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认识与实践

作为中共中央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就中国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在历史进程中主要分为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派别。本文的基督教仅指新教，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一部分天主教徒脱离天主教而成立的。来说，由于其与西方世界的紧密联系，更是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有关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贡献，学术界已有一些关注，然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基督教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学界少有人作过专门研究，职是之故，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基督教发展概况

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开始在中国由沿海而内地，由城市而乡村传播开来。到19世纪末，中国基督教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无论是教堂数目，还是信徒人数，都比以前有较大发展。20世纪最初20年，中国基督教更是迎来传教事业的“黄金时期”，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参见〔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87页。之后，中国基督教先后遭遇两次大的挑战，即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教会和国家一样，饱经苦难，教会的发展却并未消歇，教徒人数仍稳中有增。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基督教迅速进行战后重建，在内地的各差会及其附属机构纷纷搬回原址恢复工作，大批外籍传教士再次来华。中国基督教的“三年奋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至1949年前后，中国基督教已拥有教徒约70万人，神职人员1万余名（其中外籍约占17%），教堂6500多间。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页。

　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教会走向自立和本土化逐渐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中国基督教的先贤们曾经提出过自传、自治、自养的宏伟蓝图，并为之做出了努力，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这一理想仍没有真正实现。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基督教依然完全受控于西方各差会，它们提供的津贴仍是绝大多数教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基督教在华继续活动的差会多达121个，其中以信义宗为最多，有32个，公理宗最少，有2个；若以国籍来算，在华的美国差会最多，达58个，英国差会次之，有11个，仅各差会主要负责的外籍传教士就多达315人。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数据组编印《中国基督教概况》，第1～2页。又如基督教圣公会，在新中国成立前，仍与13个教区、2个传道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参见政务院宗教事务处数据组编印《中国基督教主要公会情况》，1954年5月，第1～2页。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基督教内部也开始涌现出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进步人士，其中尤以吴耀宗最为典型。在吴耀宗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充满了矛盾，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中国基督教因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在新时代进行革新，因为“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们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吴耀宗：《基督教时代的悲剧》，《天风》第116期，1948年4月10日，第4页……正是凭借对新中国的期盼，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等基督教界人士作为代表参加了1949年9月召开的新政协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共有8名宗教界人士作为代表应邀参加会议，其中基督教界人士5名。吴耀宗在新政协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宗教过去曾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利用，现在中国人民解放了我们，宗教应当大大地革新，必须清除基督教内部腐恶陈败的毒素，从思想中摆脱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并号召全体基督教徒加强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政协会议文献，进行自我教育，以努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伟业。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9月29日。

新中国成立后，吴耀宗对基督教教会进步力量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他们主张民主；他们反日、反蒋、反美帝国主义；他们接受新民主主义，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力量的联系；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是耶稣的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同共产主义的主张，是大致相同的。”吴耀宗：《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经过》，《田家》第16卷第8期，1949年11月。

　二、周恩来对中国基督教的认识与主张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督教问题在党内由中央统战部负责，而作为党内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这一与西方世界联系密切的群众性宗教问题。针对中国基督教的现实情况，周恩来先后提出一系列正确认识与主张，为新中国妥善处理基督教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阐明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实质，力主中国教会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天主教、基督教等能够在华传教并拥有其他特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也才会将其称为“洋教”。到新中国成立时，基督教在中国的“洋教”形象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对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实质，周恩来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阐释。1950年5月，周恩来与京、津、沪等地宗教界人士的三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做‘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2页。周恩来的这一认识，显然切中了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要害所在。

因此，周恩来主张中国教会必须彻底割断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1950年4月13日，他在全国统战会议的第二次报告中谈到：现在对宗教应强调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断绝关系，像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指挥就不行，“外人要在中国传教、办教怎么办？我们也要解决，我们主张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周恩来在统战会议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第13页，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23/8/1……是年5月，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会，就必须“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肃清自身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针对教会人士的忧虑，周恩来强调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政府绝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犹大，清除出去，使广大宗教界人士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引导广大教徒一道前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4、226页。

　（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搞反宗教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督教界的一些领袖、信徒都非常忧虑宗教在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实行消灭宗教的政策。针对广大教徒们的担心，更是基于中国宗教问题的长期性与群众性，周恩来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搞反宗教运动。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今天的中国“只谈反帝，不要牵连反宗教问题”，而且也“无需做反宗教运动”。原因何在呢？周恩来认为，一方面，相比较意大利、法国“若干共产党员还到教堂中做礼拜”的情形，“中国宗教问题不像欧洲那么严重”，也远不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宗教的危害那么大，中国“只有西藏是政教不分，比较麻烦，使它政教分离仍须一个较长的时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基督教的国际性，“若反对宗教”，不但引起中国教徒们的不满，还可能会“引一些欧美人民的不满”，反而不利于新中国的宗教管理工作。参见《周恩来在统战会议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23/8/1。

1950年5月，周恩来三次接见京、津、沪宗教界人士时再次重申了不进行反宗教运动的想法。他说：“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我们所遵守的约束是不到教堂里去作马列主义的宣传，而宗教界的朋友们也应该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这可以说是政府同宗教界之间的一个协议，一种默契。”他还特别提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更何况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所以，他向基督教界人士保证，中国共产党决不搞反宗教运动，“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决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2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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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首次在教会公开见证信仰 1950年6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党组会上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宗教，如回教、喇嘛教，它们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尊重宗教也就是尊重其民族，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另一类是与政治有联系的，如基督教、天主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要慎重处理宗教问题，凡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都按反动分子办，不要牵扯到宗教。问题是要善于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列宁在1909年曾经说过宗教就是鸦片，这是革命时期的口号。现在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不必强调宗教就是鸦片，而要尊重其民族的信仰。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0页。

