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的起源、传承、演变与复兴(下)

二：华严宗五祖的传承和演变(下)

澄观(737-838)，字大休，清凉其赐号也。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唐玄宗开元三十六年生，距三祖法藏圆寂之时已二十七年矣。幼怀出尘之志，十一岁，从宝林寺霈禅师出家，二十岁，从妙善寺常照受具足戒后，即广参诸方，修学各宗。先习律学、三论。继从法藏再传弟子法铣研习《华严经》，深得玄旨。三十八岁时，又师事荆溪，学天台止观。往谒牛头山一派的慧忠、径山道钦及神会门下的洛阳无名等禅师，谘诀南宗禅法。更从慧云禅师，探习北宗的禅理。他常说：“五地圣人，学世间技艺；况在学地，而可忘世间法耶。”遂于经传子史百家、天竺悉昙、五明、四吠陀、密咒仪轨，莫不博综，他的学识渊博，于兹足见。他三十九岁后，长住清凉山(五台山)大华严寺，专讲《华严经》。他感到六十卷《华严经》的旧《疏》文繁义约，不便初学，遂发愿撰八十卷《华严经疏》，从四十七岁迄五十岁，历时四载，撰成《华严经疏》六十卷，继应弟子僧睿等请，作《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九十卷(后世把疏、钞合刻，略称《华严经疏钞》)，故有华严疏主之称。贞元十二年(796)，五十九岁，应诏入长安，参加般若三藏译场，共同译出四十卷本华严经(即八十卷本之第九会《人法界品》的别译本)。他奉诏作《疏》解释，于是在终南山草堂寺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又称《华严经行愿品疏》或《普贤行愿品疏》)。嗣因德宗皇帝生日，被召入内殿讲《华严经》，遂赐号清凉国师。由于他德高望重，以后他在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各朝，都受到崇敬。澄观于文宗开成四年(838)示寂，年一百零二岁(此依《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五，古来佛教史家多取此说。《宋高僧传》本传则说于元和年中圆寂，年七十余，未详所据)。后世尊他为华严宗四祖。

  澄观生时，法藏已逝世二十七年，他虽非直承法藏的入室弟子，然由于他以恢复华严宗正统为己任，维护和发扬法藏的华严教义，其功实多。法藏晚年曾为八十卷《华严经》作略疏，但只写到第十九卷即去世，他的弟子慧苑，虽称继师遗志，续作《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十五卷，但其中所说，多与法藏的意旨相违背。如在五教问题上，慧苑不同意法藏把顿教列入五教之内，因而另立了四教。又慧苑将法藏的十玄改作德相、业用两重十玄说(详见上文)，因此维护法藏的教义正统，在当时是华严宗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慧苑的弟子法铣曾作《刊定记纂释》，对慧苑的异说进行了指摘。澄观踵接法铣，祖述法藏宗旨，写成《华严经疏》和《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两部巨著，发扬法藏五教、十玄等教义，并对慧苑的异说予以痛斥，于是华严一宗得以复盛。华严四法界之说，原散见法藏的著述中，至澄观才加以系统的组织，作出华严宗四法界的重要理论。一心法界，摄四法界，所谓心融万法，便成四种法界。澄观在所著《华严法界玄镜》中说：“言法界者，一经之玄宗。总以缘起法界不思议为宗故。然法界之相，要唯有三，总具四种：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法界的界字，据华严宗解释有两种意义，一是分义，二是性义。事法界，界是分义，谓宇宙万法的事相，各各差别不同，界限分明，比如器从金出，成种种形，是为事法界。理法界，界是性义，谓平等的理性即真如，为一切事法所依，生佛平等，无二无差别，比如众金器，其形相虽种种不同，其金的体性则一，是为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此界字具有性分二义，谓差别的事法，与平等的理性，二而不二，揽理成事故，即理是事，理由事显故，即事是理。如是理事互融，真如即万法，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融通无碍，比如金即器，器即金，是为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此界字亦具性分二义，谓宇宙万法的差别事相，皆由平等的理性所显现，理事既无碍，则事与事亦自圆融无碍，一切差别的事相，由于理性同一，故能一一称性融通，各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关系，一多相即，大小互容，而重重无尽，自在无碍，比如众金器种种形相，由于同一金性，一一称金性而融通，是为事事无碍法界。此是华严宗圆教所显的教义(此宗为显示此事事无碍法界，更开十玄缘起、六相圆融的法门以表诠之，详见前文)。因此，澄观的著作多从四法界著眼，如五教十宗的次第，澄观与法藏稍有不同者，亦因此也。据澄观《华严悬谈》所说，前小乘六宗与法藏同，后大乘四宗与法藏稍有不同，法藏第七一切皆空宗，为大乘空始教，澄观改为第七三性空有宗，说遍计所执是空，依他、圆成是有，故名三性空有，此就大乘相始教立名。澄观又将法藏第八、第九顺序互易，改为第八真空绝相宗，为大乘空始教及顿教。改第九为空有无碍宗，为大乘终教，即将终教列于顿教之后。改第十为圆融具德宗，说一切诸法，称性圆融，具足众德，周遍含容，事事无碍，主伴无尽。法藏依小、始、终、顿、圆五教的顺序，澄观则依四法界的顺序，以真空绝相属理法界，空有无碍属理事无碍法界，圆融具德属事事无碍法界故也。此与法藏教义不相违背。由于澄观生当中唐时代，正是禅宗极盛时期，更因他早年受禅宗的影响很深，因而极力融会禅教，并指出法藏所以在五教中列入顿教，是别为一类离念之机而说顿教。而澄观则具体地以南北禅宗作为顿教(见《华严疏钞》卷八)。又澄观吸取天台宗“一念三千”的性具说，以发扬华严性起的教义，此亦是时势使然，因当时玄奘慈恩所弘之瑜伽唯识，渐成衰势，而单传直指、见性成佛的达摩禅宗，则风靡一时，因此法藏从缘起立说接引法相之方便已成过去，澄观遂别取途径，以发扬华严性起教义，而弘扬观道，以接引单刀直入的禅宗。佛法重在契机，法藏、澄观，易地皆然，非澄观存心立异也。澄观在《华严疏钞》卷二自述其融会禅教的心得说：“造解成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用以心传心之旨，开示诸佛所证之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天台)衡(南岳)三观之玄趣。使教合忘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澄观这一诸宗融会、禅教一致的思想，经过他弟子宗密进一步弘扬，对于中唐以后的中国佛教界影响很大。

