺乏经验，教师待遇过低，学僧素质较差，“都影响了佛教教育的质量”。但这些似均无关宏旨，可以通过逐步完善予以解决。无论怎样，以佛学院为主的僧教育体系在当代高素质僧才培养中，仍应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唯其如此，僧才培养的目的方能藉此实现。

然而，僧教育体系阙如的部分，则单靠完善自身不能获得解决，而需引入俗教育体系予以补充。近年来在一些大学逐步推开的兴办佛教（文化）研修班，当是此一僧才培养思路的具体落实。1990年，复旦大学开办佛学研究班，真禅法师在开学典礼上高度肯定了此一做法，称：“这可以说是开辟了僧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有它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并进一步阐释说：

大学办佛学研究班，比佛教界办佛学院和研究班有更多的优越条件。

首先是大学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师的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法先进。学僧在这里，可以得到名教授的指导、培养，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

其次是大学里的图书资料丰富。除了佛学方面的图书外，有关世间学问的书，应有尽有。这可以使学僧们开阔视野，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从而使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更全面、更系统。

总之，这个佛学研究班，要比佛教界所办的佛学院、研究班更完美。

在毕业典礼上，面对学成毕业的学僧，真禅法师再次强调：

首先，你们是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佛学研究僧，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它在海内外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其次，你们通过两年的学习，获得了比一般佛学院出来的学僧更多的佛学知识，它使在研究佛学、弘扬佛法方面增加了一支生力军，从而把佛教事业更加发扬光大。

第三，通过两年来的办学，研究班本身也积累了不少办学、教学等各方面的经验，这为以后继续办理佛学研究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看到，引入俗教育体系之于高素质僧才培养的意义，在如真禅法师这样独具慧眼的一代名僧那里，已是得到高度肯定。其实，远远不是真禅法师所说那么简单，俗教育体系的介入僧才培养，不啻可以补充僧教育体系的知识阙如，更重要的是在它能从整体上提高僧才的综合素质，把僧才带入一个很高的境界。而此境界对当代佛教的复兴、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佛教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要求新的僧才培养以僧教育为本、俗教育为枝，两面开展，兼收并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