　（三）充分肯定中国基督教界进步分子的积极作用

　尽管中国基督教在近代以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周恩来并没有对其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他结合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实，认为不仅基督教教义中有一定的积极因素，而且基督教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在与吴耀宗、刘良模等人的谈话中，他就明确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基督教进步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解放战争获得基本胜利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有代表出席。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21页。

三、周恩来积极支持和引导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正是基于对中国基督教问题的上述正确认识，周恩来在1950年前后积极引导和支持了吴耀宗、刘良模等教会内的进步力量所发起的旨在割断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

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肇始于基督教访问团在北京时与周恩来的会谈，而基督教访问团的产生又与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密切相关。1949年10月25～26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吴耀宗在会上向执委们报告，新政府将在内务部之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政协也将设“宗教事务组”。有鉴于此，协进会的执委们认为在基督教方面应成立一个“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故执委会决定由全国协进会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包括全国各大小宗派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以商讨成立一个行政总机构。参见《教会应改组全国机构实证耶稣福音》，《协进月刊》第8卷第3期，1949年11月。为促进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召开，执委会决定组建基督教访问团，前往华北、华中、西北、华东及华南进行访问。参见《协进会执委会重要决议》，《天风》第186期，1949年10月29日。

基督教访问团对华东、华中、西北、华北等多个城市的教会进行走访期间，代表们发现很多地方发生了征用教堂、没收《圣经》等干涉宗教信仰的事件。仅华北五省，代表们就“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代表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内部版，第9页。正是各地教会遇到的困难迫使吴耀宗等人在结束对济南的访问后，决定转赴北京，请求中央人民政府帮助。这便有了周恩来与京、津、沪宗教界人士的座谈会。

1950年5月，在周恩来与京、津、沪宗教界民主人士的会谈中，吴耀宗首先向周恩来报告了基督教的一般情况以及在新中国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恳请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吴耀宗等人所说的各种困难，周恩来认为，中国基督教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其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所致，所以，为适应新中国，并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中国基督教必须“去腐创新”，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便毫不会受到歧视，只有这样才是出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25、226页。

周恩来的谈话对京、津、沪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吴耀宗随后有过这样的记述。他说：当时“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第10～11页。吴耀宗在日记中也写道：“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转引自沈德溶：《一位坚贞爱国的宗教界领袖──吴耀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在周恩来的积极影响下，吴耀宗等人在京期间即着手起草向全国教会同道呼吁的重要文件《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并先后数易其稿。在这份重要文件的形成过程中，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多次加以指导。在1950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讨论这一文件时，周恩来指出：“吴耀宗所拟定的第五次修正的宣言，比过去多了一个序言，把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得很偶然，就让他那样吧。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宣言里说的话和我们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宣言和我们说的一样。这样便于团结群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27页。

1950年6月1日，周恩来就宣言的起草问题专门致电吴耀宗，以示肯定与勉励。他认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基本方针是好的。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望以此精神“劝导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响应这一主张，以利基督教教会的革新”。《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5页。除此之外，周恩来也不忘在党内做工作。1950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在谈到宗教关系时，他希望各级干部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页……

吴耀宗返回上海后，中国基督教访问团的活动便宣告结束，他们没有再按原计划对东北和华南地区进行访问。因为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吴耀宗等人对问题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收集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及问题已经让位于思考如何割断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受周恩来的启发，吴耀宗等人认为，倘若中国基督教进行彻底的革新，划清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界限，去腐创新，由原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宗教事业，各地教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便会随之消失。1950年7月28日，在广泛联络全国各地教会的基础上，吴耀宗与各教派40余人联名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并培养爱国与民主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参见朱企泰等编《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页。

吴耀宗等中国基督教界的进步力量树起革新的旗帜后，周恩来依然保持着对基督教问题的关注与支持。为进一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并扩大吴耀宗等人发表宣言的影响，周恩来于9月15日专门致电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并转告吴耀宗，称：“此项文件（指‘三自’革新宣言。──引者注），拟予全部发表，并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电文中不但充分肯定了吴耀宗“为发表宣言，推动各方”所做出的努力，还从“减少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对于立即断绝国外接济的顾虑”的角度考虑，建议“宣言中具体办法第一项内‘立即’两字似可取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因为在周恩来看来，解决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来就是要“有步骤地进行”，所以，去掉“立即”两字不但与宣言的主旨并无违背之处，还可减少反帝爱国运动的阻力。

这一合理且富有策略性的建议立即被吴耀宗等人采纳。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按周恩来意见修改后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公布了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了态度鲜明的社论。社论指出：“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一切宗教的信徒们都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宗教界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正常的宗教事业”。《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此后，一场声势浩大、旨在割断与帝国主义联系的中国基督教界的“民族自觉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

总之，作为中共中央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重视中国基督教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和主张。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基督教界的进步力量发起反帝爱国运动的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的引导和大力支持。周恩来正确处理基督教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对今天我国基督教的健康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