  澄观一生讲《华严经》达五十遍。他的著作，现存有：《华严经疏钞》、《华严经行愿品疏》、《华严法界玄镜》、《华严纲要》、《华严略策》、《三圣圆融观门》、《五蕴观》、《华严心要法门》、《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华严经入法界品十八问答》等。

  华严宗以五教十宗来解释各种教相，以四法界来解释各种教义，以十玄六相来论证事事无碍法界。这个事事无碍法界，是本宗独得的教义。以法界三观，为一宗观行的枢要。这些就是华严宗教观的纲领，由法顺发明，经过智俨、法藏和澄观的发挥、组织，而一宗教观具备。列表如下：

  宗密(780-841)，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属四川)人。因长住陕西终南山草堂寺南圭峰，世称圭峰禅师。家世业儒，少通儒学。宪宗元和二年(807)，二十八岁，将参加贡举考试，偶遇荷泽宗的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荷泽神会三传弟子)，言下相契，便从他出家，禀受荷泽禅法。同年从拯律师受具足戒。一日随众僧赴斋，于斋主家得《圆觉经》，披阅有悟，回去向道圆陈述，道圆印可他当大弘圆顿之教，于是授与《华严法界观门》。寻谒荆南惟忠(荷泽神会再传弟子)、洛阳神照，参学禅法。三十一岁，游方到襄阳，在恢觉寺遇澄观弟子灵峰，授与澄观所撰《华严经疏》，深领旨趣，自是倾心《华严》，遂于次年赴长安，拜谒在澄观门下，专学《华严》，时宗密三十二岁，澄观已七十四岁。元和十一年(810)，三十六岁，至终南山智炬寺，遍阅藏经三年，撰《圆觉经科文》及《圆觉经纂要》。四十一岁，朝拜五台山后，回到终南山草堂寺，起草《圆觉经疏》。后到丰德寺，撰述《华严经纶贯》，阐明《华严经》的关节次第。以后遂长居草堂寺南的圭峰兰若，从事禅诵、著述。至四十三岁，《圆觉经》的《大疏》《大钞》著述告成。文宗大和二年(828)，四十八岁，文宗邀入内殿，问佛法大意；赐紫方袍，敕号“大德”。以后又累次诏入内殿问法。朝臣士庶，归崇的很多，特别是宰相裴休常从受法要，而为外护。武宗会昌元年(841)，六十二岁，在兴福寺塔院圆寂，后世尊为华严宗五祖。

