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政策像阳光雨露沐浴着木里大地 木里由于地理、历史和宗教等原因，自古以来就与西藏和康巴藏区联系紧密，在全国藏区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和较为鲜明的特点。 解放前，木里地区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藏传佛教对木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信教群众有着深刻的影响。 木里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扎西次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木里地区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3年自治县成立后木里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木里各族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真正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宗教界人士做到了“政治上合作共事、信仰上相互尊重、感情上真诚相待”。 解放后，对一大批“政教合一”时期的宗教界上层人士和中下层土司衙门官员，安排担任国家干部。 木里末代土司（大喇嘛）项培初扎巴，原木里宗教领袖、第九世活佛甲央旨古扎巴敬泽，原国民党中将江防司令、木里县第十九代土司（大喇嘛）项扎把松典等上层宗教人士，曾被任命和安排为县级政府主要领导，州、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西康省人大代表。选送了10名宗教人士干部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 这些宗教界人士经过多年的团结、教育、思想改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成为了木里干部队伍中的骨干。他们不仅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关系木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同时发挥其在信教群众中的特殊作用，身体力行地为木里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木里宗教界人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1959年西藏部分上层人士叛乱前，曾来信煽动木里的宗教界人士策应叛乱。由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深入人心，木里民族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西藏地区发生叛乱时，木里社会依然稳定，民族依然团结。 1983年11月，木里县成立了佛教协会。所有开放寺庙都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组织，参照《藏传佛教管理实行办法》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方针，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 1991年，在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和甘孜州政协、佛教协会的帮助下，按照宗教仪规，寻访认定了香根边玛仁青为木里县第九世活佛转世灵童。木里活佛转世、座床这一佛门盛事，受到了旅居国外的木里籍僧侣和藏传佛教的信徒们的欢欣鼓舞，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香根边玛仁青活佛被送往甘孜州四川省藏文学校学习和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活佛班深造。他担任了盛州、县政协各级领导职务，与木里县委、县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对维护木里藏区稳定、护林防火、民族团结等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扎西次翁表示，每一位中国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僧人也不例外。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木里县委、县政府把关爱僧人和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寺庙，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解决寺庙和僧人困难。 为了满足木里藏区广大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需要，采取了寺庙自筹、信教群众捐赠、政府补助“三个一点”的办法，逐步解决寺庙危房的修缮。政府先后拨款近60万元，修复了闻名遐迩，在西藏及川、滇藏区都颇有名气的全国重点保护寺庙之一的木里大寺的“曲拉”经堂和“年降空”殿，修建了僧舍和茶房；投资100万元在木里大寺修建了爱国爱教培训中心；给大寺划拨200余亩耕地。 木里县先后开放了分布在边远区乡及邻近盛州接壤地区的寺庙共14座，对部分寺庙通水、通电、通路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 2006年，县财政投入170多万元，寺庙自筹83.3万元，维修了康坞大寺大殿。今年上半年，多方筹资启动了世界第一室内高佛──木里大寺甲央强巴大佛重建工程。 将僧人纳入社会保障。木里县将全县352个僧人纳入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寺庙的寺管会主任、副主任发给一定的生活补助。 “自古以来，都是以寺养寺，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国家和政府不得出一分钱的。”扎西次翁说，“还是党的政策好，寺庙和僧人的困难政府都在尽力解决。”（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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