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看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自从丁主教提出神学思想建设的倡议，1998年11月“济南会议”作出有关《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以来，已经有三年了。在这期间，我们举行过几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各地两会也分别进行过各种形式的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或学习会，虽然发展是不平衡的，但需要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已经引起全国同工和部分信徒的关注和重视。对如何开展神学思想建设，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总的看来，神学思想建设的进展是比较正常的，许多同工很赞成，认为神学思想建设在当前时代中，有助于自己更好地理解和阐明我们的基本信仰，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赞成中还有一些问题或某些不够理解的地方，这就需要进一步思考、研讨；也有同工有不同程度的怀疑甚至反对，这也不奇怪。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基本信仰是不改变的，但神学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民族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在圣经中早已启示我们神学思想调整的必要，如《使徒行传》15章关于耶路撒冷会议的记载，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都知道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要不要行割礼的问题。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辩论已经多了”，最后在圣灵引导下大家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过这个重大的调整，从此基督教才可以从犹太教脱胎而出，才有可能使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圣经中“辩论已经多了”这句话，说明了会议对外邦人是否要行割礼这个问题有赞成，有问题，有疑虑，有反对，而且辩论是很激烈也是很活跃的。因此，对今天我们在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工作中的各种不同的认识，是思想活跃的表现，是我们将要达成共识，共同提高的必然过程，这是正常的。

至于海外势力对神学思想建设的诬蔑、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如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后，他们就声嘶力竭地造谣、诬蔑、攻击，至今没有停止过。对此我们并不怕，因为我们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只有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得到广大同工、信徒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国外有良知的教会领袖的理解、同情和赞扬。

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我想谈几个问题：

一：教会在中国不同时代中神学思想进行调整的情况。

1、1922年，我国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当时教外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和抨击。那是一个群众运动，各方各面议论纷纭，除了那些谩骂、嘲讽等话外，他们对基督教的批评主要是：

①科学与宗教完全相反，不能相容；

②基督教的圣经和教义有许多违反科学原理与事实；

③基督教在历史上迫害科学家、束缚思想，发动十字军战争等；

④基督教在近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

对于非基督教运动教外群众的批判，中国基督教领袖有的予以漠视，有的予以反驳，有的受到教育和刺激，认为有些是基督教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进行反思、改进。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会议”中，刘廷芳、赵紫宸、诚静怡等几位基督教学者都承认，基督教受到批判，主要是由于当时在中国的“教会还是在外国人管教之下”，“中国人仍以基督教为一个外国教”。为了消除“洋教”的丑号，他们提出要实现教会“本色化”的要求：①教会以华人为主体，西人为辅助；②经济归华人管理；③宗派来自不同的国家，各有其历史原因，但在中国毫无必要，要予以消除；④礼仪、组织、计划等等特别是神学都要符合中国的文化、民族精神和国情民情；⑤本色教会必须充满爱国精神。

在神学方面，他们认为要摆脱外国差会那套神学思想，要根据中国民族的特点来重新诠释，如：

赵紫宸在《中国教会的强点与弱点》的演讲中指出，传教士“力守西式的教规教仪而不肯因时适境，把基督教的真精神封锁在固定凝滞的宗派里，使华人无法与基督教有直接感触。”

刘廷芳在《中国的基督教会》的演讲中说，在神学思想方面“不能专事模仿，抄袭西洋的遗传，拾他人的遗唾，要根据我民族精神上最高尚的要素，真能代表我国民最高尚的理想，必须独立研究，为基督教真理作东方的诠释，贡献世界。”“现在用科学研究真理，是知识界共认的，教会以圣经为无上的真理，既是无上的真理，便不怕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了。”“上帝的智能是无限的，他的真理是无穷的。既有无限的智能，他启示的方法也必不是呆板不改的。”