  宗密在所著《原人论》中提出他的五教说，即所说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即大乘有宗)，四、大乘破相教(即大乘空宗)，五、一乘显性教。法藏五教为小、始、终、顿、圆。法藏将终、顿、圆三教皆约为一乘，故宗密合之为一乘显性教。法藏所以开为终、顿、圆三者，是约同教别教、历位无位之异也。法藏的始教，双收西域空、相二宗，以俱未尽大乘法理，故合名为始教。宗密仍分空、相为二教，亦不相害。又《原人论》但斥偏浅不了之处，后以终、顿、圆三教，皆称了义极致，故不分之，空、相二宗各不同，今欲兼斥，故分为二。又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以教有三种，对禅之三宗，亦执此意也。宗密的《注华严法界观门》，基本上还是据法藏、澄观的教义来阐发四法界、十玄门理论的。

  宗密初受荷泽宗的南宗禅法(主张“知为众妙之门”)，精研《圆觉经》，后来又从澄观学《华严》，从而进一步融会教禅，盛倡禅教一致(他早年曾治儒学，故也主张佛儒一源)。特别是他为了建立禅教一致的理论，他把各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的文字偈句集录成书，称为《禅源诸诠集》(全书已佚)，并且作了一篇《都(总)序》(现存)，来建立禅教一致的理论。他说，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各相符契。又说，一部大藏经论，只有三种教，禅门言教也只有三宗，而这三教三宗也是相应符合的。禅之三宗是(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绝无寄宗，(三)直显心性宗。教的三种是(一)密意依性说相教，(二)密意破相显性教，(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如此宗密以三教配对三宗，最后他作了一个结论说：“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须先约三种佛教证三宗禅心，然后禅教双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忘即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详见《都序》文)

  宗密不仅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详述了唐代禅宗发展与分化的情况，并且他为回答裴休的请问而写的《禅门师资承袭图》，用简明的图表和文字，说明了禅宗的发展历史，以及禅宗各派思想理论上的同异。这两篇著作，都是重要的禅宗史研究资料。这里应当指出的，就是宗密是禅宗神会荷泽宗(即南宗)的传承者(他推崇灵知之心以为本源的思想，是从荷泽禅法主张“知为众妙之门”的思想而来)，他对禅宗思想传承史的研究，是从荷泽宗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对禅宗各派思想均有所批判，而对从慧能到神会南宗一派则竭诚推崇，认为此“是释迦降世、达摩远来之本意也”。

  宗密著述现存有《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华严经行愿品疏科》、《注华严法界观门》、《注华严法界观门科文》、《华严心要法门注》、《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圆觉经大疏钞科》、《圆觉经略疏》、《圆觉经略疏科》、《圆觉经略疏义钞》、《圆觉经道场修证仪》、《金刚经疏论纂要》(会人《金刚经疏记科会》)、《佛说盂兰盆经疏》、《起信论疏注》(会人《起信论疏笔削记会阅》)、《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裴休问·宗密答)。

  华严宗自法顺依经立法界三观，智俨开六相十玄门，法藏判五教十宗，澄观总结四法界，疏之钞之，一乘圆极之理大备。但自澄观传到宗密之际，遂演变为禅教一致的趋势，而实为后世“教演华严、道继禅宗”之滥觞也。

三、华严宗在会昌法难后的复兴情况

华严宗在圭峰宗密圆寂(会昌元年)后四年，遂遭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的法难，虽然只有一年余的时间，至大中元年(847)宣宗即位又下令恢复佛教，但因武宗采取行政手段，对佛教的严重破坏，使佛教元气大伤，如华严宗的经论散失，和其他各宗一同衰落(惟禅宗不立文字，而禅风益竞)。华严宗经过彻微、海印、法灯数传，到宋初长水子璿，即世称长水大师，华严宗才得以复兴。

