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贿选引高层震怒 习近平六问共产党员哪去了

《财经》记者的调查表明，衡阳选举贿案的曝光，源于多名落选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举报。

不过，引发海啸的“蝴蝶翅膀”并不在衡阳，而是在距离衡阳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阳。2013年1月中旬，邵阳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企业家黄玉彪以行贿者身份，在多个网站实名举报自己曾向该市的多个县人大代表团贿选，并将部分证据以附图形式贴出，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参见《财经》2013年第9期“贿选潜规则”）。

黄玉彪告诉《财经》记者，2013年1月29日，在从邵阳赴长沙接受媒体采访的车内，他接到衡阳团落选者的电话说，“衡阳的情况跟邵阳一模一样。”

受到黄玉彪的启发，对方欲向其索要媒体记者的电话寻求曝光。黄从电话里得知，至少有两位落选者参与此事，一名是企业家，一名是政府官员。另有一名企业家虽已花费300万元当选，也要告。“我告诉他们，报道写出来发到网上，可能马上就被删掉了。最好找新华社写内参，不要找省分社，要找总社的。”黄说。

但之后，与黄玉彪类似，衡阳的举报者选择了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第一轮举报。

最先“中枪”者是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2013年2月19日，央视记者赵喜在微博中贴出一份自称来自举报人李新庚的实名举报材料称，2007年，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利用丈夫李甲成任衡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之便，采用贿赂方式给每个县人大代表3000元，总共花费70多万元贿选成为衡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13年她又花费近300万元，当选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举报信附有李新庚的家庭住址、手机号和个人签名。李新庚的身份是衡山县一名律师。不过，他本人对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自己被人冒名。

此事曝光后，衡阳市委宣传部表示，有关部门启动对左建国贿选问题的调查。

随后在3月14日，衡阳另一位省人大代表、常宁市幸福老年公寓董事长吴群被指在选举中发出636个信封，每个装有五六千元。

衡阳贿案爆发后进行处理时，左建国、吴群的姓名都出现在被省人大确认当选无效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单之中。

网络举报只是第一步。黄玉彪称，事后他得知，举报者依照其建议，在北京找到新华社总社记者撰写了国内动态清样。此外，中央纪委也收到了控告材料。当年5月，黄玉彪从北京的渠道得知，新华社的内参报道获得高层“一查到底”的批示。

湖南省委正式知晓此事，是在2013年4月9日。当天，包括徐守盛在内的湖南省领导五人小组开会听取汇报后，决定严肃查处，因此该案的内部代号为“4·09破坏选举案”。

6月上旬，中央工作组进场，查处力度骤然升级。“中央对案件定性后，（省委）书记把我们叫到北京，要求分类处理，同时开始考虑干部的准备，涉案干部按级别由市委书记、副书记等谈话。”李亿龙在会议发言中说。

据了解，李亿龙负责的谈话对象，一般都约谈了10次左右，最多的谈了近20次。

一位前衡阳政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事件曝光的背后，共有十余名落选者联合起来，一直在北京举报。据其所知，举报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平均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的参选者感到很委屈，“人大主动让他们去送的，结果没让他们选上，连钱也不退。对一些资产在千万级的小老板，几百万也是一笔很大的钱。”

衡阳政界生态

案件爆发之前，衡阳的贿选氛围已形成经年。

源头起于何时目前无从追溯。曾于1983年至2003年在人大系统任职20年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傅学俭对《财经》记者回忆，在2003年他卸任之前，未曾听闻相关事件。

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阳耒阳市纪委公开处分了肥田乡政协联工委原主任蒋某，将之开除党籍。原因是蒋某出于竞选乡长一职的目的，给每个乡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烟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开，价码随着竞争加剧而水涨船高。

对衡阳来说，2007年是问题迭出的一年。中组部于2008年1月通报称，2007年9月，在湖南省衡阳市委对县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考察期间，衡南县财政局局长何某以发放中国农民补贴网建设奖金的名义，向具有推荐权的各乡镇（办事处）党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领导每人发放1000元，请他们在推荐副县级领导干部时支持自己。事发后，何某被取消提名资格和免职，并由纪检机关立案查处，发放的所谓“奖金”被如数收缴。

该年11月，《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一名参选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送出了280个红包，每个500元，因送的不如其他竞争对手多而落选。