简又文、范子美、相益惠、应元道、邬志坚五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联名发表的《对于非宗教运动的宣言》中指出，“我们现在所信的基督教，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乃是二十世纪的，不背理智，不背事实，以耶稣的伦理和人格为基础，与科学共同协作，方在世界上蓬勃发达的新基督教。我们要这样的基督教变成中国化，乃实用的以为发展生命和服务社会的工具和指南。”“我们深悉现在的基督教会里面有许多杂质，是由古代和中世纪里泰西各国的社会环境而生，遗传至今，故教义、教典上有许多是不适时势之处。但这些杂质并不能埋葬耶稣卓绝群伦，开新纪元的理想、精神、伦理和最有能力的信仰。而且宗教系社会制度之一，社会进化则宗教也一同进化。从历史看来，基督教的进化是可能的，是固有的和显露的，他的教义、教典和一切内容外相，都是因要济宜，时时自行改造以拯救生命、培养生命、发展生命的。”

吴雷川在《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一文中说，“在这切望民族复兴的时期中，所有一切礼制风俗习惯等，都要加以审定，如其是阻碍民族复兴的事，就必要铲除它。”“既然全民族都要求复兴，如果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以为所信仰的还能在这时期中存在，自必有它所以能存在的价值。即使没有人非难，也应当自家提出这个问题，重行考虑。所以这问题无论是排斥基督教的人们提出，或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们自身提出，都必须有明显的答复，确实的承认，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当避免的。”

这使我们看到，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在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求民族复兴的形势下，一些知名的基督教学者对外国差会传来的、不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神学思想已提出要进行调整的呼声。只是由于当时教会仍牢牢地控制在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手中，本色教会的要求除了在《赞美诗》等方面有所作为外，并未实现。也因此，在外国差会控制下的神学思想，基本上仍是西方传来的那一套，没有什么调整。

但我们应该看到，即使那时教会在外国差会的控制下，一些基督教学者已感到从外国传来那套神学思想是不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民族精神和时代的要求，要求进行调整。我想，对中国教会来自外国差会，特别是帝国主义曾经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这一历史背景，今天我们的同工、学者更应该有志气对原来的神学思想进行研究、思考、调整。

2、建国以后，中国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我们生活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那时许多教牧同工都感到讲道难，为什么难？就是因为用原来差会遗传下来那套神学思想来讲道与新社会常常发生矛盾。

为此，上海一批青年教牧同工进行过研究讨论，以后《天风》围绕“基督徒怎样对待世人”、“基督徒怎样看待世界”展开了讨论，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有教牧同工和平信徒，对大家都很有帮助。这就是我们称之为50年代的“神学群众运动”。而自那以后，有关挪亚三个儿子是白、黑、黄种人祖先的殖民主义神学谬论，也没有人再讲了。这些，都说明在不同的处境中，对神学思想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进行调整。

二：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要进行神学思想建设

从建国开始，三自运动发起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爱国爱教、增进团结、办好教会──即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也就是我们说的“四个必须”。我们引导同工、信徒在爱国爱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做出了成绩。在神学思想方面，我们比较强调信徒要“做光做盐，荣神益人”；注重传讲基督教伦理道德，强调信仰要符合圣经，要抵制异端邪说等。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期，由于我们忙于教会的恢复和建设，对神学思想问题重视不够，加以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影响，导致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沉渣泛起，这表现在否定现世，随意讲解“末世论”，以“信与不信”来划分人群，认为爱教与爱国有矛盾，以“超政治”来淡化甚至否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否定理性思考，甚至导致政治上不分是非等等，因此我们都感到有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

我想从坚持独立自主，抵制境外渗透活动来思考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我们一直认为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的同工开会时口头上也讲独立自主、爱国爱教、也讲反对渗透，但他们所做的往往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外面来的人表面上装出一副“友好”的姿态，特别是捐了一点钱，就随便让他上讲台，只要来人用了几句圣经词汇，对他讲些什么，有的听之任之，有的有所察觉是违反三自原则甚至是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但仍是唯唯诺诺，不敢表示不同意见，深怕得罪了人。

最近，我们还听到一些基层教会在利用销售圣经的同时，公然搭着销售一些私自印刷出版的海外宗教书籍。他们也知道这些书有的内容是有问题的，但因“有利可图”，竟予以推销。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有些人在神学思想上分不清是非，这实际上是在为境外势力破坏神学思想建设、破坏三自爱国运动、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渗透活动效劳。这难道不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现在看来，境外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活动，在妄图重新控制我国教会的同时，非常注重思想上的渗透，他们散布的思想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我提出一些主要的事例：