  子璿(965-1038)，初学《华严》，以融通《圆觉》《起信》而著名。后从临济宗琅琊慧觉学禅法，将嗣其法，琅琊对他说：“汝宗(华严宗)不振久矣，宜励志扶持，以报佛恩。”乃奉师训，居长水，弘讲《华严》，其徒多及千人，华严宗由是复兴。他并以《华严》教义著《楞严经义疏》等书，但他以传弘宗密之学为主，带有禅教一致意味，故华严宗在宋代流行的是宗密一系。继承长水法系的，有晋水净源。

 　净源(1011～1088)，泉州晋水人，受具戒后，初从五台山承迁学《华严》，后回到南方，师事长水子璿，听受《楞严》《圆觉》《起信论》等。神宗时，住杭州南山的慧因寺，中兴华严宗，著有《华严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原人论发微录》各一卷。又澄观的《华严经疏钞》，在宋初时，经、疏、钞还是各别单行的，至净源时，把疏文录在经文下面，题名《华严疏注》，钞文还是另外单行的。弟子义天(？-1101)，本系高丽王子，元祐元年(1086)来中国，师事净源，住了三年，携带佛典及儒书一千卷回国，于是华严一宗大行于海外。原来华严宗的疏钞久已散佚，由于义天带来咨问，华严著作得以复归中国。义天回国后，又遣使送来用黄金书写的《华严经》晋唐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即六十、八十、四十三译《华严》)，净源因造华严阁珍藏。元祐三年(1088)，奉命将慧因禅院改为教院，永久弘布《华严》。当时称净源为华严宗的中兴者。此外，有道亭、观复、师会、希迪四法师，各作《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解，世称宋代华严四大家。

元代至元中(1280-1294)，有丽水盘谷，曾在杭州慧因寺讲《华严大意》。有绍兴宝林寺大同(1289-1370)，敷讲《华严》。又苍山再光寺普瑞，撰《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会释澄观的《疏》《钞》《悬谈》。

  明代有云栖袾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也都研习过法藏、澄观的华严教义。袾宏(1535-1615)本为华严法系(二十六世)，在所著《阿弥陀经疏钞》中，运用法藏的教判，判《阿弥陀经》为顿教所摄，兼通终、圆。又著有《华严经感应略记》。德清(15461623)，慕澄观为人，自以“澄印”为字，又尝宣讲《华严悬谈》，并著有《华严纲要》八十卷，《华严法界境》一卷。智旭(1599-1655)，尝在所著《大乘起信论裂网疏》中，用华严宗的理论，发挥《起信》的教义。

  华严宗至明末，虽尚有学者，然式微已甚，迨清初有续法大师出，中兴华严，一时称盛。

  续法(1641-1728)，字柏亭，别号灌顶，俗姓沈，仁和亭溪人。九岁礼杭城慈云寺华严宗第二十九世明源和尚为师，十六岁出家，十九岁受具足戒。他禀受明源教诲，精研《华严》《楞严》《圆觉》《般若》《法华》诸经，及《梵网》《四分律》《起信论》等，凡登讲座，听众云集。于雍正六年(1728)示寂于天竺山慈云寺，年八十有八。他一生以振兴华严宗为己任，曾集录贤首一家的纲要为《贤首五教仪》六卷，又略为《五教仪开蒙》一卷，并作《贤首五教仪科注》四十八卷，《法界宗五祖略记》一卷，《贤首十要》二卷，《华严宗佛祖传》十四卷等，此外，还著有《楞严》《楞伽》《金刚经》《起信论》诸经论疏钞直解等。又续法研考藏经，于华严宗的源流始末，辨析异同，此宗系统，自初祖法顺至清初续法止，凡三十世(译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

  华严宗虽中兴于清初，而不久复衰。至清末有杨文会(仁山)居士和月霞法师出，华严宗又出现复兴形势。

  杨文会(1837-1911)，清末居士，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他鉴于佛教经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经典损失殆尽，于是他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印单行本藏经，华严宗的古德著述，经他一再搜求于日本，十得五六，所辑《华严著述集要》，大半皆中国久佚之本，晚年更得二祖智俨的《华严经搜玄记》，三祖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乃手辑《贤首法集》，以《探玄记》冠其首，此记自宋元以来，无人得见之，今复归本国，于是华严宗一脉相传的经疏，至此复备。文会对于华严宗教理，亦复深造自得，于古义颇有发挥，推为近代中兴华严宗之大德，殆无愧也。其著述于1919年由金陵刻经处编辑成《杨仁山居士遗著》十册发行。弟子有欧阳竟无等。