上述前衡阳政界人士介绍，同在2007年，当地一位百货业女老总以2000元一张的购物卡开道，花费100多万元参选省人大代表，仍然落选，得知结果后失声痛哭，成为当地政界笑谈。

正是在这一届贿案频发的选举中，2008年1月，此次因收受钱款涉嫌玩忽职守被移送司法机关的胡国初当选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生于1953年，2013年年届60岁。若非意外，去年他将如期卸任，颐养晚年。他是在衡阳本地出生、入仕的干部，此前历任市委组织部长、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门生故旧遍布，擅于为所在部门争取利益。在任职人大主任的六年间，他为人大系统的划地、盖楼贡献良多。

任期内，他曾与四任市委书记搭档。此番出事的童名谦，是其中第三任。童名谦调任衡阳以前，曾在湘西州和邵阳市担任书记，此前在两地分别遭遇凤凰大桥垮塌事故、湘西非法集资案和邵阳沉船事故，来衡阳后又遇到破坏选举案，反而一路升迁，招致舆论非议。

认识童名谦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对其评价相当一致：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有“官德”而无官威。童名谦家族在湖南官场颇有实力，其亲属在省发改委、省委组织部和娄底市担任要职。在选举之时的2013年1月，他当选省政协副主席，三个月后即调任省城，未料在过渡阶段事发。

由于涉案者多为市管干部，按照相关原则，查处应由市一级组织负责，但童名谦并未承担相应责任。“衡阳害了我，我害了衡阳。”他在事后如此感慨。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三名花了钱落选的企业老板曾在办公室堵住童名谦讨要说法，童做出批示，要将钱款予以退还。这份批示日后成为其玩忽职守的重要书证。

“正常的做法是，当场拍桌子，批示调查，哪有批示退钱了事的？”这位人士说。

拜票流水线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贿选问题在山西的太原和闻喜，安徽的巢湖，广东的清远和韶关，浙江的松阳、上虞和乐清等地屡现公开披露或举报。但在衡阳，红包的分量更丰厚。

《财经》记者获知，去岁衡阳选举省代表，单个红包的量级达到5000元至7000元。黄玉彪透露称，同年邵阳送红包的“行情”为，县委书记、县长与县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阳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钱款约在一两万元；傅学俭去年曾私下询问一位常德代表团的省代表是否收过红包，对方回答，“连现金带卡，收了14000元。”较之衡阳团的市代表人均20万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间。

“送红包的现象一直都有，但去年衡阳的规模和量级到了顶峰，这与胡国初的默许密不可分。”上述前衡阳政界人士分析，“他可能是马上要到任，想最后为人大系统的人多争点利益。”

湖南省人大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衡东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去年以工作人员身份去市人大代表团，加入简报组，属于没什么“油水”的工作，故而幸免于难，同期参与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下称联工委）的同事，几乎全因代人收发红包而被停职。在这次破坏选举案中，共有68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人大联工委的位置是个肥缺。”上述前衡阳政界人士说，因为工作人员掌握代表名单和住址，熟悉选举流程，成为操作贿选不可避免的环节。衡阳市人大工作人员将收发红包发展为“专业化运作”：有人专门负责收钱，有人专门负责联络，甚至在运作时考虑到候选人太多，投票代表们记不住名字，还专门分发名单，以及派小组长监督是否按名单填选举表格。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认为拥有争强好斗的“矿石性格”，这种争斗也体现在红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竞争中，衡阳市人大工作人员会将各位拜票者的价码相互通报，暗示他们层层加码。“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老板出了两百万，那个老板出了三百万，你要想当选，得补送。”

每到选举时节，手握投票权的代表们大多会坐在宾馆等着收钱，并按照拜票者的资产规模分别评估心理价位，送得比预计的偏少，会被认为影响诚意的表达。“一个身价几十亿的老板，才送2000块钱，打发叫花子吗？”上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

这一过程，在邵阳如出一辙。黄玉彪对于选举细节并不熟悉，投票日的前几天，他才从经商所在的广东回到邵阳，在宴请邵阳市人大一名领导等人时，他被建议向各县人大代表团送红包，以确保当选。

在送出第一轮红包后，黄玉彪听闻其他候选人临时补送，但自己不愿再加钱。他认为这是自己落选的原因。

在黄玉彪举报后，湖南省纪委进行了调查，不久后，邵阳市人大常委会一名涉事的副主任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数名县人大联工委主任也被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