1、竭力强调和夸大“信与不信”的对立。这样做，最低限度是要挑拔信徒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分裂我们的团结，以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以此蒙蔽信徒，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煽动信徒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采取对立甚至敌视态度；个别人甚至以基督教可以改变国家制度为由，妄图煽动信徒作他们破坏、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工具。对待信与不信的问题，我们应该淡化这个差异还是强调这个矛盾？淡化，是为了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信与不信、不同信仰的人都各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有利于增强团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片面强调信与不信的矛盾，那客观上岂不是成了同境外渗透活动相呼应，为他们的分裂、破坏活动效劳么？这是我们在神学思想建设中应该慎重思考的重要问题。

2、歪曲属灵的含义，利用“属灵”作幌子，来传播他们那套反动政治思想与活动。如有人以“属灵”为名散布他们的异端邪说和进行违法活动，而我们竟有人会盲目地跟着走，甚至发展到互相攻击，把教会搞得四分五裂；有人把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反革命分子王明道、倪柝声之流竟说成是“属灵”的人；有人以“属灵”为名散布什么“超政治”、“基督徒立场”、“听神的不听人的”……总之，所有诬蔑攻击三自爱国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话，他们都披上一件“属灵”的外衣来掩护。而我们有的同工，在他们那套“属灵”的幌子下，思想被解除了武装，混混沌沌，惟命是听，盲目地跟着他们走。什么是属灵？难道属灵就可以不分是非，不分敌我，任由境外敌对分子牵着鼻子走，成为他们破坏、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工具？我想，这也是神学思想建设需要进行理性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境外的渗透，特别是反动思想的渗透，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地跟着它走。我们说要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坚持独立自主，绝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对今天境外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活动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甚至崇洋媚外，盲目顺从，就会使你逐步蜕变，从而站到三自运动的对立面，进而站到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对立面。这方面，使我们更感到神学思想建设的迫切需要，希望大家深思。

联系到中国教会的历史，我感到，解放以前外国差会控制中国教会时，我们最迫切的是要解决自治即独立自主问题。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刘廷芳、赵紫宸等一批基督教学者大声疾呼要使神学本色化，不能只是拾西人唾沫，要根据中国文化、民族最高精神创造中国本色的神学，可是由于当时教会牢牢地抓在差会手中，本色神学并没搞起来。到1927年，赵紫宸感叹“本色教会”并未出现，深感这是因为教会的“主权未收回”的问题。这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国家不独立，教会是无法独立自主的。即使有过自立运动，而且在民族革命运动高潮中有过较大的发展，但尔后在外国差会强大政治、经济的压力下，到解放前只成了一个小宗派。

在新中国，我们实现了三自，在基本上整顿教会体制，解决自养问题之后，最重要的是在维护独立自主的同时，要着重解决自传问题。吴耀宗先生早就讲过，“所谓自传，不只是‘什么人去传’的问题，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的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的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

面对今天中国教会的形势，丁主教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运动的深化和发展，既关系到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在我们的处境中更好地维护、诠释我们的基本信仰；也关系到如何使中国教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能识别、抵制和反对境外的渗透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做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所以说，神学思想建设是今天三自工作的重中之重。

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丁主教一直在思考，一些领导同工也在思考，在座同工都是全国两会和神学院的领导同工，也有责任进行思考。只有靠我们大家对神学思想的理性思考，我们才可能更深刻地领悟上帝的旨意。

三：如何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

如何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将有几位同工介绍经验，供大家研究参考。在如何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上，我们没有统一模式，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请海外那些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不了解的人来讲，因为他们既不理解中国处境，可能对三自、对党和社会主义还会有错误的看法。

神学思想建设的开展，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前次在南京召开的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研讨班上，经过学习讨论，在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迫切需要，但有人有顾虑，怕回去后领导上不支持。我们在座的都是全国两会和神学院的负责同工，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能够达到一致的认识，回去应首先在当地负责同工中就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进行研讨，然后因地制宜支持鼓励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工作。

对三自运动和神学思想建设，只有在座全国两会和神学院领导同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才能一步步地开展起来。这是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希望。

（作者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原载基督教全国两会《会讯》，2002年1月出版，第1期，第4-9页。）