  同时，月霞法师亦以研究《华严》著闻。他与杨文会为莫逆之交。他对续法的著作也有些意见，他曾说：“元明以来，祖典散佚(指华严著作)，遂使沿革变古，教义歧谬……固非续法大师一人为然也。今幸祖训宗乘(指华严著作)，相继复归，倘任其相因，则宗义之不明，宗徒之耻也。”月霞初本禅家一派(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法嗣)，颇有心受，因见《华严》大教衰微，思力振之，遂毅然以复兴华严宗教义为己任。

月霞(1858-1917)，名显珠，俗姓胡，湖北黄冈人。十九岁从南京观音寺禅定出家后，即至大通莲华寺受具足戒。先历金山、高旻、天宁诸名刹，参宗门向上事，后继研华严宗，于杜顺之法界观，贤首、清凉诸疏钞，均深有契悟，遂以“教弘贤首，禅继南宗”，为大江南北所称许。月霞曾在江苏等处创办僧教育会，又在南京办僧立师范学堂。民国后，月霞到处讲经说法，足迹远至日本、暹罗(今泰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晚年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自授《华严》教义，僧众学员有戒尘、慈舟、持松、常惺、惠宗等八十余人。开学才四个月，因异教徒从中破坏，遂移校址至杭州海潮寺，三年结业后，月霞主持常熟虞山兴福寺，又与法弟应慈拟在兴福寺开辟华严根本道场，续办华严大学，大造英才，因积劳致疾，心余力绌，于是招其法弟应慈及学子持松等说，我弘三部《华严》之愿只毕其二，有志者当弘大经，勿兴小志。因此他就率侍者遁迹杭州西湖玉泉寺，习静养病，日间耳闻弟子朗诵《华严》，夜间主伴入华严法界观，如是月余，习以为常，于1917年(民国六年)冬月圆寂，寿六十岁。著述有《维摩经讲义》及法界法原等论，其未印行者有《楞严经讲义》，其它拈椎竖拂，有语录一巨册。

  近代继月霞法师而起弘扬《华严》大教独标华严座主者就是应慈法师。他也是教演华严，行在禅宗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与月霞同得法于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时月霞研究《华严》，颇有心得，就向冶老说，要应慈跟他学《华严》，冶老许之，自是应慈从他学《华严》教义至十二年之久，直至1917年(民国六年)始学习卒业，因此月霞在哈同花园办华严大学时，应慈也是当时副助教育之一人。月霞于1917年冬在西湖玉泉寺逝世时，握应慈手说：“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他谨守月老遗言，自兹一生云游海内，传讲晋唐三译《华严》，始终不作方丈，并在上海创办清凉学院和华严学院，促成晋唐三译《华严》疏释全部刊行，使千年《华严》大教重兴于近代，应慈愿力之宏，在过去佛教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这里还要谈一谈由应慈等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的一大事因缘。

  唐代华严宗四祖澄观大师解释八十卷三十九品《华严经》，分为信解行证四分(信分有六品经，解分三十一品经，行分一品经，证分一品经)，故佛教教义以《华严经》为完备。《华严经疏钞》，是澄观发挥华严一宗要旨的一部巨著，他著《华严疏钞》外，并著《华严经疏科文》十卷。将《华严疏钞》与《科文》对照读之，则起落分明，不致茫无头绪，所谓“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故研究八十卷《华严经》，《疏》、《钞》、《科》三者，如鼎三足，不可缺一。但《华严经疏科文》十卷，未有刻本，日本《续藏经》第八套第一册有此《科文》，可检阅之(我在此提供学术研究者参考)。

  唐代书籍流传，都靠手抄。《华严疏钞》出世不久，就遇到唐武宗毁灭佛法，当时《经》、《疏》、《钞》原是各别成部，辗转传抄，难免错误，中国连错误的疏钞也没有，流传到高丽(今朝鲜)去了，一直到宋代才从高丽取回来，净源法师把《疏》文录在《经》文下面，名《华严经疏注》，《钞》文还是另外单行的。到明代嘉靖时，妙明和尚才把《钞》文会在《经疏》一处，名为《华严经疏钞》。那时因澄观著的《华严经疏科文》十卷久佚，妙明臆为分配，故《疏钞》会合有未当处。妙明的《华严疏钞》会本，后来又有人加以删节，甚至上下文不相衔接，清代《龙藏》仍其误，今流通本又仍《龙藏》之误，而自来弘扬华严者亦少注意。1912年(民国初年)间，天津徐蔚如居士依明代《嘉兴藏》别行本澄观《华严经疏钞》原本对勘之，始发现世上流行的《华严经疏钞》版本，有两大病，一是厘会不当，二是删节不全，他觉得错误太多，非重编不可，遂与蒋维乔、黄幼希居士等商量，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并将日本御井寺所藏中国久佚的澄观《华严经疏科文》十卷邮寄李圆净居士，嘱他整理，可以订正《疏钞》的缺失，而为重编《疏钞》的先导(李圆净编有《华严经疏钞科文表解》一册，已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5月，徐蔚如由津南下到杭州莫干山访黄幼希等，详论重行编会的办法，返津后，不久因病逝世。而蒋维乔、李圆净、黄幼希等，仍本徐蔚如遗志，继续进行重编准备工作。1937年(民国二十八年)春，应慈法师到上海开办华严学院，宣讲六十《华严》，闻知此事，竭力赞助。蒋维乔等因约集同人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公推应慈为理事长，叶恭绰、蒋维乔、李圆净副之，黄幼希主持编会工作。并广集中日各种藏本及其他流通本，参考异同，考正得失，至1941年(民国三十年)冬，全稿完成。当时信仰《华严》闻风而愿助款者，亦复不少，因议定分组募印办法，依经中普贤十大愿王，分为十大组，并推定组长进行劝募工作。计划募印《华严经疏钞》五百部，每部四十册。并将向称四十《华严》的《普贤行愿品疏钞》附入。至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春，全书校印完成。同时，胡妙观(即胡子笏)居士在五台山大显通寺发现唐时清凉国师玉印“澄观”二字，硃拓寄沪。大显通寺为澄观当时手撰《华严经疏钞》的故址，此玉印秘藏千年的古物，乃应时出现，因此有人说，这是整理《华严经疏钞》为澄观所心印的证明。应慈法师等发起重行编印《华严经疏钞》，恢复了三百年前的澄观原本，这在整理古籍，对佛教学术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在此提请出版界注意，中华书局将出版《中华大藏经》，请把应慈法师主持重行编印的澄观《华严经疏钞》编入《中华大藏经》，幸勿仍清代《龙藏》的误本。

  应慈一生事迹，详见本刊(1985年第六期)拙撰《应慈法师传》，因篇幅有限，不赘述。

月霞逝世后，法弟应慈在虞山兴福寺代传月霞和他二人的法与持松，宣布月霞遗嘱，以持松嗣法继方丈位。持松从1918年(民国七年)起，在兴福寺五载，继述月霞遗志，并办华严预备学校。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持松在上海，虽已归向真言，然以《华严》为先人之学，并为扶宗本，酬祖德，撰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六卷。应慈法师在序文中说：“后之学者可因此而进窥一家之宗范，不致得枝而忘干，守隅而昧方。”但据持松在《佛学半月刊·华严宗专号》弁言里说：“曩者拙著《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已由佛学书局刊印流通，但犹自视歉然者，即关于本宗性起法门，未曾发挥。且惟注重于判教之经过，而于本宗所据之《华严经》内容大旨，未能揭示纲要，初拟为《始末记》作注，以兹事体大，未敢贸然著笔，继思别为一篇，或单行，或附于《始末记》中，亦因机缘有待。……顷者《佛学半月刊》出《华严宗专号》，遂谬相委属，乃更截取前人章疏，缀成斯篇，以补《始末记》之遗。”足见持松对自己写作，颇为慎重(持松一生事迹，详见本刊1984年第6期拙撰《持松法师传》，兹不重述)。

  华严大学学员，除持松嗣法月霞发扬《华严》教义以外，还有戒尘、慈舟等毕生致力弘扬《华严》教义。戒尘、慈舟曾于1920年(民国九年)，在汉口办过华严大学，三年结业后，慈舟又于1931年、1939年，先后在福建鼓山和北京继续办法界学院，讲演八十卷《华严经》，弘扬华严宗教义。他们对近代华严宗的传播影响也是很大的。

  1985年12月，余写此华严宗文时，适值从心之岁，即赋诗以誌法喜，诗云：

  身居闹市若深山，七十从心心不闲，风雪弥天犹走笔，愿将妙法播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